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树姚德捐资创办泾干书院

王冰

随着近年来明清秦商研究的不断深入，居于泾阳西北乡的社树堡姚家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大户”“巨富”“商业帝国”等词语不断向社树村姚姓集聚。本地人或是学者多将目光停留在其商业领域，但对姚家在泾阳教育所做的巨大贡献知之者甚少，实在是有些遗憾。其实，如果翻阅现存资料，就会发现清末姚家与泾阳甚至是西北近代教育也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说到这里不能不提社树村姚家一位名为姚德的“坐家道台”。

姚德，字玉茹，是一位非科举出身的居家道员（议叙道员）。清代中后期泾阳西北商业气息深厚，有许多富家大族，其家资以百万计者亦有数家。这些商户在近代多灾多难的陕西或是自愿或是被迫，向朝廷或地方捐助大量的钱财以赈济乡人，由此也得到政府名义上的赏赐，其中荣誉性的称号如“议叙道员”就是其一，姚姓户族中就有许多这样的“官员”。与其他“议叙道员”不同的是，姚德虽然并没有中规中矩地取得功名，却由于乐助文化教育事业以及他的赈济行为被官方记入地方志中。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就是独资兴办泾干书院，资助当时闻名西北的“陕甘味经书院”。

据《宣统重修泾阳县志》记载：“壬戌兵燹……复念簧序灰烬，士无所栖，乃创泾干书院，出五千金，息之商为一岁延师膏奖费，故泾阳虽残破之余，而读书不至中辍，今缙绅科第相继而起，不可谓非德之功也……捐助味经、宏道、灜洲、正谊各书院膏奖诸善举，具详墓志中。”

其实姚德的墓志铭中对于他兴办教育的记载也不够详细，清末文人吴大澂所写《姚君玉茹墓志铭》仅写道：“明年，按试右扶风，经泾阳，见荒城瓦砾中白屋数椽，邑宰告余曰：此泾干书院，邑人姚君所独建也。又明年，余筹添味经书院膏火，见捐赀（资）最巨者亦君，以为西人若皆如是之好义，则秦陇各书院何难渐复于兵燹之余，心窃仪之。”

个人墓志铭对事迹表述虽然不能避免有溢美之词，但姚氏捐建的泾干书院谁也不能否认，对陕甘味经书院捐资即使不是最多的一个，但其助捐巨资的行为也不能否认。泾干书院是在泾阳“壬戌之变”中城池被屠，周边村镇或屠或逃，人口损失一半以上，本土经济大半被毁的社会环境下创建的。在这次变乱中，所幸商业气息深厚的泾阳经济在外省外埠尚存一息，战乱甫息，不屈的泾阳人立即着手恢复建设故乡。最让人难以想象的是最先得到恢复的是泾阳教育。复兴泾阳教育的过程之中，姚德先声首倡，厥功至伟。据宣统志记载：社树人姚德、姚敏兄弟二人即独家承担创修泾干书院的工作，1869年建成的泾干书院大约位于原县城西北，今天泾阳县人民医院即其旧址。学校的建筑规模在当时不小，大约为：“建讲堂3间，堂前东西斋各3间，二门相连大门，中出鞍架3间。堂后东西斋各3间，正寝5架7楹，正寝后鞍架屋5间；西偏院东西斋各20间，极南鞍架1座。庖湢悉备。”

创办泾干书院前后花费白银万两有余，其后为保证书院运行，又出资5000两发商运行，以当时银钱发商月息1%计（《味经书院志》数据），每年至少600两白银用作膏伙之费。

泾干书院之后，泾阳县或恢复，或新建了正谊、瀛洲、味经、崇实等书院，姚德、姚敏兄弟在这场以教兴泾的运动中不但首倡有功，而且在后来的泾阳各书院捐助名单之中，也不难发现姚德兄弟二人的身影。清代末期封建儒学尚占统治地位，非正途出身且身兼官商二重身份的姚德要办学难度绝对不会太小。泾干书院初办之时姚德即以商人独有的眼光先扩大书院影响，商请时任陕甘总督兼钦差大臣的左宗棠书写书院名称。《左宗棠文集》有记载：“泾阳旧称人文渊薮，丧乱以来，弦诵辍矣。该绅能力谋兴复学舍，费至数千金，以惠寒睃，俾得于兵燹之余，复勤旧业。将见儒术盛而世教修，关学遗风无难复振于今日，岂但科名之选云尔哉！览禀欣然为榜贻之，所以志也。”

