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1

1970年1月21日是我和韦如英结婚的日子。以下这几篇当年的日记，真实记录了我和韦如英从相识到结婚的全过程。

1969年10月24日 阵雨 傍晚晴

我打开日记，但又不知道写什么，因为今天太激动了，无法下笔。

吃早饭的时候，就得知舅公韦顺超转告我在家等待，她要下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心里乐滋滋的，嘴边不时流露笑容。家里的人共桌吃饭，我竭力按捺，还是抑制不了喜悦之情。

吃饱了饭，洗漱整理一番，打算到对门问个清楚，但是田塅上有些人在那里撒绿肥种，不便去也就不去了，跑到底下屋叔父的木楼二楼张望。

等待恋人的滋味，很多年轻人都经历过，又喜悦又担心又不安又焦急，我何尝不是如此，看了一会儿，不见她的影儿，又回到房间躺下看书，看书一会儿，放心不下，又跑去望望。这样几次后，终于看见似乎是她的影儿下来了，但是只见一直下马路却不见她过来，大概不是她吧，这样自个儿叩问，又自个儿否认，可能不是她。然而想不到，刚才那人影果然是她。她撑着雨伞从马路朝白镐河过来了，我当时心情激动，心头突突地跳动，脸上感觉到不离笑容，我急得不知所措，从底下屋跑回家房间来，拿起镜子照了照，也不知道照些什么名堂，放下镜子又奔到底下屋。这时她已经到白镐河边，在那儿洗脚，一会儿，又从河边过来。

过了寨子前面那棵大枫树，就从屋背小路朝田边大界山的小路上坡去。此时下起大雨来了，而寨脉生产队的社员今天也在屋背坡铲茶山，刚好散工回家吃午饭。她准备上坡了，我向她打招呼，问她：“去田边生产队吗？”她回答：“是。”并且喊我也去，我说有人在屋背坡铲油茶山地，刚散工回家，等会儿吧。她于是放慢脚步，慢慢上坡去。秋天的细雨还没停，我到覃启杰伯父那里借了一把雨伞追了上去。快要追上她了，偏偏此时寨脉生产队的社员收工回家，有几位妇女遇见我们，让我怪不好意思的。待社员们走过去了，我才继续往前走，到小坡上，看见她站在那里等我。后来，我们一同到一株大树下交谈。

我们分手时已是下午了。

她叫韦如英，同属板六大队，是板六生产队的人，在大队部的卫生室当赤脚医生，当年的赤脚医生与民办教师待遇差不多，每个月拿10多元大队的统筹款，生产队分配给口粮。

1969年12月5日 晴

近中午，韦如英下来给我母亲看病，我向她提出我们谈一谈。于是我们在河边的大树下谈了很久，太阳偏西时她才回家。经过商谈，拟定了与我们密切相关的三件事情：一、她希望我派人去她家里正式提亲。二、之后，我们才能决定今年结婚还是明年结婚。三、如果今年结婚，那么一切从简，不办什么酒，结婚登记后派几个人去接来就算过门了。

1969年12月8日 晴

今天父亲到板六生产队的一位亲戚那里，托他到韦如英家提亲，问的结果是她家庭方面没有意见。她母亲说：“只要他们后生家同意，我们老人家没有意见，我们是同意的。”听那位亲戚的口气，她家里可能想及早解决女儿婚姻问题。

1970年1月20日 晴

下午，韦如英下来给生产队各家各户的小孩子种牛痘，我约她到家里谈了很多，我们决定今年结婚，明年再过门。计划明天韦如英以出诊为名，下午到我家，等到傍晚，我和韦如英一道到大队长的家，喊大队长去大队部办公室办结婚手续。韦如英说大队长支持我们的婚事，同意我们领证。

当年的板六大队的大队长名叫章扬明，大队长的家与我们生产队相邻。按班辈我称大队长为舅舅。当时边远山区的结婚证下放到大队部办理。

1970年1月21日 晴

今天结婚领证。

白天在生产队晒谷子。早上和韦如英谈好今晚去领证。

傍晚时分，章大队长从大队部下来，先去小商店那里买煤油，逢着我，我问：“舅舅，今晚还去大队部吗？”他说：“去。”

我正在仓库地坪收谷子，我挑着一担谷子进仓库，大队长也跟进仓库问我：“今晚你们去大队部？”我说：“是，打算去。”大队长又说：“要去就现在去吧，韦如英她讲现在去。”我回答说：“好，收完谷子我就去。”

