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我希望思考人生，思考在人生中什么事情是重要的，以澄清我的思想——以及我的人生。我们大多数人——也包括我——的生活往往采用自动航行的方式，按照我们早年获得的自我观念和目标进行，仅有一些微小的调整。毫无疑问，以相对原封不动的方式毫无反思地追求先前的目标，这确有所得——在抱负和效率方面有所收获，但是当我们的生活被我们在青少年时期所形成的不完全成熟的世界图景来引导时，这也确有所失。弗洛伊德（S.Freud）生动地描述了幼年时期的强烈和持续的影响，以及儿童的强盛欲望、不正确的理解、受压抑的情感环境、有限的机会和有局限性的模仿机制如何固化为自己成年的情感生活和反应，以及对他们本人的持续影响。这种情况（至少可以说）是不如意的——其童年发挥持续不断的影响，其情感没有半衰期，对其援用限制法（statutes of limitations）又非常困难，你会设计出这样的智力物种吗？同样的话也适用于青年时期。认为青年人还无法知道足够多的东西，以能够设定或理解整个人生过程，这不是在贬低他们。假如在人生过程中学不到关于生活的任何重要东西，这会是令人悲哀的。
人生或生活不是这样的题目：哲学家在其研究中尤其能得到回报。给我们一些特殊的问题去解决，一些悖论去澄清，从某种角度和方面阐明难题，在一种精致的理智结构内推演或加以修正，而且，我们也能够阐明某种理论，从直觉原则推出令人惊讶的结论，玩智力游戏，而所有这些都能够满足明确的成功标准。但是，思考人生更像品味人生，这种思考带来了更全面的理解，但是它并不使人感到像手持接力棒那样越过终点线，而是使人感到更成熟了。
对人生的哲学沉思所展示的是一幅肖像，而非一种理论。这幅肖像也许由理论碎片构成——提问，区分，以及解释。幸福为什么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永生是什么意思以及它有意义吗？所继承的财富应该传给多少代？东方的顿悟学说有效吗？什么是创造性以及为什么人们一再延误从事有希望的计划？假如我们从来都没有情感，然而能够有快乐的感觉，那么失去的东西会是什么？纳粹大屠杀如何改变了人类？当一个人主要关心个人财富和权力的时候，为什么不对？信教者能够解释为什么上帝允许存在罪恶吗？在浪漫爱情改变了一个人的过程中，什么东西是特别珍贵的？什么是智慧，为什么哲学家如此爱它？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某些现存事物比其他事物更实在吗？我们自己也能够变得更真实吗？然而，将这些理论碎片连在一起，就会构成一幅肖像。让我们想一想驻足在一幅画好的肖像面前会发生什么——比如说一幅由拉斐尔（Raphael）或伦勃朗（Rembrandt）或荷尔拜因（Holbein）所画的肖像——并且然后让它驻留在你的心里。也让我们想一想这与阅读有什么不同，如阅读关于某个人的临床描述，或者某种普通心理学的理论。
在检验人生本身时所得到的理解也会渗入到这种人生之中，并指引它的方向。过一种被检验的生活，就是画一幅自画像。伦勃朗从他的后期自画像中凝视我们时，他不仅是一个看起来像那样的人，而且也是一个了解和知道他自己就是那样的人，并带着所需要的勇气。我们明白他了解他自己。而且，他坚定地看我们（我们也一直在看他），正如他坚定地看他自己，他的神情不仅向我们表明他了解自己，而且也耐心地等待我们也变成同样真诚了解自己的人。
为什么一张人像照片总是没有一幅肖像画所能够拥有的深度？两者包含了不同数量的时间。一张照片是一幅“快照”，无论那个人是否摆好了姿势；它表现了一个特别的时刻，以及这个人正好在那个时刻表现出来的样子，他的表面所表现出来的东西。然而，在绘画所持续的若干小时里，肖像主体表现了一系列的性格、情感和思想，所有这些都表现在不同的亮度中。画家把这个人的不同视觉印象综合在一起，这里选择一种外表，那里一块紧绷的肌肉，这里一抹光线，那里加深的线条，把以前这些从未同时展现出来的外表之不同部分组织在一起，产生出一幅更完好的肖像和更深刻的肖像。肖像画家能够在瞬间呈现的所有东西中抓住一个细小方面，并把它体现在最终的画作中。一位摄影家可能试图复制这一点，把一张面孔在不同时间的很多照片中的外表分离出来，叠加起来，然后组合在一起。这些瞬间选择组合在一起并最终打印出来的照片能够达到画作的深度吗？（这种实验值得一试，如果能够在高度操控的摄影过程中分离出相对于绘画来说特殊的东西的话，比如说，油彩的特殊色调所形成的效果，以及由适用于绘画的不同方法之组合所形成的效果。）无论如何，画家与所画人物待在一起的若干小时里，他能够知道一些在可视外表中无法表现的东西——这个人说了什么，他对待别人的行为方式——因此他能够增添或强调超出外表的深层细节。
