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个人编年史

1975年，莫斯科。虽然我一直想做一名画家，但还是去数学特色高中学了理科。学校除了常规课程外，还开设微积分和计算机编程课。上了两年编程课，我们连一台计算机都没见过，老师是在黑板上解释计算机编程的各种概念的。一开始，我们学习20世纪50年代后期苏联发明的计算机语言。这种语言的名称非常奇妙，叫作“和平一号”（MiR-1），一听就是冷战的产物。接下来，我们学习一种更标准的高级语言：ALGOL-60。两年的时间中，我们在笔记本上编写计算机程序。老师在上面打分，然后返还给我们，纠错是少不了的：比如循环语句中漏掉的结尾、未被声明的变量、忘记写的分号等。两年的课程结束时，我们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带到一个数据处理中心，这里通常需要经过官方许可才能进入。我把自己编好的程序输进计算机，可它没有成功运行。因为我从来没见过计算机键盘，应该输入数字0时，我却按了字母O。

还是在1975年，我开始上古典素描的私教课程，时长也是两年。莫斯科建筑学院的入学考试中有一项测试，要求考生在8小时内完成一幅古典人物半身像的素描。要取得最好的成绩，不仅要画得像，有完美的透视，而且要掌握完美的描影法。这意味着所有的阴影和光面完全要靠描影来表现，也就是说，所有最初描绘的线条最后都要看不出来才行。两年间对着画板度过的几百个小时终于得到回报：尽管指定给我的是号称世上最难画的维纳斯头像，但我还是得了个“优秀”。维纳斯头像完全不同于苏格拉底那样的男性头像，她头上的各种小平面非常难处理，因为它们是很平滑地交汇在一起的，就好像是用曲面建模程序生成的一样。后来我才得知，在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科学家也在处理同样的问题，即如何在计算机里生成明暗过渡自然的三维物体影像。今天仍在使用的标准渲染算法，就是在1975年，我开始学素描的那年，在犹他大学被发明出来的。¹3

1985年，纽约，曼哈顿中心区，数字效果公司（Digital Effects）。清晨，我坐在一台Tetronics终端机面前，刚刚结束我的夜班。这家公司是世界上第一批为电影和电视制作3D计算机动画的公司之一（《创》［Torn］的特技就是这家公司做的，他们还为各大主流电视台制作计算机动画）。我的工作是操作一台制作计算机动画的Harris-500主机，还有一台PDP-11，用它来控制输出35毫米胶片的Dicomed胶片输出仪。几个月后，我学会了公司专有的、使用APL（一种高级编程语言）编写的计算机图形软件，并且开始做我的第一组计算机影像。我想生成一幅古典人物半身像的合成影像，但是这项工作最终未能完成。由于软件只能用原始的几何单形（如立方体、圆柱体和球体）来创造三维物像，我只能用这些原始单形做出一个构图，就草草了事。与其说Tetronics是台光栅终端机，还不如说是个矢量。这句话的意思是：Tetronics并不能实时更新屏幕。在程序上每做一个变化，或者每改变一个视点，我都得敲下回车键，等着计算机一条一条地重画那些线条。回头想想，我干吗要花费好几年时间学习透视画法，计算机只需要几秒钟的工夫就画好了。我创作的几幅影像作品在纽约的计算机艺术展览上展出过几次。然而，那个时候恰是后现代主义的全盛时期：艺术市场火爆异常，纽约的年轻艺术家们赚到盆满钵满，但艺术界还没有对计算机艺术提起兴趣。

1995年，奥地利，林茨市。我参加了全球最负盛名的电子艺术节（Ars Electronica）。这一年，在艺术类别的划分中，“网络艺术”取代了“计算机图形”，这标志着现代文化与媒体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计算机一直被用作生产工具，而现在它具有了普遍意义上的媒体机器属性——不仅被用作生产，也被用作存储和分发，万维网就是这一新现象的具体表现。1990年左右，“数字媒体”这一术语出现，与“计算机图形”一起在语言层面上开始为人们所知。与此同时，计算机在呈现已有的文化形式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全新形式：网站、计算机游戏、超媒体只读光盘、交互式艺术装置等。总而言之，“新媒体”出现了。在1985年，我需要使用专业计算机语言，编写一长串计算机程序，才能把一个有阴影的立方体呈现在计算机屏幕上。而十年后，我只需要在一系列价格便宜的、基于菜单的三维软件中做出选择就能实现。它们可以在普通的个人计算机上运行。软件中预先备好了大量的三维模型，其中就包括精细入微的人体与头像。4

1995年还有哪些事情值得一提？我出生的国家——苏联宣告解体。自由与束缚、交互性与预置性、西方的消费主义和东方的“灵性”，几十年来，这些对峙的张力曾激发出大量创造性想象力，现在，它们跟苏联一起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消费主义、（充满成见和陈词滥调的）商品文化和超级大公司的胜利——它们声称自己统治了空间、时间、未来（例如，微软推出广告“今天你要去哪里？”；斯沃琪提出“互联网时间”的新概念，将24小时分为1000个斯沃琪“节拍”；美国AT&T通信公司推出广告语“你会的”［You will］），以及“全球化”（这个词其实与“灵性”一样，都难以捉摸）。

1995年，我到圣彼得堡参加“寻找第三现实”（In Search of a Third Reality）计算机艺术节。当时一场奇特的演出，可以看作关于全球化的一个极好的隐喻。跟其他演出一样，这一演出也在天文馆进行。跟所有人一样，天文馆的领导需要在俄罗斯的新经济秩序下（或者说，没有经济秩序的情况下）维持生计，于是他将整个天文馆都出租给了艺术节的组织方。黑色的半球形穹顶下，一位年轻艺术家正有条不紊地画着一幅抽象画，构图系统，落笔谨慎，看起来跟我一样受过传统绘画训练，根本不走波洛克（Pollock）的风格。他手上戴着一只任天堂数据手套（Nintendo Dataglove）——这在1995年的西方算是常见的媒体物件，但在当时的圣彼得堡还是新鲜玩意。这个数据手套将作画者的手部动作传输到一个小小的电子合成器上（这种电子合成器是莫斯科某家机构的实验室组装的）。合成器播放着音乐，一男一女随音乐翩翩起舞——他们穿着伊莎朵拉·邓肯（Isadora Duncan）式的衣服，在一名满脸疑惑的老年观众面前表演即兴的“现代舞”。这场表演中，有传统艺术、抽象画、任天堂数据手套，有电子音乐、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还有在这样一个沉湎于辉煌过往的古老城市（像威尼斯一样）的天文馆中关于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的探讨（对我来说，关于虚拟现实的探讨是来自西方的东西），这些彼此不兼容的历史与概念层面被合成在一起，而任天堂数据手套只是这场大杂烩的其中一个层面。5

1995年还迎接了互联网的到来。互联网是全球化最具象化的，也是最显而易见的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末，文化的逐步计算机化终将改变所有的信息技术，这一点也会变得非常明确。因此，如果借用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我们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以来，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转向服务经济与信息经济。70年代，现代社会进入了所谓“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语），之后，进入了“网络社会”（曼纽尔·卡斯特［Manual Castells］语）。90年代的上层建筑开始反映出这种变化的全面影响。²20世纪8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是这种转变的先兆，这一先兆在当年影响微弱、知者甚微，而到了90年代，从文化（culture）到电子文化（e-culture）、从计算机到普遍的文化载体、从媒体到新媒体等急速转变，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有关分类和典型的问题。

到了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