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诸侯之望到天子山川：论秦汉五岳祭祀的成立
第一节 先秦山川崇拜概述
慎子曰：“山川为天下衣食”[1]，名山大川特殊的地质地貌既构成了先民生存、活动的自然环境，又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文明因此而诞生、发展。《竹书纪年》载：“后荒即位，元年，以玄璧宾于河，狩于海，获大鱼。”[2]殷墟卜辞中有大量祭祀河神内容[3]，也有很多祭山求雨内容[4]。山林川泽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在《国语》中体现出来。周灵王欲治理谷洛二水时，太子晋说道：
晋闻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夫山，土之聚也。薮，物之归也。川，气之导也。泽，水之钟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归物于下。疏为川谷，以导其气。陂塘污庳，以钟其美。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归。气不沉滞，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财用，而死有所葬。然则无夭昏札瘥之忧，而无饥寒乏匮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圣王，唯此之慎。[5]
因受惠于山川，早在远古时代，先民就产生了山川崇拜并开始祭祀名山大川。大汶口莒县灰陶尊的日月山三形合一符号暗示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可能已有山川崇拜迹象[6]，三星堆出土玉璋亦有山川祭祀图像[7]。甲骨文中也出现过“十山”、“五山”、“三山”，陈梦家、常玉芝等人对此已有相关研究[8]。岳渎崇拜是先秦山川崇拜中的重要内容，“岳”字用来表示众山中的大山，甲骨文中有“岳”字诸种变形[9]，如“
”字，诸家多定为“岳”，彭裕商认为是嵩山[10]，而詹鄞鑫推定此字是“崋”，即华山[11]。甲骨卜辞出现的“河”、“岳”[12]，应该就是后来五岳四渎的前身。
一、“国必依山川”理念
先秦时代山川崇拜流行，人们普遍认为分封立国要依托名山大川，传世文献有大量关于山川与国运的故事。“国必依山川”这一提法来自《国语》。周幽王二年，三川地震，伯阳父说：
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川竭山必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13]
伯阳父认为山川地质变迁是阴阳之气失序的表现，他采用阴阳观念但并未引申出过于神秘主义的解释，而是说山川变动会导致水土不能为民所用，会影响民生，因此天下会大乱，出现王朝更迭。这种推论显示出古人已能把日常对山川的功利主义认识上升到朴素的政治哲学观[14]。
山川是大地的坐标，相传大禹治水时“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同时大禹还为华夏山川命名，因而有“禹平水土，主名山川”之说[15]。古代分封建国，知名的山川是其重要依托，这最能体现“国必依山川”理念。如周王分封鲁国时就有“乃命鲁公，俾侯于东。赐之山川，土田附庸”[16]。诸侯国内分封也会划定山川，春秋时鲁国季孙氏欲以桃邑换孟孙氏之成邑，孟孙氏成邑守便“辞以无山”[17]。
《国语》中太子晋、伯阳父之言都指出山川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正是基于山川的实际功用与象征功能，古代先民才产生了山川崇拜。《礼记》有“山川，所以傧鬼神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体也”[18]。此知先民还认为山川乃鬼神所居，祭祀山川可以使鬼神尚飨，如有学者就指出周人因天神居于嵩山而称之为“天室”“大室”[19]。当然在先秦信仰世界里，山川的功能不会仅限于某一方面，我们不能以山川为鬼神所居而忽视山川神的独立神格。比如文献中很早就出现的山川神祇“河伯”，《竹书纪年》有“洛伯用与河伯冯夷斗”。该书还保留了先秦时代广为流传的一则故事，即殷王上甲微借河伯之力为父王亥复仇灭有易氏[20]。河伯这位山川神显然是基于万物有灵而产生的人格神，其他名山大川之神莫不如是，至于周朝将嵩山视作“天室”，应当是山川崇拜与天帝信仰结合的产物，它可能只是在原本的山川神基础上附加了通天功能而已。
