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国“五险一金”的总费用占到了企业职工工资的40%左右，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的国家相比，缴费比例明显偏高，这可能会造成企业的成本负担过重，并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及长远发展。近年来劳动力成本急剧上涨，中小企业生存压力增大。在经济新常态下，减税降费成为促进我国企业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金融危机期间，各地区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社保缴纳的比例，以缓解企业的成本压力。《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重点指出，要“扩大参保缴费覆盖面，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全国多地已经开始试点降低社会保险费率，通过降低社保缴费率，不仅可以减轻企业的社保负担，还可以激励更多中小企业参加社会保险，有利于促进社会保险体系的可持续、公平发展。在此背景下，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明确提出，自2019年5月1日起，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至16%。

本书基于大量翔实的微观数据，实证评估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及其对企业生产、雇佣、投资决策等各方面产生的影响，并对进一步优化社保体系，尤其是降费政策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在考察企业社保负担的影响时，必须考虑企业不完全的社保遵从度。我们分别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和社保降费的实践为例，验证了企业的社保遵从度是影响企业社保负担的重要因素。最后，我们以农民工为例，考察了这个城市社保覆盖率最低的人群，其社保遵从度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本书的研究按以下层次逐步展开。

第1章，利用我国宏观数据，描述我国企业社保缴纳的情况，并分析其原因；根据各社会保险实际参保人数与按照法律强制规定应参保人数的比例，综合不同的估算方法对我国企业社保缴费总体水平进行估算，初步验证了我国存在较多的企业不缴或者少缴社保的现象。

第2章，通过全国税务调查数据来探究社保（主要以养老保险作为分析对象）政策缴费率对实际缴费率的影响，实证检验了政策缴费率对社保的参保程度的影响，其中民营企业、中小规模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受到社保政策缴费率的影响更大。本章通过分析政策缴费率对社保的参保程度的影响发现，社保缴费率过高是导致企业选择不参保的主要原因，而其对参保后的企业的参保程度的影响较小。本章最后利用政策缴费率与实际缴费率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比较了不同地区社保政策缴费率的差别，并设计了企业的最优政策缴费率。

第3章，首先实证分析在半强制条件下，哪种类型的企业更缺乏缴纳社保的激励。本章在评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基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普查数据，通过对比平均工资水平与企业实际缴纳社保及公积金之间的关系，检验我国企业是否存在社保逃费现象。我们的实证结果表明，高工资企业实际缴纳社保比例相对较低，说明高工资企业具有更强的动机逃避社保费用；而把住房公积金作为参照时，高工资企业虽然需要缴纳更高的住房公积金，但由于实际享受的公积金待遇也较高，因此企业及其员工并没有动机少缴公积金。

第4章，基于2007—2011年的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利用地区层面法定缴费比例的差异，实证分析企业社保负担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①面对较高的法定缴费率，大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不愿意缴纳社保；②2008年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强化了对企业的社保执行力度，使得企业社保遵从度明显提高，因此显著提高了非上市企业的人均劳动力成本（工资和社保费用），同时对于社保缴费率高的地区，《劳动合同法》更大幅度地提高了这些地区企业的人均社保费用。

第5章，以2008年11月浙江省降低养老保险缴费比例的自然实验为例，通过建立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降费对企业实际参保行为、雇佣人数及投资决策产生的影响。《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用人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缴费比例有关工作的通知》规定，逐步将全省用人单位基本养老保险费缴费比例统一到12%～16%。实证结果显示，政策缴费率下降之后，企业实际社保负担显著下降，具体表现为，企业给员工的工资有一定的提高，并且企业相应地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

第6章，利用事件研究方法，分别考察了2016年降费与2019年降费的市场反应。本章以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样本公司分别进行了分析，并分企业类型对社保降费政策可能存在的差异性展开了讨论。研究表明：①上市公司或者说股票市场对费率下调政策的反应并不明显，投资者对社保降费政策未能给出肯定的反馈；②不同资本劳动比类型的公司对社保费用下降不存在显著差异。

