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运环境王永：
让天下没有难分的垃圾

王永

联运环境董事长

把环境事业做好，特别是把垃圾分类做好，才是我们最值得骄傲的事。

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理事会执行副会长，长期从事城乡垃圾分类、再生资源回收及智慧环卫等环境产业项目，致力于为环境项目综合运营提供新型整体解决方案。王永在城乡垃圾分类、再生资源回收及智慧环卫等多个专业领域积累了深厚的技术理论和广泛的实践经验。其主导的余杭区智慧垃圾分类一体化项目被住建部认定为唯一的国家级垃圾分类示范项目；带头研究搭建了浙江省首个省级垃圾分类监管平台；参与主编了我国智慧环卫与垃圾分类的多项相关技术标准。在王永的带领下，浙江联运环境通过垃圾分类整体解决方案、智慧化平台建设应用、信息化建设管理、第三方考评监管等多端发力，在市场上的影响力稳居国内环境产业第一集团阵营。

上海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你是什么垃圾”的灵魂拷问，引发了全国人民对垃圾分类的热切关注，或喜闻乐见，或虎视眈眈，当然，还有一小撮淡定自若的人群。

在杭州余杭的金帝海珀华庭，过去两年，小区969户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知晓率从10%提高到100%，正确率达到98%，日均可回收物收集量增长了近40倍。海珀华庭四公里外，联运环境系统控制中心的后台，居民投递哪类垃圾、垃圾的重量、精确到秒的投递时间、投递监控，都有迹可循。

和在金帝海珀华庭一样，联运环境在全国运营着600多个项目，每天的垃圾分类数据都被精确采集。从供居民领取垃圾袋、投递分类垃圾的硬件到云管理平台，都是自主研发。

全国从事垃圾分类的企业超过6000家，相当一部分公司都有“智能硬件+平台”。业内认为，垃圾分类作为垃圾处理的前端，是整个产业链的入口，其竞争就如互联网产业一样——谁掌握了入口，谁就可以拥有后期的资源优势。目前，联运环境覆盖全国4000多个小区、800万用户，屡屡问鼎环境治理领域的“中标王”。

8年前，王永还在经营一家专业生产环卫特种车辆的企业，年产值过亿，有着先天敏锐嗅觉的他意识到传统装备制造企业如果继续闭门造车，是无法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的。联运环境由此诞生，王永做起了和垃圾打交道的生意。

“最苦的时候，公司连续多年零产出，但研发还是源源不断加大投入。”从十余人的研发团队起步，王永带着团队打造了一条自主研发、设备生产和服务运营的软硬件服务闭环，联运环境成为全国唯一一家能够实现闭环的企业。

互联网时代，日活800万用户，联运环境堪称“流量大户”，当问及接下来是否会对数据做更多挖掘、提供增值服务时，王永再三强调：“眼下最重要的还是把前端垃圾分类做好，让垃圾分类更简单易行。”这位“60后”连续创业者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明显区别于一些年轻创业者的笃定、稳健，还有耐心。

谈垃圾分类｜和技术一样重要的是对居民的引导

章丰：我注意到联运围绕生活垃圾做了不同的投递箱，这些产品的设计有什么门道？

王永：联运环境目前通过智能垃圾分类设备、垃圾分类大数据与人工相结合、垃圾转运及后端处理等覆盖垃圾分类前中后端作业，形成了垃圾分类全产业链运营机制，实现了垃圾分类软硬件服务闭环。

硬件方面，我们有智能垃圾袋发放机、智能垃圾分类箱、智能分类可回收箱、智能物联网台秤、积分兑换一体机等产品，几乎覆盖了垃圾分类前端产品线。联运在2012年进军垃圾分类这个行业的时候，就开始生产智能垃圾分类设备，其间不断进行升级迭代。比如智能分类可回收箱（四分类箱），现在已经是第四代了，集合了人机互动、自动称重、满溢报警等功能，还具备防夹手、密闭防臭这些人性化的功能。我们设备所在的小区会给每户发放一张带二维码的智能垃圾分类卡，实行实名积分制，不但可以激励居民参与垃圾分类投放，还可以对投放错误的居民进行追溯。