古人认为山川能主宰水旱，关系国计民生。《礼记》曰“天降时雨，山川出云”[21]，因山川神职掌降雨，于是国家要按时“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22]。郑国子产以山川兴云雨为专职，他指出：“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之。”[23]《左传》载，卫国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24]《史记》有“晋大旱，卜之，曰‘霍太山为祟’。使赵夙召霍君于齐，复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晋复穰”[25]。可见严奉山川祀典，是保佑一方丰收的必要条件。
古人认为山川关系国君命运。《诗经》云：“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26]在《左传》中，晋侯生病被认为是星神与汾水之神作祟[27]；楚昭王患病，卜者认为是黄河之神作祟[28]。东方的齐景公患病时派史祝祭祀山川、宗庙[29]，西方的秦王因生病而祷告华山[30]。山川之神不仅关系到国君的生老病死，还能影响到立嗣继统。楚共王在选定继承人时，就曾“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请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见于群望曰：‘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31]
不惟如是，古人行军打仗、立约定盟，对所过山川也多有祭祀，以祈求神灵庇佑。《晏子春秋》载齐景公过泰山时梦“二丈夫”，占梦者就认为是：“师过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32]公元前562年，晋盟诸侯于亳地，其盟书内容为：“凡我同盟，毋蕴年，毋壅利，毋保奸，毋留慝，救灾患，恤祸乱，同好恶，奖王室。或间兹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坠命亡氏，踣其国家。”[33]盟书中司慎、司盟似为监盟之专神，其下群神便以名山大川为首。近来研究者发现，春秋时晋国订立盟约常以“岳”神为誓并尊称其神为“岳公”[34]，这足见山神在晋国政治文化中的影响。古人坚信山川之神能助战功，故《周礼》有“祭兵于山川”[35]。如赵襄子与智、韩、魏四家征战时，就曾得霍太山神之助。《史记》记载山神与赵襄子的“交易”：“赵毋恤，余霍泰山山阳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将使女反灭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将赐女林胡之地。”[36]此故事中，称霍太山神所派为“天使”，可知在古人想象中，大山可以通天，故山神与天界有一定关联。当然，最能体现山岳沟通上天功能的便是传说中的封禅大礼。《史记·封禅书》言封禅是受命且有功之帝王在泰山报答天神之礼，张守节解释道：“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37]此知泰山因能达天听，故可诱使帝王不惮路途遥远而东行封禅。
山川之神如此重要，连君王死生更替都须告祀山川。《尧典》载舜即位时，“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礼记》有：“君薨而世子生……大宰命祝史，以名遍告于五祀山川……如已葬而世子生……三月乃名于祢，以名遍告及社稷、宗庙、山川。”[38]先秦儒家还认为君主出境也应告祭山川，如诸侯朝天子要“冕而出视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庙、山川”[39]。
战国晚期总汇诸家思想的《管子》特重山川与治国关系。其首篇《牧民》提到“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祗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祗山川则威令不闻”，此即重山川鬼神之祀。第二篇《形势》开篇即言“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矣”，《立政》篇“五事”“省官”有修火宪、敬山泽事，《国准》篇托名管仲论经营国家要“立祈祥以固山泽，立械器以使万物”，《地数》篇有“苟山之见其荣者，君谨封而祭之”，此是《管子》重视山川所出经济资源。《乘马》篇言“立国”要做到：“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此合“国必依山川”之义。《侈靡》篇论君民关系，君能“敬而待之，爱而使之”，则民对君能“若樊神山祭之”。《形势解》将君主比作山岳，有：“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山，物之高者也，地险秽不平易，则山不得见。人主犹山也，左右多党比周，以壅其主，则主不得见。故曰：山高而不见，地不易也。”[40]
