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业社会的制造业类型

人类最初的制造活动是如何组织的，只能依靠考古学去推测。进入文明时代后，制造活动留下了文字记录。很显然，人类先民的制造活动存在着不断进步的过程，能够生产出日益复杂的工具，并利用这些工具创造出日益丰富的物资。当制造活动被组织起来并具有一定规模后，制造业就产生了。尽管文明时代是从农业社会起步的，并长期停留于农业社会阶段，但农业的发展依赖于农具的制造。因此，如果说生产剩余粮食以供养非生产者的农业是文明的基础，那么，为农业提供工具的制造业就是文明不可或缺的条件。

对农业社会的制造业进行类型上的划分可以采取不同的标准。例如，依据产品来划分，可以分为农具制造业、纺织业、武器制造业、陶瓷业、酿造业，等等。我国明代科学家宋应星撰写的《天工开物》大体上就采取了这种分类标准。而从制造活动的组织方式来划分，可以分为国营制造业和民间制造业。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的夏、商、周时代，国营制造业占主导地位，其特征是由官府派官员管理，实行垄断经营，使用以奴隶为主的劳动力，进行集体生产，产品主要满足官方和各级统治者的多方面需求，并不进入商品流通领域。[7]实际上，由于某些制造业需要调动大量人力参与劳动，并进行细密的分工协作，在古代，也只有国家有力量进行这种动员与协调了，这是国营制造业兴盛的原因。当然，政府本身也是工具、武器、礼器等制造业产品的需求者，由政府直接出面介入生产过程，在古代社会亦合乎逻辑。据认为反映了西周时期国营制造业情况的文献《考工记》记载：“审曲面埶，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8]“百工”指的是审视与考察材料外在特征和内部特性、制备民生器具的人，既可指周代主管营建制造的职官名，又可泛指各种从事制造活动的人。这些从事制造活动的人就是工匠。称“百”，意指工匠种类繁多，显示了先秦时代中国的制造业已具有高度的部门分工。

《考工记》神圣化了制造活动的起源，称：“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9]这段话的意思是，聪明的人创造了器物，灵巧的人传承了制造方法，工匠则世代遵循其法则。工匠们制造的器物，都是圣人的发明，包括熔化金属来制作兵器，将泥土制成陶器，创造在陆地上行驶的车辆，以及创造在水中行驶的舟船。对于制造业产品的质量，《考工记》也有论述：“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则不时，不得地气也。”[10]用现代观念来解析，《考工记》提出了一个制造业产品质量受环境、材料、工匠技能等综合因素影响的理论。国营制造业因其产品直接供国家使用，受到国家的严格管控，国家对产品质量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在论述制造车轮的工匠“轮人”时，《考工记》谓：“故可规、可萭、可水、可县、可量、可权也，谓之国工。”[11]这句话的意思是，那些造出的车轮形状符合规范、测量时各项指标达标的工匠，可以被称为国家级工匠。在谈到制作矛的“庐人”时，《考工记》又称：“六建既备，车不反覆，谓之国工。”[12]由此可见，在先秦时代，中国已经有了评判工匠等级的标准，而工匠的等级是由其产品的质量决定的。这可以被视为最初的工匠精神的观念。

必须注意的是，在《考工记》所记载的百工中，有专门的“匠人”。但这里的“匠人”并非泛指工匠，而是指专门从事土木营造的人，故有“匠人建国”和“匠人营国”之说。[13]此处的“国”指城邑，“建国”与“营国”均指建城。这表明，在《考工记》的时代，“匠”是有专门所指的。而严格来说，营造城郭宫宇不属于今天意义上的制造业。由此可见，在上古时代，人们对于制造活动有更为宽泛的理解。

