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导言（2）

在获取这些翔实而私密的生活故事的过程中，我没有采用任何秘密的技术，没有使用药物让他们吐露真相，也没有使用过催眠床之类的东西。人类学家最有效的研究工具是他对研究对象的同情和恻隐之心。一开始是出于职业对他们产生兴趣，后来往往会转化成温暖而长久的友情。我常常会卷进他们的烦恼之中，让自己觉得好像有两个家庭需要我去照顾，一个是桑切斯的家庭，一个是我自己的家庭。我和这家人相处的时间总共有几百个小时，在他们的家里吃饭，参加他们的舞会和节庆活动，陪着他们上班，跟着他们拜访亲友，随他们一起朝圣、上教堂、看电影、开运动会。

桑切斯一家也逐渐对我充满了信任。每有需求、或是遭遇危机，他们都会叫上我和我的妻子。我们帮着他们应对疾病、酗酒，处理跟警察惹下的麻烦，帮着他们找工作，解决家庭纠纷。我没有因循一般的人类学研究套路，即花钱请他们做我的受访对象（不是线人！）。令我感到诧异的是，我们之间的友谊完全没有金钱这样的动机。他们基本上是出于友情而向我讲述生活经历。读者朋友可不要小视他们的勇气，因为他们讲述的多是自己感到十分痛苦的生活经历和记忆。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种宣泄，可以舒缓他们的焦虑感。我对他们持续的兴趣打动了他们，年复一年的重返墨西哥则是不断地赢得他们信任的关键因素。我身为美国这个“上等”国家公民的良好形象无疑提升了我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他们视我为乐善好施的权威人士，而不是他们所熟知的父亲身上那种惩罚者的角色。跟我的研究工作沾了边，他们就觉得是参与了一件非常有科学价值的研究工作——无论他们对于这件事的终极目的的认识是多么含糊，他们就会感到非常满足，非常重要，因而愿意走得比讲讲自己的生活经历这个程度更远一些。他们总是对我说，如果他们的故事对其他地方的人有用，那就是一番成就。

在采访过程中，我向曼努埃尔、罗伯托、康素爱萝、玛塔和赫苏斯本人提出了几百个问题。当然，我接受的人类学研究的训练、经年累月对墨西哥文化的熟知程度，以及我自身的价值观和性格特征都会影响研究的最终结果。在直接进行采访的时候，我总是鼓励他们进行自由联想，自己则尽量做一个合格的听众。我力图系统性地涵盖多个主题：他们最早的记忆，他们的梦想、希望、害怕、欢乐和苦难，他们的工作、友情、亲人、雇主，他们的性生活，他们对司法、宗教和政治的看法，他们对地理和历史的了解，总而言之，就是他们对于整个世界的看法。我提出的问题总是激发起他们换作别的场合想不起来或者不愿意主动说起的种种话题。总之，这些答案都是他们自己给出的。

在把采访录音用于出版的过程中，我删去了自己的提问部分，根据生活经历对原始素材进行了筛选、分类和整理。只要大家认可亨利·詹姆斯[1]所说的生活是包容是迷惑，而艺术是偏见是删减，那么这些依据生活经历写成的故事就同时兼具了艺术性和生活性。我坚信，这绝不会降低原始材料的可信度，以及它们在科学上的有用性。如果我的同行们对于原始材料抱有兴趣，我随时可以提供录音。

剪辑的量依情形而存在差异。就目前来看，曼努埃尔口齿最为伶俐，是一家人中的讲故事能手，他的讲述相对就不需要太多的编辑。他的讲述部分反映了最初的故事结构。然而，在整理成文字材料和翻译的过程中，曼努埃尔的讲述所失去的东西也比其他人的讲述要多，因为他实在算是个天生的演员，在表现细微的差异、把握火候和语调方面具有了不起的天赋。一个小小的问题就能激发他连续不断地说上四十分钟。罗伯托讲起自己的冒险经历时，戏剧性稍差一些，也更简短一些，但也还讲得非常顺当，不过谈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和性生活时显得更加拘谨和谨慎一些。至于康素爱萝，因为存在大量的冗余材料，所需的剪辑更多一些。除了口头录音，她还根据我提出的问题就有些事情写了很多东西。玛塔在独白和思维整理方面表现出的技巧最为欠缺。有很长一段时间，她大多只用一个句子，甚至一个词组来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她很像她的父亲。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勇气的增加，他们俩都逐渐变得口齿伶俐起来，可以进行长篇大论了。