综上可知，先秦时代“国必依山川”理念十分流行，古人既深知山川于国之重，故会以严格的礼仪祭祀山川。《左传·成公五年》，晋国梁山崩，绛人曰：“国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为之不举、降服、乘缦、彻乐、出次，祝币，史辞以礼焉。”晋侯从之[41]。此正是先秦时代因“国主山川”而以礼祭之的真实写照。或许因为注意到山川往往与国君有密切联系，孔子类比两者而言：“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社稷之守者为公侯。皆属于王者。”[42]正是在这一思想下，《礼记·王制》才会有“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43]之说，即应以三公、诸侯之礼对待五岳四渎，这一说法对后世的五岳祭祀影响深远。
二、东周山川祭祀情况浅析
在“国必依山川”这一共识基础上，五岳逐渐被认为是山川之长。关于五岳定名，顾颉刚认为五岳形成时间晚在汉代[44]。笔者同意顾氏五岳定名较晚之推测，但不应晚至汉代；同时顾氏认为五岳观念也成于汉代，此不符合《尚书》等先秦文献记载[45]。《史记·封禅书》释《尚书》虞舜巡狩四岳（五岳）名目为：岱宗为泰山，南岳为衡山，西岳为华山，北岳为恒山，中岳为嵩高。并称：“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咸在山东。”[46]是知司马迁认为上古五岳已定名定址，流传至西汉的五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中岳嵩山、北岳恒山、南岳衡山等乃三代之制。
为论证先秦五岳情况，笔者先按顾氏等所持的疆域决定论就疆域而言之。西周时期，华山、嵩山在其疆域之内，泰山所在东方周初封有齐鲁等国，它们的建立是商周二朝征服东夷事业中的重要一环，周朝在东方还时常与夷族发生战争[47]，比如穆王时期淮夷徐偃王势力曾一度到达泰山之南。至于北岳恒山及南岳衡山，可以说迟至东周才渐入王域。据《左传》，春秋时期今河北中部大部分时间为狄人控制，后待三晋崛起才逐渐开发[48]。同时著名的“召王南征”故事也表明西周势力难越长江。至平王东迁，历经春秋战国，中国疆域才呈南北方向发展之势，此时五岳俱在王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删定《尚书》等经典文献，“五岳”观念得以激活或产生，随之而来的便是五岳定名。这里，笔者不定为“产生”而言“激活”，是基于对《史记》的尊重，也是基于对疆域决定论的质疑。因为当从现实疆域扩张角度对汉儒所说五岳追本溯源时，仍无法完全证伪五岳之名早已在春秋战国之前定立。其实就疆域而论，东周疆域可能并不具有代表性。譬如“上甲微灭有易事”可能表明商的势力已达北岳恒山附近[49]，周初封召公北至燕地，较恒山更北。而到了春秋时期，恒山及今河北中部平原却几乎全被狄族控制，可视作是异族对华夏之压迫，或许不能以此反证河北恒山一带不为周域。同样，西周召王南征亦可代表长江流域为周朝理想天下之一部分，楚地南部衡山亦可视作周域[50]。总之，除了实际的地理方位，“五岳”更是一个地理观念问题，笔者不同意仅据东周至秦汉的现实疆域变化来判定五岳理念的产生及五岳定名，这样只会把它们的上限过于下移。
当然，即便周代五岳早已定名，五岳祭祀亦或早有成文定制，但这并不意味着五岳祭祀已得到重视。可以肯定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山川祭祀活动仍然多是各国祭本国地望，即《礼记·王制》所载的“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极少见，而多见“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并且这时诸侯祭祀山川已出现“祭不越望”之说[51]。
首先谈晋国地望。《国语》述齐国势力：“南城于周，反胙于绛。岳滨诸侯莫敢不来服，而大朝诸侯于阳谷。”屈万里认为这里的“岳”就是晋国（今山西南部）的霍太山（简称霍山）[52]，魏克彬等倾向此说[53]。霍太山原是霍国之望，春秋初年晋灭霍国，不久晋国大旱，后让亡国之霍君主祀霍太山，晋国才获得丰收[54]。此事标志着霍太山成为晋国之名山。春秋末年，霍山神佐赵氏立国，赵襄子为谢霍山神，“使原过主霍泰山祠祀。”[55]此事再次见证了霍太山在三晋山川中的首要地位。除祭祀霍山外，晋国还曾祭祀黄河西岸的梁山。据杨伯峻意见，梁山在今陕西韩城县，它本是古梁国名山，秦灭梁国，晋又侵秦，遂为晋国地望。于是《左传》成公五年有：“梁山崩，晋侯以传召伯宗。”[56]正如《尔雅》所记：“梁山，晋望也。”[57]