第7章，基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实证考察了农民工社保参与率较低的原因，以及农民工参加社保对其工资的影响。在控制农民工的基本特征的情况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社保与工资是正向相关关系，即提供社保的工作工资待遇也相对较高；通过基于行业和地区来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结果表明，社保与工资之间是负向相关关系，提供职工社保的企业平均工资要更低。并且，“五险一金”与工资的替代效应存在一定的差异，并不是缴费负担越重替代效应越明显，说明替代效应还与农民工的偏好有关。本章进一步考察发现，替代效应在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工群体中更强。

第8章，基于2009—201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利用成都市将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并轨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这一政策变化，通过建立双重差分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社保政策缴费率设定对流动人口参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并入职工社保体系会显著降低流动人口社保的参与率；同时，流动人口工资水平没有显著变化，但是工作时间变长，消费水平下降。

第9章，通过对成都市环卫工人和保安的社会调研，研究非正规就业人群的社会保障状况。本章利用对调研数据的描述性统计，了解这两个群体的人口特征、工作现状、社会保障及健康与医疗消费的基本情况，进而分析影响他们选择不同类型社保的因素，以及不同类型的社保对他们养老模式和医疗服务使用的影响。基于此，本章提出需要从加强非正规从业者的劳动保障、扩大非正规就业人群的参保面和打破社保使用的区域限制三个方面来改善非正规就业人群社会保障的现状。

第10章是本书的总结及展望。基于以上的研究，本书提出了优化社保体系的建议。

（1）建议从社保的筹资和补偿机制入手，提高企业与职工按自身需求缴纳社保的激励水平。一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应该从片面强调经济增长转变为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尤其是需要更关注公平；同时，要求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一视同仁。地方政府不应该为了短期的经济增长或者税收增长，就免除企业的社保责任或者对企业不交社保的事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完善社保制度需要强化企业的社保责任。二是征缴手段的转变。比如充分利用税收的渠道加强社保的征缴。税务机关征缴社保费用可以大大减少企业低报或者不报其社保缴费基数的行为。目前诸多地区已经做出了这方面的尝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另外需要完善养老保险制度的弹性设计，即“多缴多得”机制。养老保险缴费仅靠立法强制实施还不够，还需要有积极的利益导向，给予企业和职工可预见性的收益期望，以此调动用人单位和职工参保的积极性，促使其自觉履行法定的缴费义务。例如，可以在不改变社保的缴费率水平的条件下，通过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比例、降低企业缴纳社保的比例的办法来激励企业参与社保。降低企业社保缴费率，有利于激励企业积极参加社保；提高个人缴费比例，则增加个人账户在养老金中的比重，有利于激励个人参加社保。总体上不改变社保缴费率则有利于维持目前社保基金收入的稳定。

（2）一方面过高的社保缴费率加大了企业的负担，不利于宏观大背景下企业转型升级和为企业减税降费的政策目标；另一方面过高的政策缴费率增强了企业逃避社保缴费的动机。因此本书实证检验了政策缴费率对实际缴费率的影响，根据我们的分析结果，四川的企业面临的社保缴费比率过高，将养老保险的政策缴费率降低为15.34%是有利于增加企业的实际缴费率的；并且针对不同类型企业采用灵活的政策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其中可以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政策缴费率降低到17.94%，将民营企业的政策缴费率降低到14.36%。

（3）增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并不能简单地从企业入手，还应该以全面的视角去改善农民工的就业与生存环境。这包括：①社会保险的全国统筹问题，即实现社保的全国统筹，尤其是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的全国统筹，可以大大促进农民工对社保的需求；②公共服务一体化，即农民工能够与城镇居民同样享受教育、医疗等城市公共服务，也可以促进其对社会保险的需求。

（4）我们通过对以环卫工人和保安为代表的非正规就业人群的社会保障状况的调研分析，建议政府从三个方面着手，切实改善非正规就业者的社会保障状况：①加强对非正规就业者的劳动保障；②扩大非正规就业人群的社会保险参保面，包括加大宣传力度，以及针对非正规就业人群的工资、收入状况，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应适当调整城镇职工社保参保费用档次、金额，减轻非正规就业者参保的负担，提高其参保率；③打破社保的使用区域限制，制定有利于流动人群的、更具灵活性与方便性的社保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