画家把很长一段时间中的人浓缩为一种瞬间的形象，而这个形象是无法在某个瞬间充分展现的。因为与照片相比有如此多的时间被浓缩在一幅画作之中，所以我们需要——也希望——在它面前花更多的时间，让这个人得以展示。在我们自己的记忆里，我们也许会回忆一些人们，这种方式更像绘画而非快照，所产生的复合形象包含有一些细节，而这些细节产生于对我们很长时间视觉内容的剪裁；一位画家则是以更高的技巧和更有控制的方式在做我们在记忆中自然所做的事情。
浓缩也为小说——与电影相比较——所能够达到的丰富、深刻以及焦点的鲜明提供了基础。行为举止的一个突出方面能够在脱离其他方面的情况下用文字加以描述——而形象化的视觉则要照顾到同时出现的所有方面，而且作家能够把这些经过挑选的突出方面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丰富的作品。当小说家一遍又一遍地提炼句子，以更精致和可控的方式形成作品，不仅细节得到了浓缩，而且其思想也得到了浓缩。编辑电影，就是把已经拍好的不同胶片片段剪辑在一起——然而正如很多人所强调过的那样，电影也能够把来自不同角度和不同时间的特写和镜头组合起来，以达到浓缩的效果。
可能是因为，要花很多年来构思一部小说的内容，来构造它的组织结构——在这里想一想19世纪那些伟大的小说——所以它要比电影更厚重。思考以及艰苦的努力也可能花在提炼语言方面——正如贝克特（Beckett）那样——而且这种提炼是为焦点更加突出服务的。我不是在提出一种脑力劳动价值理论，这种理论聚焦于“思想的生产时间”，而忽视在天分和灵感方面存在的差别。我也不否认存在一些内容厚重的电影，其制作者已经对它们思考了很多年；黑泽明（Kurodawa）的《乱》和伯格曼（Bergman）的《芬妮与亚历山大》是近来的两个例子。然而，当所有其他事情都是相同的情况下，在某种事情上所投入的思想越集中，它的结构也就越精致，内容越丰富，并且负载更多的意义。人生也是如此。
人生中的行动充满了检验，不仅这些行动受到检验的影响，而且当集中反思的结果渗入这些行动时，它们的性质就出现了变化。在检验所产生出来的理由和目的之等级序列中，这些行动得到了不同的解释——其他的行动则被放弃了。而且，既然我们能够把我们生活中的各种构成因素——包括它的行动和追求——理解为某种模式的组合，那么当诸如反思这样的另外一种不同的构成因素被添加进去的时候——就像添加一种新科学数据以形成一种曲线——一种新的总体模式就产生了。于是老的构成因素也得到了不同的看待和理解，正如先前的科学数据现在被看作适合于一种新的曲线或等式。这样，检验和反思不仅仅与人生之其他构成因素有关，而且它们也被添加进人生之内，与其他构成因素并存，并且它们的存在导致形成一种新的总体模式，而这种新的总体模式将改变对人生之每一部分的理解。
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书试图讨论一个成年人——我是指完全成熟的人——能够相信什么。我想到的有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伦理学》、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的《沉思录》、蒙田（Montaigne）的《随笔集》以及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散文。即使对于这些书，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接受他们所说的所有东西。作者的声音绝不是我们自己的声音，作者的生活更不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无论如何，发现另一个人的观点正好与我们的相同，其特殊的感觉也与我们一样，并且在什么是重要的事情上看法也相同，这是有点让人感到窘迫的。尽管这样，我们仍然能够从这些书中受益，能够在他们的指引下来考虑和反思我们自己。这些书——以及一些明显还不够完全成熟的书，例如梭罗（Thoreau）的《瓦尔登湖》和尼采（Nietzsche）的作品——引起或促使我们同他们一起思考，但我们则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向前进。我们与我们所读之书并非是同一的，但是没有它们，我们的人生就会呈现出另外一种样子。
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说：“这是我的道路，你的在哪里？……共同的道路——并不存在。”我不是像尼采那样主张，共同的道路并不存在——我只是不知道而已，虽然我确实想知道我们为什么对它如此渴望。尽管如此，这本书试图——尽可能开放、真诚和富有思想地——展示的全部东西就是我自己对人生的看法。然而，我也追问——不仅是在这里而且是贯穿全书——什么是你的道路？也许这个问题听起来可能是好斗的，就像提出一种挑战：如果你不赞同我的观点，那么就请提出一种更正确的观点。而实际上，这等于是收回了我的这种主张，即只展示一条道路。但是，我是作为一个人类同伴来追问的，仅限于我知道和重视的东西，仅限于我能够了解和描述的意义，而且我也希望向别人学习。我的思想所要达到的目标不是获得你的同意——而只是暂时把它们与你的反思放在一起。
