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献综述
“四岳”、“五岳”具体产生年代已不可考，但它们大多来自儒家经典，因此从广义上讲，关于它们的研究最早可上溯至汉代经学。历代经学注疏作品对五岳的讨论是现代研究五岳问题的基础，它们以《毛诗正义·崧高》、《尚书正义·舜典》、《周礼注疏·春官宗伯》为代表。
“四岳”作为上古帝王巡狩四方所至，在理念上与“四方”有密切关系，极有可能是附会四方而生。胡厚宣据甲骨文推断商代已产生四方神乃至五方神[2]。就逻辑而言，“四岳”观念产生似应晚于“四方”，但如果认为《尚书》所记上古帝王之事并非子虚乌有，则“四岳”理念亦可能早已产生或已与四方匹配流行，两者之间的时间差有限。四岳大山理念虽较早产生，但限于条件，四岳名目或尚未固定，故在《尚书》中，仅有“岱宗”一山名[3]。四岳理念产生，而四岳之名未齐备，或可视作是先王重民事而不切责名号的朴素表现。
至于“四岳”性质，《尚书》除记巡狩四岳大山又有“四岳”辅臣。郑玄注《崧高》有“尧之时，姜氏为四伯，掌四岳之祀，述诸侯之职于周，则有甫、有申、有齐、有许也”[4]。他将四岳大山与职官、族姓联系，暗示上古四岳崇拜已与政治组织融为一体。近人顾颉刚对“四岳”探源，其据《周语》：“齐、许、申、吕由大姜”，“共之从孙四岳佐之”及《左传》“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指出四岳本在西方，是姜族居住地的大山，姜人以四岳神为祖先，四岳名号后随姜人东迁[5]。顾氏虽认为五岳定名在汉代，但其论上古四岳含义其实是延续郑玄思维。综合二人意见，笔者认为早期“四岳”可能确实融合了上古社会的山岳崇拜与祖先崇拜（即早期政治组织领袖的神圣化）。当然，依常理推断，当先有四岳之山才有四岳之职。
至于如何解释《尚书》“四岳”与《周礼》、《礼记》及汉代“五岳”之别，这实在是棘手问题。顾颉刚据《汉书·郊祀志》神爵元年定岳渎祭祀，认为五岳定制于西汉[6]，此说值得商榷。如《封禅书》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咸在山东。至秦称帝，都咸阳，则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自五帝以至秦，轶兴轶衰，名山大川或在诸侯，或在天子，其礼损益世殊，不可胜记。”[7]太史公指出五岳是三代以来的制度，其中学者所疑晚出的“嵩高”亦早为五岳之一。又，《诗经》称“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可知嵩山早有“岳”号，“四国于蕃，四方于宣”更突出周代以嵩山为天下中心的象征。再次，《崧高》一诗的内涵与周公在河洛建设“成周”的思维一致，即周人亦认同河洛乃天下中心。因此不能排除早在西汉定制之前嵩山已被视为中岳的可能。最后，在坚信《尚书·尧典》成书于先秦的前提下，可以大体推断，四岳或是先周已有理念，受五行五方思想影响，周人后来发展出中岳，这样在《周礼》、《礼记》中“四岳”就变成了“五岳”[8]。当然，五岳理念的形成或许更为简单，可能不必经过“四岳”再融合五行五方这一演变过程。如殷商时代已有“五山”理念[9]，战国楚简亦有“五山”祭祀[10]，这些“五山”记录是否与“五岳”理念同源尚未可知。
对“四岳”、“五岳”问题简单论述之后，现依本书主题按时间顺序对秦汉以来五岳及其相关研究做出回顾。秦始皇设立东、西方名山大川之祀，西汉前期似未有改动，吕思勉将诸山川之祠归入秦汉烦费的“祠祭之礼”[11]，此符合秦汉祠祀之盛这一历史背景。后来专门研究秦汉山川祭祀的论著较少，如陈戍国的《秦汉礼制研究》就未专门讨论山川祭祀，山川祭祀只是星散于各章节[12]。钱志熙曾总述先秦至秦汉的山川文化，他认为山水崇拜与山水审美是古人对待山水的两种不同行为，该文虽涉及山川祭祀但着墨不多[13]。王柏中在研究两汉国家祭祀系统时大体概括了秦至东汉山川祭祀的两点变化，一即神爵立五岳四渎制度，二即东汉长吏负责奉祀名山大川[14]。Terry F.Kleeman指出战国以来诸岳经历了从华夏文明边缘到中心区域的历程，此间为与五行相配开始以古老的嵩山为中岳，于是原来的“四岳”变成了“五岳”；与此同时，原来作为周室象征的嵩山，其首要地位逐渐被泰山所取代[15]。而巫鸿则论证了汉唐之间五岳之长曾由泰山一度变为嵩山[16]。