章丰：垃圾箱做得再智能，但垃圾是人投的，还是会存在不可控因素？

王永：设备再智能也不会主动“吃”垃圾，所以和技术一样重要的是对居民的引导。通过设备引导是一方面，可以降低垃圾分类的教育成本；另一方面需要人去引导，把硬件、软件和运营服务结合起来。一个社区的服务启动后，前期我们会投入比较多的人力上门宣传引导，三个月左右居民习惯初步形成以后会适当减员。

章丰：联运的项目分布在全国各地，这在前端的管理上增加了难度，有什么办法应对吗？

王永：我们对前端运营团队有一整套培训机制，从招聘到入职，有完整的培训体系和运营规范，合格以后才能上岗。每位一线的运营人员都要求安装使用我们开发的运营App，从垃圾分类宣传、指导到巡检、监督过程中的数据和用户反馈，都可以及时上传，后台一目了然，运维团队及时响应。目前我们在全国入驻4000多个小区，每个小区的人力配置是0.5个人。未来前端做分类的人员会越来越少，更多地做一些以收运为主的工作。

多年下来，在运营上我们总结出一套联运“四化”全服务模式——前端分类多样化，过程管理数据化，因地制宜减量化，处置利用资源化。基于联运环境强大的项目用户数据，形成对居民垃圾的投放行为、投放量、频率及去向等的数据化过程管控。

谈核心技术｜体系化技术打造全产业链能力

章丰：联运采用的数字化技术是以自主研发还是以采购专业供应商服务为主？

王永：我们的数字化技术以自主研发为主，也有部分是和高校、企业合作，他们的技术能力确实很强，但落实到环卫行业的应用场景，适配性还不够。比如环卫工人用到的手环，对续航能力、数据发送频率要求很高，为了方便环卫工人使用，操作必须很简单，同时要适应高温、潮湿等恶劣环境。这和市场上通用的手环有不同的场景需求，所以我们要针对性地自主研发。

这几年，我们持续投入信息化技术研发成本，建设的信息化平台对居民垃圾分类溯源和分类设备设施的设计生产提供了支持，可以实现对垃圾流向的管控和数据的自动上传。我们的研发团队从最早的十几个人，到目前有200多人。其中，有近半是博士、硕士学历，有5名国家级专家，2名德国专家、2名美国专家，在互联网架构、图像识别、硬件处理系统方面实力很强。

章丰：联运的核心技术是什么？

王永：我们作为固废垃圾领域的科技型企业，依托物联网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把通信、互联、物联三张网络融合。一开始，我以为组建20～30人的IT团队就可以了，但我们在实践中发现研发是成系统的，硬件、软件、测试，分成很多具体工种，技术上要用到地理信息、视频监控、大数据、云平台等。任何一方面的技术开发没跟上，就会导致整个系统研发的滞后，智能化就很难做好。这恰恰也是联运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因为这套技术门槛高、研发周期长。只有成体系，才能整合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全产业链能力，打造我们的王牌。

章丰：整套系统技术中，我们注意到大数据的应用，从前端投放到后端处理是贯穿始终的。

王永：是的。在我们的系统控制大厅内能看到联运环境垃圾分类云管理平台，显示全国600多个垃圾分类项目的实时数据。我们通过云计算、数据管理配合线下现场巡检，运用40多款传感及物联网设备，把分类的全过程记录下来，运用后端大数据进行综合分析，结合阿里城市大脑技术，对分类投递、收运调度、车辆管理、人员管理、预约回收和积分兑换等做出实时判断监控，保障垃圾分类前后端有序运行。我们建设的互联网信息平台对垃圾分类进行实时分析处理，有助于垃圾分类全程管控，推进垃圾分类产业数字化、精细化管理。

