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国产影片创作不能忽略人文精神的传承
近年来，虽然国产影片的创作数量不断增加，票房收入持续增长，但影片的艺术质量却没有随之有较大提高，被广大观众和评论界充分认可与肯定的精品佳作仍较少。由于不少国产影片创作的商业功利性十分明显，其创作过程往往被资本所绑架，故而影片投资方、制片人和编导等主创者在创作中就十分重视影片的观赏性、娱乐性及其在电影市场上的票房收益，而在较大程度上忽略了人文精神的传承及其所应该体现的人文关怀，由此就造成了不少影片思想内涵薄弱、艺术品质低下，其中被观众称为“烂片”的作品也并非个别现象。这种情况不仅影响了国产影片的质量和声誉，而且也不利于国产影片进一步拓展海内外的电影市场及其创作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当下国产影片的创作如何才能更好地体现出应有的人文关怀，并进一步加强人文精神的传承，既是一个迫切需要在创作实践中得到重视并切实落实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深入探讨并使创作者达成共识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否能得到很好解决，既关系到国产影片的艺术品位和艺术质量能否不断提高，也关系到在银幕上能否很好地塑造国家形象，并有效地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以对此就不能掉以轻心。
（一）
何谓人文精神？虽然目前对此的各种概括和表述还有所不同，但人文精神的核心无疑是“以人为本”，即要把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不仅要尊重人的价值，而且要维护人的尊严、关心人的命运，还要对人类保存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遗产予以高度珍视，对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予以充分肯定和大力倡导。可以说，“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人们关于‘人应当如何生活’，‘人之为人的价值标准’等一系列命题的自我意识，这便是人文本体，人文本体是决定着人文世界向正确方向发展的客观依据”[100]。
由于电影是一种最具群众性的艺术样式，人民群众既是其最基本的观众群，也是其最主要的艺术表现对象。为此，国产影片创作若要坚持体现“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创作者首先应该通过影片真实地表现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和精神境界，注重反映普通老百姓的冷暖疾苦和理想追求；创作者要关注民生、体察民情、尊重民意，切实把人民群众（特别是那些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放在心头，并用独特的电影艺术思维和生动的电影艺术手段在银幕上予以展现；从而使影片不仅成为时代生活和民族精神的形象化记录，而且也成为激励人民群众改变生活现状和实现美好梦想的艺术教科书。
在这方面，中国进步文化传统历来对此十分重视。孟子早就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101]鲁迅也曾说过：“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102]对此，中国进步电影创作历来也形成了一种优良传统，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进步电影《狂流》、《春蚕》、《上海24小时》、《马路天使》、《渔光曲》、《桃李劫》、《十字街头》、《大路》、《神女》等，还是抗战时期创作拍摄的《保卫我们的土地》、《好丈夫》、《胜利进行曲》、《塞上风云》、《中华儿女》、《风雪太行山》等影片，抑或是在战后现实主义新潮中创作拍摄的《天堂春梦》、《还乡日记》、《乘龙快婿》、《松花江上》、《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丽人行》、《夜店》、《三毛流浪记》、《乌鸦与麻雀》等影片，都通过不同的题材，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形式，真实生动地表现了各个历史时期广大民众（特别是底层老百姓）的命运遭遇、奋斗历程及其愿望诉求，体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时，也在银幕上成功地塑造了一批颇具民族特色的各阶层人物的典型形象，使之长久地活在广大观众的记忆里。在新中国电影创作的发展历程中，这种优良传统也得以继承和拓展，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至20世纪60年代创作拍摄的《龙须沟》、《草原上的人们》、《洞箫横吹》、《凤凰之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万紫千红总是春》、《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枯木逢春》、《李双双》、《英雄儿女》、《雷锋》等影片，还是新时期以来创作拍摄的《苦恼人的笑》、《小街》、《邻居》、《沙鸥》、《夕照街》、《本命年》、《香魂女》、《那山·那人·那狗》、《洗澡》、《秋菊打官司》、《漂亮妈妈》、《天上草原》、《惊涛骇浪》、《可可西里》、《三峡好人》、《唐山大地震》、《图雅的婚事》、《钢的琴》、《西藏天空》等影片，仍注重把镜头对准各民族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着重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和理想追求，并通过其命运遭遇概括反映了时代风云和社会变迁，真实地记录了新中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和奋斗拓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心灵成长的历程，使中国电影的优良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