田天在《秦汉国家祭祀史稿》中详尽考释了秦代诸名山大川地点，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秦代山川格局[17]。笔者不同意其用“神圣的西方”、“被重构的东方”来夸大秦立山川之祀的东西差别[18]。此外，《史稿》在探讨西汉五岳的成立时罗列了诸种文献不同的五岳说法，发现《尔雅·释山》先言“泰山、华山、衡山、恒山、岳山”，后言“泰山、华山、霍山、恒山、嵩高”；郑玄注《周礼·大司乐》有“泰山、华山、衡山、恒山、岳山”，注《周礼·大宗伯》又有“泰山、华山、衡山、恒山、嵩高”。可惜《史稿》对此未能有效解释。其实如留意郑注并联系《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则知郑玄与司马迁、班固一样，他们对历代五岳变化多持包容态度。如司马迁、班固既认为“泰山、华山、衡山、恒山、嵩高”为上古理想之制，又在《史记》、《汉书》中照录汉制南岳“潜山”（霍山）。而郑玄既认同上古五岳，故有《大宗伯》之注，然注《周礼》又应考虑宗周地理，故郑玄注《大司乐》又以更西的“岳山”取代“华山”为西岳。《尔雅》相传为周公所作，故亦以“岳山”为西岳，以此解释诸经五岳差异，当为妥当[19]。总的来说，《史稿》认为五岳四渎成立与儒家观念有关，亦是抓住了问题关键。其实关于西汉祠祭大势，吕思勉已言之：“古人率笃于教，故其祭祀之礼甚烦。又各地方各有其所奉之神，秦、汉统一以后，逐渐聚集于中央，其烦费遂愈甚。经元、成之厘正，而其弊乃稍除。此亦宗教之一大变，不能不归其功于儒者之持正也。”[20]
藤田高夫曾考察东汉常山国元氏县《祀三公山碑》、《三公山神碑》等碑刻，他较为重视地方势力对地方祠庙的管理运作[21]。近期张鹤泉通过诸汉碑详细考察了东汉时期的山岳祭祀，他指出东汉名山祭祀有两种，一为定期祭祀名山，二为求雨祭山[22]。笔者认为非时祭祀山川的理由很多，并不一定限于求雨祭。田天有《东汉山川祭祀研究》一文，也以石刻材料为考察对象，该文亦有可商榷之处。如她把五岳四渎祭祀分北郊和地方官就地致祭两个层次的做法欠妥，北郊之中，岳渎与其他从祀郊祀诸神一样只是从祀，不是岳渎作为主神的按时正祭[23]。此外她根据东汉岳渎由地方长官负责致祭，指出岳渎之祀出现“地方化”倾向，此种中央—地方的研究逻辑在古史研究中较为常见，然问题亦颇多。以东汉山川祭祀为例，研究者看到常山国诸祭山碑文如《祀三公山碑》《封龙山颂》《无极山碑》等，往往认为东汉有所谓的“地方”山川祭祀制度[24]。但从碑文中基层官员为各山神向朝廷“求法食”的活动来看，此种现象正是在面临中央以郊庙为中心的朝廷祀典时，地方山川包括诸封建王国仿礼经所定诸“望”山川的合法性已大大降低，它们只得继续接受来自朝廷的认定，因为只有享得中央法食才是真正的合法的“官方”祭祀。总之，东汉地方山川的“求法食”，表达的正是地方祠祀对以郊庙为中心的朝廷祀典的向往，只有进入朝廷祀典经礼官备案才算得到“官方”认可，这才是汉代定立郊庙祀典制度对周秦以来地方山川祭祀的真正影响。在研究古代中国祭祀与信仰时，我们不能泛用“中央（国家）—地方”这一对立逻辑。比如在朝廷认定祠祀合法前，研究者所说“地方祠祀”之“地方”往往指祠祀的“非法性”，这是以官方认可为标准，此是一“中央”与“地方”。在祠祀获得认可之后，研究者又因其所在地方或地方官参与祠祀继续称之为“地方”，此是以祠庙之地理分布或参与者身份为标准，此又是一“中央”与“地方”。不察合法性、地理分布、参与官员三种不同标准，用含混的“地方”概念泛言“地方祠祀”、“地方祠庙”，以与有合法性内涵的“中央”甚至“国家”相对，这实在值得反思。毕竟，就合法性而论，地方官身兼的合法性来自中央的皇帝，其所处地方再偏远也是“官方”，即就合法性而论，传统时代的“官方”是没有“地方性”的。因此在祠祀合法性上不存在研究者所谓的“地方官方”与“朝廷（中央）官方”[25]。当然，笔者也不建议用“国家祭祀”与“地方祭祀”相对，因为汉语“国家”一词与“地方”类似，它在不同的语境下有时指合法性，有时仅是“中央”的代名词，仅指地理的中心而已[26]。本书中偶尔出现的“国家祭祀”仅是就合法性而言，提到“地方祭祀”也多是就地理方位而言。
此外，汉武帝、光武帝皆曾封禅泰山，封禅开始从经典中的传说升格为“故事”，意义更加充实，邢义田就利用马第伯《封禅仪》和《续汉书·祭祀志》复原了光武帝的封禅历程[27]。
述及中古分裂时期山川祭祀的研究较少，梁满仓在《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中有专节讨论“山水祭祀”[28]，几为研究此时段山川祭祀的发轫之作。其论述这一时期恢复建立国家山水祭祀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利用方泽祭祀，二是派遣使臣祭祀，三是皇帝亲祭。他还对南北朝山川系统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南北方皆有五岳四渎四镇四海，它们反映了人们潜在的统一意识。当然，其观点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他提到国家祭祀山水必备条件之一，即至少有相对统一的疆域，或过于严格，说诸凉政权没有祭祀山水活动亦不尽合史实[29]。