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握哲学历史发展的根据

哲学作为以理论思维掌握世界的方式之一，其发展的根据是什么？这是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从普遍和特殊互相联结的观点来考察。

从理论思维的共同根据来看，哲学同科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根源于社会实践并受其制约，不过，社会实践的这种制约作用往往是通过某些中间环节来实现的。就哲学而言，这种中间环节有两个方面：一是反映一定时代经济关系的政治思想（以及伦理思想）的斗争；一是体现一定时代社会生产力的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科学反对迷信的斗争。这两个方面就是推动哲学前进的两条腿，这两条腿立在同一个基础上，统一于社会实践。我们基于这样的基本观点来把握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的根据。

中国各个社会历史时期的重大政治思想斗争都给予哲学发展以巨大的影响，但也需要作具体的分析。一般地说，在先秦和近代这两个社会大变革的时期，政治思想斗争对哲学的推动比较显著。先秦时期反映地主阶级变法改革的“古今”“礼法”之争和近代反映人民大众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古今”“中西”之争，都深刻地、明显地制约着这两个时期的哲学的发展，同时这两个时期的哲学革命又为政治变革作了先导。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两个时期的科学发展与哲学的关系。例如，墨家、荀子的朴素唯物主义形态与古代自然科学是密切联系的，近代的进化论哲学是以西方传来的近代科学为基础的。

秦汉至鸦片战争前的哲学发展的情况，与先秦和近代这样的变革时期有所不同。这是封建社会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哲学斗争主要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地主阶级内部的政治思想斗争（如义利、理欲之辩）是这个时期哲学发展的一方面根据，然而，推动这一时期的哲学发展的，主要的、首先的是物质生产的发展带来的自然科学的进步。这个时期哲学的发展更多地依赖于科学反对迷信的斗争。例如，从王充到王夫之的唯物主义哲学都以气一元论形态出现，就与当时的农学、天文、历法、音律、医学等科学都以气分阴阳、阴阳相互作用的理论作为基本观点有关。可以说，这一时期有比较突出成就的哲学家，如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黄宗羲、戴震等，都与科学有比较密切的联系。

再从哲学的特殊矛盾来看，哲学不同于具体科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之处，在于它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自己的基本问题。哲学的基本问题，在中国哲学史的各个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这是需要在哲学史研究中认真考察的。例如，哲学基本问题在先秦表现为“天人”之辩、“名实”之辩；在两汉表现为“或使”“莫为”之争和“形神”之辩；经过曲折的发展，到宋明又表现为“理气（道器）”之辩、“心物（知行）”之辩等。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客观上包括三项，即物质世界、主观精神和概念（范畴、规律）。这三项在中国哲学术语里则分别是“气”“心”“理”或“道”。上述的哲学基本问题表现于中国哲学各阶段的争论，归结起来，就是争论物、心、理三者的关系。因而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到最后，就形成了三种形态：气一元论（主张物质第一性的唯物论）、心一元论（主张主观精神第一性的主观唯心论）、理一元论（主张概念第一性的客观唯心论）。

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作为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来看，其中包括感性与理性、绝对与相对、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这些认识过程的必要环节。这些环节也构成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成为哲学争论的重要问题。同时，哲学家在进行哲学争论时，都把逻辑范畴作为工具，以一定的方式来论证自己的学说并驳斥别人。这样，围绕着逻辑方法和逻辑范畴又引起了新的争论。比如，先秦时期的“同异”“坚白”之辩，以及贯彻于中国古代哲学的关于“类”“故”“理”的逻辑范畴的探讨。这就说明，哲学的基本问题不仅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而且还和其他从属的问题相联系。

综上所述，哲学一方面具有同科学和其他意识形态共同的根据——社会实践，另一方面还有其特殊的根据——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我们把上述两方面的考察结合起来，就能把握哲学的历史发展。

所以，哲学史的定义可以表述为：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主要围绕着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而展开的认识的辩证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