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时评：辟直接交涉

当国联行政会议九月三十日以前，讨论处置中日间此次严重事变之初，日政府即一再宣称，“满洲事件为中日间地方问题，可由中日进行直接交涉解决，绝不容第三国置喙”，即国联组织委员会调查实况亦所反对。不幸国联当时未洞烛其阴谋，且未能排除万难，本尊严之盟约，执行其权威，而为日人之强横所屈伏，仅以希望并信任日本能于十月十四日以前撤退暴军，作敷衍之结论。乃自九月三十日起，截至最近，日人不仅未履行其在国联会议中接受撤退军队之决议之信诺，抑且暴行有加无已。国联行政会为此特再度召集，而日人要求直接交涉，不容许第三国置喙如故。此种极荒谬无理之行径，不能不严词痛辟。

夫依照立国常轨，两国间发生若何足以障碍国交之事情，自应以双方直接用外交方式共谋解决为正当方法，然而今日之情势则不然。第一，日人于九月十八日之先，不以正当之外交方式向我直接提出诚意之交涉，而突然对我暴力压迫，不宣而战，则其外交早已脱轨，其政治已早失常态。不直接交涉于九月十八日之先，而要求直接交涉于暴力发动之后，此种矛盾横蛮、一意孤行、目无世界之主张，中国断然不能承认。第二，日军暴力发动以后，我国以毫不抵抗之态度节节退让，而日军肆其疯狂之暴行，节节进逼。占我都市，戮我军民，没收我财产，更换易旗帜，置官设吏，所差者仅为尚未递送正式宣战之通牒耳。彼既已实施武力发动，以敌国视我，两国国交已无形断绝。我无端受此衅辱，个人之所不能忍受者，而谓一民族能伈伈伣伣，绝对顺从日人之意志而任其摆布？日人既已自绝国交矣，尚何直接交涉之可言？第三，盘踞于我领土以内之暴军，今犹未撤；奉命开来我长江以及沿海各商埠之炮舰，正衔尾而来；袭炸我锦州之飞机，时时予我以严重之威胁；所谓“满蒙独立”之运动，正甚嚣尘上。在暴行有加无已之情势之下，日人何曾丝毫有早日解决此严重问题之诚意？其欲厉行大陆政策、破坏和平、蹂躏国际协约之决心，日人自己已于九月三十日以后之暴行露骨说明。我国即欲直接交涉，又将从何处着手？第四，此次日军之暴行，不仅为简单之中日两国问题。不仅足以迫害中国，抑且足以迫害世界，予世界全人类以绝大之威胁。制止此种足以危害全人类之暴行，不仅中国应负此责，世界各国都应负此责。中国竭尽其力，忍耐自持，对日军之暴行一再退让，即所以对世界负责，对全人类负责。兹后如何防制此种暴行之继续增加，如何使掀起祸机之罪人承负其应负之责任，应由世界各国共起图之，中国实再无直接交涉之可能与必要。九日日本军部三巨头会议，商洽撤兵问题，其议决事项共有五项，第三项为“俟新政权出现后，即作地方交涉”，第四项为“俟至足保证日侨生命财产之新政权树立后，即行撤兵”。证之是项决议，则日人所谓直接交涉，并非以我国之中央政府或东北地方政府为对手，而为欲俟所谓“满蒙独立”成功，建立在其保护下之“新政权”后，再进行其为所欲为之滑稽交涉。我即欲直接交涉，除无条件承认东北为日人之保护领土，更加订若干辱国条约而外，日人岂其我允，岂能接受我国之谈判？

基于上述五项之说明，中国今日绝不能接受直接受涉之主张。中国民族今日所抱持之态度，为举国家与民族全置于国际协约尊严之基础上，静听公理正义之裁判。如国际协约国放弃此责任而诿诸中国，则中国今后之行动，当不外两途：一为订辱国之城下之盟，对日屈服；另一则为举全民族之热血以与强权，作最后之肉搏，争回公理正义以及我民族生存之自由。舍此两途而外，更无他道。但中国人民敢切实声言：具有四千年文明历史之民族，有以国敝，决不能终始屈伏，对人竖立降幡！此而不能，则惟有静候事态之自然发展，以毫不回避之态度，大踏步走上第二条血路。

此为中国人民目前之严整态度，切盼国际协约，切实认清。至于国内少数因循畏缩、安于现状之辈，或不能理解当前之严重与前途之危难，而倡接受所谓直接交涉之主张，其结果将不使我国家于辱国丧权之外，更全部断送立国之民族精神不止。国人其共起而唾其面，严厉制止若辈之谬论。

（《申报》，1931年10月15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