王朝的祭祀活动与政权合法性相关，虽然对魏晋南北朝诸政权礼仪活动的研究较少，山川祭祀更少，但学界对此时段正统论的研究较多，这些研究构成了深入探讨诸政权礼制建设的学术背景。正统论相关综述可参见孔琴琴《试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正统论的广泛影响》（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在十六国研究中，罗君已注意到匈奴诸政权对中原礼仪的模仿，实属难得[30]。至于北魏礼制研究，它们多集中于郊庙。比如康乐注意到北魏西郊旧传统的影响，此正表明异族政权在汉化过程中的两面性[31]。楼劲在《〈周礼〉与北魏开国建制》一文中探讨了《周礼》对北魏建国的重要作用，他深入剖析了拓跋氏选择《周礼》的诸种历史原因[32]，此文是北朝政治文化方面的力作，对推进北朝的山川祭祀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隋唐礼制研究成果繁盛，笔者现仅择其要评述。首先，在隋唐制度溯源上，陈寅恪指出隋唐礼仪三源有关中一支，但重要性不及魏齐、梁陈，西魏北周典制多鲜卑野俗与魏晋旧制之“混合品”，“所有旧史中关陇之新创设及依托《周官》诸制度皆属此类，其影响及于隋唐制度者，实较微末。”[33]此说正确、全面与否，尚待验证。其次，具体到隋唐礼制，高明士的研究提醒我们不可忽视隋朝大刀阔斧的礼乐建设[34]。唐代礼制研究不胜枚举，Howard J.Wechsler的Offerings of Jade and Silk：Ritual and Symbol in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较早讨论了唐代礼制问题，具有鲜明的社会学、人类学色彩[35]。与前人较多的宏观研究相对，笔者在阅读唐代礼制文献时发现，目前通行公善堂本《大唐开元礼》与四库本《大唐开元礼》有一定差别，其差别已影响至具体研究[36]。
就唐宋五岳祭祀而论，雷闻的《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以下简称《郊庙之外》）一书对唐代五岳祭祀有较多关注，其主要出发点是道教与五岳祭祀之关系[37]，研究力度深入。该书引入“国家祭祀”与“皇帝祭祀”两个概念，认为除京城以郊庙为中心的皇帝祭祀，“国家祭祀”还包括地方政府的祭祀活动，这类祭祀活动是政府行使其社会职能的表现，具有“公”的性质[38]。笔者理解其“眼光向下”之用心，但不同意作者刻意区分“皇帝祭祀”与“国家祭祀”[39]，因为“皇帝”与“国家”一体才是中国古代皇权政治的常态。《郊庙之外》在分析“国家祭祀”等级时以《周礼》为据，谈唐代“国家祭祀”分类时据祭祀空间分为在京祭祀者、中央祭祀在地方者和州县地方祭祀。笔者认为《周礼》为王者立制，其《肆师》篇所分大、次、小祀皆是王者（皇帝）之祭；后代依《周官》制礼，难免与理想之礼义有所出入，王者之祀既可分布在京城内外，皇帝也不一定事必躬亲。但研究者不能贸然因致祭者身份和祭祀对象（地点）等衍生出“皇帝祭祀”与“国家祭祀”这一二元思维。因为礼经多言天子祭百神，至于中小祀（无论在京城还是在地方）王者虽不能亲祭，但它们亦属天子之祀，载在祀典，所以无须强分“皇帝”、“国家”。其次，《郊庙之外》论道教卷入五岳祭祀多以道教投龙及五岳真君祠为据。笔者以为，至少在唐代这些道教活动还不能被视作五岳正祀。未厘清五岳祭祀正礼与道教五岳科仪之别，仅因五岳是“国家祭祀”对象，道教礼之，便笼统认为道教与国家祭祀发生了密切关系，此种做法似不够周严。最后，《郊庙之外》认为唐代地方祠祀的合法性来源于地方政府，甚至地方有“地方祀典”[40]，此处又因“地方”一词模糊了古人“祀典”概念。与之类似，皮庆生在研究宋代祠庙时也提出所谓的“本地祀典”[41]。他们谈论“地方祀典”的共同点在于：看到了地方祠祀与地方官的复杂关系，特别是地方官对地方祠祀的认可，但却对历朝以郊庙为中心的“祀典”有所忽视[42]。就本质而论，他们还是夸大了地方祠祀的“地方性”，而轻视了那只“看不见的手”，即几乎是地方祠祀合法性惟一来源的中央朝廷。此外，朱溢还总论汉唐间的五岳祭祀变迁，指出汉唐间五岳祭祀的一些特点[43]，但笔者以为从思想、制度背景入手研究五岳礼制演变仍有很大空间。除五岳祭祀之外，王元林等又指出五镇山定于唐宋之间[44]。至于唐宋祠庙加额爵制度，已有多篇论文，以须江隆的《唐宋期における祠庙の庙額·封號の下賜について》（《中國：社會と文化》9号，1994年）与《熙寧七年の詔——北宋神宗朝期の賜額·賜号——》（《东北大学东洋史论集》2001年第8辑）为代表，他发现北宋中期朝廷颁布额爵有扩大之势，实为明见[45]。近期五岳祭祀研究已经延伸至金元，马晓林已对元代岳渎祭祀做了初步考察[46]，同时周郢也关注到全真教与岳渎祭祀关系[47]。
