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论荒煤对新时期电影理论批评建设的贡献

——纪念荒煤百年诞辰

荒煤先生既是新中国电影事业和电影创作的主要组织者与领导者之一，也是颇有成就和影响的著名电影评论家。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的冤案得以平反，重返电影界的领导岗位，在继续从事电影事业和电影创作的组织领导工作之同时，还撰写和发表了许多很有见地的电影评论文章。这些文章不仅对新时期国产影片的创作生产发挥了积极的引导作用，而且也为新时期电影理论批评的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在纪念荒煤百年诞辰之时，实有必要对此进行梳理、探讨和总结，既以此表达对他的怀念和尊敬之情，也有助于进一步推进中国电影理论批评的建设和发展。

（一）

荒煤对新时期电影理论批评建设的贡献，首先在于他反复强调要发扬艺术民主、尊重艺术规律等方面。他把《发扬艺术民主，尊重艺术规律——重读周恩来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作为自己的电影评论集《攀登集》的代序，就可见对这一问题的重视。而在“发扬艺术民主”与“尊重艺术规律”两者的关系上，他更强调要重视后者。他指出：“历史证明，要发扬艺术民主，必须尊重艺术规律，按照文学艺术的特殊规律办事。”并对此作了必要的反思，认为：“长时期以来，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很不尊重艺术规律，相反，却简单片面地强调政治标准第一，把要求研究、尊重电影特性，强调艺术规律，都当作是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观点加以反对；因而，在电影界的艺术家们至今也还没有完全消除‘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的心理。不尊重艺术规律，就不可能发扬艺术民主。”[72]此言甚是。

从新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教训来看，正因为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电影创作和理论批评中忽略了对艺术规律应有的尊重，不恰当地突出了“政治第一”和“长官意志”，所以电影创作和理论批评才走了不少弯路。特别是50年代初对电影《武训传》大规模的批判运动所形成的以简单粗暴的政治批判代替充分说理的艺术批评方式，在此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愈演愈烈，电影创作者往往动辄得咎，致使“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成为当时电影界一种普遍的创作心态。在这种情况下，艺术民主和艺术创新则根本无从谈起。直至十年浩劫时期，一大批影片和许多电影工作者均受到了严厉批判，其中不少电影工作者甚至被迫害致死，这种惨痛的教训是需要永远记取的。粉碎“四人帮”以后，虽然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对极“左”政治路线和文艺路线进行了批判，但其余毒尚未肃清，仍有很多电影工作者心有余悸，不敢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荒煤多次强调要“发扬艺术民主，尊重艺术规律”就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显然，只有充分尊重电影创作的艺术规律，发扬艺术民主才有意义，才能不断促使电影创作的繁荣发展。

那么，如何才能充分尊重电影创作的艺术规律呢？当然首先要正确认识电影的功能和特性，处理好电影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这是一个困扰着电影界的重要问题。无论是电影创作还是电影理论批评，都受到了“为政治服务”的严重干扰和影响。对此，荒煤在《发扬艺术民主，尊重艺术规律》、《加强电影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等文章中曾多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与电影艺术的规律互相关联的，互相作用的，互相影响的。不正确地理解和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不按电影艺术规律办事，就不可能繁荣和发展电影艺术的创作，无法提高影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更无法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的文化生活的需要。”[73]同时，对于电影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他也进行了认真、深入的反思，认为：“由于过去机械地片面地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导致了对文艺工作的要求简单化和庸俗化：忽视文艺的特征，不重视甚至否认文艺的特殊功能和作用；简单地要求文艺为一时一地、当时当地一些具体任务和政治服务，甚至提出赶任务、写中心、写政策。到了‘四人帮’时期，竟然提出了主题先行，从路线出发，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等等荒谬主张。由于片面地强调政治标准第一，只强调文艺的政治教育作用，否认文艺的娱乐作用、审美作用等等原因，使得文艺创作的题材狭窄，形式单调，既缺乏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和艺术感染力，也缺乏深刻的思想性，把文艺创作变成枯燥的政治说教，实际上是使创作脱离生活、脱离人民，走进一条死胡同。”[74]的确，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还是“文革”动乱年代，电影创作和理论批评在这方面均有不少沉痛的教训值得记取。

