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医药学家都普遍认同前人的经验，认为茶叶味甘苦、性微寒、无毒。黄宫绣《本草求真》载茶“味甘气寒”，《本经逢原》载茶“味苦而寒，无毒”，刘汉基《药性通考》载茶“味苦、微寒”，吴仪洛的《本草从新》、汪昂的《本草备要》、杨时泰的《本草述钩元》、凌奂的《本草害利》、蒋介繁的《本草择要纲目》、沈李龙的《食物本草会纂》及陈继儒的《致富奇书广集》都载茶“苦甘微寒”，汪绂的《医林纂要·药性》认为茶“苦，辛，微寒。得清高之气”。中医理论认为药物味甘“能补、能和、能缓”，味苦“能泄、能燥、能坚”。长久以来，茶叶都是补泻兼施的药品，以其提神、耐老、坚齿，又能清热、解毒，体现其味甘苦的两种特性。此外，本草医家都同意茶性寒，虽有程度上的差异，如凉性、微寒性、寒性，但总不离寒性特质。茶性寒又多能在其清热、消暑、解毒的功效中体现出来。

清代由于制茶的工艺发展完备，茶叶的生产蓬勃，茶品众多，茶的性味亦有所不同。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以不同品种的茶分条记载：雨前茶“性寒而不烈，以其味甘益土”；普洱茶“性温味香……味苦性刻……苦涩”；安化茶“味苦中带甘”，“性温，味苦，微甘”；武夷茶“色黑而味酸”，“性温不伤胃”；罗茶“味甘，气香，性平”；水沙连茶“性极寒”。清代周亮工的《闽小记》中记载：“白毫，色香俱绝，而尤以鸿雪洞为最，产者性寒凉”。

除了炮制工艺上的不同会对茶的性味产生影响，而茶品种的不同，生长环境各异，茶的性味及功能亦迥然不同。顾渚紫笋与一般茶品不同，不爱雨前收采，最佳为“夏前六、七日如雀舌者”，而喜阳光，“洞山南向，独受阳气，专称仙品”，故顾渚紫笋性不寒，适合“涤痰清肺，除烦消臌胀”。至于我国台湾省的水沙连茶生于“深山中，众木蔽亏，雾露蒙密，晨曦晚照”，由于生长的环境较湿，阳光相对为少，故性“性极寒”，“疗热症最效，能发痘”。

茶叶的制成品何时才能入药，亦有要求。雨前茶“三年外陈者入药”，六安茶“陈久者良”，清代本草医家累积了茶疗的经验，茶叶陈者以减其火气或寒气，使其性多和而不峻。孙同元《永嘉闻见录》：“谓新茶多火气，竞饮来年之茶。”郑与侨的《客途纪异》有载：“北人贵新茶，闽人不饮新茶，恐火气引疾也。新茶出贸时，卖旧茶必标曰陈茶，以陈价三倍于新耳。”可见无论茶以药用或饮用，存放的时间都有一定的要求。清代医家不但注意到茶叶的品种、生长环境、炮制及存放对性味的影响，亦懂得按其性味的变化而用以治疗不同的疾病。

有关茶的升降浮沉，在清代以前的本草著作《本草纲目》认为“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沉也，降也，最能降火”。清代的本草著作及医书中，关于茶的升降浮沉方面的论述并不多，但从对其功能的描述，足见本草学家及医家都以茶为降。蒋介繁的《本草择要纲目》所载：“阴中之阳，可升可降”，与汪机所言相同。王子接的《绛雪园古方选注》载：“以腊茶芳香苦降为之向导”；《得配本草》载其“降火消痰”；《本经逢原》载：茶“最能降火消痰，开郁利气，下行之功最速……凡茶皆能降火，清头目……茶之味苦气肃，善于降火”；《本草求真》认为茶“治能降火以清头目”；吴仪洛的《成方切用》以茶调服地芝丸，以“茶者，欲火热之降”。从茶的降火功能来看，清代医家大都认为茶以降为主。

在归经方面，元代王好古的《汤液本草》认为茶入手、足厥阴经，明代李中梓《雷公炮制药性解》称茶可入心、肝、脾、肺、肾五经。清代各医家对茶归经的见解较为不同：黄宫绣的《本草求真》载茶入胃、肾经；凌奂的《本草害利》认为茶入心、肺、脾三经；杨时泰的《本草述钩元》，严洁、施雯、洪炜的《得配本草》及蒋介繁的《本草择要纲目》都认为茶“入手足厥阴经”；而王子接的《绛雪园古方选注》认为茶入“手少阴、太阴经”。各医家对茶叶归经的说法差异大，盖由于茶叶在历代广泛地应用于内、外、妇、儿、伤科等，且茶叶入药的品种亦多，医家各有不同的临床经验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