就各山而言，泰山相关研究最多，20世纪初，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对泰山封禅进行了长时间研究，著有《泰山：中国的一种宗教崇拜专论》（1910年），这是西方汉学界第一部系统研究泰山信仰的专著，自此之后泰山研究成为西方学术界经常关注的课题[48]。相对国外学人对泰山封禅文化的持续兴趣，上世纪20年代顾颉刚在供奉泰山碧霞元君的北京妙峰山展开民俗调查，国内泰山研究自此与民俗学结缘。近期泰山民俗研究成果以叶涛《泰山香社研究》为代表[49]。周郢的《泰山志校证》（黄山书社，2006年）虽名为校证，但实际以校注方式汇集诸多相关研究，实为泰山研究之索引。刘云军的《两宋时期东岳祭祀与信仰》（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对两宋东岳信仰做了全国范围的考察，探讨了东岳信仰下行等问题。此外，贾二强也较早对唐宋泰山、华山信仰予以关注[50]，侯甬坚在对华山的综合研究中指出华山之名来自“華”（花）之形义，此为新说[51]。近期罗柏松（James Robson）的南岳研究颇多创新，比如他借南岳讨论了圣地移动（the mobility of sacred space）等问题，还重点分析了南岳佛道二教的消长[52]。关于道教与五岳关系，张勋燎等人对《五岳真形图》有深入研究[53]。熊建伟的《道家、道教在五岳定位中的作用》（《中国道教》1993年第2期）侧重将五岳定位归功于道教。张继禹的《道教五岳配天思想简论》（《中国道教》2009年5期）论述了在道教体系内五岳如何与五方进而与天相配。赵伟的《道教壁画五岳神祇图像谱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美术学院，2007年）搜集了全国各庙宇现存五岳壁画形象，拟通过对道教壁画中五岳神祇图像的考察，进一步探索建构五岳神祇谱系的“完整的思想体系”，他搜集的五岳壁画材料为以后研究相关道教神祇谱系打下了基础。此外，有关五岳形象研究的优秀论著还有段晓明的《华山西岳庙石牌坊石刻图像初步研究》（西安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具体到五岳观（庙）个体研究上，刘永生、商彤流的《汾阳北榆苑五岳庙调查简报》（《文物》1991年第12期）、李会智等《汾阳虞城村五岳庙五岳殿结构分析及时代考》（《文物世界》2003年第5期）分别对山西两座五岳庙做了详细调查。汪圣铎在《宋代政教关系研究》一书中述及真宗建五岳观，但在介绍官宫观部分未对其详述[54]。
最后，历史上五岳名号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南岳和北岳都曾发生过变动。关于安徽霍山和湖南衡山的“南岳”之争多见于唐宋经学著作，如《毛诗正义》、《尔雅注疏》等等，清人相关看法多被收入《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55]。近年来安徽地方又出现“霍山”、“潜山”争“南岳”名号现象，相关论文有朱玉龙《南岳山所在方位考》（《江淮论坛》1983年第4期）、竺厥来《天柱山辨识》（《安徽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等。近期陈立柱等又主张古“衡山”即安徽霍山，争议再起[56]。至于北岳移祀，学术界也有集中关注，相关学术文章有王金科的《与曲阳北岳庙碑有关的几个历史问题》（《文物春秋》2001年第5期），王畅的《晋冀恒山之争与中国山岳文化》（《河北学刊》2002年第6期），梁勇的《再论北岳恒山地望及其历史变迁——兼与王畅同志商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第2期）等。王子今通过考察元氏县诸碑肯定河北恒山为古北岳（《〈封龙山颂〉及〈白石神君碑〉北岳考论》，《文物春秋》2004年第4期），牛敬飞、齐仁达等详细考察了北岳移祀过程，其中齐仁达还指出弘治十五年马文升似又提出移祀一事[57]。笔者以为，南岳、北岳变动问题不应仅局限于是非争论，仍有可发掘余地。
总的来说，古代五岳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多，但具体到五岳祭祀的研究则方兴未艾[58]，其中还有很多问题亟待厘清，特别是历代五岳祭祀制度的演变及思想背景，此即本书撰写初衷。本书对五岳祭祀演变的总体认识主要来自《古今图书集成·礼仪典》的《天地祀典部》与《山川祀典部》以及《通典》涉及天地山川的吉礼部分。同时《周礼注疏》、《礼记正义》、《毛诗正义》等经学著作为探讨古代礼制变化提供了思想资源。除此之外，为考察五岳信仰在地方的落实，本书主要依靠《中国方志丛书》、《中国地方志集成》等方志系列。借助以上基本资料，笔者试图从思想层面解释五岳祭祀制度之演变，以历史地理为手段展现历代五岳祭祀之格局。限于学力，本书主要关注五岳祭祀演变的大关节处。