显然，若要正确处理好电影与政治的关系，则必然会涉及现实主义的问题。而现实主义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电影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对此，荒煤也曾在多篇文章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作家和艺术家首先应该有一种“求真的精神”，即要通过自己的作品“力求反映生活的真实，孜孜不倦地去追求艺术的生命，反映真理”。他强调指出：“真实是艺术的生命。一个人民的艺术家，他终生奋斗，穷其毕生精力所追求的、探索的、创新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永无止境地去创造艺术的生命——真实，换句话说，是真理！”[75]而这种“求真的精神”也是艺术创新的前提，只有抱着敢于为真理献身的精神，才能大胆地进行艺术的探索和创新。同时，荒煤认为在创作方法上还要正确区分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之间的异同，并主张仍要积极倡导革命现实主义。

另外，荒煤还提出要加强对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研究探讨，他指出：“我们的文艺理论工作中，长期以来已经不提要写人的性格、内心世界和人的命运了。‘四人帮’时期把作品中表现人与人的情感活动统统称之为‘资产阶级的人情味’，不加区别，不按照时间、地点和条件来分析，把作品中描写各种人物的内心活动，一律当作宣扬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终于使得‘英雄人物’千人一面，成了‘无情的人’。无怪乎在谈到文艺的规律的时候，还需同时在理论上来讨论一下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这类问题。”[76]他提出关于人性论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是在1980年，当时此类问题还是较为敏感的话题，在理论界也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是，这又是尊重电影艺术创作规律必然要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在理论上加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探讨，以辨别是非、达成共识，无论是对于电影理论的自身建设，还是对于电影创作的正确引导，都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在电影创作中，荒煤也很关注那些在“人性”描写方面有特点、有深度的作品，并尽力予以支持和扶持。例如，1981年北影厂导演黄健中把刘心武的中篇小说《如意》搬上银幕时，就曾多次得到荒煤的鼎力相助。因为小说《如意》当时有争议，北影厂拿不准是否能进行改编；为此，荒煤不仅明确表态支持把该小说改编成电影，而且先后两次找导演和编剧谈话，共同商讨剧本，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当影片在审片时受到了批评和指责时，他又多次邀请文学界、电影界的一些领导和专家学者观摩影片，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让编导据此进行修改。他还在影片结尾处亲笔写了一段旁白，为揭示影片的主旨起到了画龙定睛的作用。“十年后，影片被充分肯定，荣获中国电影公司、中国电影评论协会以及中国红十字会‘1979—1992年人道主义精神优秀影片奖’。不少文章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十年’的优秀影片时，对《如意》冲破‘人性论’禁区的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77]显然，当时若没有荒煤的大力支持和具体帮助，这部影片的改编和拍摄很有可能会中途夭折。

（二）

荒煤对新时期电影理论批评建设的贡献，也表现在他对电影文学的重视和倡导等方面。他历来认为电影文学是电影创作（特别是故事片创作）的基础，这个基础不牢固，电影的艺术质量就无法得到保证。他在《电影要上去，基础要打好》、《把握时代精神，提高创作水平》、《不要忘了文学》、《作家的历史责任——谈文学与电影》、《电影文学要有一个新的起飞》等文章中反复强调了电影文学剧本对于电影创作（特别是故事片创作）的重要性，他指出：“历史的经验证明，电影艺术（主要指故事片）创作的繁荣和发展，首先依赖电影文学创作的繁荣和发展；电影文学创作不旺盛，电影艺术的生产就上不去。电影文学是影片的基础，不仅是思想和艺术的基础，尤其是真正符合电影特性的——‘电影的’思想和艺术的基础。所以，我常说，电影要上去，基础要打好，更上一层楼，基础要深厚。”[78]为此，他特别重视抓好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和电影编剧队伍的建设与培养。