我看看天色将晚，于是拼命收谷子，加紧挑，加劲干，从来没有这样使劲劳动过。当时的心情不知是什么滋味，总担心天晚了谷子没收完走不开。

挑完最后一把谷子便急忙收摊，一路赶去大队部。

刚走到大队部，韦如英也从家里赶来了。

板六大队部设在板六生产队村尾的一栋二层楼的泥墙房里，这栋房子过去是地主的，解放初期没收后一直当公房使用。

我上了二楼，接着韦如英也上二楼来了，我们两人到大队部办公室办理婚姻登记手续。

章大队长拿出结婚证件开始问话：“我是不想多问了，但是也要例行手续问一点，了解一点情况。你们谈成熟了没有？现在结婚，以后反悔就不好了。韦如英呢你要考虑，你的对象是刚回农村的学生，你要想一想。”韦如英回答：“谈这么久了，考虑好了，没有什么意见了。”章大队长又问我：“你也要考虑好。”我回答：“我们谈了很久，成熟了，考虑好了。”

章大队长说：“那好嘛，我不多问了。现在开始登记。”

例行问了我们两人的名字、年龄、籍贯、永久住址，写好，盖了章，发给我们结婚证。

这时下面有人喊：“章大队长，去啰，吃夜饭了。”

章大队长回答：“我就来了。”

我与韦如英分别收好结婚证件，我从办公室出来，下楼，跑着回家了。

1970年1月24 晴

天气格外地晴朗。我应邀去帮寨子上覃启胜修建新房，工种是锯板子，很累。晚饭后到启昆叔叔那里坐坐，扯到我的婚事，我也就借着机会，向启昆叔提出借点钱，经过我一番诉说，他同意借10元给我，于是我这桩婚事，总共外借80元，其中覃启胜50元，启昆叔10元，还有向生产队借了20元。

1970年1月25日 阴

在板坡小学任教的陆老师是本县寨准大队的人，经常应我父亲邀请到我们家吃饭，今天学校放假了，他把衣物棉被放在我家便回家了，陆老师对于我的婚事很关心，并且还给了5块钱给我父亲，说是给我们买东西的。今天家里捎话到九江电站通知我的二妹覃美新明天回家，要她去县城为我的婚事帮买东西。

1970年1月26日 阴

今天下午韦如英按计划从她家下来到我们生产队，住在大队干部韦顺超舅公的家。打算明天去买东西，美新妹妹中午就到家了。

1970年1月27日 阴

今早起床后，我去韦顺超舅公的家。

韦如英早就在韦顺超舅公家中与他家人吃过饭了。她不好意思与我二妹覃美新同路，于是一先一后出发去县城。家里给了110元给覃美新妹妹拿着，还有10丈布票，7斤粮票，还有证明之类。我目送她们远去了才回家。下午开始做木工，自己制作一张床架。

1970年1月29日 晴

早饭后，父亲带了大姐覃美秀同去半路上接二妹覃美新她们。我抓紧时间做床架，到傍晚，做成了，总共花去两天半工夫。

傍晚，大姐覃美秀回来了，挑了一担东西，她早上去到斗江街附近的地名叫文武坡的地方就遇上了韦如英和二妹覃美新她们，于是接过担子挑回来。韦如英和二妹覃美新她们回程路上，拐进九江水电站工地，韦如英邀约了她的好朋友——在九江工地任卫生员名叫冯医生的，一道来我家。她们一行人进家的时候，我们正在吃晚饭。韦如英和冯医生她们一进到我的家就进新房去了，家里的人弄了饭，她们不肯出来吃，我的姐妹们便拿饭菜小桌子进新房里去，陪她们吃晚餐。

1970年1月30日 晴

今天出太阳。

昨晚新人进屋，今早弄早饭，摆了三桌，喊了婆婆叔叔婶母全家族的人，欢欢喜喜吃了一餐，就算完成婚事及新人过门这样的大事了。

傍晚太阳落山了，韦如英和同伴冯医生两人回板六生产队她的家。

1970年2月4日 农历十二月二十八 阴

今天杀年猪。

中午时分，韦如英的大姐来到我们家，转达了她家庭的意见：今年是新婚第一年，还是要去走年的。再说，结婚按规矩还是要送一批酒肉去的，虽说简单过门了，但女方无论如何也要请同家族的人吃一顿大餐，这个礼免不了。她说，趁着杀年猪，今晚就送酒肉去。我们原来有点不同意，最后谈来谈去，还是答应了。

杀年猪很多工序，忙完了也差不多天黑了。家里便喊了叔辈的覃启分，同族的覃世清等人，吃过了晚饭，便挑着两担酒米与猪肉，出发了，天黑路滑难走，好不容易才到了韦如英她家，进她的屋，没有人接酒肉担子。我们自己放下担子后，便按他们的招呼到火炉堂去坐，话不多。

