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山革命旧址 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教学基地概况
一、历史概况
凤凰山革命旧址位于延安城内凤凰山下，是中共中央1937年1月13日到达延安后的第一个驻地。凤凰山位于延安城中心，是延安“四大名山”（清凉山、宝塔山、万花山、凤凰山）之一，因“叶生吹箫引凤”的传说而得名。旧址位于延安城内凤凰山东麓，占地16.2亩。由于从顶峰向南北伸展着两条陡峻的山梁，犹如金凤展翅凌空翱翔，故也有说法认为“凤凰山”因此得名。1937年1月13日至1938年11月20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此居住。
毛泽东在凤凰山麓居住期间，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创新精神从事理论研究，撰写了大量理论著作。其中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有16篇，如《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在此期间，毛泽东还接见过许多外国友人和访问团体，如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尼姆·威尔斯，德国记者王安娜，英国记者贝特兰，世界学联代表团，美加援华医疗队白求恩，印度援华医疗队柯棣华等。
在此期间，党中央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内和平基本实现的情况下，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同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最终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党中央实现了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与此同时，召开了1937年3月政治局会议、5月苏区党代表会议、6月白区工作会议、8月洛川会议、12月政治局会议及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10月六届六中全会等一系列重要会议，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从政治上和组织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1938年11月20日、21日，日军派飞机连续两日轰炸延安。20日当晚，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由凤凰山迁驻城外杨家岭。
二、主要建筑及历史文物
包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旧居和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部旧址、中共中央机要科旧址，共计石窑洞12孔、平房55间和石凿防空洞1处。
1．毛泽东旧居
毛泽东初到延安时，先住罗家院，再住凤凰山麓的李家窑院修城墙采料形成的一个石洞，一住就是半年。由于阴暗潮湿，毛泽东患了关节炎，手臂麻木抬不起来，后搬到吴家院。吴家院是一个由正面四孔石窑与两厢六间瓦房组成的四合院。院子正面有四孔石窑，右起分别是毛泽东的书报室、会客室和办公室，第四孔堆放房东的杂物。院子右边的房子是厨房，左边房子住秘书叶子龙。在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在此从事理论研究，撰写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和著作。
2．朱德、周恩来旧居
参谋部院的斜对面是一排3孔石窑洞和10间小青瓦房组成的四合院，是朱德、周恩来的旧居。1937年1月，朱德到延安后就住在这里。周恩来由国统区谈判回来后也在此居住。
朱德在此居住期间，于1937年3月23日到31日，在延安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于5月和6月分别参加了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七七事变后，于8月9日前往南京参加国防会议，随后出席了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1937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朱德任总指挥，率部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敌后抗战。1938年秋，返回延安参加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9月11日重返晋东南抗日前线。1937年1月，朱德在这里会见了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女士。史沫特莱从1937年3月开始直到1950年5月6日在英国逝世，经过前后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写成了《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4月2日，周恩来返回延安，最初安排住在后面的一个天然石窟里。朱德总司令知道后，主动将自己的寝室让给周恩来副主席住。在战争年月，周恩来为了民族的解放，经受了无数次生与死的考验，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乘车从延安出发去南京同国民党谈判。被流窜在甘泉县湫沿山一带密林中的土匪头子李清武和民团头子姬延寿伏击，在陈友才等同志的掩护下才得以脱险。
在朱德和周恩来的会客室里，陈列着一条并不起眼的毛毯。这条看似平常的毛毯却有着不平凡的经历。它曾三易主人，经历了二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见证了抗日的烽火，挨过敌人的刺刀，染过烈士的鲜血，凝结着朱德与周恩来之间的深厚友谊。毛毯的主人最初是董振堂将军，董振堂领导宁都起义参加红军后，发现总司令和战士们用着同样单薄的被褥，便将自己的这条毛毯送给了朱总司令。朱总司令带着毛毯南征北战，经过长征到延安。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常常披星戴月，冒着严寒往返于西安、南京和延安之间，率我党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改编红军事宜。一次临行前，朱总司令将毛毯转赠给周副主席。4月25日上午9时，周恩来在湫沿山遭土匪伏击，副官陈友才为掩护周副主席，壮烈牺牲。当救援部队打扫战场时，发现了这条被土匪砍了几刀的毛毯。1937年9月，朱德总司令从延安挂帅出征，挥师太行抗日前线。周恩来前来送行，又将这块经过邓颖超精心缝补的毛毯回赠给了朱德总司令。1938年4月，朱德总司令带着这条毛毯，征战在太行山区。太行山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十分热爱自己的子弟兵，他们总是把火炕烧得热乎乎的，让部队同志住得暖和。有一天晚上，朱德总司令睡的火炕过热，毛毯被烧了个洞。康克清把烧坏的地方精心缝补好。朱总司令带着它驰骋疆场，一直到全国解放。
3．红军总参谋部旧址
旧址位于凤凰山旧址中间院落，由一排3孔石窑洞和14间平房组成。正面三孔窑洞分别住过彭德怀、刘伯承、滕代远和萧劲光。右边五间平房是参谋部的作战研究室，抗日战争初期的许多军事决策就是在这里研究部署的。
4．中国槐
在参谋部院的大门前有一棵中国槐，当年因来这里的领导干部较多，警卫员常在树上拴马，结果树皮被啃掉了一块。朱德总司令看见后，就用毛笔在槐树被啃的地方写了“禁止系马”四个字。一棵小树彰显着群众利益无小事的严明纪律，是人民军队秋毫无犯的生动写照。
三、教学情况
1947年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后，凤凰山旧址遭到国民党军队破坏。新中国成立后经多次修缮，1961年3月4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延安市依托凤凰山革命旧址精心打造了文化广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延安干部培训学院、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延安大学等军地干部教育机构先后把凤凰山革命旧址作为现场教学与党性教育基地，常年开展现场教学。同时，每年接待大量游客，在此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教学目的
通过现场教学，深入了解延安时期党的思想建设成就与经验，学习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理论创新精神，了解延安时期党的理论创新活动及其成果，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不懈抓好理论武装，增强党性修养。
教学专题
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是政党保持先进性的前提与基础。延安时期是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极其伟大而辉煌的时期，也是毛泽东一生在理论创造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在延安十分恶劣而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克服各种困难，组织人力物力翻译和出版了60多种马列著作，收集和引进了大量古今中外图书。延安窑洞虽然简陋，却为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更集中、系统、深入地学习马列主义，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打造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创造了稳定的环境。在这“思想的工厂”里，毛泽东以科学的方法、渊博的知识、求实的作风、坚韧的毅力、丰富的经历，以及高度敏捷的思维能力和刻苦钻研的创作精神，努力探索，辛勤耕耘，写下卷卷雄文。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从这里走向辉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旗帜从这里高高举起。