[1] （宋）魏了翁：《尚书要义》卷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4页。
[2] 胡厚宣：《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复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6年第1期。
[3] 蒋善国推断编写《尧典》的儒家人士当时只知泰山，其他三岳无山可举，并指出“一方面又可见作者时代尚没有每岳配合一山的思想发生”。参见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60页。
[4] 《毛诗正义》卷18之3《崧高》，（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65页。
[5] 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4-45页。
[6] 顾颉刚：《州与岳的演变》，《顾颉刚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42-346页。
[7] 《史记》卷28《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371页。
[8] 这里还要指出，顾颉刚依据《禹贡》等记载的山川具体位置来猜度五岳分布似欠妥（比如他认为华山之西的岐山更有资格作西岳），经典文献中的四岳与五岳应是围绕上古天下之中心河洛地区分布的，研究者不能简单地以周代都城镐京为中心来探求五岳。
[9]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86页。
[10] 《包山2号墓简册》有“祷五山”，《葛陵1号墓简册》有“五主山”，参见陈伟等著：《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95页、第409页。相关研究参见晏昌贵：《简帛数术与历史地理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03-204页；贾海生：《周代礼乐文明实证》，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51页、第361页。
[11] 吕思勉：《秦汉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22-728页。田昌五等亦简言及之，参见田昌五、安作璋：《秦汉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00-602页。
[12] 参见陈戍国：《秦汉礼制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
[13] 钱志熙：《论上古至秦汉时代的山水崇拜山川祭祀及其文化内涵》，《文史》2000年第3辑。
[14] 王柏中：《神灵世界秩序的构建与仪式的象征——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
[15] Terry F.Kleeman：Mountain Deities in China：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Mountain God and the Subjugation of the Margin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114，No.2，1994，Published by：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6] 〔美〕巫鸿著，郑岩等译：《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616-641页。
[17] 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日本学者森鹿三较早从历史地理角度考察山川与政治关系，参见氏著：《晋·趙の北方進展と山川の祭祀》，《东洋史研究》1935年第1卷1号。另外，关于岳渎布局总论性文章参见唐晓峰：《五岳地理说》，《九州》1997年第1辑；唐晓峰：《王都与岳域：一个中国古代王朝边疆都城的正统性问题》，《九州》2007年第4辑。
