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巢思维:群体意识如何影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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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动物遇见社交媒体

一个咖啡厅里播放了一首乐曲,让你想起了昔日的恋人,你给他发了表达思念的短信,并附上了一张完美的卡布奇诺咖啡的照片。一场灾难袭击了你居住的城市,你在脸书上确认自己是安全的,然后上传一段灾后的视频。你正在举办一场外太空主题的派对,并通过社交媒体与新西兰的一位艺术家取得了联系。这位艺术家创作了能够在黑暗中发光的挂毯,从而呈现群星点缀夜空的情景,你把挂毯挂在房间周围,营造出沉浸在星光下的夜晚的气氛。

随着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的出现,我们有了全新的沟通媒介,可以联系彼此,可以同步做一些事情,可以相互影响。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通过物理运动当面沟通协调来实现一致,而我们的思想和情绪则可以借助社交媒体,无须面对面就能实现同步。在任何时候,你不仅可以了解到社交伙伴的想法(通过他们的文字、状态更新和推特),还可以看到他们所处的环境(通过他们分享的视频和图片)。如今,多个社交媒体平台都在鼓励人们讲述自己一天中的一小段经历,并以第一人称拍摄视频。这些故事将带你融入朋友的生活体验。

随着社交媒体的引入,分享体验的媒介不仅在数量上发生了变化,其覆盖面也发生了变化。影响我们和被我们影响的不再是我们身边的人,而是全世界的人类。这种思想和情绪在网络上的大规模传播借助了具有高度传染性的语言,视频、文章和想法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产生深远的影响。

“觅母”(meme)现象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在古希腊语中,meme是mimeme的缩写,意思是“可以通过模仿得到传播的文化因子”。这个术语最初源自英国著名的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用来解释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文化因子在空间和世代之间被复制,并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如同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得到传播一样。Richard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 (30th Anniversary Edition-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the Autho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他认为,如同基因一样,文化因子的传播也会被自然选择,所以,有些文化因子会迅速蔓延并产生持久的影响,有些则迅速消散。互联网时代很快就接纳了“觅母”这一理念,即借助修图软件处理过的视觉图像来表示特定群体之内共同的观察世界方式,这类图像传递的文化因子引起了情感共鸣。

人们把自己的社交活动放到网上,这意味着我们拥有了一种新的方式来衡量不同人的思想、情绪和想法相互影响的程度,因为我们在网上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可以追踪的。比如,脸书和一些合作者证明,当一个城市下雨时,糟糕的情绪不仅会在该城市蔓延,还会通过该城市居民的社交网络传播。L. Coviello, Y. Sohn, A. D. I. Kramer, et al., “Detecting Emotional Contagion in Massive Social Networks,” PLOS ONE 9, no. 3: e90315- e90316, doi: 10.1371/journal.pone.0090315.

脸书承认有意调整了推送给用户的帖子的内容,以测试其是否根据好友每天更新的内容而觉得更好或更糟。Adam D. I. Kramer, Jamie E. Guillory, and Jeffrey T. Hancock, “Experi- mental Evidence of Massive-Scale Emotional Contagion Through Social Network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1, no. 24 (2014): 8788-8790结果发现,如果控制人们接触到的信息源,让他们少看点消极帖子或积极帖子,那么他们自己在帖子里使用的消极词汇或积极词汇就会少一点。如果看到某个朋友的社交网络变得不那么积极了,那么你分享的积极帖子就会减少,反之亦然。从统计学角度来看,这两组人使用的积极词汇和消极词汇的数量的确发生了变化,但实际上这种变化比例只有1‰。虽然这种影响微乎其微,不易觉察,它仍然清楚地表明我们甚至不需要与他人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社交互动,他人的情绪和思想依然会影响我们,社交对象的情绪完全可以通过数字网络传染我们。

匹兹堡大学的研究人员追踪了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发生后人们在社交网络上的恐惧、同情和休戚与共等情绪的传播情况。Y-R Lin and D. Margolin, “The Ripple of Fear, Sympathy and Soli- darity During the Boston Bombings,” EPJ Data Science 3, no. 1 (2014): 1-28, doi:10.1140/epjds/sl3688-014-0031-z.他们分析了人们在推特上发布关于爆炸案的信息标签(比如,为波士顿祈祷、波士顿坚强起来,以及相关的地理信息),以观察恐怖袭击和随后的封锁发生之后,情绪和信息在网络和社会上的传播。