首先，就电影文学剧本创作而言，他十分重视其文学性和文学价值，认为电影文学剧本“是按照电影的结构，用简洁精炼的文学语言，通过视觉形象来描绘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是可供阅读和欣赏的一种文学样式”。因此，他不主张把剧本写得太简单，变成一个“工作台本”或“拍摄台本”，因为他还考虑到发表或出版的电影剧本要供广大读者阅读和鉴赏。他说：“我不欣赏，也绝不希望，让已经获得广大读者喜爱的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的电影剧本离开文学阵地；这不仅会丧失读者，败坏电影文学，也会使得广大业余电影文学创作者降低他们的水平。”[79]同时，他也非常重视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认为电影与小说、戏剧等叙事艺术作品有一个共同的根本规律，那“就是要写人，创造各种人物各种典型性格。要写人的性格，表现人的个性，就要表现人的思想感情，写人的内心世界，写人物的命运，通过人物的命运和性格的冲突，来揭示生活中错综复杂的斗争，反映人民的意志和愿望”[80]。正因为如此，他认为电影剧本创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要尽一切力量来创造人物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81]。因此，他在评论中也往往注重于此。据不完全统计，他在新时期曾先后为电影剧本《巴山夜雨》、《月到中秋》、《寒夜》、《妻儿老小》、《清水湾、淡水湾》等写过评论文章，较细致、深入地评析过这些剧作的特点和得失。与此同时，还有许多电影剧本（如《牧马人》、《如意》、《今夜有暴风雪》、《芙蓉镇》等）在创作过程中也曾得到过他的指点和帮助。

其次，就电影编剧队伍建设而言，他历来对此十分重视。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他首先是要求厂长们在领导电影创作实践中，要提高自身的文学水平；推动各电影制片厂的厂长们重视电影文学，指导创作和编剧队伍的建设。其次把电影局所属的剧本创作所的作家们分别送到各厂，要求各厂有一批专业作家基干队伍；督促各厂组建文学编辑部，培植电影文学编辑人员。他还动员各地作协的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来写电影剧本；向电影导演们和其他创作人员提出，要提高文学修养和文学素质”。同时，“荒煤为了建设和提高整个电影文学队伍，在北京、上海和各厂分别办训练班、讲习班以至学校，为各厂和各省、市的作协培养出许多能写电影剧本的作家”[82]。进入新时期以后，由于电影创作生产体制机制的改革等原因，荒煤除了撰文呼吁要加强电影编剧队伍建设之外，主要是通过阅读剧本、完善剧本等方法来帮助编剧提高创作水平和剧本的成活率。对于荒煤来说，看剧本，提出具体的意见和建议，帮助编剧在创作中不断完善剧本，曾是他多年来所做的一项主要工作。电影剧作家李凖曾说：“他一辈子看过多少电影文学剧本？恐怕三间房子也盛不下，从50年代他由中南军区文化部部长职位调来北京，任电影局副局长后，四十年中，他至少看过三四千部电影剧本，有的他还要看两三遍，作者写几稿他就看几遍。”而且他看的电影剧本“范围极广，有老作家的，还有青年作家的，更有大批业余作家的，还包括一些在中学上学的学生。他几乎是‘来稿必读’，而且‘来稿必复’”[83]。这种敬业精神和认真态度在培养编剧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同时，他还为一些剧作家的电影剧作集写序，并借此阐述自己对电影文学创作的观点与见解。如1984年，他曾为老电影剧作家胡苏的电影剧本选集写过序，而之所以愿意为其作序，是因为一方面想借此机会向老编剧、老编辑表示由衷的敬意；另一方面也衷心祝愿更多的年轻编剧和编辑能迅速成长起来，个个成才，由此带来一个电影文学创作繁荣发展的新时期。因为他认为“要繁荣和发展电影事业，就需要有一支强大的、有专业能力、热爱电影事业的编剧队伍。这样一支队伍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或者说，还不够强大”[84]。因此，他希望通过各种途径与方法来呼吁和推动电影编剧和编辑队伍的建设。此外，他还为剧作家张弦、严亭亭等的电影剧作集写过序，既充分肯定其在电影剧本创作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也呼吁更多的作家积极关注并投身于电影文学创作，以不断为国产影片的创作拍摄提供更多优秀的电影剧本，为提高影片的艺术质量奠定基础。