同时，新时期以来还创作拍摄了一批“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优秀革命干部的传记片，如《焦裕禄》、《孔繁森》、《张鸣岐》、《郑培民》、《任长霞》、《生死牛玉儒》、《潘作良》、《第一书记》、《杨善洲》等影片，真切生动地表现了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在实际工作中如何“为党分忧，为民解难”，切实做到了顺民意、谋民利、合民心，在人民群众面前表现出“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其中《焦裕禄》、《孔繁森》等影片在广大观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仅有效地传播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且还体现出浓厚的人文关怀，传承了人文精神。
然而，当我们充分肯定国产影片创作所取得的这些成就时，也要看到在当下的消费文化语境下，部分国产影片创作对“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传承有所忽略和偏废，出现了一些不良的创作倾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拜金主义思潮在创作中有所泛滥，一些富豪和中产阶层的生活成为部分国产影片热衷表现和大肆渲染的对象。于是，洋房别墅、高档汽车、奢侈消费既成为较多影片主人公羡慕和追逐的人生目标，也成为衡量其事业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尽管有些影片的主旨是要表现人物的“励志和奋斗”，但其确立的人生目标却以财富和金钱的多少为唯一标准，这显然偏离了正确的人生价值观。而这种银幕上的拜金主义思潮则往往对许多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产生一定的误导作用。诸如《小时代》那样注重对财富和金钱的炫耀与追求，就曾经受到评论界的诟病与质疑。
第二，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和命运遭遇没有予以应有的关注和表现，既很少描写他们在社会转型和变革时期的人生境况与理想诉求，也很少由此揭示出社会存在的一些弊端和问题。显然，创作者的悲悯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在银幕上有所缺失。也许，在一些创作者眼里，社会底层人群的生活和普通百姓的故事没有什么娱乐性和观赏性，无法吸引观众进影院并获得高票房。实际上并非如此。一部影片能否赢得观众的喜爱，关键还在于创作者能否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去艺术地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思考和见解，在艺术上是否有新意。例如，叙述一个普通平民家庭在地震中的痛苦遭遇和震后情感经历变迁的《唐山大地震》，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好评，获得了6.73亿元的高票房。而《钢的琴》、《万箭穿心》、《桃姐》、《归来》等一些表现社会底层人群生活状况和思想情感的影片，也同样赢得了不少观众的喜爱。由此说明，题材的选择并不是一部影片成功与否的决定因素，关键还在于创作者如何去进行具有新意的艺术概括和艺术表现，并挖掘出题材内在的意蕴。
第三，部分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影片，创作者往往满足于对生活表象进行肤浅的描写和展览，既没有深入开掘出生活的内涵和底蕴，以生活的哲理给观众以启示和思考；也没有在生活素材中寻求独特的艺术发现和个性化的艺术表达，使之凸显出应有的创新意识：致使这些影片不仅思想意蕴浅薄，而且情节构思、人物塑造和细节设置等方面也大同小异，呈现出一定的公式化、同质化倾向。这种情况在一些都市情感题材（特别是婚恋题材）影片中表现得较为明显。诸如失恋、婚外恋、多角恋、姐弟恋、老少恋等恋爱婚姻现象，以及夫妻、婆媳、岳婿、姑嫂、妯娌之间的生活矛盾，成为一些影片热衷表现的题材领域。为了强化戏剧矛盾，创作者有意放大了生活中的此类现象和问题，并用十分相似的艺术概括与艺术表现手法，拍摄出了一批缺乏新意的影片。尽管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着这些现象和问题，但其并非生活的主流；如果大家都热衷于以此作为影片的艺术表现对象，不仅会造成题材、情节和人物的雷同，而且也会因此而遮蔽和忽略时代生活的主流和本质。鲁迅早就说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103]此话至今仍然对创作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第四，部分国产影片以娱乐和票房为唯一目的，一些创作者为了迎合与取悦观众，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往往降低影片的艺术品位：有的以媚俗为策略，不惜胡编恶搞，把庸俗无聊当作影片卖点，如《搞定岳父大人》中的有些情节和细节就较低俗；有的则以大投资、大场面、大明星来掩盖其影片的思想肤浅、叙事混乱等问题和弊病。诸如《天机·富春山居图》这样被观众称为“烂片”的作品也并非个别现象，此类影片既误导乃至愚弄了观众，也败坏了国产影片的声誉，影响了国产影片健康有序的发展。