一会儿，她母亲以及三姐弄饭。我们吃过饭，说说话，一阵子，我和覃启分覃世清等人便回我的家了。

2

转眼，结婚一年多了，但家里新的问题也出来了，应了那句古话：树大开杈，仔大分家。

我们一家7口人很快就要分家了。

这天中午的时候，我父母亲谈到关于拨粮的问题，又唠叨了一大堆。

事情是这样的。我说：“韦如英讲，新粮出来时才去拨粮，现在只拨户口迁人口来，口粮留在她家，到明年7月份才拨粮在我们生产队要口粮，人口迁来了，她的生产队就不让出工了，来我们队要工分。”母亲听了后说：“留半年的口粮在家，来这里做工，我们屋头去哪里要那样多粮食？要是讲生产队储备粮多可以借，我们队又没有多余的储备粮，去哪里要那么多指标？许你讲半年不要不要，总得要几担谷子，这样哪做得，要真是这样，就莫忙拨来，到明年7月再去拨，拨点口粮也这样那样的，来就来，不来就算了。留半年口粮在家，在她家帮老弟，帮得好久？在屋一年算一年，帮得到老？要想在屋就在屋住，不忙结婚，结婚了又这样那样的，管你来也好不来也好，分给你们自己住。树大要开杈，仔大要分家，哪家兄弟不分家合着住得到老？家，总是要分的，分就好好分，不要吵架，分了好自己找钱找吃。养你们这样大了，能干了就自己住去。不过先要讲清，你读书借那样多的钱要自己还，去年结婚借的钱也要自己还，我没有本事还，我现在一身痛，吃得饭做不得工，你爷老（指我父亲）一个人累，要养弟妹，还要养我，哪还有本事还钱，你讲没有家具就去生产队借钱买锅头鼎。房子随你要，这头也好，那头也好，你是大的由你选，老弟妹她们没有规矩不像样，你成了家，等合着过完这个年，明年开年就自己住，架势（准备的意思）火炉，莫要多讲话，分就好好分。旧年借的钱，等生产队分钱了就拿去还，大齐分来还，她嫂子还有一套衣裳没成得，就拿我们买的这点布给她，如果不要这点，就去生产队借钱给她自己买，等新布票发了也就给布票给钱，她要现在买，如果她自己有布票就给钱给她去买，开年就自己住，分就好好分。”

父亲也接过话头说：“我本晓得，总有个门头（指问题或理由）不爱来，一定是我们姐妹多。我早就讲，本来我们送你读书，想得个好的，现在不成好，回来做工了，讨个老婆自己找，我们屋里头以前找得个好的你不要，要自己找，找这种人，拨粮就拨粮，还讲七七八八的。哪有留口粮半年在屋的？那年你大姐拨去我一粒谷子也不留，你这样会找，找得个这样‘老实’的，要拨粮还讲七七八八的，以前又讲简单结婚，现在结婚了又讲七讲八，要这样那样，搞得屋里头穷得精光，你们好，我们不好，你们会想，我们合住过了年就分家自己住。”

家庭问题就是这样难解决。我想了一想，觉得自己要拿把握，我决定等韦如英来时将情况对她讲，要她拨粮来。

那时，社员的口粮口油由生产队分配，拨粮指女的出嫁后，将娘家生产队的口粮供应停止了，拨到夫家所在生产队供应，虽说都是生产队供应，但不允许娘家和夫家两边生产队都分配，不许拿双份口粮，这叫拨粮。

过了1971年春节，4月终于分家了。

3

分家后，我和韦如英的小小家庭简直是一穷二白，接着两个小孩相继出生，一家四口人，生活更为艰难了。

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生产队只管分那点口粮和口油，冬天还有些红薯和苞米，此外，什么都没有了。

那个年代劳动所得工分，大约几角钱的分值，年终算账得出每个社员当年劳动的货币收入，然后扣除生产队所分配给的口粮口油的基本价款，有剩余的叫结余户，不够扣的叫超支户。而所谓结余户，无非结余几十元而已。

我们小小一家肯定超支，在生产队拿不到一分钱，吃的菜靠自己种，连买煤油点灯和买盐都没有钱。

两个小孩早年根本没有什么零食，每到四五月，最好的山上野果就是杨梅，那是小孩最好的零食。

还有，到了五月初五，母亲和韦如英去田边滩底生产队寄娘家的屋背山头拣粽粑叶，拣回一大捆用来包粽子，一年一度吃的粽子，也就是全糯米做的，里面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放进如此丰富的排骨板栗等上品好料。

