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由流亡国外到革命成功

1955年5月，巴蒂斯塔因在古巴大选中获胜，为表现自己的慷慨和宽容，签署了特赦令，被判15年监禁的卡斯特罗也在特赦名单之中。出狱后的卡斯特罗本以为他曾加入的正统党会欢迎他回归，但事与愿违，正统党领导层容不下他的激进言论，卡斯特罗只得另谋出路。

两年后的7月7日，卡斯特罗在哈瓦那的兰香博耶罗斯机场（Rancho Boyeros Airport）登机前往墨西哥。在临行前，他发誓将组织武装起义，推翻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的暴政。⁽³²⁾20世纪初，墨西哥爆发“反对帝国主义”革命，成为拉丁美洲左翼人士的避难所。20世纪30年代，深受欧洲法西斯主义迫害的一大批文化名人迁居墨西哥，复兴了墨西哥文化，使之进入了“浪漫时代”。就在这个时候，墨西哥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Lazaro Cardenas）推动石油行业改革，把全部油田国有化。一时间拉丁美洲和欧洲的左翼人士纷纷移居墨西哥，其中包括古巴共产党领袖胡里约·安东尼奥·卡德纳斯和苏联流亡者列夫·托洛茨基。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在“七·二六”运动失败后也流亡到墨西哥。劳尔在墨西哥期间，因一个偶然机会结识了阿根廷人切·格瓦拉（Ernesto Guevara de la Serna），并成为莫逆之交。⁽³³⁾格瓦拉出身于阿根廷的上流社会，毕业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主修医学。青年时期的格瓦拉桀骜不驯，喜好四海为家。1950年，他一人驾驶摩托车游遍阿根廷，两年后又与朋友驾摩托车游历了南美洲。四海游历扩大了格瓦拉的眼界，也使他了解了赤贫民众的现实生活，这深深影响了他的政治立场。比如在1952年，他在智利看到罢工工人连“一条御寒的毯子也没有”，“在夜晚的寒风中瑟瑟发抖”。⁽³⁴⁾在哥斯达黎加，他看到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压迫当地农民，并因此怒不可遏。他在给家里人的信中写道：“我在斯大林同志的画像前发誓，不打倒这些资本主义吸血鬼绝不罢休。”⁽³⁵⁾1954年，格瓦拉在危地马拉见证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推翻阿本斯（Jacobo Arbenz Guzmán）政府，这次事变促使格瓦拉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抵达墨西哥后，劳尔·卡斯特罗向菲德尔·卡斯特罗引荐了切·格瓦拉。对古巴来说，卡斯特罗与格瓦拉这两位革命巨头相遇是一次历史性事件。格瓦拉将他对美洲的考察心得和政治认识提供给了卡斯特罗，卡斯特罗则给格瓦拉准备了革命主张和实践经验。

卡斯特罗到古巴后，委内瑞拉、美国和古巴本身的革命资金开始流向墨西哥。卡斯特罗用这些革命资金在离墨西哥城30多公里的地方租了一个农场，用来训练革命战士。但是，由于有人告密，卡斯特罗和格瓦拉被墨西哥政府逮捕，幸亏墨西哥前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出面帮助才获释。

在墨西哥期间，不满巴蒂斯塔统治的古巴前总统普利奥·索卡拉斯与卡斯特罗接洽上了，并向他提供了数额不菲的资金。卡斯特罗用这笔钱从在墨西哥的美国人那里买了一艘小型摩托艇，即后来著名的“格拉玛”号（Granma）。

1956年11月24日晚，卡斯特罗命令反对巴蒂斯塔政府的革命战士在墨西哥的石油小镇索·里科集结，搭乘“格拉玛”号前往古巴，准备在古巴奥连特省东部荒凉的拉斯科罗拉达斯海滩（Las Coloradas）登陆。他期望这次登陆能在古巴引发一场全国性的反巴蒂斯塔政府的暴动。

