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语言、文字规范

语言交流是一个互相表达知情意的过程，它包括四个要素：语境、言（作）者、听（读）者、语言文字。要达到理想的交流效果，都要从听（读）者的角度来考虑对方是否听（读）得懂、是否愿意听（读）（值得不值得、动听不动听），特定条件下故意反其道而行之，那是例外。所以，要使对方听（读）得懂、愿意听（读），就应该在意义和语言两方面加以努力，做到孔子所说的“情欲信，辞欲巧”（《礼记·表记》），也就是文质彬彬，尽善尽美。具体而言，这一总要求又可分为语言文字规范、篇章规范、政治道德标准以及审美标准、创新标准等方面。本章介绍语言和文字的规范。

吕叔湘对于中国近代以来的语言文字变革有过简明扼要的总结。他指出，自清末民初以来，也就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中国语文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革过程，或者说经历了一个语文改革运动。其中包括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和拼音字运动。白话文运动针对着书面语与口语脱节的情况，国语运动针对着标准语不通行的情况，拼音字运动针对着汉字难学的情况。到现在，白话文运动虽然有人反对，但白话文最终取代了文言文，取得了全面胜利。国语运动，1949年后叫推广普通话，没有人反对，也取得相当大的成功。不过目前还没有做到普及普通话，这方面大陆不如台湾地区，可能也不如新加坡。拼音字运动提倡的取消汉字的主张失败了，汉语拼音也不作为文字看待，限定于为汉字注音，为推广普通话服务。但同时，汉语拼音方案的教育得到全面推广，接受小学教育的学生都学习汉语拼音。在语文变革的过程中，大陆的汉字也由繁体字改为简化字。不过，简化字是约定俗成的产物，然后才得到国家认可。所以汉字简化虽属于语文变革的一部分，但不是人为发动的运动。

正是在上述的历史背景之下，我们现在学习普通话，使用白话文和简化字写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以及《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等有关法规性文件，都是运用语言文字的国家标准，应该自觉遵守。

不应回避的是，由于“文革”这样的极“左”政治运动严重破坏了正常的语文教育，至今仍有恶劣的影响，所以，即使是政府高层领导乃至文化艺术教育界的精英在遵守语言文字规范方面也普遍存在问题。

例如在文学艺术界，一位著名作家在谈到有一句话让他受益匪浅、牢记在心时误用了“耿耿于怀”一词。一位文学评论家在描述云南大理蝴蝶泉的奇异景致时说：“这是一幅多么令人目眩神迷而又美妙奇丽的景象。”吕叔湘指出，该句一方面有堆砌形容词的毛病，另一方面，“而又”是表示转折的连词，通常只在多少有点矛盾或不相联系的两种属性之间才用“而又”，如辽阔而又荒凉的土地；而目眩神迷和美妙奇丽是近义的，相联系的，不能用“而又”连接。1985年6月23日《北京晚报》上的一篇短文，谈到中国美术馆的展览标签把著名画家宋文治的姓名写为娄江文治，使得观画人误以为是日本画家。文章批评制作标签的同志知识不足，画展组织者责任心不强。吕叔湘指出，该画题字为：“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甲子冬日写唐人诗意。此匡庐佳胜也。娄江文治。”按照传统，籍贯后应标明姓氏，不应在籍贯后只写名不写姓。所以，标签出错画家本人也有责任。

再如在高等教育界，2005年5月11日，台湾地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清华大学演讲，该校校长现场赠送客人一幅用小篆字体书写的书法作品，可能是因为紧张，误把“赠送”说成“捐赠”，又忽觉不妥急忙改正（在社交活动中相送礼物、纪念品，宜说赠送，在慈善活动中赞助财物才说捐赠）。随后在展示朗读这件书法作品时又由于认识不全小篆字，多处停顿，还有一字读错，经旁边的人提示才结结巴巴地读完。同年7月12日台湾地区新党主席郁慕明到中国人民大学访问，该校校长在欢迎致辞中说：“七月流火，但充满热情的岂止是天气。”把七月流火（原意是天气转凉）误解为天气炎热。2006年4月19日，台湾地区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在厦门大学接受名誉法学博士学位，该校校长将连战的题词“泱泱大学止至善，巍巍黉宫立东南”中的“黉（hóng）宫”错读为“huáng宫”。2018年5月4日，北京大学隆重举行建校120周年校庆大会，该校校长在致辞时将“鸿鹄（hú）之志”错读为“鸿hào之志”。

再如在政界，数年前曾经流行三句话：“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误用了被动句式，导致辞不达意（后来有一句话说：“权为民所赋。”这才是正确用法）。

北京大学校长在念错字后发布了一封道歉信，表示他在上中小学时，正是“文革”时期，教育几乎停滞了，没有接受完整、系统的基础教育，只是在高考前的几天读了一本语法方面的书，才知道什么是主语和谓语。经调查，上述其他人的经历也类似。“文革”对于语文教育的极大危害由此可见一斑。故而我们必须牢记教训，加倍努力，才能弥补历史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