怎样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并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需要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与实践方面进行艰苦的探索。在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在凤凰山从事理论研究，撰写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和著作，这些宏文巨著，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进入延安后，毛泽东利用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撰写了大量的心得笔记，《矛盾论》《实践论》的产生，从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高度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纵观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理论上日益走向成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于我们在新时期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延安时期推进理论创新、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首先在于立足中国实际，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拘泥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既有结论，而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智慧，破除教条主义的禁锢与束缚，既用宽广的眼光观察世界，更对自己的国情进行透彻分析，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答中国革命的时代主题，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从而使毛泽东思想日益成熟并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党和革命事业生机勃勃。
立足于中国特殊的实际，破除本本主义的束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理论前提。一个先进的政党要站在时代的前列，领导和推动社会进步、国家繁荣、民族复兴，必须要以先进的理论作指导。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理论，其生命力在于它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在于它能够在实践中为人们认识真理开辟道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实质就是要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开辟真理的道路，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把握现实的力量。
在延安时期的理论创新活动中，党之所以把推进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主题，就在于要清除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危害，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了更好地反对教条主义，同时也为了取得理论上的突破，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政治命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在这次全会上都赞同或从不同角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党在延安开展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经过反复阐释与强调，推进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成为全党的共识。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是自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首次有了自己的完整的革命理论，不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的成熟，而且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列宁主义之后所得到的又一次质的飞跃。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的命运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二、坚持有的放矢，推进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1942年2月，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作了深入阐述。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理论联系实际，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一项重要的方法论，也是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推进理论创新的一项根本方针。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左”倾和右倾两种错误的干扰。这两种错误倾向从思想根源来看，都是由于理论与实践相脱节、主观和客观相背离造成的，从而导致中国革命遭受惨重损失。因此，在延安时期，党在系统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确立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中央领导集体对理论联系实际作了大量阐释。毛泽东1937年七八月间先后发表《实践论》《矛盾论》，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哲学基础。1941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对“实事求是”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命题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改造，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有的放矢”。1942年2月，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毛泽东对理论联系实际作出了科学的界说：“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1945年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毛泽东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列为党的三大作风之首。为了保证干部的学习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中央通过制定制度提出了具体要求。1938年10月，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提纲中提出党校的教育方针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特别着重于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与方法的教育，着重于拿实际问题来说明马列主义的原则。”此后，理论联系实际成为学校教育的一项基本方针而得以确立。
三、坚持把马列主义作为学习的核心，推进干部的理论武装