谈到晋国地望，还须提及“华山”。前引秦公祭祀华山祷病事，可知华山乃秦国地望；据李学勤意见，此次祭华山活动当在秦惠文王称王期间，即不早于公元前325年[58]。《史记》：“（惠文君）六年（公元前332年），魏纳阴晋，阴晋更名宁秦……八年，魏纳河西地。”徐广注“阴晋”为“今之华阴也”[59]。是知秦惠文君称王时华山已在秦国境内，故秦王祭之。而在此之前，华山长期位于秦晋两国边境，晋惠公（前650-前637年）因秦国助其为国君曾许诺：“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60]是知春秋前期华山为晋国边境之地标。《水经注》引“华岳铭曰：秦、晋争其祠，立城建其左者也”[61]。此或前代流传故事，亦可辅证先秦时代华山倍受秦晋两国青睐。战国中期，华山归秦之后，遂成为秦地重要信仰，如《韩非子》记秦昭王上华山事：“秦昭王令工施钩梯而上华山，以松柏之心为博，箭长八尺，棊长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尝与天神博于此’矣。”[62]秦始皇末年，华山之神还曾预言秦亡。《史记》载：“（始皇三十六年）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63]秦始皇所说“山鬼”当属华山，其后晋人乐资《春秋后传》便将“山鬼”视为“华山君”[64]。
现存史籍中诸国地望较为明确的有楚国和鲁国。《左传》记楚昭王之言：“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雎章，楚之望也。”杜预注“四水在楚界”[65]。鲁国三望，《公羊传》以三望为“泰山、河、海”[66]，范宁《穀梁传注》从郑玄说以为“淮、海、岱”[67]，二传俱有泰山。与华山之于秦晋类似，泰山处在齐鲁两国边境，故可能也是齐国祭祀对象。如《晏子春秋》有“景公置酒泰山四望而泣”事[68]。《礼记·礼器》载：“故鲁人将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泮宫。晋人将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恶池。齐人将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69]此处将鲁人祭上帝，晋人祭河与齐人祭泰山并列，可知泰山祭祀在齐国诸祀中有重要地位。此外，泰山还可能为郑国祭祀。《史记》载：“桓王三年，郑庄公朝，桓王不礼。五年（前715年），郑怨，与鲁易许田。许田，天子之用事太山田也。”[70]《春秋》经文记郑鲁易田有两处。其一，隐公八年（前715年）载：“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庚寅，我入祊。”其二，桓公元年（前711年）：“三月，公会郑伯于垂。郑伯以璧假许田。”《左传》两事分注为：“（隐公八年）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许田。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不祀泰山也。”“（桓公元年）春，公即位。修好于郑，郑人请复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许之。三月，郑伯以璧假许田，为周公、祊故也。”[71]据《左传》可知，许田祀周公，祊田事泰山。杜预注为：“成王营王城，有迁都之志，故赐周公许田，以为鲁国朝宿之邑，后世因而立周公别庙焉。郑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郑有助祭泰山汤沐之邑，在祊。郑以天子不能复巡狩，故欲以祊易许田，各从本国所近之宜，恐鲁以周公别庙为疑，故云已废泰山之祀而欲为鲁祀周公。”[72]《公羊》、《穀梁》大意一致，即郑国要放弃本国助祭泰山之祊田，要求得到鲁国许田以祀周公，此说广为流传。然而《史记》明言许田为天子用事太山田，而非三传所言是鲁祀周公之田，《史记》与三传矛盾殊为可疑。唐人对此已提出质疑，陆淳引啖助说：“左氏曰：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啖子曰：郑人请祀周公已不近人情矣，泰山非郑封内，本不当祀，又何释乎？公羊曰：泰山之下，诸侯有汤沐邑焉。啖子曰：列国至众，若言皆有邑，泰山之下何能容之？故去其皆字。”[73]啖助之说很有道理，《左传》曾载卫康公梦先祖康叔托梦言“相夺予享”，于此则书郑欲祭祀周公，殊为荒诞。而问题的症结还在于“泰山非郑封内”。其实如果只参照《史记》与《春秋》经文，则知司马迁之意是：郑国要挟鲁国放弃其国境内天子祭祀泰山时的汤沐邑许田，郑国据祭泰山之许田为已有，以此作为对王室的挑战，而三传或讳言此事。此外，鲁国怕失许田，故犹豫其事，以致拖延数年。此种推测符合春秋早期郑国小霸之国际环境。而诸《传》用郑欲代鲁祀周公之说粉饰其事，这样便将鲁国失天子之田的罪名巧妙而不失体面地归咎于郑国。太史公修《史记》以《春秋》经为据，不采三传，其义竟与三传相左，当另有所据。从郑国借许田欲绝周天子用事泰山来看，郑国极有可能开始祭祀泰山。退一步论，无论取司马迁义，还是取三传义，郑国无论因许田还是祊田，都应曾与祀泰山有一定联系。
