引言：私人—公共循环？

我于1978年6月在巴黎开始写作本书。当时，在那里为纪念1968年西欧、北美和南美以及日本发生的大量市民参与的示威游行、学生起义、罢工和其他公共行动十周年的论文、甚至著作大量涌现。许多评论家注意到这种现象看上去好像非常遥远。实际上，在如此短时间内发生的情绪变化非常巨大。“1968年精神”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公共问题——战争与和平、更大的平等、决策参与——的突然且不可抗拒的关注。在这些“令人困惑”的事情发生的所有国家中，这种关注是在个人经济状况好转一长段时期并且明显地充分惠及大部分人群之后提高的。尽管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没有得到多少理解，但现在被归类为非正常的狂想性插曲；在70年代，人们重新开始广泛关注他们的私人利益；在几乎每个地方，这些此前容易进行的运动发生的时间越早，为不确定性和危机留下的空间就越大。这样，在从50年代到60年代转变，再到70年代转变，以及更早时期发生的其他这类转变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社会是否以某种方式被预先安排在下面两个时期之间摆动，即密切关注公共问题的时期与几乎完全集中关注个人提高和私人福利目标的时期。在提出那个问题时，我当然已经拥有了许多观点以表明一种确定的答案。但是，在将它们表述出来之前，我希望强调整个研究计划的尝试性和投机性特征。特别地，我不能够证明像经济学家在传统上已经提出的周期之类的东西存在，也就是说，周期是完全规则时期的摇摆运动，比如基钦周期、朱格拉周期或康德拉基耶夫周期。我的研究计划至多与康德拉基耶夫周期有些共同点，因为其持续时间是如此之长（50—60年），以至于对到目前为止尚有限的资本主义历史经验，我们还不能够确定它是否真正存在。

任何集体行动循环理论的构建都必须面对一个困难的任务。为了具有说服力，这样的理论必须是内生的:必须表明一种状态必然源于前一种状态（用马克思的语言来说，就是源于其矛盾），就像任何有用的经济周期理论必须能够表明经济衰退或繁荣必定源于之前的高涨或崩溃，反之亦然。如果能够表明像战争或重大发明之类的外部事件在形成这种周期性转折点上起决定性作用的话，那么循环就是外生决定的，除非能够表明这些事件在现实中不是外在的，而是可以理解为是繁荣或衰退的结果。

在沿着公共—私人层面集体行动变化的情况中，通常将大部分原因归结为外部事件。当大量的市民被唤醒参与集体行动时，直接原因通常可以在外敌入侵、严重压迫或者就像托克维尔指出的改革开始时找到。同样，当市民完全将注意力放在私人事务上时，这种行为通常能够追溯到那段时期发生的对经济改进的例外机会，或者采用比较的方式，可以追溯到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这迫使他们集中精力寻找工作、保持就业并实现自己的目标。另一个重要的外生因素是外部压力和约束的程度与变化:当一个人通过参与活动只浪费些时间要比因此冒被杀头的风险，更容易参与公共抗争。

很明显，这些引领人们参与这种或那种行动的外部影响和力量必定是集体行动改变的全部历史的原因中的一部分。事实上，在这些原因中它们已经在传统上被赋予了第一位的、甚至是排他性的位置。这个特殊的经验就是采取相反方向的一个非常好的原因:即为了引起对被忽视的推动因素的注意，而这些因素可能深藏在被记录下来的行为变化背后面。当众多个人在一段时间要么处于私人氛围，要么处于公共氛围，并且对随后的经验进行评价的时候，这些因素就会导致他们的个人偏好发生转变。

有时候，对内生因素的正确评价会相当大地丰富从私人氛围到公共氛围转变的传统解释。一个例子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现代战争是如此强烈的事件，以至于它们会引起对实际上必需的公共事务的更大关注，但是它们的爆发通常用外交冲突、经济竞争或者意识形态冲突等来解释，而不是用部分市民更渴望参与公共事务来解释。然而，后一种解释远不如第一种听起来更牵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经历了长期和平和日益增加的繁荣，于是在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重要部门中，产生了反对资产阶级秩序、僵化、贪婪、卑鄙的强烈感情。^[1]对这些集团来说，战争的爆发就成为对疲倦和空虚的释放，成为渴望超越社会阶级的许诺，成为对英雄行为和牺牲的迟到回归。当时，像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这样的作家甚至试图采用那类术语来解释欧洲为什么在1914年发生了战争。^[2]无疑，这是过分的；但是在战争之前积累起来的对长期和平“物质主义”时代的不满确实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其最初让人吃惊的普遍性，而这种普遍性又解释了战争采取的形式，还包括战争的长度和强度。在保罗·富塞尔（Paul Fussell）颇有影响力的研究《大战与现代记忆》中，他通过图片的形式展示了“‘上升的’，但主要是封建的语言”，由于战争的原因，这种语言立即得到了广泛运用。^[3]这种语言反映了一种反对资产阶级的、支持英雄的意识形态立场，这种立场可能要为从两个方面认识到堑壕战之非英雄现实的将军们长期的、悲剧地灾难性拒绝承担部分责任。