[18] 参见牛敬飞：《被夸大的前郊祀时代——从〈秦汉国家祭祀史稿〉对史料的误用说起》，《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19] 乔秀岩提出“结构取义”解经方法为郑学第一原理，其言郑玄解经“字词无固定所指，所指何物，因语境而定，是郑学之原则”，此可辅助理解郑玄注“五岳”之不同。参见〔日〕乔秀岩：《郑学第一原理》，《首届礼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清华大学中国礼学研究中心，2012年。
[20] 吕思勉：《秦汉史》，第722页。
[21] 〔日〕藤田高夫：《汉代元氏縣の山岳祭祀》，《关西大学文学论集》1998年第48卷第2号。
[22] 张鹤泉：《汉碑中所见东汉时期的山岳祭祀》，《河北学刊》2011年第1期。
[23] 田天：《东汉山川祭祀研究——以石刻史料为中心》，第111页。
[24] 参见田天：《东汉山川祭祀研究——以石刻史料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1期；相比而言，张鹤泉则更强调朝廷对郡国之祀的合法性认定，参见氏著：《汉碑中所见东汉时期的山岳祭祀》，《河北学刊》2011年第1期。
[25] 参见田天：《东汉山川祭祀研究——以石刻史料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1期。
[26] 国家—地方这一分析模式较多应用于近现代史研究，在古代文献中，纯粹的地方性史料随着时间上溯越来越少，很难发现一个能与朝廷（国家）相对的“地方”。
[27] 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77-201页。五岳祭祀与封禅礼不同，但因光武封禅细节保留较多，故述及之。
[28] 梁满仓：《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05-218页；〔日〕吉川忠夫：《五岳と祭祀》，《ゼロ·ビットの世界》，东京：岩波书店，1991年。
[29] 相比之下，陈戍国成书较早的《魏晋南北朝礼制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或限于体例，未对山川祭祀给予较多关注。
[30] 罗君：《十六国匈奴政权特点》，《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十六国汉化问题的研究在此不一一列举。
[31] 参见康乐：《从西郊到南郊》，台北：稻禾出版社，1995年。
[32] 楼劲：《〈周礼〉与北魏开国建制》，《唐研究》2007年第13卷。
[33]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4页。
[34] 参见高明士：《隋代的制礼作乐——隋代立国政策研究之二》，黄约瑟、刘健明编：《隋唐史论集》，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4年，第15-35页。
[35] 此外，金子修一《皇帝祭祀的展开》一文由汉代郊祀谈到唐代郊祀，勾画出了一个郊祀总纲，该文见〔日〕沟口雄三等主编，孙歌等译：《中国的思维世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10-440页。关于隋唐郊庙研究综述参见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2-15页。
[36] 近期《开元礼》研究参见张文昌：《唐代礼典的编纂与传承：以〈大唐开元礼〉为中心》，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8年。
[37] 详见雷闻：《郊庙之外》，第133-219页。该书对道教与五岳关系研究所作综述非常详尽，笔者受益匪浅。此外，雷闻还深入探讨了潜山的道教信仰，参见氏著：《唐代潜山的信仰世界——以石刻史料为中心》，《敦煌学》2008年第27辑，台湾嘉义县南华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
[38] 雷闻：《郊庙之外》，第3页。
[39] 日本学界比较强调“皇帝”与“天子”在制度形式上的差别，金子修一受此影响多言“皇帝祭祀”，此或影响到中国学界。参见〔日〕金子修一著，肖圣中等译：《古代中国与皇帝祭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8-36页。
[40] 雷闻：《郊庙之外》，第245页。
[41] 皮庆生：《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77页。
[42] 当然，雷闻已指出唐代地方祠祀的认定权是由《开元礼》下放到地方的。参见雷闻：《郊庙之外》，第246页。笔者不同意该观点，详见第五章有关论述。
[43] 朱溢：《汉唐间官方山岳祭祀的变迁——以祭祀场所的考察为中心》，《东吴历史学报》2006年第15期。