与泰山类似，黄河也被多国祭祀，是天下之“望”。据前引《礼记·礼器》“晋人将有事于河”，可知晋国有祭河传统[74]。再据前引《公羊传》，鲁国“三望”也有“河”。《左传》文公十二年（前615年），秦晋河曲之战时，“秦伯以璧祈战于河”[75]；襄公三十年（前543年），郑国七穆内乱，驷带与游吉盟于酸枣，“用两圭质于河”，此是郑人祭河记录[76]；邲之战楚庄王取胜后“祀于河，作先君宫”[77]，此是楚人祭河之事。如王夫之所言：“河伯，河神也。四渎视诸侯，故称伯。楚昭王有疾，卜曰：河为祟。昭王谓非其境内山川，弗祀焉。昭王能以礼正祀典，故已之，而楚故尝祀之矣。”[78]
从以上诸国祭祀名山大川事例来看，“五岳”之中的华山、泰山如其他山川一样是诸国望祭对象。同时从泰山、黄河之祀遍及多国来看，它们又似有高于一般山川之地位，可被视作“天下之望”。除泰山、黄河外，嵩山的地位也非同一般。西周以雒邑为东方统治中心，嵩山近在王畿，周王对其特别重视。《周颂·时迈》有“怀柔百神，及河乔岳”，此或可视作周以黄河、嵩山为地望[79]。当然，作为天子，周王须怀柔百神。东周天子虽可能不再巡狩四岳，天子使者或不能至山川所在，在传世文献中也很难找到相关记录，但这并不意味着周朝在理念上放弃了祭祀五岳四渎名山大川之权。《周礼》小宗伯之职有“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类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坟衍。各因其方”。依此理想，分布在四方的地祇依然可以会聚于国都，周朝礼官如不能就祭诸岳，但亦不能排除他们会在四郊对诸国域内之岳渎“望”而祭之。
最后，从《左传》高度评价楚昭王的“祭不越望”行为，可反推知东周诸国祭祀山川相当随意，随疆域而祭山川的情况屡见不鲜，山川之祀未有定礼。其实何止诸国如此，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以致名臣子产都说：“今周室少卑，晋实继之，其或者未举夏郊邪？”[80]
三、小结
东周时期，人们相信“国必依山川”，此时五岳或已定名，当然在此之前“四岳”、“五岳”理念或早已形成[81]。结合《周礼》“四镇五岳”与九州镇山，还可以推测先秦时期已有以“四岳”或“五岳”为中心的山川等级理念。虽然岳渎多难享天子之祭，但它们或作为诸国之“望”或作为“天下之望”，在各地享祀而不绝。
先秦时代即使岳渎已定名且有成文定礼，但因天子势力衰微，作为天下象征的岳渎礼或难以施行，故五岳祭祀只能停留在理念层面。这一时期祭山礼相关材料散见《周礼》、《礼记》、《山海经》及诸子著述中[82]。《周礼》“大宗伯”之职记五岳山川祭法：“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貍沈祭山林川泽”，“小宗伯”之职又有“兆山川丘陵坟衍，各因其方”[83]。具体器物，“鬯人”之职有“凡山川四方用蜃”，“典瑞”之职有“璋邸射，以祀山川”，“司服”之职有“祀四望山川，则毳冕”，“大司乐”之职有“乃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84]。以上是理想中周王祭五岳诸山川的细节。关于“血祭”与“貍沈”，孙诒让指出“凡貍沈者无血祭，而血祭则兼有貍”[85]，此正体现五岳与一般山川秩次差别。至于用牲币、酒醴、粢盛等祭物差别，《周礼》则体现不足，如“小司徒”之职“凡小祭祀，奉牛牲”，贾疏有“王之祭祀无不用牛者”[86]，盖因《周礼》所记为理想制度又非周室专门祀典，故于山川祭祀不能详尽。先秦文献中展现各色山川祭祀活动的以《山海经》为详。该书于诸“次”山后多载祭山牲币，其中诸“毛色”，下有鸡狗、中有祈羊，上有太牢，玉器有璋、壁、圭诸器。如西山“首次”山记：“华山，冢也。其祠之礼：太牢”，“其余十七山之属，皆毛牷用一羊祠之。”[87]此知先秦山川祭祀确有高下之分。
总而言之，先秦时代不惟诸经典有理想的五岳设计，诸国又有频祭诸望之事，且当时已出现分等的山川祭祀，这些在思想与制度层面为后世树立新的山川之礼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