我没有像苏格拉底（Socrates）那样说，未经检验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没有必要如此苛刻。然而，当我们按照自己深思熟虑的思想来指引我们的生活时，它在这时就是我们的生活，即我们所过的生活，而非别人的生活。在这种意义上，未经检验的生活不是一种完全的生活。
对生活的检验利用了你所能利用的任何东西，并且彻底地塑造了你。要把握另一个人关于生活所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如果我们不了解适合于这些结论的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不了解谁得出了这些结论，那么这种把握对我们来说是困难的。因此，我们需要与这个人相逢——柏拉图（Plato）早期对话中苏格拉底的形象，福音书中耶稣的形象，在其随笔中侃侃而谈的蒙田，以自传方式说话的梭罗，其言行得以记载的释迦牟尼。为了评价和思考他们告诉了我们什么，我们就必须评价和思考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传统一直试图表明，合乎伦理的行为会给我们带来福祉或增加福祉，并以此为伦理学奠定基础。为了体现出这点，一个人要首先理解在生活中什么东西是重要的，然后再按照这些条件描述伦理行为的作用和重要性。我的沉思也从同伦理考虑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开始；与伦理学保持一段距离，这有助于我们超出道德矫正来理解什么东西会占据我们的生活，而在这个时代，人们不再渴望得到道德上的帮助。当伦理学只是在后来出现在场景中的时候，它也仅占有非常小的空间，而在此之前的讨论不受它的影响。如果一本关于人生的著作像一幅透视性的绘画，这幅画的重要主题在前景中显得更大，每件东西的大小与特色都与其重要性相称，这也许会更为合适。读到本书结尾的读者将会使她的思想回到先前读过的东西，并按照后来产生的伦理学来重新理解它，犹如她穿越一幅绘画进入后景，并且转过身来从这个新的和独特的视角来看她先前看过的景象。
当我现在对生活中什么东西是重要的加以反思的时候，我所写的全部东西都是我当前的理解，其中某些部分来自我对其他人所理解的东西所做的理解，而且这种理解无疑会发生变化。在一个人要发表自己的著作之前，他不是应该谨慎地等待自己的思想完全成熟甚至只在死后才出版吗？但是，这样的话，思想就会在某些方面衰减——比如说在活力或生动性方面。其他人的一时之谈，仍在生发的思想，这些东西能够推动我们去思考。
我们不想信守某种特定的理解，也不想禁锢于其中。这种危险对于著书立说的人特别严重。在公众的思想里或他们自己的思想里，他们能够轻易地认同某种特殊的“立场”（position）。我早期曾写过一本政治哲学的著作，这本著作提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观点，而这种观点我现在看来是非常不当的——我在后面会再次说到这个问题——因此我特别感受到改弦更张以使人们忘却或逃避过去的困难。一些人在交谈中通常想让我继续坚持那种年轻时的“极端自由主义的”（libertarian）立场，即使他们自己也拒绝这种观点，并且大概也会希望任何人都没有持有过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这归咎于人们的心理机制——我在这里也是说我自己。一旦把人们分门别类并且断定他们在说什么，我们对于会让自己重新理解他们和重新对他们加以分类的新信息就不再持有欢迎的态度了，而且，特别是当我们已经为此花费了很多精力的时候，我们会对他们逼迫我们为此投入新的精力而愤愤不平！尽管带有一些悲观，但是我愿意承认，这些沉思也许能发挥其阻止万有引力的作用。