冬天，麻风山的米追（一种野果）多，母亲和韦如英她们专门去麻风山拣米追，一去就是一天，有时捡回一竹篓的米追，家里可以吃上十天八天。

我和韦如英每天要出工，两个小孩就只有托给小妹覃美运和覃美鲜背着，有时一背就是一天，我们大人收工回来了才解下来。

那时候农村没有什么文化娱乐生活，过得很枯燥。

冬天，农闲，上面会派电影队下乡放映，县电影队一年会到我们生产队放电影一次。一个寒冷的冬夜，电影队来放电影，在板坡小学的操场上放，影片是京剧《智取威虎山》，家家户户都来了，我和韦如英带着两个小孩，拿着板凳也来了，因为天冷，所以还带来一个小火笼。放了一场，夜已经很深，还有一场影片也是京剧《红灯记》，放映员问大家：“放不放？”大家异口同声地喊：“放！”尽管北风凛冽，尽管地冻天寒，尽管露天操场上四处无遮拦，但家家户户还是在寒冷中看完两场电影，因为一年也就一次，你不看，电影队明天走了，到下一个生产队去了，你想再看电影，那是明年的事。

我不得不习惯那种贫困日子，那一时期是我一生中极其艰难的岁月。

4

家里实在找不出一分钱，在生产队挣工分只能按指标分到口粮和口油，勉强够全年吃，但钱是没有了，年底分红有结余的农户也就是结余几十块钱而已。我们家是超支户，超支了60多块。队里面没有钱分，还能从哪里找来一分一厘？贫穷如洗，困扰着一家人。

听说板坡代销店收小毛竹，三分钱一根。代销店是寨脉生产队的覃玉学主管。我去问了一下，覃玉学说：“是收购小毛竹，规格要两米长，细得像一支钢笔大小，但要细得匀称。”当时我们不知道收这种竹子做什么，后来我调到县经协办跑了一趟山东才知道，这种小毛竹是中原一带种大棚瓜豆蔬菜用的豆扦。

当晚，全家人商量好了，第二天早上我和韦如英、母亲、大姐、妹妹覃美运等五人结伴去麻风山找细毛竹。早饭后，五人便上麻风山，麻风山里根本没有这种竹子，我们走到祖龙冲（地名），到测量尺山脚，爬上高高的测量尺山顶，测量尺山与高高的笔架山一样高。这天，正是暮春时节，满天大雾，细雨绵绵，路很滑，还有点冷，站在大雾迷漫的山顶上，看不了多远，测量尺山顶也没有细毛竹，于是我们从测量尺山顶朝江荷大队方向下到半坡，才找到一片细竹林。

这片细竹林按耕作区的划分已经是归江荷大队的了，我们是越界砍伐，当然怕江荷生产队人看见，于是母子姐妹急急忙忙，偷偷摸摸，砍了几十根，扎成一捆，每人各得一小捆，跑回来了，各人扛着一捆小毛竹，爬坡上山，直到测量尺山顶才松一口气。我事后心想全靠那天是细雨蒙蒙，江荷生产队的人不上到这高高的山坡来干活，不然早就被江荷生产队的人发现了。

过了测量尺山顶又回到麻风山，回到碾子弯头，回到我们的地界，我们才放了心。

傍晚时分，我们扛到板坡代销店交售，我的那捆经过代销店点数共60多根，3分钱一根，合计得1块8角钱。

天哪，细雨中翻山爬坡，跑了几十里路，才得1块8角钱。

拿着这尽管1块8角钱，加上如英的1块多，我们在代销店为女儿买了一双小解放鞋，花去2块多钱。

回到家，全身上下已经被毛毛细雨淋湿透了，第二天还要出生产队的工。

初冬，生产队收二苗谷子，女儿穿着这双解放鞋跟我去田里打谷子，在田塅里跑掉了一只，因为鞋长脚小，我挑谷子交生产队后才得知女儿丢了解放鞋，又跑回大塅那块田，找呀找呀，找了很久才找到。

5

1972年端午节，生产队放假一天，不出工，队里这十多天槽牛，我也不用去放牛，只是负责放草料和喂水给牛，于是韦如英和我各扛上一把锄头上山去找红薯地。

初夏时节，天下着毛毛小雨，满山大雾，浓浓的雾把所有的山头全遮盖了，看不了几米远。我们从地名叫四九山的地方上坡，到了大坪山，到了银匠坡，再从银匠坡下冲头直上笔架山的主山梁，因为大雾，我们分不清具体方位，只管往上爬，爬到半坡，见到一个平缓的坡地，韦如英一锄下去，泥土是黑的，是松的，认为这是很好很肥的山地，便挖几锄打个标记，拟作种红薯的山地。

此时已是午后，因为山雾太大，我们回家了。

第二天早上，天晴了，大雾散去，太阳初出，天地亮堂堂的，我和韦如英站在家门口辨认昨天在笔架山上标记的未来红薯地，看来看去，天呀，我们所选的地方居然在笔架山的主峰下面不远的山梁上，那里怎么挑红薯下来，又怎么护理？在一大片荒山之中也防备不了野猪和老鼠偷吃红薯，笔架山麻风山这一带当年还有野猪出没，种不得，只好放弃。