可以看出，左宗棠很欣赏姚德这个非正途出身的“官员”，毕竟姚德在左宗棠平靖陕甘回民时提供了巨大财力、物力支持，在姚德墓志曾记载：“而秦事孔棘时尤有大过人者，骊山烽火，轻渭无舟，官军莫渡，君星夜造五渡船，师赖以济，军屯灞、柳，唱筹量沙，协饷不继，君输巨款，为秦人倡师，赖以克。”由此可以看出姚德为左宗棠的军事行动提供了船只，和数量巨大的资金，所以当姚德办学请求左氏提供方便书写门楣时，这点面子左宗棠还是给的，更何况左氏本就与一般的酸腐儒士大有不同。有总督大人支持这面招牌，又何愁泾干书院不为世人所知。

俗话说“严师出高徒，名师出高徒”，接下来的首要任务就是就是延请名师。姚德平时即注意结交有声望的儒者，积累人脉、声望，据《泾献文存·致姚玉茹书》记载，姚玉茹（德）馈赠当时的三原大儒贺瑞麟（复斋）财帛等物，贺书信回复姚德婉拒之事。文中贺本人拐着弯拒绝了姚的好意，但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姚德对于文化人钦慕之情，此文中没有挑明姚德拜访贺老先生的意图，或是真心结交，又或是延请。由于贺复斋在1870年得到资助，创办正谊书院，可能对于姚的泾干书院没有太大兴趣，但姚德对于文化人的真诚，真的打动了不少本土文化名人，他为泾干书院真的请来了名师。

所聘名师由于史料缺轶，难以周知，但书院有三位山长（类校长职）对于泾干书院影响巨大。光绪二年（1876）关中大儒柏景伟（子俊）受聘泾干书院为山长一职；光绪十一年（1885）大儒刘古愚任书院山长；光绪十七年（1891）刘的学生杨蕙主讲于泾干书院，三位院长都是清末关学代表人物，既重视传统又不忽视对西方文化的认知，对于培养社会转型期的新型实用型人才起到很大的作用。除了这三位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物外，在《合阳县志》还提到一位大儒：“车顺轨，字云衢，陕西省合阳县城关镇官庄人，清道光年间进士，生卒年不详。历任国史馆编修、文渊阁校理、湖南学政……咸丰初年因病回家，主讲于古莘、泾干、五凤、关中等书院。其道德文章，享誉三秦。”

泾干书院从同治八年（1869）创办到壬寅学制改革（1902）之时，更名泾阳县高等小学堂，存在时间约34年之久。姚德殁于1899年。至1902年，姚德本人去世数十年间，书院历经陕西饿死数百万人两次特大旱灾，而未中辍，从而不难想象姚氏一族为此付出的努力。

泾干书院在创办之时并不排斥俗世之学，所开设科目既有传统儒学类科目，亦有经世致用的学科，据记载泾干书院曾设有“农艺科”，《豳风广义》大约就是泾干书院重要的读本之一。光绪三十二年（1906）泾阳知县周楠就将位于泾干书院原址上的小学堂改为“泾阳县农艺学堂”，使之成为一所近代职业教育学校。

在姚德生平中，除了兴办教育，支持泾阳等地各书院外，不能被忘记的还有荒政赈济，在《宣统重修泾阳县志》中记载：“（姚敏）字逊亭，议叙道员，善经营生产，光绪丁丑戊寅大饥，与弟德、凭捐赈银二万五千六百两。”类似记载除泾阳外，周边县域志书散见多例，此不赘述。综上可知，姚德是一个有身份的商人，带有一定的官商性质，社会地位较高，如果用阶级的观点来看，属于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可是从他一生作为来看，在乱世能关注社会民生，能以民族大义为重，顺应社会潮流发展，看来西北乡的商人并非一般人所想，其境界与眼光已超出经济范畴，应该得到后世社会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