显然，上述不良创作倾向若任其蔓延和发展，那么“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之传承就很难得以实现。列宁早就说过：“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104]当下国产影片的创作也应该把为人民大众奉献精品佳作放在首位，既要使他们获得审美娱乐的享受，又要使他们得到提高和发展，两者缺一不可。由于目前的电影观众主要是青年观众，因此国产影片创作既要符合他们的鉴赏习惯和审美需求，但又不能一味迎合；创作者要通过一些艺术品位高的优秀影片，不仅给青年观众思想上以正确的引导和教益，而且也不断提高其审美鉴赏水平。
（二）
应该看到，国产影片创作若要切实体现“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创作者除了要在银幕上真实地表现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和精神境界，注重反映普通老百姓的冷暖疾苦和理想追求之外；还要在时代和社会的变革过程中深入地表现人性和人情的复杂性，既描绘和展现真善美，也揭示和鞭挞假恶丑，以帮助观众更好地认识人类和认识自己，达到塑造理想人格，实现自我完善，把人类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境界之目的。
众所周知，“认识你自己”，这是人类从古希腊起就锲而不舍地进行不断探索的课题；而认识自己也有益于进一步认识人类和世界。恩格斯曾经“把人叫作斯芬克斯谜语的猜谜者”。他认为：“人只需要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估价这些关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按照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这样的话，他就会猜中现代的谜了。不应当到虚幻的彼岸，到时间空间以外，到似乎置身于世界的深处或与世界对立的什么‘神’那里去找真理，而应当到近在咫尺的人的胸膛里去找真理。人所固有的本质比臆想出来各种各样的‘神’的本质，要伟大得多，高尚得多，因为‘神’只是人本身的相当模糊和歪曲了的反映。”[105]正因为如此，文学艺术就应该是“人学”，其创作“目的是要帮助人了解他自己，提高他的自信心，并且发展他追求真理的意向，和人们身上的庸俗习气作斗争，发现他们身上好的品质，在他们心灵中激发起羞耻、愤怒、勇气，竭力使人们变为强有力的、高尚的，并且使人们能够用美的神圣的精神鼓舞自己的生活”[106]。可以说，这是文艺作品应该发挥的作用和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
无疑，电影作为一种现代的综合性艺术，它理应帮助观众更好地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从而激励观众为实现更美好的生活理想而奋斗。由于电影（特别是故事片）对历史与现实、时代与社会的反映，主要是通过人物命运的叙述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完成的，因而就离不开对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的描写，而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也往往体现在这样的艺术描写之中。近年来，部分国产影片对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的深入揭示与生动描写不仅让观众难以忘怀，而且也由此在银幕上塑造了一些独具性格的人物形象。例如，无论是《唐山大地震》对于灾难中人性之善和割不断的亲情之描写，还是《集结号》对于战争中的人性变异和深厚的革命战友之情的刻画，抑或是《良心》、《二十五个孩子一个爹》、《法官妈妈》、《暖春》、《信义兄弟》等影片通过不同的故事，从不同的角度对人间真情的真实描绘，都让人为之感动；而《盲井》、《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无人区》等影片对于金钱腐蚀下人性之恶的揭示，也让人为之感叹和反思。在当下社会转型和变革时期，社会矛盾复杂而繁多，利益冲突激烈而尖锐，人性和人情也在各种矛盾冲突中发生着多样的变化，电影艺术理应对此有更加真实而深刻的描绘，以便使观众能从中获得启迪和教益，更好地认识自己和了解社会，这也是体现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然，各类影片对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的艺术表现离不开对人物所处的时代氛围与社会环境的深入描写，因为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是不可分割的。