[44] 王元林等：《国家祭祀体系下的镇山格局考略》，《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1期。
[45] 相关研究有朱溢的《论唐代的山川封爵现象》〔《新史学》（台北）2007年第4期〕，杨俊峰的《五代南方王国的封神运动》〔《汉学研究》（台北）2010年第2期〕等。
[46] 马晓林：《元代岳镇海渎祭祀考述》，《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4期。
[47] 周郢：《全真道与蒙元时期的五岳祀典》，刘凤鸣主编：《丘处机与全真道——丘处机与全真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
[48] 如Paul W.Kroll 曾借登泰山问题探讨古代文学中古人的山水观念，参见Verses from on High：the Ascent of T'ai Shan，T'oung Pao，Second Series，Vol.69，Livr.4/5，1983，Published by：Brill.类似著作还有Lexical Landscapes and Textual Mountains in the High T'ang，T'oung Pao，Second Series，Vol.84，Fasc.1/3，1998，Published by：Brill.此外Gil Raz还力图通过考察各种道教圣地（包括五岳）崇拜来厘清早期道团面貌，参见其Daoist Sacred Geography 收入Early Chinese Religion：Part Two：The Period of Division（221-589 AD），ed.John Lagerwey and Lü Pengzhi（Leiden：Brill，2010）.
[49] 叶涛：《泰山香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至于五岳诸神祇比如碧霞元君、崔府君等研究，不在此赘述。Wilt L.Idema有The Pilgrimage to Taishan in the Dramatic Literature of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CLEAR），Vol.19，（Dec.，1997）
[50] 贾二强：《唐宋民间信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其他诸岳研究随文出注，不在此赘述。
[51] 参见侯甬坚：《神山·奇山·英雄山——西岳华山历史文化蕴义的全程叩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52] 参见James Robson： Power of Place：The Religious Landscape of the Southern Sacred Peak（Nanyue 南嶽）in Medieval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9.朱溢：《评罗柏松〈权力之境：中古中国南岳的宗教景观〉》，《中国学术》2013年第33辑。
[53] 张勋燎：《古器物所见“五岳真形图”与道教五岳真形符》，《南方民族考古》1993年第5辑。五岳真形图的研究综述详见雷闻：《郊庙之外》，第190-191页。
[54] 汪圣铎：《宋代政教关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9页，第590-630页。
[55] 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5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05-533页。
[56] 陈立柱、纪丹阳：《古代“衡山”地望与〈禹贡〉荆州范围综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3辑。
[57] 牛敬飞：《从曲阳到浑源：北岳移祀过程补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4辑；齐仁达：《明清北岳祭祀地点转移之动态考察》，《史学月刊》2009年第9期；张琏：《祀典与叙事——重探明清北岳移祀及其空间意象》，《汉学研究》（台北）2014年第1期。
[58] 由于本书研究对象时间跨度大，笔者学力、视野有限，可能有不少优秀研究成果未及参考，还望同仁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