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不太确信这部著作是否有资格成为社会科学的著作。它是如此直接地关注变迁与剧变，关注个人与社会，以至于我有时候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我在写一部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的概念性框架（就像通常在小说中看到的，许多自传性的文字混杂各处）。

派别的这种模糊不清没有妨碍我，但它确实需要付出代价。我已经尽力进行不同的转向和转型，这些都尽可能被体现在本书中。但是坦率地说，它们缺乏肯定，并且不能够实现一般性，而这一点是社会科学在提出假说时所要求的。就像许多这类要求被证明是多余的一样，我很可能也无需担心。

在任何情况下，这种冒险都并非完全依赖于我整个研究计划的成功。我将要进行的整个研究进程允许对由其产生的各方面进行精细探索，这包括许多其他的观察、对传统消费理论的批评、对集体行动的更好理解以及对普选权的新解释。在我获得这些副产品的同时，我的信心因整个冒险得以调整而提高了，而这仅仅是因为其明显的启发价值。

1978年，普林斯顿大学的艾略特·贾维（Eliot Janeway）历史经济学讲座为我提供了写作本书的最初激励。这些讲座——1979年9月我以“个人和公共幸福:追求和失望”为题进行了讲座——的一个目的是为了纪念约瑟夫·熊彼特的智力遗产。我相信，我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中表现出来的不足的研究遵循了熊彼特传统。

最早的时候，本书的部分草稿在斯坦福和耶鲁高级研究中心以及在佛罗伦萨的欧洲大学研究中心的研讨会上进行了集中讨论。通过这些以及此后的一系列机会，我跟很多同事讨论了我的观点，有的是口头上的，有的是通过书面通信；我不可能将他们的名字全部列出，而仅仅列出其中少数人的名字又不公平。其中一些评论者会发现他们的名字在脚注中有所引用。我从来没有收到过如此多又如此好并且恰好可以融入著作中的建议，以至于我有时候会感到自己从一个作者变成了一个编者。很可能这些好建议的价值源于本书的特点，源于它越来越接近于成为一本“概念性小说”。每个读过本书早期片段的人都希望英雄的做事风格会变得稍微不同或者能对她或他的行为有不同的解释。我非常感谢所有这些非常优秀的人士丰富了我的研究计划。

艾伯特·O.赫希曼
1981年4月于普林斯顿，新泽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