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元代书家群体的划分依据

对元代书家群体的划分，有着客观和主观的两重依据：客观原因包括政治（在朝与在野的区别）、地域（南北之别）及种族上等；而主观原因则包括爱好、观念、师承及宗教信仰等。

一、书家群体划分的客观依据

1．地域上的原因

元代在地域上的区别，主要是南北之别。由于北方是蒙古人的居住之地，也是他们的都城所在地，所以北方居民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地位上都存在着明显的优越感；南方原是南宋政权的所在地，入元以后，南宋遗民与来自北方的统治者难免存在着意识上的彼此对立，这种对立虽然在后来程钜夫南下访贤以及元廷对南人的一系列新政策下有所缓和，但是毕竟无法彻底根除。在这种背景下，南方书家比北方书家更渴望一种归属感，特别是当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引荐成为仕进的主要途径，这些因素都导致南方书家的群体性活动更加频繁，彼此之间的联系也更为紧密。

元代尤其在元末，还出现了地域性的寓居书家，这部分书家主要活动在至正初年以后，寓居的地点主要在苏州府及松江一带。元末此地的寓居文人有杨瑀（钱塘）、王渊（钱塘）、钱惟善（钱塘）、张雨（钱塘）、杨维桢（诸暨）、黄公望（常熟）、谢应芳（武进）、王逢（江阴）、郑元祐（遂昌）、贡师泰（宣城）、邾经（陇右）等人。外籍人士来此寓居，一方面是由于战争、灾害的推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吸引力。苏州府及松江一带，自然风貌优美，地理位置优越，特别是当时松江地区在海洋交通和海外经济的双重刺激下，社会经济发展极为迅速。由于经济优越、文化发达，所以当地对外来人士及文化相当包容，寓居文人不但没有受到排挤与冷落，相反还受到普遍的推崇和优待，外来书家数量众多，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本地书家，他们在书坛上发挥着主导作用。其实岂止是元末的松江，元代江浙地区在文化与思想上的开放性，对外来人员一直具有较强的吸纳作用。以鲜于枢为例。鲜于枢本是渔阳人（今天津蓟州区），寓居浙江的杭州与金华一带，他的落款也多为“渔阳鲜于枢”，不过顾瑛的玉山草堂存有鲜于枢书写的一块行书匾额“秋华亭”，款署“槜李鲜于伯幾”⁽¹⁾，槜李是嘉兴的古称，明代嘉兴人李日华云：“顾仲瑛秋华亭书扁，系鲜于太常隶笔（按顾瑛《玉山名胜集》所录临本，实为行书），款云槜李鲜于伯幾书，乃知渔阳公流寓我郡颇久，故以自署也。”⁽²⁾鲜于枢以“槜李”自署，体现了他深深的归属感。这种氛围，为南北异地书风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2．政治上的原因

随着历任统治者对汉儒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南人被任用为官。延祐之后，南方文人大举进京，逐渐在大都文人圈中形成力量，到至治、天历时期，南方文人已然在馆阁文人中占有了主导地位。但是，由于南方文化程度高，经济更为发达，且最晚归附，因而蒙古贵族对南方文明始终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敌视感，这体现在政治权力上，就是南人不被重用，也很难在朝廷中担任高官职。以元中期的奎章阁学士院任职人员为例，大学士（秩正二品）十人，皆为蒙古与色目人；侍书学士（从二品）九人，其中汉人两人，南人仅虞集一人；承制学士（正三品）七人，皆为蒙古人、色目人和汉人。猜疑与提防、被猜疑与被提防，使得蒙古人与色目人、汉人与南人彼此之间非常自然地形成各自的群体。

政治上的原因，还包括在朝和在野的区别。因为身份的不同、所处环境的差异，在朝和在野的书家所接触与交往的人群也会有所不同。以柯九思为例，入职奎章阁时，他交往的群体主要是皇室官员，如欧阳玄、宋本、谢端、王守诚、李泂、雅琥等；去职以后，交往的则多是民间隐逸书家，如顾瑛、张雨等。