在使用贫民区俚语表达渎神和性话题方面，曼努埃尔显得最口无遮拦。罗伯托说起来也十分顺当，不过他一般会在之前加上一句“博士，请允许我……。”玛塔也有自己的说话风格。康素爱萝和她的父亲显得最为中规中矩和“恰如其分”，在录音的过程中很少使用脏话。

要把墨西哥中下层人讲的西班牙语翻译过来十分艰辛，在某些方面，例如要找到对应的俚语、习语和黄色段子，看上去甚至根本无法完成。我努力做到的便是抓住其中的精髓和要义，而非逐字翻译。无法避免的是，原始材料中所具有的某些特性和魅力，以及讲述者的个人风格丢失较多。对于识字不多的人而言，英译本可能使用了大量的高级语言和词汇。不管是农民还是贫民窟的居民，墨西哥人说话的流畅性和遣词造句令我印象深刻。总的来说，曼努埃尔和康素爱萝的语言比罗伯托和玛塔要丰富一些，也许因为前者受过更多年的教育。曼努埃尔会用到诸如“潜意识”“发光体”“富得流油”等高级词汇，这或许令人吃惊，但他实际上能读懂西班牙语版的《读者文摘》，具有一定的知性眼光。再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即便是身居贫民窟的文盲也能从电视机、收音机和电影中学到几个先进的概念和高级的词汇。

读者一眼就能看出，赫苏斯·桑切斯和他的孩子们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出生于城乡的区别，也反映了墨西哥革命前和革命后的区别。赫苏斯于1910年出生于韦拉克鲁斯的一个小村庄，那一年正是墨西哥革命的开启之年。他的孩子们先后于1928年至1935年间出生于墨西哥城的各个贫民窟。赫苏斯成长的年代没有汽车，没有电影院，也没有收音机和电视机，没有免费的全民教育，没有自由选举，没有向上的机会，也没有一夜致富的可能。他成长在传统的独裁统治之下，所强调的是认命、努力工作和自我克制。他的孩子们一方面受制于他的独断专行和刚愎自用，一方面也接受了革命后的各种价值观，更强调个人主义和社会流动性。因此，令人深感惊诧的是，这位父亲尽管从未立志不做工人这样的简单行当，却靠着自己的努力摆脱了一贫如洗的境地，而他的孩子们只能一直维持在那个水平线上。

19世纪，当社会科学尚处于襁褓中的时候，记录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对个人和家庭所产生的影响这项工作是由小说家、剧作家、记者和社会改革家来完成的。到了今天，同样的文化变革正在欠发达国家不断上演着，我们却看不到与之匹配的普世文学作品的涌现，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样的变化过程和身处其中的人们。既然欠发达国家已然成为世界舞台的重要力量，这样的理解当然显得前所未有的紧迫。

以非洲为例，大量新兴国家是从部落制的、未有文字记录的文化中逐渐崛起的，缺乏关于底层民众的原创文学作品并不出人意料。在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国家，一直存在着诞生作家的中产阶级，而这样的阶层并不庞大。再说，墨西哥的社会分层特征也局限了跨越社会阶层的深度交流。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墨西哥的作家和人类学家专注于印第安人的问题，对城市里的穷人们视而不见。

这样的情形为社会科学，尤其是人类学创造了绝好的机会，使之能够踏入这样的空白领地，创作出他们自己的文学作品。曾经开拓性地研究城市贫民窟的社会学家们，现在又把注意力从城郊转向了相对被忽视的穷人们。目前，就连小说家也大都忙于探究中产人士的心灵，早就跟穷人的烦恼和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断绝了联系。正如C·P·斯诺[2]最近所说，“我有时候很是担心，富裕国家的人们完全不知道贫穷是什么滋味，我们甚至没法或不想去和那些运气欠佳的人说话了。我们务必要学会这一点。”

就传统而言，人类学家一直是位居各个偏远角落的落后民众的代言人，现在正逐渐把他们的精力转向欠发达国家数量庞大的农民和城市民众身上。尽管过去一百年间全世界的社会和经济不断取得进步，但这样的民众仍旧极度贫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近东地区七十五个国家超过十亿人口的年人均收入不足两百美元，而美国的数字是两千美元。所以，研究上述地区的人类学家实际上成了我称之为“贫穷文化”的学生和代言人。