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在中国古代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民间制造业规模随之越来越大，国营制造业渐趋萎缩。到了清代，盐、铁、有色金属矿等产业已完全放开民营，国家只保留了一小部分制造业门类直接经营，且规模有限。明朝建立的严格控制工匠的匠籍制度也在清朝初年被明令废除。明朝时，北京的内务府工匠有1.5万人之多，但到了清朝，归属于工部制造库、内务府造办处的常年工匠仅2 000人左右。[14]这是中国古代制造业与工匠类型的重大变化。到明朝晚期时，中国的制造业在技术与组织上均达到了颇高的程度。例如，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介绍了铁锚与铁针的制造过程。铁锚属于大件铁制品，“战船、海船有重千钧者”，其制造方法为：“锤法先成四爪，依次逐节接身。其三百斤以内者，用径尺阔砧安顿炉旁，当其两端皆红，掀去炉炭，铁包木棍夹持上砧。若千斤内外者，则架木为棚，多人立其上共持铁链，两接锚身，其末皆带巨铁圈链套，提起捩转，咸力锤合。合药不用黄泥，先取陈久壁土筛细，一人频撒接口之中，浑合方无微罅。盖炉锤之中，此物最巨者。”[15]制造铁锚时，要先锤好4个锚爪，再逐个接在锚身上。为了造千斤重的大铁锚，工匠们要先架起木棚，由许多人站在上面，握着联接锚身两端的铁链，将锚吊起来并转动，再由众人合力将锚爪与锚身锤合起来。这种大铁锚接合处的黏合料不用通常所用的黄泥，而是用筛细的旧墙土，在其他工匠锤合工件时由一人不断将土撒在接口之中，方能做到接合起来无缝隙。由此可见，明朝晚期大铁锚的制造，既需要工匠们良好的组织协作，也需要工匠掌握特殊的材料，在态度与知识两方面俱有要求。至于铁针的制造，宋应星是这样记载的：“凡针先锤铁为细条，用铁尺一根锥成线眼，抽过条铁成线，逐寸剪断为针。先其末成颖，用小槌敲扁其本，钢锥穿鼻，复其外。然后入釜慢火炒熬。炒后以土末入松木火矢、豆豉三物掩盖，下用火蒸。留针二三口插于其外以试火候。其外针入手捻成粉碎，则其下针火候皆足。然后开封，入水健之。凡引线成衣与刺绣者，其质皆刚。惟马尾刺工为冠者，则用柳条软针。分别之妙，在于水火健法云。”[16]绣花针是一种非常不起眼的小物件，但为了制造绣花针等铁针，明朝晚期的工匠们发展出了复杂的工序，并必须掌握精妙的淬火知识来控制材料的质地变化。大铁锚与细铁针是大小悬殊的两种铁制品，尽管同样以铁为材料，但其制造需要不同的知识，这反映了制造业的发展是一个劳动分工的过程，也是一个知识分工的过程。

农业社会里的部分制造业除了满足人们的实用需求外，也兼具满足审美需求的功能。中国古代的器物制造很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例如，清代中叶有关宜兴地区陶壶烧制的文献介绍称：“造壶之家，各穴门外一方地，取色土筛捣，部署讫，弇窑其中，名曰‘养土’。取用配合，各有心法，秘不相授。壶成幽之，以候极燥，乃以陶甕（俗谓之缸掇）庋五六器，封闭不隙，始鲜欠裂射油之患。过火则老，老，不美观；欠火则稚，稚，沙土气。若窑有变相，匪夷所思，倾汤贮茶，云霞绮闪，直是神之所为，亿千或一见耳。”[17]这段介绍，反映了宜兴陶壶烧制的基本工艺流程，提到了工匠对火候的掌握直接决定了陶壶的外观，“过火”与“欠火”均无法制成佳品。此处的陶壶已不仅仅是满足基本饮水功能的实用器皿，而是承载了中国古代文人雅趣的奢侈玩物，所以在外观与审美上有比普通茶壶更高的要求。这也反映了制造业在历史长河中分化出了与艺术有紧密关联的工艺美术类行业。值得注意的是，清代中叶宜兴陶壶的烧制依赖工匠的技艺，产品无法标准化，但偶尔烧制出的百无一见的产品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这一方面反映了艺术审美标准与经济实用标准是有区别的，而这种评价标准的差异意味着用户需求的不同决定了制造业类型的分化；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农业社会里的制造业一般来说缺乏使产品标准化并量产化的知识，不仅不同的工匠群体“各有心法”，即使同一名工匠，也可能很难掌控其产品品质的稳定性。

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为了满足文明社会的各种需求，各种门类的制造业同样发展起来了。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Hesiod）在诗中描写了制造农具的标准：“伐木造臼要三足高、杵三肘长、车轴要七足长，这个尺寸正好，若有八足长，还能多做个木槌。大车十掌宽，轱辘就要三拃宽。”[18]这与《考工记》的记录异曲同工，皆属于先民对工匠制造经验的传承。不过，有学者认为，在欧洲的古希腊罗马时代，制造活动主要采取家庭生产和奴隶生产的形式，即使那些较大的公共作坊也不是专门为市场销售而生产剩余产品的。欧洲的制造业主要是在中世纪逐渐发展起来的。到10世纪和11世纪时，欧洲有两种制造业组织形式并存，一种是满足领主或农村村民需求的家庭手工业，另一种则是更加专业化的手工业。[19]到了14世纪与15世纪，欧洲部分地区发展出了繁荣的制造业。例如，15世纪德意志南部的纽伦堡兴起了玩具工业，其产品在出口中占了很大比重。[20]纺织业则在欧洲不少地区均有所发展。一位15世纪的诗人写道：

“弗兰德斯的真正主人

不是别人，是毛纺商人

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弗兰德斯人

每月都见他们在此四处逢源

一切的弗兰德斯人，无论贵族或平民

谁不是织布者？

把我们的羊毛织成布匹

他们在此生活，受人管理

他们无法轻易离开

我们也与他们唇齿相依”[21]

弗兰德斯的布匹大量出口，其纺织业是相当市场化的。因此，与中国相似的是，欧洲的制造业也存在着一个日益市场化的演化过程。总的来说，在农业社会里，满足人类生活各种需求的制造业门类均发展起来了，而市场对于制造业的影响日益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