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实践，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一旦为先进组织所接受，就给予革命实践以强大的推动力。延安时期，党为了求得自身生存和长期发展，在全党范围内发起了一场历时八年之久的规模宏大的学习运动，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造就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为延安整风运动的成功推进创造了条件，为推进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延安时期党的思想建设的基本内容和主要任务，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武装全党，改造和克服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的教育，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其实质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保持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和党的先进性。注重对干部的教育和培养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所致，也是延安时期党强化自身建设所采取的首要方略。毛泽东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最好的干部”,“没有多数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干部们的背景差异很大，他们在反日民族主义和建立自由强大的中国这两点上可以找到共同语言，但各自的思想信仰则千差万别。除了最上层的干部之外，绝大部分干部都没有读过有关马列主义的著作，甚至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这种状况，同中国革命正处于由低潮向高潮转变的关键时期，坚持正确政治路线和适应政治形势变化的需要很不适应。因此，重新教育干部，建立全国范围的工作，培养坚强的、独立的干部，成了党在当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1938年12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组织部召开的延安党政军民团体检查工作的干部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加紧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运动及中国历史，从中央委员会各级干部研究较高深的理论起，一直到各机关事务人员学习文化为止。”1938年12月25日，延安《新中华报》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发表《一刻也不要放松了学习》的社论，指出：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是中国历史转变的关键。要在这个空前的历史战争中，求得自己的生存，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在中央的大力推动下，一场影响深远的学习运动在全党蓬勃兴起。
党在延安时期的干部学习教育，采取干部在职学习教育和干部培训教育两种形式。193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干部教育部，由张闻天、李维汉担任正副部长，领导全党的学习教育工作。1942年，中央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的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为了促进在职干部学习教育的开展，党中央从1939年到1942年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和决定，制定了每日两小时学习制度、学习小组制度和检查考核制度等，并把每年的5月5日（马克思的生日）定为“学习节”，用以总结经验并表彰学习先进，收到了很好的学习效果。
在做好在职干部学习教育日常化工作的同时，党中央竭力推进干部学校正规化工作。陕甘宁边区成立后，党中央在已有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师范学校的基础上，又陆续在边区兴办了陕北公学、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青年训练班、女子大学、工人学校、农业学校、组织干部训练班、民族学院、边区师范学校、行政学院等27所干部学校。为了加强对各类党政军干部学校的领导，党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如毛泽东、林彪、王明等还亲自担任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女子大学的校长，绝大多数的中央领导或在学校担任领导职务，或经常到这些学校演讲、作报告。毛泽东不仅担任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而且在多所学校作了很多报告。这就为延安时期大规模培训教育干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供了良好的教学条件和组织保证。
延安时期党对干部的培训教育，着重于“德”和“才”两个方面。“德才兼备”是党在延安时期明确提出的干部标准，在干部的学习教育中也体现和贯穿着这一要求。延安时期对干部“德”的教育培养，主要靠理想信念的灌输和对理想人格的塑造来实现。在“才”的培养方面，一是向书本学习，二是向实践学习。按照六中全会通过的干部教学计划，一般干部要参加1—3个月的培训，中高级干部则要参加3—6个月的培训。所学科目主要是社会科学常识、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军事常识。学习任务相当繁重，如1940年陕甘宁边区党校教学大纲规定，学员要在18个月内完成18门35种课程，共计922课时。除去假期、生产、纪念日所占4个月，实际上课时间只有14个月，要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完成如此多的课时，难度相当大。向实践学习方面，广大干部主要通过参加日常工作锻炼来完成。把教育与实践相结合，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取得了巨大成效。
没有革命理论，就不可能指导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并取得胜利。在延安时期的学习运动中，从中央领导到普通党员、干部无不把学习马列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一时间全党上下学习和研究马列蔚然成风。毛泽东本人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发愤攻读和研究马列经典著作，撰写了大量的著作和文稿，其中仅收录到《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1991年版，共159篇）的就有112篇，占总数的70%以上。这些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中写成的理论文章，不仅科学回答了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而且在许多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和周恩来的《论统一战线》等理论著述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为了更好地学习和研究马列理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中央专门成立了高级学习组和学习总委员会。1941年9月，中央书记处颁发了《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要求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之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某些职员，各高级学校某些教员为范围，全国以三百人为限，成立高级学习组，决定第一期为半年，主要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党的20年历史，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管理指导，按时指定材料，总结经验，解答问题。1942年6月，党的高级领导机关成立了学习总委员会，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和康生负责，领导延安的学习运动，并规定每周或每两周召集一次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会。此外，1941年7月，中央将马列学院改为马列主义研究院，同年9月又改为中央研究院，强调研究院主要以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
延安时期的马列学习并非盲目地、笼统地进行，而是“有的放矢”的。1941年9月，毛泽东和王稼祥给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组的同志下发通知，要求看圈定的六大以来的七十篇文章。整风运动发起后，中央规定22个文件作为必学内容，如《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关于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自由主义》《〈农村调查〉序言和跋》《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二章之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节及《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其中多数与中国革命关系密切。1944年2月，为配合审查干部的需要，中央宣传部对延安各机关及一些学校的马列学习内容作了严格的规定，要求把马恩的《无产者与共产党人（共产党宣言第二章）》、列宁的《论国家》、斯大林的《论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14篇（部）文章作为干部学习的材料。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特别提出要读五本马列著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和《联共党史》。