再次，荒煤还很重视电影文学的理论研究工作，不仅自己在这方面撰写了不少文章，而且也多次强调要加强和推动电影文学研究工作的开展。他曾积极支持高校青年教师周晓明撰写的《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出版，并为之写序。他认为“一个电影圈外的青年学者花费极大的劳动写了这本现代电影文学史，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作为电影战线上的老兵，不能不表示衷心的感谢。所以，我乐意发表点出自衷心的感想，作为此书的序言，供作者和读者参考”[85]。他对该书的撰写予以较高的评价，指出该书最大的特点“就是掌握了大量的资料，联系中国电影艺术发展的道路，来论述中国电影文学发展的历程，从而证明了电影文学发展的必然过程”。[86]作为第一部中国电影文学史专著，该书由于得到荒煤的大力支持而顺利出版，并受到了好评。由此既表现了荒煤对青年后学的奖掖和提携，也推动了电影文学和电影文学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三）

荒煤对新时期电影理论批评建设的贡献，还表现在他对电影史料学和电影史研究的重视等方面。他历来十分重视电影史料学的建设，认为加强电影史料学的建设是从事电影研究的基础。早在20世纪50年代，荒煤就积极支持程季华等人研究和编撰《中国电影发展史》，并通读了该书的初稿，提出过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该书原计划先作内部发行，广泛征求意见，待修订后再公开发行”，但是，荒煤“在审读全书之后，作了新的考虑，经他向夏衍同志汇报并请示，决定以‘初稿’方式公开出版发行”[87]。该书于1962年出版后，荒煤“当时为‘影协’党组副书记，决定由‘影协’委托各电影制片厂召集三十年代电影工作者对此书进行座谈，提出意见；同时将已印好的‘初稿’，再分别送请田汉、阳翰笙、阿英等同志审阅，征求意见，以便进一步修改”[88]。但此项工作却遭到了时任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的柯庆施以及市委分管文化工作的张春桥之抵制和阻扰，于是上海的座谈会被迫取消了。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该书又被诬指为“大毒草”，不仅受到了公开批判，而且其纸型被毁掉，所有印好并已发行的书籍被收缴、追回，打成纸浆，全部销毁。同时，程季华等人历经10多年辛辛苦苦搜集的中国电影史的各种历史资料，也被查抄并用数辆卡车全部掠走，此后大部分下落不明。“这样气势汹汹、杀气腾腾，说穿了，无非是江青为了掩盖她在三十年代的一段不光彩的历史。”[89]与此同时，“荒煤同志由于亲自审读了全书，并决定改该书内部出版发行为正式公开出版发行，也受到株连，构成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之一”[90]。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电影发展史》得以重新出版。荒煤为该书撰写了长篇序言，不仅详细叙述了该书编撰、出版的过程及其遭遇，而且阐述了他对中国电影发展史（特别是左翼电影发展史）的观点与见解，并总结了一些基本的经验和教训。同时他还指出：“我希望通过这部著作的重新出版，再次引起大家对研究中国电影历史的兴趣，展开这方面的讨论，以马列主义的观点，很好地总结中国电影历史的战斗经验。这对于我国人民电影事业的继往开来，使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电影艺术更加繁荣，是很有意义的。”[91]