看上去，对沿着私人—公共轴线发展的集体行为转变之内生因素的强调可以引出关于重要转折点的新洞见。一般来说，本书的目标在于纠正原来归因的外生偏向，并且还在于作为新的不同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对人们关于他们自己经验和选择的重要评价赋予提高的作用。按照这种方式，人类的感知、自我感知和对事物的解释应该与他们阐明事件时协调一致。

最后，关于本书中使用的私人—公共二分法的含义，必须给出一点引言性说明。两个术语中的任何一个都包含有些许困难:公共行动，按照公共利益采取的行动，为公共幸福进行的努力——所有这些都是指政治现实中的行动，指市民对公民或社团事务的参与。公共的反义词更成问题。这种古老的对比，从亚里士多德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都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就在现实生活（可以精确地理解为对公共、公众事务的积极参与）和精神生活（它是指从现实生活退出，为了精神和哲学沉思的目的而避免参与琐碎的争斗和躁动）之间。^[4]尽管有些精神生活可以或有时候被标上了“私人的”标签，然而应当清楚的是:它并非作为本书主题的私人生活的类型。而且，按照非常现代的脉络，我在本书中区分了现实生活的两种类型:一类是传统的现实生活，它在整体上关注公共事务；另一类是为了追求个人及家庭更好的生活，“更好的”主要理解为不断提高的物质福利。当然，这是今天关于追求公共利益和关注私人利益之间比较的普遍含义。

关于为公共利益而行动的普遍被接受的反义词的这种变化给我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时间维度。在更早时期，“上流人”被认为主要是面临着公共生活或为了沉思目的而从中退出之间的选择。他们很少将注意力放在这些方面——奴隶、农奴或不幸之人，他们将大部分时间花费在维持自己的生活上。很奇怪，相当近期的一个发现是:存在一类非常积极的生活——这些生活甚至是相当一部分上层人士自己从事的，他们一点也不关心公共产品，但直接致力于个人财富的生产和积累。它是随着17、18世纪商业和工业的兴起而慢慢形成的，并且仅仅到了19世纪早期，它才明确地融入本杰明·康斯坦特（Benjamin Constant）的政治思想中（见第六章）。同期，最直接相关的是这样一种思想的出现:追求个人物质利益是人类行为的完全合法形式。从社会的观点来看，这种行为事实上可能偏向于对公共事务密切参与的一种生活。由于人们更危险的感情，比如野心、妒忌以及对荣誉和权力不计后果的追求，这种生活现在被看作是特权领域。

因此，作为本书的主题，私人—公共二分法跟我最近的一本思想史著作《欲望与利益》（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有很多共同点。但是，在这本书中我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分析的。在我有时涉足政治和思想史的时候，我的主要目的不是历史学的，而是尽力于参与和失望的现象学，其意思是对从私人关注到公共行动以及相反方向的摇摆。就这样一项事业的属性而言，本研究不局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而在于致力描述长期发生过程的一般特征。然而，正如本书所理解的，我对私人—公共二分法出现的观察提供了一个历史时间框架:只有当对私人利益的追求被广泛而明确地视为对公共事务参与的严肃竞争，本书所描述的私人—公共循环才可以宣称其存在。

注释

［1］Eric J.Leed，“Class and Disillusionment in World War I”，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50（December 1978），pp.680—699.

［2］Leed，p.685.

［3］New York an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p.21—2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像英国转向了封建语言，并作为侠义战斗的机会参与了战争，德国公开指责它除了作为卑鄙的商人外什么也不是，并将英雄主义宣称为它们的排他性遗产。这是温奈·斯莫巴特著名的小册子Händler and Helden（Leipzig: Duncker & Humblot，1915）中的表述。在这本小册子中，德国当然被描述为“Helden”（英雄），英国被描述为卑微的“Händler”（交易者、商人、店主）。

［4］汉娜·阿伦特的著作《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就是从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广泛讨论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