党在延安时期理论创新和思想建设的实践充分证明，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思想上的统一是全党步调一致的重要保证。今天，中国共产党面临复杂的内外环境，要实现思想上的团结统一和行动上的锐意进取，就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理论上的创新不断推进党的思想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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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岭革命旧址 七大的历史贡献和现实启示
教学基地概况
一、历史概况
杨家岭革命旧址是中共中央1938年到1947年的所在地，位于延安城西北3公里的杨家岭村，占地面积101亩。
杨家岭村原名五家坡，明朝时杨家后人杨兆德官至兵部尚书、工部尚书，去世后在五家坡村修建了规模宏大的陵园，村名也改名为杨家陵。在中共中央进驻之前，杨家陵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口的小山村。1938年11月，因日本飞机轰炸延安，中央机关由城内的凤凰山麓搬到杨家陵，遂改名为杨家岭。杨家岭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延安时间最长的驻地，1943年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杨家岭迁驻枣园，中央其他单位仍住在杨家岭。旧址中保留至今的不仅有中央大礼堂、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机关事务管理局、机要局、青年工作委员会和妇女工作委员会的旧址，还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杨尚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旧居。
在杨家岭期间，中共中央领导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和延安整风运动，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延安文艺座谈会，领导根据地军民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坚持持久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不仅停发了给八路军的军饷，而且对陕甘宁边区开展经济封锁和军事摩擦，加之军政人员的增多和自然灾害的影响，陕甘宁边区经济非常困难。为了战胜困难，陕甘宁边区开展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号召机关、干部、学校和军队全部投入生产，陕甘宁边区无论干部还是群众，都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大生产运动打破了敌人的封锁，战胜了边区的经济困难，巩固了抗日根据地，也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在今天，杨家岭还保留着毛泽东在大生产运动中自己开垦的一块菜地。
在敌后抗战处于最困难时期时，从1941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以延安为中心的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经历了酝酿准备、全面展开和总结历史经验三个阶段，历时4年时间。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历史上若干重大问题作出正式结论，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延安整风运动既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他对于我们党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和对共产国际决议的神圣化意义重大，也为七大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1942年5月2日—23日，中央宣传部在此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作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了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工农兵，转变立足点，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党在新形势下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强调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七大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础，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二、主要建筑及历史文物
1．中央大礼堂
1942年落成的中央大礼堂是由自然科学院的建筑设计师杨作材设计，工人都是陕北的能工巧匠。礼堂长35米，宽30米，可容纳千余人。礼堂内部按照七大会场的原样陈列，主席台正中央陈列着毛泽东、朱德的画像和六面党旗，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横幅，书写着七大的政治口号“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两侧墙上是24面插在V字形插座中的党旗，旗座上的标语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主席台背面是毛泽东为七大题写的“同心同德”的主题词。整个布置表明了历经24年艰苦奋斗的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同心同德不断取得新的伟大胜利。
2．中共中央办公厅
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旧址是一个形如飞机的三层小楼，建于1941年，人们习惯地称之为“飞机楼”。此楼一层为餐厅和中央图书馆，二层为李富春、王若飞、王首道同志的办公室，三层为中央政治局会议室。著名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在这里经过多次会议讨论后通过，延安文艺座谈会也在此召开。
3．毛泽东旧居
毛泽东的旧居为山坡上一排三孔接石口的土窑洞。1938年11月，毛泽东由凤凰山麓迁至这里，1943年10月由此移住枣园。毛泽东在这里写下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纪念白求恩》《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重要著作。
4．朱德旧居
朱德的旧居为一排四孔接石口的土窑洞，1940年5月至1941年3月朱德居住于此，后移住王家坪。1940年3月，朱德指挥太行山区军民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摩擦，5月经洛阳、西安回到延安。在这里，朱德在忙于军事工作的同时，对边区的经济建设进行了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写出了《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完成1941年度财经经济计划》等文章，命令王震三五九旅开荒南泥湾，为边区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5．刘少奇旧居
刘少奇的旧居位于一排14孔窑洞的西起第七、第八孔。当时刘少奇负责白区工作。1937年到1942年，刘少奇多次往返于延安、华北、华中之间。1942年初，党中央通知刘少奇回延安参加七大，3月19日，刘少奇同随行去延安的100多名干部，由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五旅第十三团护送，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回延安。经过9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穿越敌人103道封锁线，于12月30日安全回到延安并在此居住，后移住枣园。
6．周恩来旧居
周恩来的旧居有三孔接石口的窑洞，右起第一孔窑洞是寝室，第二孔是办公室，第三孔是工作人员住室。1943年7月周恩来和邓颖超由重庆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在此居住，后移住枣园。
7．小石桌
毛泽东1946年8月6日下午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此谈话。那天下午，雨后初晴，毛泽东还特意穿了件稍好的蓝布衣服接见这位远方客人。在与斯特朗的谈话中，毛泽东不仅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还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地带”的观点。他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这些论述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坚定胜利信心，也为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制定指明方向。
三、教学情况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后，杨家岭的建筑物遭到严重破坏，1953年后陆续修复，1959年正式对外开放，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延安干部培训学院、国防大学政治学院等军地干部教育机构常年在枣园革命旧址开展现场教学。
教学目的