后来，过了几天，我们又到银匠坡去，在一条小溪头，找到一块平缓的山地，地很肥，土很松，草也不算太厚，我们便决定用作红薯地。

我们把那块地粗粗挖了一遍，就等着红薯苗长了移来栽种。

红薯的种植，先是将去年收藏地窖里的红薯种子，种植在屋背菜园里，清明前下种，两三个月后，红薯苗长有两三米长时便剪下薯苗移栽于山地。

1972年6月的一天，天气已经热了，我背着小孩，韦如英挑着一担薯苗，我们从四九山上坡，三人到大树坳时，我已全身发热，解下背上的小孩让其小便，休息片刻便轮换韦如英背小孩，我来挑那担很沉的薯苗担子。我们沿着大水沟盘路往银匠坡冲头走去，将近中午才到地头。

生产队里今天还是槽牛，所以我有时间来栽薯，我们来到银匠坡冲头那块红薯地，我背着小孩，手拿锄头开沟，韦如英下薯苗种，然后又轻轻用泥土盖上薯苗，弄了大半天，完工了。

过后，我们去护理铲草一次，转眼便到秋末冬初，那红薯苗长得满地都是，我每天放牛上山，顺带割一担薯苗挑回家，薯苗用来喂猪，是最好的猪饲料。

到挖薯了，我和韦如英到地里去，挖了半天，结果收获很少，因为在那荒山上鼠害太凶，所有大一点的红薯都被老鼠刨出来吃了，只剩下一些小的，总共也不满一担，一个阳春种红薯就收这么一小担，显而易见，我们的劳动贱到何等地步。

第二年，那块地我们不种了，任它荒废。

尽管红薯收得少，但毕竟收得了好几担薯苗，加上我们种的苦麻菜、芭蕉芋、芋苗等猪饲料，终于在1972年从年头到年尾养成了一头猪，过年杀猪时居然得了100斤肉。

杀年猪之前我报给生产队，由生产队统一申报大队部，交了税，领得了生猪屠宰证，过年前两天杀了年猪。那个年代农民过年杀年猪要报税，要领得生猪屠宰证。

而去年是分家的第一年，刚分家，我们也养猪，但什么都是白手起家，猪饲料也没有，养的那头猪一年到头竟然只有60斤，打七折得40多斤肉，一年到头，一头猪就40多斤肉，根本还不成为一头能出栏的年猪。

6

分家时，母亲将屋背菜园给了我们三分之一，大坪菜园也给了三分之一，但仅凭这些老菜地，显然不够，韦如英和我便四处找菜地。

这年5月一天，我和韦如英去到纳右冲的小坡上，那里有一小片荒地，我们打算选作辣椒地，但荒地上长有很多小杂树小竹子和茅草，我们开垦费了很大力气才把那些竹蔸树蔸全部挖出来，烧掉，韦如英撒下辣椒种子，后来那块地居然长出一片绿油油的辣椒苗来。

还不够，我和韦如英又到地名叫塘上冲头的小竹山里，开辟了一块地种芋头，后来芋头苗长得很好，芋苗叶可喂猪。于是这个小家庭，连同屋背菜园，大坪山，拉谢纳右，共有四块小菜地。

拉敢村旁山边有一个木薯土窖子，那是内弟韦荣厚来帮我挖的。靠山坡的土坎下，开一个一米见方的口子，然后掘进去，在土里掘成一个大土窖，冬季收获木薯时，将木薯秆除去头尾捆成一捆，放置于土窖中，然后封土。之后尽管数九寒冬，雪雨纷飞，天寒地冻，而木薯种靠地下恒温能保持不冻坏，待到春来了，我们再从土窖里拿出木薯种子来，移植到地里。

我们这个小小家庭的木薯都是在大坪山那块地里与玉米套种。六七月收了玉米就等着冬天收木薯了。那块地不大，总共收成也就是两担生木薯。

挖回了木薯，我们夫妇俩连夜刮皮，用一块竹片剥去木薯皮，然后挑到河边，找一个回弯水将木薯倒入水中，用杂树盖压，将木薯放置水中浸泡，大约半个月，除去有害物质，再去捞出来，放在晒楼上晒干。

晒干的木薯条，大约有两箩筐，挑到大寨村的打米打粉机房去打粉。这两箩筐干木薯，打成粉后只有10多斤。虽然不多，但我很珍惜这些木薯粉，我挑回家后，先把木薯粉用水煮熟，晾凉，拌酒曲，沉入缸中，封缸，发酵。