另外，在朝的官僚书家，也会依附朝廷所设机构，形成在思想、抱负上彼此接近的若干群体。如元中期所设立的奎章阁，本为文宗和近臣议政之地，后逐渐演化为文臣品评书画的场所，依托奎章阁，柯九思、虞集、揭傒斯、王守诚等人得以有机会共同探讨书艺画事；当奎章阁废止后，由顺帝建立的宣文阁其实就是奎章阁的延续，周伯琦、康里巎巎、贡师泰等名家又凭借宣文阁形成另一个书家群体。

3．种族上的原因

通观元时各种书家群体，主要成员基本都是汉人，少数民族在比例上占有的份额很少。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少数民族人数本来就在绝对数值上远远低于汉族；其次，虽然元朝的统治者在思想上颇为开明，历代都推行汉化教育，使得少数民族也能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汉族文明在当时已有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他族靠短时间的学习，很难取得极高的成就，所以尽管在书画上也出现了康里巎巎（康里人）、泰不华（蒙古人）、廉希贡（畏吾人）、余阙（武威人）、贯雲石（北庭人）等少数民族书家，其中康里巎巎、泰不华等人所取得的成就还颇高，但这个文化群体还是以汉族书家为主流。不过当这些少数民族书家融入汉人群体中时，并没有受到排斥，一方面是因为蒙古以外的少数民族当时基本被划归为色目人，本来在社会地位上就高于汉人与南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元时多民族文化交融而形成的包容性。

二、书家群体划分的主观依据

1．心理原因

在元代的不同时期，书家聚集的心理因素并不完全相同。元初期的天下甫定；元末期农民战争纷起，书家的内心难免恐慌，这时候群体聚集所产生的心理上的安全感，远远胜于一切慰藉，而这种心理慰藉，也是刺激和支撑他们创作的重要力量。赵孟入仕前在浙江与钱选、周密、鲜于枢、邓文原、戴表元、袁桷、李衎的交往，以及顾瑛在元末风雨飘摇之际仍坚持举行的“玉山雅集”，基本都属于这一性质。

2．共同的收藏爱好

从宋代开始，文人已明显表现出对书画收藏的兴趣，至元代，文人对此兴趣有增无减，当时一流的收藏家，元初有郭天锡、鲜于枢、乔篑成、王芝、赵孟等人，元中期有祥哥剌吉、柯九思等人，元末有顾瑛、倪瓒等人。这些藏家多次发起以鉴赏书画为主题的雅集活动，如大德二年（1298）二月二十三日，霍肃、周密、郭天锡、张伯淳、廉希贡、马昫、乔篑成、杨肯堂、李衎、王芝、赵孟、邓文原等十二人，同聚于鲜于枢的寓所，欣赏郭天锡所藏王羲之《思想帖》；至治三年（1323）三月二十三日，皇姊大长公主祥哥剌吉发起了“天庆寺雅集”，雅集的主题是品鉴祥哥剌吉所藏书画，参与者都是当时的官僚文人，如袁桷、冯子振、赵世延、王约、李源道、邓文原、陈庭实、柳贯、李泂、赵岩等人；至元末，顾瑛在昆山建玉山草堂，并以此为依托，组织了多次以诗文唱和、书画品鉴为主题的“玉山雅集”，其规模与影响更为宏大，具体表现在雅集场所开阔与开放（部分雅集已经走出了玉山草堂）、参与人数众多（几乎概括了当时所有的东南名士）、持续时间长久（陆续维持了近二十年）。这些雅集，对与会者书画审美、鉴赏乃至实践水平的提高都大有裨益。

3．同一主题或同一召集人

在元代，由富而好礼之士出资赞助，并以东道主身份邀请文化名流参与集会，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新的雅集形式。张廷玉记：

当元季，浙东、西士大夫以文墨相尚，每岁必联诗社，聘一二文章巨公主之，四方名士毕至，宴赏穷日夜，诗胜者辄有厚赠。临川饶介为元淮南行省参政，豪于诗，自号醉樵，尝大集诸名士赋《醉樵歌》，简诗第一，赠黄金一饼；高启次之，得白金三斤；杨基又次之，犹赠一镒。⁽³⁾