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07]因此，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的表现与人的各种社会关系，与时代和社会对人的性格与心理的影响是密切相关的，离开了对人的各种社会关系的生动描写，离开了对社会环境如何对人性和人情的变异产生各种影响的深入刻画，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就无法得到准确而形象的展现。就拿《天下无贼》来说，该片叙述了一对小偷恋人王薄和王丽弃恶从善的道德救赎故事，影片对他们的思想、心理、情感和性格的变化过程作了较细腻而生动的描写，从而使其人性和人情的变化发展脉络清晰，较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并充分显示了善良与真诚的感召力量。而这一转化过程是王薄、王丽在与淳朴敦厚的农民工傻根，机智精明而颇具人情味的警察和以老奸巨猾、心狠手辣的惯窃犯黎叔为首的盗窃团伙之间的交往与较量中逐步完成的，正是这种人物关系的发展构成了影片的主要故事情节，并在人物性格的对比中凸显了各自的个性特征。又如，《归来》的故事情节虽然主要在一个家庭内部展开，但陆焉识、冯婉瑜夫妻和女儿丹丹之间的关系及其性格变化，却是时代和社会变迁的折射与反映。编导正是通过家庭成员的情感波折映照出了时代浪潮和社会风云，由此不仅让观众对历史有所反思，而且对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和理解。
同时，电影艺术在引导观众“认识你自己”时，往往是通过各种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实现的，其中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则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内容。匈牙利著名电影美学家巴拉兹曾说：“英雄、俊杰、模楷、典范是所有民族的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从远古的史诗到近代的电影莫不如此。”[108]的确，任何国家和民族的电影都很注重塑造自己的英雄人物形象，并以此来弘扬民族精神，建构国家形象。因为英雄是正义、信仰和理想的化身，他们能够成为观众崇拜的偶像和仿效的榜样，能够有效地传播主流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影响观众的精神世界。好莱坞电影就塑造了各种类型的英雄人物形象，这些“美国英雄”不仅成为美国主流文化生动形象的“代言人”，而且对世界各国的观众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当下国产影片也要努力在银幕上塑造新时代的新的英雄人物形象，使之成为理想人格的楷模，成为激励和鼓舞广大民众战胜各种困难，实现“中国梦”的榜样。当然，国产影片所塑造的新时代的英雄人物形象，应该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接地气的、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银幕形象，而不是概念化的、毫无生气与活力的“高大全”的银幕形象。如前所述，一批优秀革命干部传记片所塑造的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任长霞、牛玉儒等银幕形象，当然是具有民族特色的英雄人物形象；此外，诸如《蒋筑英》、《邓稼先》、《钱学森》、《袁隆平》等影片所塑造的一批优秀知识分子银幕形象，以及《戎冠秀》、《时传祥》、《张思德》等影片所塑造的一批先进模范人物银幕形象，也都是具有民族特色的英雄人物形象。这些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较好地克服了公式化、概念化等弊病，使之具备了“人性化”和“平民化”的特点，让观众觉得可亲可敬。如果说上述英雄人物形象都是根据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塑造的，那么无论是《天狗》里为维护国家财产而与称霸一方的黑社会势力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护林工天狗，还是《云水谣》里为救助藏民而殉难于西藏雪山的解放军军医陈秋水等，则是电影艺术家创造出来的银幕英雄人物，其形象同样让观众感动和敬佩。当然，如何让这些塑造英雄人物形象的影片更具观赏性和吸引力，如何让这些英雄人物形象在广大观众中更具影响力和感召力，是需要创作者在艺术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和不断创新的课题。
（三）
另外，强烈的忧患意识也是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109]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哲理格言。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历来就有“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110]、“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11]、“位卑未敢忘忧国”[112]等一系列至理名言，它们鲜明地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正是中华文明孕育和包含的忧患意识，才使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衰，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13]。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强调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深刻认识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114]的确，在新形势下，具有这种忧患意识显得格外重要。