几天后，我借来叔父自制的蒸酒设备，在老家楼底，架起了大锅，架上小酒蒸子，小酒蒸之上是天锅，我将发酵好的木薯醪倒入锅中，然后用竹筒将水沟的水引流进天锅，一进一出，维持天锅水恒温低温，灶下面烧火煮酒。大约不到半个钟头，木薯酒便从引酒管流了出来。我用一个土坛接着，这一口锅整出来也就是10多斤木薯酒。

这木薯酒就是我们过年的酒。

7

1972年秋。

这天，我从麻风山收牛回家，当年生产队安排我养牛。我早上就知道今天底下屋的堂弟结婚弄酒席。按照我们本地习惯，不管哪家有红白喜事，全寨人都去贺，贺礼是三两斤米，加一个封包3元或5元。

我关了牛就回家了，底下屋的酒席已摆开了，我是肯定要去贺礼的，拿上3斤米，再加一个封包，但只有5角钱在家。没有钱怎么办？就只好封5角钱了。5角钱的封包加3斤米，这一贺礼成为我一生的羞涩之事。

这样的情形不止一次。不久后，我已不养牛了，恢复正常出工了。这天在大塅打谷子，西边日落之时，我匆忙收拾糯谷进箩筐，挑去仓库，然后飞也似的赶回家，在楼底抓上一只鸡，去寨六生产队贺岳父生日，那只鸡算是我养的十多只鸡中最大的一只，但也不足一市斤。拿一只不足一斤的鸡去贺岳父生日，这又成为我终生难以启齿的羞涩之事。

那是我一生中最艰辛的岁月。

8

1971年4月分家了，我和韦如英二人做一家，而父母亲还带着我的老弟老科，老妹美运、美鲜共五人做一家。美新妹妹出嫁大寨生产队，不在家了。

父母亲的火炉堂仍然在正屋的里间，我只好选择上楼的外一间，将那两米宽的小房改为厨房。

火炉堂是要烧火的，只有挑大堆泥巴来填在楼板上，填上厚厚一层以防火，然后是在上面用废旧大铁锅做底，做成一个火炉堂，煮饭炒菜烤火，当年已买一只猪崽来养，还在最里面用黄泥垒成一口大灶，专门用来煮猪食。

后来，1972年，我把火炉堂从外一间两米宽的小房移到最里面的后拖间。

那里面宽些，我自己动手做木工，在火炉堂里面的屏风板上安装了一个碗柜，整个火炉堂有灶、有火堂、有碗柜、有饭桌、有水缸、有水桶、有洗脸架，但没有洗凉房，要洗澡只能打水在火炉堂或者房间里洗。

这个火炉堂用了很多年，一直用到1978年恢复高考后我被录取去读书，韦如英与两小孩在家仍然用。直到1981年我将韦如英接去我任教的中学校生活之后才不用。

多少年来，我们一家四口就是在一间房加一间火炉堂那样的格局里生活，那些苦难的日子永远铭记在我心头。

不过，当年也有苦中作乐之时。

1974年过年，我在中门两边贴了一副自己写的对联。

上联：七洲五洋皆腹内，——暗喻“世”字；下联：三冬六暑我常青。——暗喻“松”字，即我的名字“世松”，是自嘲，也是言志。

横批：新年快乐。

9

1972年正月，队里安排我养牛。

生产队的黄牛共有30多头，有牛牯（公牛）、牛母、牛崽。牛是生产队集体所有，统一关在生产队所建造的牛栏里。牛栏建在马路边，二层楼，上层专供堆放干稻草，这是冬季牛的饲料；底层分为若干个小牛栏，中间是一条通道，两边的牛栏都是通透式的，一个小栏关两三头牛。

这些黄牛是生产队的主要畜力，春天犁田耙田，夏天双抢耙田，水田里犁耙的活路全靠这些牛，没有牛，可以说根本无法种田。牛粪是种田的主要肥料，基肥。

全队四五十个劳动力，安排一至两个社员长年养牛，当然养牛员的安排主要是照顾年老、体弱或智障的社员。今年安排我和姚盛章两人养牛，姚盛章是一贯负责养牛的社员，他个子矮小，耳聋，智障。

养牛员每天清早将所有黄牛从牛栏放出来，一路赶上养牛坡，那是一条几十年一贯的路线，从养牛坡一路爬上大坪山，然后横过大水沟盘路。直到笔架山半坡，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草坡，牛散放在笔架山半坡各自吃草。