这也得益于物联网的发展，过去依托于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企业资源计划），很多数据需要靠人工输入。物联网可以直接完成每个业务流程的数据采集。我们有一支十几人的团队专门做数据挖掘、数据分析，最后总结出指导业务的方法论，便于流程优化。

章丰：有人说，垃圾是很容易出卖一个人的隐私的。你每天倒垃圾的时间、垃圾的数量和种类，都能够反映出你个人的生活习惯，甚至通勤规律等。联运有考虑做这个方向的数据挖掘吗？

王永：我们会对用户行为画像，但目前更多地还是应用在指导垃圾分类上：怎样让居民更好地分类？怎么运用互联网技术调动积极性？针对已有的数据积累，如何挖掘相关服务，这方面我们可以与专业团队合作，引入服务。2019年3月，联运环境和支付宝合作在杭州“城市服务”端口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服务，以后还会上线垃圾分类积分提高芝麻信用、抵扣水电费、兑换蚂蚁森林能量等服务。到时候，杭州市民能享受的就不仅仅是“支付宝一键扔垃圾”了。

谈行业标准｜垃圾分类的叫法尚未统一

章丰：联运环境参与了16个团体标准的制定，如何看待标准化工作的价值？垃圾处理行业里，中国的标准化跟发达国家相比处于什么水准？

王永：2018年，联运环境主编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操作规程》《垃圾分类智慧系统技术规定》，其中《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操作规程》是我国第一个垃圾分类团体标准。对于参与行业内的规则制定，我们十分重视，从技术能力、整体的标准规范到后期标准落地，一套标准化流程制定下来，对我们的业务规范流程也是一种总结和梳理。

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标准化工作差距还比较大，特别是在固废垃圾领域，对垃圾分类的叫法都还没有统一。像上海分为干垃圾和湿垃圾，浙江和北京对应的叫法是可回收物和厨余垃圾，因此住建部也召集了相关企业，对标准规范的问题进行研究。

谈盈利模式｜两网融合，收运处置一体化运营

章丰：一个智能垃圾箱有传感器、称重模块、摄像头，后端还需要大规模的云平台做支撑，成本会不会很难平衡？

王永：前期投入比较大，规模化以后成本相对会降低。特别是云平台，服务一千个客户、一万个客户、一千万个客户，成本并非线性上升。人力成本越来越高，而随着5G、物联网等技术的快速普及，机械化和智能化的成本只会越来越低。像我们的四分类式智能分类可回收箱，在小区里用上十年问题都不大，只需要对软件做升级。

章丰：像原来的小区里，夫妻俩骑三轮车上门收废品这种传统模式，今后会被智能化的垃圾回收服务彻底取代吗？

王永：这种传统模式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小、轻、快”，效率高。若企业依靠传统模式做业务，管理成本就是他们的3～4倍。而依靠智能设备和标准化运营流程来解决这些问题的话，达到一定规模，成本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章丰：现在行业里也有一些专门做小区的垃圾投放智能终端的，而且获得了一轮又一轮的融资，不过市场上也有争议，觉得靠“烧钱”的方式，很难维持智能终端的规模化发展。是不是只有收运处置一体化运营，才能达到比较好的利润水平？

王永：单纯做前端，势必造成运营成本高的问题，同时成本会随着分类标准的提高而提高。我们身处环卫行业，更多地考虑到环境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主张收运处置一体化运营，把分拣后的垃圾作为再生原料投入后端处理，变废为宝。因为填埋和焚烧占用土地、耗资大，且容易产生二次污染。行业里有“两网融合”的说法，“两网”指垃圾分类系统和再生资源系统，两张网络要有机结合。联运环境始终认为，开展垃圾分类就要全类别、全方位地开展，如果仅仅做可回收物回收运营，忽视对厨余垃圾、有毒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的处理，是走了一条偷懒的“捷径”，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垃圾分类。