通过杨家岭的现场教学，重点了解中共中央在此地的革命活动，学习和把握党的七大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重要意义；从延安整风运动中汲取坚持党正确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经验；从延安大生产运动中，重温中国共产党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从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中感受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眼光和格局。
教学专题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杨家岭大礼堂隆重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前的最后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七大。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里程碑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以团结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
一、七大的筹备和召开的历史背景
（一）七大的筹备和召开
七大的筹备和召开可以说是好事多磨，一波三折。召开七大的动议有七次之多，又因为多种原因六次被推迟。从1928年6月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到1945年4月七大在延安召开，中间跨越了17年。
早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就有召开七大的决定，但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和红军长征而无暇顾及。红军长征到陕北后，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七大的决议，并成立了筹委会；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又讨论了召开七大的问题；1939年6月14日、7月21日中央两次给各地党组织发出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但因为日军的进攻“扫荡”、国民党的反共摩擦和反共高潮，筹备工作无法展开。1941年3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于“五一”当天召开七大，由于整风大生产运动，七大再次延期。1943年7月17日中央政治局提出于8个月至9个月内召开七大，由于中共中央政治局重新召开整风会议，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史，七大又一次被推迟。1944年5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立即着手筹备工作，准备召开七大，在7个月内开预备会，8个月内开大会，七大的准备工作正式铺开。
召开七大的会址，也经历了从最初考虑在安塞、到枣园、再到杨家岭的过程。地址选好后，李富春请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建筑设计师杨作材设计建筑方案，1941年动工，1942年完工。整个建筑中西合璧，朴素大方，是延安当年唯一有木梁木柱的大型建筑物，可以容纳上千人，这也是我们党第一次能够在自己建造的房子中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在酝酿动议召开七大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就七大的召开时间、代表的人数、代表的产生、组成和要求等方面向共产国际进行了报告，据初步统计，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中，有关中共七大的文件至少有16份，主要在1937年到1943年，相对集中于1939年和1940年。但七大召开时，共产国际已于1943年5月解散，这使七大能够脱离了共产国际的影响，重新修订党章，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
1945年4月23日，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全国121万党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讲话，任弼时、陈云等在大会发言。七大原定会期较短，代表们纷纷要求延长，因此6月11日七大才结束。
（二）七大召开的历史背景
从国际环境来看，七大召开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前夕。1943年2月，苏军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的胜利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历史性转折。9月意大利投降，法西斯轴心集团开始瓦解，1944年同盟国发起全面战略反攻。6月6日英美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苏军、盟军两边夹击德国。8月，法国光复。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召开雅尔塔会议，协定共同坚决消灭德国法西斯主义。1945年初，苏军和英美军队分路攻入德国本土。到了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欧洲战场取得胜利，为亚洲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各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
从国内环境来看，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大决战，如何争取光明的前途，是我们党面临的一大任务。如毛泽东在七大的开幕词中所说：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一个！这就是我们大会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全党的任务，这就是全中国人民的任务。
从党内环境来看，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全党达到了空前的思想统一和高度团结。历经四年的延安整风运动，通过中央领导层整风、全党普遍整风和总结提高，清算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影响，使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在全党进一步确立，这也为七大的召开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二、七大的主要贡献
（一）制定了党在新形势下正确的政治路线
七大召开时，抗日战争已接近全面胜利，中国正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一个是黑暗的前途，即蒋介石集团坚持在抗战胜利后，仍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专制独裁的中国；一个是光明的前途，即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建立独立、自由、和平、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七大在深刻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和分析所面临形势的基础上，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阐明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要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是要耕者有其田，独占性的、规模过大私人能力所不能办者，由国家管理之，发展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具体纲领，不仅为我们党明确了奋斗目标，也明确了具体的任务。
（二）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进一步统一了全党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列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在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逐渐形成和成熟的正确理论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人。
毛泽东的正确思想能为全党认识和接受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如毛泽东自己所说，他曾被当成土包子被一些人嘲笑，奚落山沟里怎能出马克思主义？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长征的艰辛使毛泽东思想逐渐被全党认识和接受，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延安整风运动中，高级干部通过对历史的回顾与反思，进一步分清了是非，统一了思想认识，使毛泽东思想逐渐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七大党章的一大变化就是增加了党章总纲部分，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总纲。党章规定：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深入论述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毛泽东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系统和科学的概括，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本质特征，使全党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毛泽东思想在党内指导地位的确立，进一步统一了全党思想，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三）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把党在长期革命奋斗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