对那些认为贫穷就没有文化的人来说，“贫穷文化”这个概念仿佛是个自相矛盾的词语。这似乎也会给贫穷以某种自豪和显要。但我的初衷并非如此。在人类学中，“文化”实际上是一种生活结构，可以代代传承。在用“文化”这个概念来理解贫穷的时候，我希望引起大家注意的是，现代国家的贫穷不仅是经济上一贫如洗、无组织状态，或者是一无所有的状态。它也意味着某些积极的成分，它存在着某种结构和理据，甚至是使穷人得以生存下去的某些防卫机制。简而言之，那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相当稳固恒久，在家族内部世代传承。对家族成员来说，贫穷文化具有自身的模式，以及明显的社会和心理后果。它是影响其融入更高层次的全国性文化的重要动因，是自成一体的亚文化。

此处定义的贫穷文化并不包括因为隔离于世、技术落后、未有社会分层而形成的落后状态。这样的人们有着相对和谐、自给和自足的文化形式。它也不等同于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或者农民，这三者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状况相差悬殊。例如，相对于欠发达国家的中下层人士而言，美国的工人阶级生活得如同精英阶层。“贫穷文化”这个概念仅用于指称社会经济尺度上最底层的那些人、最贫困的工人、最贫困的农民、种植园劳工，以及通常被称作破落无产者的边缘小手工业者和小生意人。

各种历史背景都可能形成贫穷文化或贫穷亚文化。最常见的，是某种分层的社会经济制度处于崩溃或被另一种社会制度取代的过程，如封建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或者处于工业革命的时候。有时候，也可能是因为帝制之下的被统治者长期处于过分从属的地位，甚至长达几代人之久。它也可能出现在部落体制解体的过程中，例如，现今的非洲即是如此。在他们的部落游民移居城市的过程中，“庭院文化”逐渐形成，且与墨西哥城的居民区文化极其相似。我们倾向于把类似的贫民窟看作是一种过渡、或者临时性的用语，用以表示文化的巨变。不过，这并非绝对如此，因为即便是在非常稳定的社会体制下，贫穷文化也总会形成一种非常持久的状态。实际上，当西班牙人于1519年占领统治墨西哥，随之出现部落体制解体和农民向城市迁移的现象之后，其贫穷文化基本上就形成了一种持久现象。只不过在贫民窟的规模、地点和构成方式上不断变化而已。我猜想，类似的进程肯定存在于世界上许多别的国家和地区。

我认为，贫穷文化具有某些共性，这样的共性超越宗教、城乡，甚至国家的界限。在前一本书《五个家庭》中我提出，在伦敦、格拉斯哥、巴黎、哈莱姆和墨西哥城的底层居民聚居区，人们在家庭结构、人际关系、时间取向、价值观念、消费模式和社区意识方面存在极大的相似性。尽管在此不宜就贫穷文化进行长篇的比较分析，我还是要对某些特征详加阐释，以便向大家展示我基于在墨西哥收集到的原始材料就文化这一现象尝试性地提出的概念性模型。

在墨西哥，贫穷文化至少涵盖了城市和农村三分之一的底层民众。这部分人群的特征是死亡率相对较高、寿命偏短、低龄人口中独自生活的比例较高，由于存在童工和妇女参加劳动的现象，因此通过雇佣劳动获取报酬的人群比例较高。总体而言，墨西哥城的贫困地区在前述指数的诸方面均高于农村地区。

贫穷文化在墨西哥表现为一种州省文化和地域文化。其成员即使生活在大城市的中心区域，也只是部分地参与国家事务，是纯粹的边缘人群。例如，墨西哥城绝大多数贫困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程度极低，无人参加劳工组织，不隶属于任何政党，未能享受全国性福利机构如“全国社会保险”提供的医疗保健、母婴保健和老年福利，很少使用银行、医院、商场、博物馆、艺术馆和机场。

贫穷文化的经济特征包括长时期为温饱而操劳、失业或不充分就业、劳动报酬偏低、从事低技术含量的职业、童工、无存款、经常性现金短缺、家中无食品储存、一日之中依需求而多次少量购买食品、抵押个人物品、借高利贷、邻里间自发组织非正式信贷体系（轮流贷款），以及购买使用二手服装和家具。