作为人文精神具体体现的忧患意识曾表现在中国历代进步文人的文艺创作中，形成了一种优良的文化传统，而这种传统也表现在各个历史时期国产影片的创作之中。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众多优秀影片也都不同程度地显示了创作者的忧患意识，真切地表达了他们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例如，无论是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抗日救亡时期的影片《风云儿女》，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拍摄于50年代末的传记片《聂耳》，抑或是诞生于新时期90年代末的影片《国歌》，都生动地叙述了《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的诞生过程。作为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这首歌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广为传唱；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无疑，正是当年田汉、夏衍、聂耳、许幸之、吴印咸等电影人的密切合作，并把他们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融入《风云儿女》这部影片和《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插曲的创作之中，才为我们留下了这首传世的优秀歌曲。今天，当我们唱起国歌时，不仅会联想到新中国的来之不易，而且也会激发我们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激励我们为建设一个更加繁荣昌盛的共和国而努力奋斗。在新时期以来创作拍摄的影片中，诸如《高山下的花环》、《鸦片战争》、《横空出世》、《走出西柏坡》、《一八九四·甲午大海战》等影片，创作者在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中也较明显地表现了其忧患意识，并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共鸣。
显然，电影创作者应该具有忧患意识，并将这种意识很好地融合在自己的作品中，因为这种忧患意识也是人文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创作者理应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前途，理应在自己的作品里真切地表达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而不是仅仅抒发一些个人的悲欢喜乐。正因为如此，国产影片创作就不能回避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重要题材和重大问题，银幕上不能总是轻歌曼舞、卿卿我我、荒诞搞笑、一地鸡毛；那种只重娱乐，不重思想，只重商业，不重艺术的创作倾向是不足取的；而诸如反腐、反恐、打假、打黑等一些老百姓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却没有在银幕上得到应有的艺术表现。应该看到，国产影片不仅要给广大观众以审美娱乐的享受，还应该引导和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社会和人生，这是电影创作者的责任所在。因此，国产影片的创作既要从多侧面、多层次、多角度表现社会变革发展的真实面貌，又要大胆地干预生活，深入开掘生活的内涵，表现出创作者对社会和生活独特而深刻的见解与评价，以引起观众的思考，深化他们的认识，并激发他们改变生活现状的勇气和积极性。正如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所说：“艺术的本质是赞成或反对的斗争，漠不关心的艺术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的，因为人不是照相机，他不是给现实拍照，他或是肯定现实，或是改变现实，毁坏现实。”[115]的确，创作者面对社会现实应该有自己的态度和见解，并将此融入自己的创作之中，从而使自己的影片体现出鲜明而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就拿反腐题材的影片创作来说，在拍摄于新世纪之初的影片《生死抉择》之后，就很少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此类影片出现。尽管现实生活中的反腐败斗争声势浩大、不断深入，但银幕上却风平浪静、歌舞升平；电影创作与现实生活有明显的反差；创作者不愿或不敢涉足这一题材领域，对此采取了一种回避的态度。