在确定了党的奋斗目标和任务之后，以什么样的工作态度和作风去完成这些任务就尤为重要。七大总结了党在24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中所形成的三大优良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这是我们党区别于中国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的标志，也是党的建设的最基本的经验。
七大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相结合，是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我们党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就是在与违反这一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斗争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四）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能够团结全党的中央领导集体
为了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在1945年4月21日召开的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专门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为题作了讲话。他强调七大的工作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
七大规定了选举的基本原则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方法。选举原则规定：第一，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还可以入选；第二，要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党的先进代表人物都组织进中央委员会；第三，要把有不同方面知识和才能的同志选出来。
大会在反复酝酿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其中，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在随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上选出13人为中央政治局成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这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
这些历史功绩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为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领导人民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七大的现实启示
（一）正确的指导思想是引导党正确前行的一面旗帜
思想是行动的向导，引领着人们前进的方向。党的指导思想又称党的行动指南，是指导我们党全部活动的理论体系。党的正确的指导思想是引领党正确前行的一面旗帜，它不仅仅关系到党的行动，也关系到党的前途和命运。在24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由于我们的经验不足，也由于共产国际的影响，我们常常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盲目地照搬共产国际的经验。毛泽东思想在党内指导地位的确立，使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行动指南和前进的方向，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
党的指导思想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必须随着发展了的实践不断与时俱进。随着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发展，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也在经历着从马列主义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与时俱进的发展。在新的发展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篇章，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是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行动纲领、理论指南和指导思想，必须始终不渝地遵循。
（二）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党的各项工作取得胜利的政治保证
党的政治路线是党的纲领的具体体现，它决定着党在一定历史时期行动的方向和奋斗目标。七大制定的政治路线阐明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阐明了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就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阐明了加强党的领导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在这条路线指引下，我们不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带领亿万群众用三年时间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
在今天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偏离和动摇。全党必须坚决捍卫党的基本路线，对一切违背、歪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的言行，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
（三）坚定不移地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没有中央权威，就没有党的团结和统一，就没有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的贯彻执行，也难以有党的各项事业的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迅速胜利，与七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上下对中央权威的维护是密不可分的。七大强调“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间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在新的形势下，要完成“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要在应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取得胜利，全党必须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四）切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这三大作风不仅把我们党与其他政党区别开来，也是中国共产党百战百胜的武器。
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就是要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反对任何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不断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创新；坚持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就要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当好人民公仆。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工作的标准。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要用好我们党这一强身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自觉荡涤思想上和作风上的尘埃。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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