社会和心理特征包括生活区域拥挤、缺乏隐私、集群性高、酗酒频率高、解决纠纷经常诉诸暴力、经常用身体暴力教育孩子、向妻子施暴、涉性过早、自由恋爱结成婚姻、抛妻弃子比例相对较高、以母亲为中心的家庭模式、对母系亲戚更为熟知、核心家庭占优势地位、专断倾向强烈，和极度强调家庭团结——只是这样的理想很难实现。其他的特征还包括极强的现时观念——不愿推迟享受欢悦和谋划未来、基于艰难生活环境的顺天应命思想、相信男权（甚至将其升华为男权迷信或男权迷恋），以及与之对应的女性殉道观念、对各类精神异常状况的高度容忍等等。

上述特征不止局限于墨西哥的贫穷文化，也出现在中上阶层。但是，决定贫穷文化的正是上述特征特有的组合模式。例如，就中层社会而言，大男子主义主要表现为性利用和“唐璜情结”，在下层社会则表现为英雄主义和肉体的无所畏惧。同理，饮酒在中层社会被视为一种礼仪，而在下层社会具有多种不同的功能——忘掉烦恼、证明有喝酒的本领、陷入困境时树立足够的信心等。

贫穷亚文化的诸多特征可以视为人们在解决现存制度或机构未曾遇到过的问题时的应对之道，因为其中的人们对于后者要么感觉不到称心如意，要么享受不起，或者充满种种疑虑。例如，由于无法从银行获取贷款，人们被迫依赖自有资源，组织无需利息的非正式信贷体系。由于看不起医生，或仅在极端紧急情况下才看医生，或者怀疑医院是“去了就不可能活着出来的地方”，人们只能依靠草药或者家庭疗法，以及挨邻的祛病者或接生婆。他们责怪牧师“同为凡人，与我等皆为罪人”，因而从不忏悔，也不参加弥撒，仅对着家中供奉的神像进行祈祷，或去大家熟知的圣地参拜。

由于对现存的价值观和统治阶级持批评态度、对警察充满怨恨、对政府和身居高位者失去信赖、甚至将愤世嫉俗思想扩大至教堂，贫穷文化常带有对立性，在推翻现存社会秩序的政治运动中被视为可资利用的潜在力量。最后，贫穷亚文化也具有残余性，其成员总是试图将不同来源的残余观念和习俗融入到实际的生活之中。

我想强调的是，桑切斯的家庭绝不在墨西哥的最低贫困线上。整个墨西哥城约四百万总人口中，大约有一百五十万人的生活环境与之类似或更糟糕。在伟大的墨西哥革命结束五十年之后，其第一大城市依然存在如此持续的贫困状态，说明了许多严肃的问题：这一场革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它的社会目标。从桑切斯自己的家庭，他的朋友、邻居和亲戚的家庭来看，这场革命最基本的承诺都还没有兑现。

做出这样的论断，是基于对墨西哥革命所产生的各种引人注目和影响深远的社会变革的充分了解，这样的变革包括改造半封建经济、向农民分配土地、解放印第安人、提高劳动者地位、推广公共教育、实现燃油和铁路国有化，以及培育新兴的中产阶级。从1940年开始，其经济不断发展，全国都形成了很强的生产意识。大报上每天都充斥着工农业方面破纪录式成就的大标题，自豪地鼓吹国库的黄金储量如何之巨大，已经形成了一种鼓吹的精神，让人不禁联想到美利坚合众国在世纪之初的大发展和大扩张。其人口自1940年来增加了一千三百万，在1960年已高达三千四百万。墨西哥城也突飞猛进地发展着，人口由1940年的一百五十万发展到了1960年的四百余万。目前，墨西哥城是拉美第一大城市，也是整个美洲大陆的第三或第四大城市。

1940年以来，墨西哥最显著的倾向是人们的生活受美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在长期的历史中，美—墨两国的关系从未出现过如此多样和紧密的交往状态。二战中的紧密合作、快速增加的美国投资——截至1960年差不多达到了十亿美元、美国游客进入墨西哥的数量和墨西哥游客进入美国的数量均为数众多、每年均有几十万墨西哥农业劳工涌入美国、交换学生、交流教授和技术人员、越来越多的墨西哥人成为美国公民等等，都有利于两国新型关系的形成和建立。