无论如何，我希望在这里展示的不完全是立场。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曾认为在每一个问题上持有自己的观点是重要的：安乐死，最低工资立法，谁会赢得下一年美国棒球大联盟的冠军，萨科和（或）范塞蒂是否有罪，[1]是否存在必然的综合真理——你就列举吧。当我碰到某个人在一个我甚至还没有听说过的题目上持有某种观点的时候，我也感到需要形成自己的观点。而现在我觉得可以非常轻松地说，我在某个事情上面没有什么观点，而且也不需要持有什么观点，即使某个话题引起了激烈的公共辩论。因此，我对自己的早期态度感到有些茫然不解。严格地说，这不是我过去固执己见；我那时对改变观点的理由持完全开放的态度，而且我也不企图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他人。我当时只不过是持有这样或那样的某种观点而已——我是“富有观点的”。也许观点对年轻人特别有用。哲学也是这样的一门学科：它看来在自由意志、知识的本性以及逻辑的地位等问题上鼓励人们发表观点、“立场”。无论如何，在这些沉思中，只对相关的问题给予深入细致的思考，这就足够了，这可能也会更好。
我在这里表达的东西是对我们的存在之整体的关切；我希望对你们的整体存在表达看法，并且从我的整体存在来写。这些说法的含义是什么：什么是我们存在的部分，什么是我们存在的整体？柏拉图区分开了灵魂的三个部分：理性部分，勇敢部分，以及欲望或激情。他按照这种顺序排列这些部分，认为和谐的生活——也是最好的生活——就是这样的生活，即理性部分统治其他两个部分。（我们也可以寻求比这种一个部分统治其他两个部分更为和谐的关系。）众所周知，弗洛伊德提出了区分不确定的相互关系的两种方式：一种是自我（self）分为自我（ego）、本我（id）和超我（superego），另外一种是意识的模式分为意识和无意识（以及前意识）——而近来更多的心理学家提出了其他的分类。一些学者主张，存在一种自我的想象力部分，很难将它与理性的部分简单地以线性方式排列在一起。东方的学说也说到力量中心和意识水平的分层。甚至自我也许最终只是一种特殊的结构，只是我们的整体存在的一个部分或一个方面。也有人主张，存在一个精神的部分，它比所有其他部分都更为高级。
现在哲学领域的实际情况是，说者和听者是相同的部分，即理性的心灵说给理性的心灵。这不限于只是谈论理性本身；话题也包括人的存在的其他部分，宇宙的其他部分。然而，说些什么，对谁说，说者和听者，都取决于心灵的理性部分。
不过哲学史展示了一幅更加丰富多彩的画面。柏拉图论证和发展了抽象的理论，但是他也讲过萦绕于记忆中的动人神话——关于洞穴中的人们、关于把灵魂分为两半的神话。笛卡儿（Descartes）把他最有力量的作品植根于那时所谓的天主教徒的冥想实践中；康德（Kant）表达了他对两样东西的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尼采和克尔恺郭尔（Kierkegaard），帕斯卡（Pascal）和普罗提诺（Plotinus）——你还可以继续列举。然而目前关于哲学的支配性观点已经被“净化了”，它抛弃了传统，现在理性的心灵（只是）对理性的心灵说话。
这种纯化的行为具有一种真实和永久的价值——我想我的下一部作品将会讨论这种更朴素的美德。然而，没有任何决定性的理由要求所有哲学都这样做。我们原本是作为这样的人们来探索哲学的：我们想思考事物，而哲学正好是思考事物的一种方式；它不需要排除散文作家、诗人、小说家或其他符号作品之作者的方式，而这些方式以不同的方法追求真理，并且也关心真理以外的事情。[2]
这样的哲学会使我们的存在之每一不同部分说给其对应的部分，还是每一部分说给所有的部分，或者这种言说是同时发生的还是先后发生的？这样一本著作不会是一种类型的作品和声音的大杂烩吗？我们不是应该充分利用劳动分工，让每一种类型的作品去做它能做的最好事情，而哲学作品只包含推理、论证、理论、解释和深思，从而明显不同于格言、歌剧、故事、数学模式、传记、寓言、疗法、信条以及催眠术？但是，我们存在的不同部分本身不是可以这样分开的。要对它们说些什么，就需要把它们放在一起，需要提供一种如何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模式。即使这种努力最终失败了，它也能够激起我们潜在的需要，从而服务于这些需要。
曾经有一个时代，哲学让人想往比仅是思想内容更多的事情。苏格拉底问道：“雅典的公民们，你们只关心自己如何能够赚到更多的钱以及提高自己的名望和特权，而对于真理、智慧和改善你们的灵魂，则既不考虑也不关心，你们难道不感到羞耻吗？”他说的是我们的灵魂状态，而他由此让我们看到的则是他自己的灵魂状态。
[1] 萨科（Ferdinando Nicola Sacco）和范塞蒂（Bartolomeo Vanzetti）是两名意大利移民，在1920年美国马萨诸塞州被控犯有谋杀罪，于1927年8月23日被执行死刑。他们死后，这项审判引起了大量批评，很多人认为他们是因其无政府主义的政治信念而被判有罪的。——译者
[2] 从其本性来说，哲学的思考和追问最终能够产生的东西不是詹姆斯（James）或普鲁斯特（Proust）的小说，而是更像智力更高的火星人的初级人生课本之类的东西，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