每天清早把牛从牛栏赶到笔架山半坡，已经耗去了半天。将近中午，牛群散在半山坡上吃草。

待到太阳将要落山时，养牛员便上到笔架山半山坡，高喊：“嗨、嗨、嗨，回去咯，回去咯。”牛听惯了也听懂了，便三五成群慢慢地从半山坡走下来，集中成队，走回大水沟盘路，走下养牛坡，回到寨头，沿马路走下来，回到牛栏。关了牛栏，放些干稻草给牛垫睡，此时天已黑了，养牛员方得回家。

之所以今年安排我养牛——才20岁谈不上老弱，是因为去年即1971年农历八月，我患上慢性脚关节炎。那一天我去县城，当天来回，走了120多里路，大热天，出很多汗，我一路上逢水就洗脚、洗脸、冼凉，这一冷一热，当晚回到家，脚关节就痛了，一连几天下不了床，痛得我难受。后来，居然一痛三个月，下不了床，躺在床上，大小便要人扶下来，吃饭在床边，针灸也试了，中草药也敷了，什么“保的松”之类的关节药都用了，还是不行，后来用寄娘采的草药来敷上才勉强好些，但走路还得撑拐杖，更不能干活。

1971年4月我与父亲分家后，一家人就靠韦如英出工挣工分吃饭，这样下去肯定不行，于是过年后我稍为能走些路，哪怕是撑着拐杖走，也得找活干，毕竟一个大青年哪可能不出工，队里就安排我与姚盛章二人养牛。

养牛的工分很低，一天只有8分。当然此时对我来说，双脚受伤，做不得重活，生产队安排我养牛，已经是很照顾了。

第一天出工养牛。

早早吃了饭，用竹饭筒装了中午饭便出门了。那竹饭筒是白镐河农村流行的通用的盛饭器具，一节楠竹筒，加上一个楠竹盖子，两边有耳眼套上绳子背在肩上，能装下的饭菜也就两三碗饭，刚够中餐。早上，我到牛栏，姚盛章也来了，牛先后出栏，上马路，几十头牛出栏完了，我和姚盛章跟在牛尾尾，也叫牛屁股，我跟姚盛章学着喊：“嘿——嘿——嘿！”这是赶牛走的喊声，牛听惯了也听懂了，上马路，从下板坡生产队过十字路，过上板坡生产队村门口，到村头，上牛坡牛路，那牛路走了几十年，加上暴雨洗刷，变成了有一人深的小沟，牛和人就沿着这牛路其实是一条深深的沟，往上爬，坎坎坷坷、弯弯曲曲，上到大树坳，再过大水沟盘路，走几里的盘路，来到沟头也就是禾冲溪冲头，也就是笔架山坡脚，这地方叫银匠坡。

银匠坡位于笔架山脚，那里原有十多块小梯田。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一吴姓人家在银匠坡那里生活，有茅草屋，有水田，还有山地果园，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新中国成立后才搬下我们生产队来住，于是那10多亩梯田也归了我们生产队。这里离板坡村有五六里路，是在大山之上，又在笔架山主峰的脚下，这里有一条小溪名叫禾冲溪，还有吴家房屋的遗址，有他们的菜园地，有他们菜园地里的柿子树。

在这些梯田的中间，有一座石头小坡，坡顶是一片小小的平坦地，平地上用竹子和茅草搭了一个牛棚，是养牛人自己搭的专门休息的草棚。草棚里我们自备了两张床，说是床其实就是五六片竹片平铺在地上，人可以在竹片上躺下睡觉，这就是竹床。我和姚盛章把各自的饭筒挂在草棚中的柱子上，坐在棚里瞎想，赶牛到这里一般要三四个小时，此时已过11点。

从牛栏到这笔架山山坡，有六七里山路，而且都是上坡的路，一路爬上来，跟着牛走，慢慢地走，我不时还拄着拐杖。这第一天就这样上来了。

下午三四点钟，太阳偏西。

牛群散在笔架山山坡吃上这大半天的草，大概也差不多了，牛也是知道天亮天黑的。天色将晚，我和姚盛章背着空饭筒，爬上笔架山的半山坡，对着散放的牛群，对着大山、对着天空，放声地喊：“嘿——嘿——嘿！下来了，回去了。”空旷的山坡上响起阵阵喊牛的回声，这回声在空旷的山野上滚过。收拢了牛，略数了一下，够数了，就往回赶，一路下坡，下坡，下坡，回到牛栏，关上牛放了草料，方始回家。

第一天养牛就这样顺利过关了。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天天如此，月月如此。

我熟悉了牛群，熟记了它们的名字，生产队的社员早就给每头牛起了名字，以便区别：黄牛牯、瘦牛母、黑牯、弯角牛、黑牛崽、花牛牯，而这些可爱的牛，也熟知了各自的名字，一般我们叫“瘦牛母，停下来”那瘦牛母居然就地停下不走，说明它听得懂人话。慢慢地，牛群也熟悉了我这位新牛倌，熟悉了我的喊声，熟悉了我的身影。