1984年，荒煤奉命担任了《当代中国电影》的主编，为编撰好第一部系统论述当代中国电影发展历史的著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从组建编写组，到资料的搜集和大纲的确定，再到初稿的审阅并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直至全书稿件的最终完成，他都亲力亲为，历时数年而从不懈怠，从而较顺利地完成了这部重要的中国当代电影史著作。正如他在该书“后记”中所说：“回顾三年来的编写工作，在力求比较准确、真实地反映三十五年来社会主义电影事业的发展历程，对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作出科学总结的探索和努力中，并不是没有困难和干扰的。但是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终于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对当代中国电影事业所经历的曲折、艰苦的道路，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所积累的丰富而深刻的经验和惨痛的教训，给予了比较全面的叙述和正确的评价。”[92]同时，通过该书的编撰也较好地培养了一批中青年电影史研究者，他们均成为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史研究领域里的学术骨干。

此外，他还应邀为北影厂组织编写的著作《北影四十年》写序，并在该书“序言”中回顾总结了新中国电影的发展道路和经验教训。对此，北影厂厂长汪洋曾说：“尤其可贵的是他在病中亲笔写的‘序’中，他超出了北影一个厂的范围，站在整个中国电影事业的高度，回顾了解放后四十年电影的历程。他特别强调要‘回顾历史，面对现实，展望未来，真正总结一下历史的经验’。”[93]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出一条中国电影应该走的正确道路。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荒煤对总结中国电影事业和电影创作的发展历程，探讨其中的历史经验、主要教训和基本规律是何等重视。

在电影史的研究方法等方面，荒煤则历来强调要占有第一手资料，认为这是从事电影史研究的基础。他曾说：“为了有计划地搞研究，不占有第一手资料是不行的。资料积累的工作必须抓紧。年轻的同志首先要从搜集、整理资料着手。”同时，他还指出电影史的研究“特别要‘抢救’遗产。有些导演七八十岁了，他们都有个心愿，想在去世前再拍点影片，无暇整理自己的经验。要帮助他们搞回忆录，把他们宝贵的经验记录下来，整理出版，为我们的后代留下一些遗产”[94]。这些意见和见解对于如何更好地进行中国电影史的研究以及如何加强电影史料学的建设来说，都是十分有益的。

（四）

除了上述三个方面以外，荒煤对新时期电影理论批评建设的贡献，还表现在他对大众影评的关心、重视和扶持等方面。作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的名誉会长，荒煤认为：“中国影评学会组织影评，要专业影评与群众影评一起抓，特别是青少年影评不能放弃！”[95]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无论是专业影评，还是大众影评（包括青少年影评），他在实际工作中都倾注了心血；特别是后者，他则予以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并注重通过一些具体细致的工作来推动大众影评的繁荣发展。在此，我们不妨通过一些生动的事例来予以佐证：

其一，1983年8月初，荒煤收到了上海市总工会沪西工人文化宫影评组就《中国青年报》举办的“我最喜爱的十个当代青年银幕形象”评选活动给他写的信，该信就青年题材影片的创作提出了一些批评与建议。不久，荒煤便给上海市总工会沪西工人文化宫影评组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他首先认为，《中国青年报》举办的这次评选活动和沪西工人文化宫影评组的来信，“是对我们电影工作者的极大鼓舞和支持，也是严格的批评”，并肯定了来信所指出的“当前青年题材的影片还有愧于沸腾的时代和生活”，认为“这个批评十分中肯，应该引起全体电影工作者的重视”。他指出，电影创作之所以还存在这样的问题，“关键主要还不在于影片的数量不多，而在于对反映当代青年的题材发掘不够，开拓不广，对创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还认识不足”。他在回信中不仅答复了沪西工人文化宫影评组提出的一些问题，较详细地阐述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观点，同时还十分真诚地表示：“我们一定重视你们的意见，认真研究怎样提高当代青年题材影片的质量问题”[96]。对于群众业余影评组织的来信，他并没有借口自己工作繁忙不予回复或委托他人简单处理，而是以真诚、平等的态度，满腔热情地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意见。

