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787年美国宪法无疑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伟大成就之一。基于相信人类能够敏锐地洞察他们所处的环境、理解社会和自然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并合理制定社会治理计划以实现对个人价值最大程度的保护这一点，宪法搭建了一个政府结构，在该结构下，政府能够对公民作出回应并对其负责，同时权力受到限制，保证了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之间的微妙平衡，从而使各部门间的权力能够受到其他两个部门的制约。宪法中有些特征鲜少为人推崇但却极其重要，其中，对于宪法无法按照制宪者的意图运作或在其面临制宪者们不曾预料到的情况时，宪法明确规定了政府修复条款。首要的修复机制是定义明确的宪法修正程序。第二种机制是对严重超越权力范围的政府公职人员提起正式指控并在之后免除其职位，该机制逐渐被称为“弹劾权”。
在启蒙运动后不久、乐观理性主义仍占主导地位时，我开启了作为美国历史学家的职业生涯，一开始，我将注意力都集中在宪法的首要修复工具上。我先是研究了通过法定修正程序进行社会改革的一项重大规定——全国禁酒令——纳入宪法并在之后从宪法中移除的情况。[1]随后，我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更广阔的修宪历史，我认为，比起聚焦特定的修正案历史，即便这段历史产生了《权利法案》、内战后修正案或进步时代的修正案，诸如引领妇女参政或禁酒令的修正案，但纵观修正案的全貌更为重要。我在自己的著作中得出的结论是，在20世纪晚期存在巨大分歧和争议的政治环境下，想凭借修正案这一方式实现宪法修复已经变得相当困难。[2]不过，制宪者们提供的保护宪法的另一个机制——弹劾权——从一开始长期搁置不用，到后来，对于那些声称捍卫美国宪法自治体系完整性的人而言，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武器。
本书考察了自1960年以后，使用尤为频繁的第二种宪法修复机制——我将这一时期称为弹劾时代。本书试图回答弹劾为何自1960年以后，较之1789—1960年间使用更为频繁这一问题。最终，这一工作又回归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上：我们18世纪的宪法自创立距今已两百多年，其能否继续为我们服务？我正是带着这一问题开始了对美国宪法历史的研究。对那些坚持要得到一个答案的读者，对一个勤勤恳恳但还不能可靠预测未来的历史学家而言，我能自信地给出的唯一结论是：“也许”以及“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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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过去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是有难度的，但或许与其他时代相比，刚过去的这个时代向我们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我个人基于不完整的证据和有限的视野所留下的记忆必然是不够全面的。而愿意尝试消化既有的数量庞大的信息、从中提炼出精华并理解其意义的历史学家寥寥无几，更多的历史学家选择花费数年去探究过去半个世纪或更为久远的历史。即便有几代深思熟虑的学者花费时间和精力提供的见解和提炼的知识，但要搞清楚新政、内战或美国革命的持续特征仍十分困难。而一个时代最新的转变和循环反复的模式由于时间太过接近而难以察觉，研究这样一个时代尤其会令人望而却步。然而，对过去的研究若能够成为我们理解自身所处的环境、需求、机遇和可能前景的有效方式，那么我们就需要格外关注将当下与更久远的过去相连的近期发展。确认历史发展深层模式的首次尝试可能与理想状态相距甚远，但其确实有助于我们开始思考自身所处时期的意义。
1999年，当我在思考“1960年以来美国宪法历史”这门课新的授课方式时，我开始将弹劾看作是近期历史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现象。弹劾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混乱场面刚刚结束，在这个过程中我有了不同的发现。首先，弹劾程序已经吸引了美国人的视线，即便多数人对其仍缺乏全面的理解。其次，许多人已经鲜少记得“水门事件”和之后较晚时候发生的相关事件，更少有人记得这之前的事。对于越来越多的人而言，这些事件早在他们出生前就发生了，或是至少发生在他们有意识前。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无论是记者、学者、政治家抑或普罗大众都没有将克林顿弹劾案与早期的弹劾案正确地联系起来。著名的“水门事件”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在其于1999年出版的著作《阴影：五位总统和水门事件留下的遗产》（Shadow: Five Presidents and the Legacy of Watergate）中进行了独一无二的尝试。该书证明了伍德沃德的一贯做法，即仅仅展示自己对行政部门行为进行的调查所揭露的事实。正如他对我所说，他将自己视作一位事实探寻者，至于提供背景和解释这些事件的更为重大的任务，他留给了历史学家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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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想到克林顿弹劾案，我的思绪就飘回了高中时代，那时在我的故乡郊外，已经树立起了带有“弹劾厄尔·沃伦！”字样的牌子。我回顾了关于“水门事件”的记忆，包括我自己在某个早晨出席参议院听证的经历。在那之后，我时常后悔自己未能回去参加下午的会议，也错过了会上揭露白宫录音系统那惊人的时刻，尽管这曾成为我解释历史学家预测未来的能力有限的一种有效方式。我记得，在1986—1987年间出现伊朗门事件时，人们建议再启动一次弹劾，但最终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现。最后，我思考最近几个月又出现的一次弹劾和一次审判，许多美国人都认为其显然不应继续推进。然而，当时的我没有想到这些事件是如何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在一开始，我没有对在同一时期出现的一系列紧密相关的事件给予足够关注。
自1999年开始考虑这些问题以来，我就对弹劾进行了一些细致的研究。我不再将1960年之后的弹劾事件视为独立的个体，而是将其作为在诸多方面相互关联的事件，每个事件都建立在国会、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媒体和公众在过去处理弹劾时积累的经验之上。不仅如此，我也开始相信对于弹劾的呼声已经成为了“矿井中的一只金丝雀”，成为了日益动荡的政治文化的一个早期信号。引发此种呼声的行动，以及更为频繁的、将弹劾视为应对官员失误的线索的首要方式的趋势，已经共同成为了美国政治气候的晴雨表。
本书旨在探讨自1960年以来，弹劾的政治文化和宪法文化，作为理解我们所处时代广泛格局的一种方式。书中讲述的详细故事有其自身的信息量及趣味性，但展示这些故事的目的在于阐明各个弹劾事件之间不断演变的关系模式和关系网。我相信，之后会有人通过解释其中一些案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另一些却没有，这说明弹劾这一宪法修复机制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的特征与限制。审视这一段历史所得出的结论究竟是宪法弹劾机制运行良好，还是弹劾机制本身需要经由修正案或通过美国政治文化进行不那么正式且剧烈的变更进行修复，答案交给读者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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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David E. Kyvig, Repealing National Prohibitio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Kyvig, ed., Law, Alcohol, and Order: Perspectives on National Prohibition（Westport, Conn.: Greenwood, 1985）.
[2] David E. Kyvig, Explicit and Authentic Acts: Amending the U.S. Constitution, 1776—1995（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6）； Kyvig, ed.,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0）.
[3] Bob Woodward, interview with author, May 19,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