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略决策——创建抗大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起县城）。11月1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在瓦窑堡成立。12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到达瓦窑堡。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制定新形势下的策略路线和战略问题，并于12月25日作出《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同时明确提出“必须大数量地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成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于1936年2月下旬决定，将中央红军干部团部分教员和学生并入陕甘晋红军军政干部学校，更名为西北抗日红军大学。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校长周昆，政治委员袁国平联名签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抗日红军大学招生布告》。原定4月1日开课，但由于战争环境及红军东征，学校未能开课。

1936年5月8日，中共中央在延长县交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提出办红军学校的问题，他指出：“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则要办些高些的大的红军学校，否则将来无干部。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会犯罪。我们有责任引导同志们看得远，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会议经过讨论，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在瓦窑堡创办红军大学。5月14日至15日，毛泽东在延川县太相寺召开的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再次强调指出，应利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的时机，抽调大批干部，从军团领导到连排基层干部，进红军大学学习，并要求各部队党委必须把选送干部入学作为一项战略任务，保质保量地把干部送到学校培养训练。193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务会议，具体研究了建立红军大学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一）学习时间为6个月，部分的9个月到1年，前方干部可自给，目的是为顾及时局开展，准备大批高级干部。（二）教育方针：高级及上级科，前三个月偏重政治，占三分之二，后三个月政治、军事各占一半，军事上主要是战略高深原则的学习，联系到学识，部分的联系文化学习；普通科前三个月文化、政治与军事各占三分之一，后三个月文化、政治与军事各半，着重于军事，军事着重于战术问题，战略战役授以基本概念，从具体的学习到原则的了解。（三）教育内容：高级及上级科，政治——世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时事问题，材料——列宁主义槪论及各种重要材料；军事——中国革命战争基本问题、时事问题，其他重要书籍。（四）教育方法：高级及上级科，指导自动研究为主，讲授为辅；普通科及政治，讲授与讨论结合；军事，讲授与演习结合。（五）组织：校长林彪，教育长罗瑞卿，校务部主任周昆，教务部主任何涤宙，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教育委员会由林彪、罗瑞卿、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周昆组成。教员由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毛泽东、张浩、凯丰、李维汉、杨尚昆、叶剑英、林彪、罗瑞卿、罗荣桓、张如心、袁国平、董必武担任。”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上述意见。

1936年6月1日，抗大开学典礼在瓦窑堡米粮山的旧庙堂前举行。庙堂前空地上临时垒起的土台子上悬挂着“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的横幅。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开学典礼上作了重要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深刻阐明了创建抗大的重要意义，强调指出：“我党创办红军大学，是为准备迎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到来。为了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需要培训干部，提高干部的素质。因此，我们的干部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以便将来出校后能够独当一面地去工作。”他鼓励抗大全体教职学员：“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军校，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着黄埔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会上宣布，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莫文骅任党总支书记。全校学员编为三个科：第一科主要训练师、团以上干部，科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全队共40人，其中红军师团以上干部38人，平均年龄27岁。第二科科长周士第，主要训练营、连干部，全科共225人，分为两个队。第三科科长周昆，政治委员袁国平，主要训练班、排干部和部分老战士，全科共有800人，编成六个队。第一、二科驻在瓦窑堡，第三科驻甘肃省环县木钵寺。

1936年6月21日，国民党第八十六师高双成部炮兵营，从横山县石湾出动，乘虚突袭瓦窑堡。6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率中央党政机关及军委各部与抗大撤出瓦窑堡。抗大于7月11日抵达保安县城。抗大第一科驻在离保安县城1公里处的山坡上，第二科驻地离第一科约有2公里路程。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中央军委决定第三科与红二、四方面军随营学校合并，成立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第二校，校址仍在甘肃省环县木钵寺。随后，第二校移驻甘肃省庆阳，不久改为步兵学校。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中央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几经努力，终于使“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东北军主动撤出延安，抗大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迁至该地。此时，中国共产党确定将工作重心由实现停战转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共同抗战。为了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军委于1937年1月19日，决定将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址设在延安，并于1937年1月21日向全国各地发布抗大招生布告。全国各地革命知识青年于1937年春节前后，一批又一批地陆续抵达延安。针对全国飞速发展的抗日形势，毛泽东再次强调办学校培养干部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取抗战胜利，就必须大大地增加抗战力量，改变敌我力量强弱的对比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并特别强调“增加抗战力量的工作和方法很多，然而其中最好最有效的方法是办学校培养抗日干部”。抗大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除继续培养红军干部外，又增加了一项培养教育革命知识青年和抗日志士的重要任务。

为了打破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吸收和培养更多的抗日干部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进一步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与巩固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政治局与1939年6月20日作出将抗大本校、陕公本校移驻晋东南的决定。7月10日，抗大总校5000余人在罗瑞卿、成仿吾率领下，从延安出发，9月下旬抵达河北省灵寿县陈庄，于1940年2月26日抵达山西省武乡县的洪水、蟠龙镇一带。1940年11月，抗大总校又转移到河北省邢台县的浆水镇南峪村办学。1943年1月6日，中共中央电示抗大总校，返回陕北继续办学。1月24日，抗大总校1000多名教职学员，在何长工副校长的带领下，于3月上旬到达陕北绥德。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停战诏书”形式宣布投降。9月2日，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及大本营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抗大也随之完成了它伟大的历史使命。

1945年10月16日，抗大总校一部奉中央军委命令，在何长工的率领下从陕北绥德出发向东北挺进，于1946年2月抵达吉林省通化市筹办东北军政大学，继续担负为人民军队培养训练干部的光荣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