这种状况显然与党和人民群众对国产影片的要求是有距离的。应该看到，反腐败斗争是当下我们党和国家所面临的一件最重要的工作，也是一场十分艰巨的攻坚战。《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铲除腐败决不手软》曾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腐败问题，已经成为最大危险之一。全党必须警醒起来，下大气力解决好腐败问题，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116]如果现实生活中正在进行的这场艰巨斗争没有在银幕上得到准确而生动的艺术表现，如果国产影片没有真实而形象地记录与反映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十分严峻的反腐败斗争，那无疑是电影创作者的失职。应该看到，老百姓也期待着在这一题材领域里有震撼人心的优秀影片问世。
当然，电影创作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重要题材和重大问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创作者不能因为有风险而放弃了应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电影编导张骏祥在强调电影导演要有责任感时曾说：“今后‘左’的右的干扰怕免不了还会有。那么，是不是就不要解放思想了，就什么都按框框条条办，按规定模式办？行不行？不行！我同意有位同志讲的，如果大家都缩手缩脚，那我们好不容易取得的这点成就就有倒退的危险。老实说，一定要绝对‘安全’了才迈步，要人家铺好红地毯才敢走路，那样也搞不出好艺术作品。我们做导演的、做编剧的希望有‘安全感’，不要随便被扣上什么政治罪名，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要有责任感。我们要自觉地挑起这副担子。”[117]此言甚是。应该看到，创作者如果没有责任感、使命感和不懈的艺术追求，就不可能创作出优秀作品；因为优秀作品必然要体现出创作者鲜明的创新意识，而创新总会有一定风险的。无疑，创作者如果不敢突破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不敢大胆地表达自己对社会和生活的真知灼见，不敢触及一些重要题材和重大问题，在创作中只满足于随大流、一窝蜂、赶浪头，只热衷于商业利益的获取和个人情绪的表达，而没有艺术上的独特追求和探索创新，那么要想创作拍摄出高品质的优秀影片是不可能的。
虽然忧患意识在一些重要题材和重大问题上易于表现出来，但却并非局限于此，平凡的日常生活题材只要艺术表现的角度独特，内涵深刻，也可以以小见大，反映出创作者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例如，《凤凰琴》、《一个都不能少》对偏僻贫穷地区农村教育现状的真实反映，《马背上的法庭》通过云南山区一个流动法庭的办案之旅和几个普通法官的命运对中国法制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现状与问题所作的形象化揭示，《钢的琴》对国营企业下岗工人生活状况和情感世界的生动描写，《飞越老人院》对民营老人院一群老年人生活状态和晚年心态的深入刻画，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创作者的忧患意识和人文关怀。由此可见，小题材和小角度也同样能表现出创作者的忧患意识。正如鲁迅所说：“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本身便是一个战斗者。”[118]显然，国产影片若要较好地体现出忧患意识和人文关怀，关键还在于创作者是否真正具有这种意识和情怀，是否对生活与艺术有一种真诚的态度。苏联著名电影艺术家普多夫金曾说：“真正的艺术家决定于真诚。我可以肯定，艺术家的真诚，正是他的影片所以能引人入胜的基础之一。”[119]的确，只要电影创作者真诚地面对时代和生活，真诚地面对电影艺术创作，不被政治功利和商业利益所干扰或绑架，不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和艺术理想，全力以赴地精心打造自己的作品，其影片一定会具有较明显的创新意识和较高的艺术品质，并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和欢迎。
总之，在当下消费文化语境下，国产影片的创作拍摄既要面向观众、面向市场，充分尊重广大观众的审美娱乐需求；又要通过人文精神的传承和独具风格的艺术创新不断提高影片的艺术品位和艺术质量，并以此赢得更多的观众，进一步拓展海内外市场，加快国产影片走向世界的步伐。同时，这也是在银幕上建构和展现国家形象，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此文为作者于2014年9月24日在中国文联、中国电影家协会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十三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中国电影论坛”上的主题发言，被收入会议论文集《电影创意研究之中国故事与中国梦》，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1月出版；原载《河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同时被收入《复旦美育》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