主要的电视节目全由雀巢、通用汽车、福特、宝洁和高露洁等外国公司把持着。使之与美国的商业节目形成区别的，仅是其中的西班牙语和墨西哥的艺术家们。伍尔沃斯和西尔斯罗巴克两大公司已经助推美国的百货公司零售模式在绝大多数大城市日渐盛行，自助式超市已经为正在成长中的中产阶级捆好了一堆堆的美国品牌食品。英语已经取代法语，成为学校的第二语言。使用法国产药品的习俗正在缓慢而决然地被美国产药品所替代。

尽管生产不断地增加，表面上越来越富裕，但对不断增加的国家财富不公平的分配制度使得贫富之间的差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虽然普通民众的总体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1956年仍有60%的人口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居住条件恶劣，40%的人口为文盲，全国46%的儿童上不了学。自1940年持续至今的通货膨胀榨干了穷人的实际所得，墨西哥城工人们的生活开支比1939年上升了五倍多。根据1950年的统计资料（1955年发表），89%的墨西哥家庭上报其月收入低于六百比索。如按1950年的汇率计算，相当于六十九美元，如按1960年的汇率计算，只相当于四十八美元。（目前的比率是一美元兑换十二点五比索。）墨西哥著名经济学家艾菲根尼亚·M·德—纳瓦瑞特于1960年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在1950年至1957年间，全国大约三分之一的底层人口实际收入处于下降状态。

人所共知，墨西哥的经济无法向所有人提供就业机会。在1942年至1955年间，大约有一百五十万墨西哥人进入美国充当临时性农业劳工，这一数字还不包括“非法进入者”以及其他非法移民。假如美国突然关闭其边境上的临时性劳工通道，墨西哥很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危机。在稳定经济方面，墨西哥还越来越依赖来自美国的游客经济。1957年，来自美国的七十万游客在墨西哥花费了大约六亿美元，使旅游业成为了全国最大的产业形式。旅游经济所带来的收入跟墨西哥的联邦预算大体相当。

1940年以来，住房是生活水平改善甚少的一个方面。由于人口急剧增加，城市化不断推进，各大城市的拥挤状态和贫民窟状态越来越糟糕。根据墨西哥1950年所做的统计，在五百二十万个居民区中，60%为一居室，25%为两居室，70%的房屋用土坯、木头、立柱、拉杆或瓦砾建成，仅18%的房屋用砖石建成。使用独立自来水的比例仅为17%。

墨西哥城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城市越建越漂亮是因为每年都有大批美国游客拥入，于是新建了喷泉，主大街两旁种上了漂亮的花朵，新修了洁净的市场，把乞丐和摊贩都赶出了大街。然而，全城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贫民窟一样的地方，时时遭受基础卫生设施和供水的短缺。一般而言，居民区由一排或多排一层楼居所组成，居所仅有一至二个房间，全都朝向一个天井。居所用水泥、砖头或土坯建成，自成一体，具有小型社区的某些特征。居民区的规模和类型差异较大。有的只有几间居所，有的多达几百间。有的建在城市的商业中心区，有的点缀在十六七世纪西班牙殖民者遗留的二层或三层破败楼房之间，有的则修建在城市的郊区，全是木棚，一眼看去仿佛是亚热带的胡佛村庄。

我认为，本书所涉及的材料对于我们考虑在世界上欠发达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的政策时具有很重要的启迪意义。它凸显了我们在着力改变和消除全世界的贫穷文化时，在社会、经济和心理方面所必须面对的种种复杂性。它提示我们，在从根本上改变穷人的态度和价值观的过程中，必须同步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

由于穷人所遭遇的种种贫困，欠发达国家哪怕最有心的政府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诚然，本书中的人物大都受过严重的伤害。然而，尽管他们身上存在着种种不光彩的瑕疵和缺陷，这些身处贫困的人却是当代墨西哥真正的英雄，因为他们为整个国家工业的进步付出了代价。实际上，墨西哥的政治稳定已经残忍地证明，普通墨西哥人对于穷困和苦难有着巨大的承受力。不过，即便是墨西哥人对于苦难的承受力也自有它的限度，除非找到更公正的途径来分配不断增长的国家财富，在为艰难的工业化过程做出牺牲的同时实现更大程度的公平，否则我们迟早会看到社会变革。

注释：

[1]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年4月15日—1916年2月28日），英国和美国作家。他开创了心理分析小说的先河，著作有长篇小说《一个美国人》、《贵妇的画像》，中短篇小说有《黛西·米勒》等。——译者

[2]查尔斯·珀西·斯诺（Charles Percy Snow，1905年10月15日—1980年7月1日），英国科学家，小说家。——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