其二，1992年初，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和《文汇电影时报》联合主办了“庆祝建党七十周年献礼影片全国群众影评征文比赛”，荒煤应邀担任了评委会主任。这次征文活动收到来稿100万件以上，参加人数以千万计。在征文评审结束后，他专门为此撰写了一篇《群众的智慧和期望》的评论文章，对这次群众影评征文活动进行了全面总结。他首先认为：“献礼片全国群众征文比赛，是建国以来最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遍及全国、深入人心的群众影评活动，特别是得到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的热情支持，把这个活动推向部队，这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的，更加显示了活动的全民性。……这不仅表现了广大群众对电影艺术的热情关注和鼓励，也表现了群众的智慧和期望。”他还概括指出这次影评征文所体现出来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在短短一两千字的影评中，往往简明扼要，抓住要害，敢于各抒所见，阐发自己独特的见解，能够比较正确地评价影片已获得的成就，又严正地指出不足。尽管角度各不相同，都表达了各自的见解，而汇总起来看，也就确确实实令人心服地肯定了影片的成就和不足甚至某些失误。这说明群众影评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从总体上看，站的角度比较高，有的作者还能高瞻远瞩地提出问题，促人思考，这是难能可贵的。”[97]

其三，1993年夏，他特地把时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秘书长的章柏青叫到自己家里，给他看了两份关于部分青少年受到一些影视作品负面影响的新闻报道，并指出“学会成立以来在专业评论与理论探讨上开展得不错，而大众影评上则欠下功夫。影视艺术对青少年成长影响很大，我们的创作与评论则很少考虑他们的影视教育与欣赏。荒煤建议学会把青少年影评列入工作日程。他提出两点：一是要与各级教育部门联系，在大中小学建立影评小组，二是每一两年能组织一次全国影评征文比赛，以学生为主，将写作文与写影评结合起来，既提高了写作能力，也发挥了优秀电影启迪孩子的作用”[98]。此后，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便遵照荒煤的要求，每隔一年举办一次全国性的影评征文评奖活动，由此不仅扩大了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的影响，很好地推动了大众影评的繁荣发展，而且也从中发现和培养了一批影评人才，形成了一支影评队伍。

其四，1994年，荒煤应邀为金忠强、章柏青主编的《中国大众影评概览》一书作序，对蓬勃发展的大众影评予以了高度评价，他认为“朝气蓬勃的影评队伍的形成壮大，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世界电影史上一个空前的创举。这种广泛群众性影评工作的开展，对传播电影的信息，宣扬电影艺术的成就，反映广大群众的喜爱、期望、要求和批评作用显著。它不仅有利于提高广大观众的文化素质、审美能力，也是促进电影艺术创作更加繁荣，提高质量，更好地满足广大群众各方面需求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舆论阵地”。因此，他呼吁“继续关注、支持、重视群众影评活动，发扬群众影评活动的优势，仍然是所有的电影工作者应该普遍关心的问题”[99]。

我们从上述几个事例不难看出荒煤对大众影评的关心、重视和扶持的积极态度，而这种积极态度对于促使大众影评的繁荣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大众影评是电影批评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翼，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大众影评的蓬勃发展在中国当代电影理论批评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这其中也凝聚着荒煤的心血。

总之，荒煤对新时期电影理论批评建设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以上仅摘其要而述之，还有一些方面没有涉及。例如，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是由荒煤的多方努力和协调才建立起来的，他还担任了该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组织召开了不少有影响的学术研讨会，并制订了一系列的理论研究计划。同时，经过他的努力，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创办了《当代电影》杂志，他还亲自担任了首任主编。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和《当代电影》杂志在新时期以来电影理论批评建设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在此也无须赘述了。

哲人已逝，精神长存。我们今天纪念荒煤先生百年诞辰，既要认真总结他在电影理论批评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又要进一步弘扬其精神，不断加强电影理论批评的建设，不仅要努力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理论批评体系，而且要由此推动国产影片创作生产能有更大的繁荣发展。

（此文原载《电影新作》2014年第2期，被收入《中国电影、电视剧和话剧发展研究报告（2013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