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情绪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传染,运用推特上的话题标签功能,可以追踪情绪从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的情况。然而,有趣的是,对于人们的情绪究竟是恐惧还是团结,最具预测意义的是在波士顿的人的直接体验。也就是说,在波士顿地区拥有一定数量的粉丝或朋友,并不比最近造访这座城市或在那里居住一段时间更能预测人们究竟是恐惧还是团结。

另一个研究发现,在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发生后,尽管印第安纳波利斯在地理上更接近波士顿,但来自芝加哥的人比来自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人表达了更多的恐惧,也许这是因为芝加哥是一个机场枢纽,与波士顿的机场业务往来比较频繁。这些发现表明,有形社交的程度(即在不同社区之间来回移动的人的数量)可能反映了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关系,这比借助虚拟沟通去分享信息或其他内容更易于催生共享社区或共同认知。重要的是你对一个地区的认同有多深刻,它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深入你的皮肤,成为你身份的一部分。

情绪可以通过面对面和在线的方式传播。事实上,与社会上的其他人分享情感会加强你和他人的情感交流。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音乐家、演员、创新者大卫·鲍伊刚刚死于肝癌,享年69岁。2016年充斥着令人震惊的名人去世的消息,鲍伊的去世堪称音乐界的一个重大损失。他的去世让很多人公开表达悲伤:街头流浪汉纷纷表达自己从他的音乐中得到了安慰;有些著名音乐家纷纷表示自己从鲍伊那里得到了什么样的灵感,并分享自己与鲍伊的交往故事,充满了令人唏嘘的宿命论色彩;甚至连同性恋者也纷纷表示,鲍伊在性别表达方面的非传统理念折射了同性恋群体在同社会限制抗争过程中的经历与艰辛,令同性恋者感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

在这种戏剧性的情感流露中,有些反映出了真实的鲍伊,他当之无愧。但我相信,其中部分情感可以用情绪传染效应来解释,在社交媒体这个庞大而混乱的世界中,这种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当你打开脸书、推特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时,你很难不看到人们在分享图片、故事、名言和视频;很难不听到洛德、玛丽莲·曼森和保罗·麦卡特尼分享自己同这位温文尔雅的、堂吉诃德式的艺术家交往的感人故事。每个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些图像和故事上,构建某种形式的群体情绪。

关于情绪会在群体中得到强化的理论并不新鲜。1897年,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声称,置身于一个群体之中,会导致“情绪夸大”。拥挤的体育场馆里的球迷、校园里的恶霸、抗议活动引发的骚乱,这些都是群体成员之间的情绪相互助推,从而产生了放大效应。

对人们单独或集体观看具有情绪刺激的材料的研究证实,集体观看会导致情绪强化。G. Shteynberg, J. B. Hirsh, E. P. Apfelbaum, J. T. Larsen, A. D. Galin- sky, N.J. Roese, “Feeling More Together: Group Attention Intensifies Emotion,” Emotion 14, no. 6 (2014): 1102-1114, doi:10.1037/a0037697.在社会环境中,与社交圈的成员共同关注某一个事物,似乎会导致情绪更加强烈。如果你身边的朋友更加密切关注某一个情绪刺激因素,那么你也会这么做,而如果你更深入地关注情绪刺激因素的细节,并详细思考这个因素的作用,就会加强你的情绪反应。把这些行为放到网上意味着这些情绪放大效应可能会发生得更快,传播得更广。

一个名为“导火索”的数码艺术团体开发了一个名为“杏仁核”的艺术/数据类项目,非常好地印证了这一观察。John Brownlee, “This Massive Twitter Brain Visualized the News of David Bowie’s Death in Real Time,” Fast Company, February 2016.该组织的命名灵感来源于大脑内部一个杏仁核形状的组织。杏仁核对外部世界的方方面面具有高度适应和感知能力。该组织所做的事情就是分析推特上的帖子和标签,识别它们承载的情感内容,然后用41根不同颜色的柱子表现分析结果。当鲍伊去世时,互联网上开始涌动一股哀悼浪潮,该组织的分析结果也沉浸在了一片悲伤之中,人们可以在网上看到它。该组织用视觉化技术展现群体情绪的循环,令人惊叹不已。

人类是具有同步性的动物,我们思考的内容很容易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无论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还是通过网络渠道的传播,恐惧、爱和恨都是会传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