畅想商业模式｜正在研究差异性收费

章丰：联运在产业链布局上，如何规划？

王永：垃圾事业的主要矛盾和焦点还是在前端投放环节，我们更多地想通过技术手段降低它的难度。因为在国内，以前对前端投放的重视程度不足，全国十几亿人口，普及的难度也比较大。对于我们来说，现阶段还是以处理固废垃圾为核心，先把基本功做好，通过技术手段降低前端投放的难度，再拓展其他商业可能。

章丰：你的商业模式基本上是2G（政府端）或2B的，未来有没有可能像德国、日本这些垃圾分类做得比较成熟的国家，实现服务商向用户收费的模式？

王永：短期之内，中国要实现向C端用户收费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政府承担了很多民生责任，暂时不会把这一块负担转嫁给居民。但是我们也在探索差异性收费：分类好的，收费低一点；分类做得差的，费用相应就高。每个小区的垃圾分类服务收费跟垃圾产出量、分类质量挂起钩来，实现公共服务的差异性收费，这方面我们正在与高校研究，希望借此更好地反向推动分类工作的进步。

谈转型之路｜装备制造业向服务商转型有共性规律

章丰：你是“创业老兵”了，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你是做设备制造的？

王永：我是2001年开始创业的，以做工程设备为主，像挖掘机、压路机这些大型设备。从2006年开始，我们跟国内的研究所合作，开始做环卫设备，生产一些重点的关联性零部件；两年后，我们又生产环卫特种车辆，用于道路清扫、垃圾运输。2012 年，我注意到垃圾行业不规范的现状，认为这项民生工程价值比较大，于是抓准机遇，进入垃圾分类领域。

章丰：联运现在的定位是智慧环境产业综合服务商，服务和制造哪块业务的比重更大一些？

王永：从产值来看，服务业务比重更大，但制造尤其是研发的含金量更高，这也是为智慧服务打好基础。这几年互联网、信息化技术不断发展，我们对照“工业4.0”，首创了“环境工程4.0”的概念，并打造了联运四化全服务模式，就是以大数据、云平台等高科技手段为依托，以环境项目运营为载体，努力将企业打造成一个集研发、应用、生产、运营维护于一体的环境项目综合运营管理服务商。

章丰：浙江有很多制造业企业，和联运环境的路径相似，也是从设备制造逐渐拓展到行业服务，这种产品+服务的转型模式，有没有普遍性的规律？

王永：联运环境前期以制造业为主，发展速度非常快，也积累了一定的技术。从传统设备制造商转向服务提供商，在经济平稳发展阶段具有共性。而且，在环卫行业里，国内大的制造商都开始往产品+服务的方向发展。联运起步比较早，我们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拥有核心技术，在市场上可以做到环境运维和信息化相结合的企业之一。我们深刻体会到，只有做全产业链的业务，把客户的情况了解清楚，才能做到以客户为中心，真正把环境事业做好。

快问快答

章丰：你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

王永：我们是为环境事业做服务的，把环境事业做好，特别是把现在比较热门的垃圾分类做好，就是我们最得意的事情。现在还在起步阶段。

章丰：最沮丧的事情是什么？

王永：我的心态比较平和，没有大悲大喜，非常沮丧的时候好像没碰到过。做企业就是要以稳定的心态去面对行业的一个个周期。

章丰：最害怕发生什么？

王永：我希望宏观经济形势更好一点。

章丰：最期待发生什么？

王永：希望我们国家的民生工程发展得更好一点，希望像华为这样拥有强大的自主研发能力的企业更多一点，让中国的企业在发展中能够更少遭遇“卡脖子”的事。

章丰：如果用三个主题词，你会如何定义“数字新浙商”？

王永：把握数字化趋势、以客户为中心、挖掘核心技术，这是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作为企业经营者的最核心的方法论。尤其是传统企业在产业数字化的改造过程中，如果没有核心技术，很难支撑大规模发展，走长远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