这是一次充满凶险的革命之旅，严重超载的“格拉玛”号要穿越近2000公里的波涛汹涌的大海。由于途中遇到大风，多数人呕吐不止，并且偏离了航向，原计划五天的航程跋涉了七天多。经过172小时的艰苦航行后，卡斯特罗最终抵达古巴海滩。但是，登陆行动又险象环生。先是领航员掉到海里，后是“格拉玛”号撞上沙洲，使得这次登陆更像是海难。因为时间比原计划晚了两天，负责接应的弗兰克·派斯（Frank Pais）不了解情况，按原计划发动了城市暴动。由于政府军的猛烈镇压和等不到卡斯特罗武装的到来，这支部队撤回到山区去了。追随卡斯特罗的这批革命者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和运气登陆了。据当事人福斯蒂诺·佩雷斯回忆，当时“情况相当艰苦……连续几个小时在沼泽中跋涉，穿过泥泞、红树林和积水地区，我们才终于踏上了坚实的地面。我们躺在草地上，精疲力竭、饥肠辘辘、浑身烂泥，然后意识到，我们终于踏上了古巴的土地”。⁽³⁶⁾虽然到了古巴土地上，但卡斯特罗所计划发动的出其不意的进攻不仅没有实现，还被巴蒂斯塔瓮中捉鳖，古巴政府军的飞机在登陆者的头顶盘旋，并用机枪对登陆的革命者进行扫射。政府军的火力相当凶猛，多人被打死，还有22人被俘。

三天后，幸存者在阿莱格里亚德尔皮奥山（Alegría del Pío）汇合。但汇合时，他们又遭到了政府军的伏击。战斗相当猛烈，阿莱格里亚德尔皮奥山都被“抹平了”。⁽³⁷⁾卡斯特罗将革命者分成三个小组进行突围：胡安·阿尔梅达率领第一小组向东部突围，劳尔率领第二小组向东北突围，何塞·科马率领第三小组向南方突围。卡斯特罗在营地中心进行指挥。多天激战使起义者损失惨重，最后只剩下16名革命者。不过，幸运的是这批人成功进入了马埃斯特拉山区，革命火种得以保留。卡斯特罗为这支浴火重生的革命力量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统一革命军”（Reunified Revolutionary Army）。

在马埃斯特拉山里，卡斯特罗着重干了以下几件大事。第一，与马埃斯特拉山区从事反政府游击战的克莱森西奥·佩雷斯（Crescencio Perez）取得联系，携手合作。佩雷斯是马埃斯特拉山区首屈一指的人物，控制了山区西部大部分地区。第二，着手革命战略转型。在登陆之前，卡斯特罗青睐攻击蒙达卡兵营式的暴动。但政府军装备精良和人数众多，革命者兵寡势弱的现实，迫使他不得不思考如何扬长避短。在马埃斯特拉山区，卡斯特罗精心研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从中汲取了不少战略战术智慧。他要求司令部将毛泽东关于游击战和人民战争的著作油印成小册子，下发到各部队，让手下人认真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被起义军称为“来自中国的粮食”。在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影响下，马埃斯特拉山成为古巴的井冈山。第三，招募新人并与城市里的“七·二六”运动组织建立联系。卡斯特罗的反政府力量的中枢由一帮年轻人组成，这些年轻人“大多是城市里的上层阶级或中产阶级，他们掌握了组织在全国的地下网络，负责招募新成员、获取和偷运武器及志愿兵到山区、筹集现金和补给、组织宣传、与外国联系、在城市开展破坏活动、搭建政治平台等一切工作”。⁽³⁸⁾

卡斯特罗深知，古巴革命不仅是武装反抗巴蒂斯塔政府，而且还要和政府打舆论战。巴蒂斯塔政府为愚弄民众和稳定民心，实施严格的新闻封锁制度，严格禁止报道卡斯特罗的革命消息，还散布谣言称卡斯特罗在登陆古巴时已被打死。为击破谣言和扩大影响，卡斯特罗派遣地下工作者找到当时正在古巴度假的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赫伯特·马修斯（Herbert Matthews）。马修斯撰写过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内战等重大国际事件方面的新闻报道，还曾化装成阿根廷人进入阿根廷监狱采访受到政府非法关押的学生。“七·二六”运动地下组织找到他后，他出于职业敏感和对古巴反抗巴蒂斯塔独裁政府的革命运动的同情，决定冒险去采访卡斯特罗。在地下组织的掩护下，马修斯化装成美国商人，突破巴蒂斯塔政府的封锁，来到马埃斯特拉山区。

为达到最佳宣传效果，卡斯特罗把马修斯奉为上宾。当时卡斯特罗手下只有40来人，为了迷惑马修斯，他让这些战士在采访时排成圆圈在附近走动。他向马修斯称，他手下有“数个10到40人不等的战斗小组”，而且斗志昂扬。卡斯特罗还深谙美国人的心理，在采访中“只选马修斯想听的讲”。⁽³⁹⁾他对马修斯大谈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残酷性，革命的目的是“为古巴实现民主而战”。⁽⁴⁰⁾为迎合美国人的心理，他在采访中还声称推翻巴蒂斯塔政权后，新政权将保护私有产权，其中包括外国在古巴的投资。采访完毕后，马修斯让卡斯特罗在采访笔记上签了名，并拍照留念。⁽⁴¹⁾