至正十年（1350）七月，松江富户吕良佐在乡试之际，举办“应奎文会”，并邀请名士杨维桢为主考，投文者达七百余卷。同年在浙江嘉兴，又有“聚桂文会”：“嘉禾濮君乐闲，为聚桂文会于家塾，东南之士以文卷赴其会者，凡五百余人。”⁽⁴⁾

饶介、吕良佐、濮乐闲等人主持的雅集，参与人数众多，但这些都是以诗文为主题的集会，以诗文的水平高下定胜负，虽是文坛盛事，与书艺却所涉甚少。而前文提及的顾瑛所主持的“玉山雅集”，因有极多书画名家参与，才是真正影响到元末书风变革的盛会。

4．师承关系

因为师承关系而划分出的书家群体，具有人员的固定性，审美观的趋同性以及书艺的延续性。以赵孟为例，得其亲授者有虞集、康里巎巎、杨瑀、顾信、黄公望、俞和等人；另外私淑者，或赵孟与其关系在师友之间的，有袁易、龚璛、郭畀、郭麟孙、干文传、陆桂、汤弥昌、钱良右、朱德润等人；倘若是带有亲属关系的师承，那联系则更为紧密，如赵孟的弟弟赵孟籲、妻子管道昇、儿子赵雍与赵奕、孙子赵麟、外孙王蒙等。上述人员由于师承关系的亲近以及理念上的接近，极为自然地因时间与地理位置的不同，分别形成若干群体。再如元初的吾衍，其书艺传与吴叡，又由吴叡传与朱珪，其直系与旁系并行，从而形成以篆隶书与篆刻为显著特色的书家群体。

5．宗教背景

元朝将佛教定为国教。仍以赵孟为例，赵孟、管道昇夫妇信奉佛教，这种信仰还影响到他们的子孙，赵孟、管道昇、赵雍等人皆以名僧中峰明本为师，管道昇去世后，赵孟忧郁无度，中峰明本几乎成为他唯一的精神寄托，这从他集中写与中峰明本的一批手札中可以体会到。除中峰明本外，赵孟还和大量的释家交游，在赵孟的书画作品上，留有很多他与僧人交往的印迹。如其大德四年（1300）六月九日为密印寺力法师书《头陀寺碑》⁽⁵⁾，延祐五年（1318）四月朔旦为恭上人书《金刚经册》，至治元年（1321）八月十二日为中上人作《秀出丛林图卷》（故宫博物院藏）等。⁽⁶⁾至治元年（1321）十二月，赵孟携仇远、邓文原、胡长孺、赵孟籲、张楧、龚璛、冯子振、张雨等一行十四人，在钱塘为即将赴浙江定海主持隆教寺的祖瑛禅师送行⁽⁷⁾，参与送行的皆为当时首屈一指的东南名流，其排场之隆重，足可见释家弟子在当时文人交往中的重要地位。

元朝是一个宗教政策极为宽松的朝代，虽然佛教是国教，但是并不遏制其他教派的生存，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也获得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元时道教极盛，著名道士有张留孙、杜道坚、吴全节、张雨、马臻、朱本初等人，杜道坚被宣授为“隆道冲真崇正真人”，吴全节拥有的是道教大宗师崇高身份，张雨则是有元一代最著名的道士书法家，他们都与赵孟交游，赵孟还对杜道坚执弟子礼，而此三人，书法俱学赵孟（张雨在中年时期书风最为接近赵孟），可见交往群体对于个体书风的影响。又吴全节的学生朱本初，著有《贞一稿》，其手稿除吴全节外，另有刘有庆、范梈、欧阳应丙、虞集、柳贯等五位名家为其作序。⁽⁸⁾由此可见当时道家在文人群体中地位之重。李日华对此描述道：“元时玄教极盛，其掌教真人，皆淹通宏雅，翰墨绝人。士大夫乐与盘桓，书札往来及一时题赠，皆有深趣。”⁽⁹⁾

宗教政策的宽松，使元代的释、道能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文人群体的活动中，而宗教政策的优待，使这些僧人与道士有余力进行文化艺术的学习，也使他们有能力参与文人群体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