牛满身的臭味，牛屎牛尿更是臭不可闻，我初时跟在牛屁股，难闻其味，但久而久之，居然也习惯了，觉得不臭了，习惯成自然。

当年，我们小小家庭养了一头猪，那银匠坡的禾冲溪边长有很多野菜，韦如英叫我收拾那些野菜拿回去煮来喂猪，于是春来了野菜长了，我收成一捆，挑起一担，一头是野菜，一头是小捆柴火，一拐一拐，赶牛下坡。

每天天刚亮起床，吃了早饭赶牛上山，太阳落山了才从山上赶牛回来。世界上的一切都在我的视野之外，我几乎成为一个“世事什么都不知”的山里人，与我做伴的只有黄牛、老牛，只有青山，牛路。更甚者，在那高高的大山上遭遇狂风暴雨、惊雷闪电。

天有不测风云，到了夏季，屡屡遭受狂风暴雨、惊雷闪电的恐吓，有时被吓得魂不附体。

1972年6月的一天，正是夏季时节，早晨天气晴好，我照例装饭赶牛上山。

我和姚盛章吃过午饭，到溪头水里洗干净了饭筒，此时，南边天上飘过来一堆乌云，我瞟了一眼，夏季晴空万里突然飘来乌云是常有的事，但今天特别闷热，特别闷热就会有特大暴风雨。

我和姚盛章决定提前收牛回家，我与他分别迅速爬上笔架山的半山坡。

此时，乌云越来越多，紧接着“轰隆隆”一声响雷滚过天空，闪电一道道下来，似乎就在头顶，就在眼前。暴风雨来了，雨水倾盆而下，我独自一人在这半山坡，无处藏身，进退两难。

很快，我的全身被雨淋湿了，只有腰间小书包里的那本《金光大道》全靠尼龙布包裹着。最可怕的是惊雷闪电，我很担心雷击我，一闪电一惊雷我都惊恐万分。我不敢走动半步，只好站在原地，任凭风吹雨打。

我浑身发抖。想起人生落到如此地步，我的心情糟糕透了。

一个多小时后，雨渐渐小了，风也渐渐小了，雷声响在天上很远很远的地方了。

但山洪随之而来，洪水倾泻而下，似乎要淹没一切。

牛群也怕雨怕风怕雷，下雨时也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此时风小了雨小了雷远了，它们才慢慢抬头望一眼我，然后往山下走去。

过了几天，我病了，脚痛，感冒发烧。贫穷与苦难不断地折磨我们这个小家庭。

我回乡之后，自学木工和竹工手艺，可以用楠竹做成精美耐用的竹沙发、竹椅。我还会用楠竹破成片编成竹篮、斗笠。

不久，我就放弃了竹工手艺，改为看书读小说。

养牛的日子，有大量时间看书。

我拿书上山来看。为了便于携带，我用家织布缝成一个小书包，仅能装一本厚厚的小说而已，装上两个耳子，套上一段带子，背在内衣里面，早上先背小书包在身上，再穿上外衣，小书包就在内衣里了，还用一小块尼龙布将书本包起来，防雨防汗防水浸。

书都是借的，借堂叔覃启分的，借堂兄弟覃玉学的，借舅公韦顺超的。除了看书，我还抄词语，背词汇。

日子过得真快，秋收马上要到了。

秋收前要槽牛了。所谓槽牛，就是不放养上山，把牛关在牛栏里，全队社员去割青草给牛吃，为的是积肥，一般每年槽牛两次，双抢前一次，秋收前一次。槽牛时，社员们去割草，我和姚盛章负责过秤。

秋天过后，山上的草慢慢枯黄了，这时，牛群不能再赶去笔架山的牛坡上放养了，改为赶往麻风山的大山里。在那大山里，那些野生大树下有些小草没有枯死可供牛吃，大树下一些低矮的小树的叶子可供牛吃。

1972年下半年，《广西文艺》复刊了，我跟韦顺超舅公借35元钱（3.5元？），订了一份《广西文艺》杂志，我带上山去阅读。初冬的日子，天气晴朗，牛散在麻风山口那一带寻吃，我们在盘路上的草丛中休息，冬日里暖洋洋的太阳照着我，我斜躺在草丛中阅读《广西文艺》。

1972年，也是我写通讯报道稿件最多的一年，我和大队秘书等三人，组成板六大队通讯组，写了很多广播稿件。我们的稿件一般都被县广播站和公社广播站采用。这一年我在养牛过程中成了通讯报道的积极分子。

1972年10月30日，我的双脚已完全康复，可以与社员一道出工了，养牛的日子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