马修斯的采访报道以重大新闻的形式连续三次刊登在《纽约时报》的周末版上，引起巨大轰动。在马修斯采访之前，卡斯特罗还不为外部世界所知，报道刊发后，“一个充满理想、勇气，有着非凡领导才能”的卡斯特罗形象被展现在世人面前。马修斯在报道中称，“一个充满理想、勇气，有着非凡领导才能的人”已经“成为马埃斯特拉山区的主宰”，“巴蒂斯塔将军想要镇压卡斯特罗的革命的希望渺茫”。⁽⁴²⁾另外，《纽约时报》的报道在美国所引发的舆论风潮也影响到美国对古巴政策，甚至在美国国务院和中情局中也出现了卡斯特罗的支持者。

事实上，卡斯特罗在马埃斯特拉山区的游击队人数实在少得可怜，截至1957年5月，也只有100人左右。不过这支队伍里的骨干人员却精明强干，如在山区里活动的有切·格瓦拉，在“山外”活动的有弗兰克·派斯。派斯非常能干，在卡斯特罗困于马埃斯特拉山区初期，他为山区的游击队提供了急需的补给品。可以说，如果没有他，卡斯特罗及其武装力量确实有被剿灭的可能。1957年，派斯在圣地亚哥与美国驻当地领事进行了会晤，向其宣传卡斯特罗的政治纲领。派斯的宣传工作非常有效。中情局的主管人员甚至写道：“我和我的全体工作人员都是菲德尔兄弟的人了。”⁽⁴³⁾1958年3月，美国开始对巴蒂斯塔政府实施武器禁运，与之相对照的是，美国却默许甚至纵容对反政府武装的走私活动。

派斯与美国接触的同时也与古巴其他反巴蒂斯塔的派系积极进行接触。在古巴，除“七·二六”运动外，还有拉菲尔·加西亚·巴尔塞纳（Rafael Garcia Barcena）领导的民族主义革命党（MNR）、普里奥·索卡拉斯领导的革命军（OA）和何塞·安东尼奥·埃切维里亚领导的学生革命指导委员会（DRE）。在这三个主要组织中，卡斯特罗同埃切维里亚关系不睦，后者曾拒绝支持“格拉玛”号登陆古巴，对此卡斯特罗一直耿耿于怀。1957年3月，埃切维里亚领导的学生革命指导委员会与革命军联手进攻总统府。但是，由于准备仓促，行动失败，埃切维里亚在交火中丧生。为联合这些派别，派斯东奔西走，进行外交活动。1957年年中，卡斯特罗与正统党代表签署《马埃斯特拉山区协议》（Pact of Sierra），号召所有革命派组成统一的“人民革命阵线”，旨在摧毁巴蒂斯塔政权，并举行民主选举。

1958年初，在以平原为主的城市运动领导人的坚持下，卡斯特罗虽然认为时机并不成熟，但仍然同意发动城市大罢工，寄希望于大罢工演变为城市暴乱。4月9日，在“七·二六”运动的领导下，古巴爆发了城市大罢工。但是，正如卡斯特罗所担心的那样，城市工人并未做好准备，巴蒂斯塔政府很快就镇压了罢工。

镇压完大罢工后，巴蒂斯塔政府决意集中全力扑灭马埃斯特拉山区的革命活动。政府军有一万多人，还拥有飞机、大炮等现代化武器，而卡斯特罗的游击队只有300余名战士。但是，危机之时方显英雄本色。卡斯特罗的革命战士毫不畏惧，拼死抵抗，“每个进入马埃斯特拉山的入口都像温泉关（Thermopylae）一样坚固”。⁽⁴⁴⁾由于游击队抵抗顽强，政府军在进行了75天围剿和付出了1500人伤亡的代价后被迫停止镇压行动。

反围剿的胜利是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的转折点。8月，卡斯特罗决定由防御转向反攻，命令卡米洛·西恩富戈斯（Camilo Cienfuegos）率领82人的纵队走出马埃斯特拉山区向西部省份挺进；而切·格瓦拉则率领一个150人的纵队向500英里外的首都哈瓦那进发。1958年12月底，格瓦拉拿下古巴的交通枢纽城市圣克拉拉。1959年1月1—2日夜晚，起义军攻入哈瓦那，巴蒂斯塔流亡国外，古巴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