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确立课程教学的“四个意识”

（一）问题意识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但要在错综复杂的事物中间抓住事物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就必须从问题出发，否则我们所看到的事物之间的联系便是表面的、简单的、偶然的。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就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马克思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毛泽东指出：“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习近平强调：“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

“概论”课教师在将纲要性、概括性、平面的教材转化为内容丰富、逻辑清楚、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活动时，必须要阐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确立“问题意识”。即教师在专题讲授或按章节讲授课程内容时，首先要有问题预设，自问：为什么？然后将“为什么”转化为论点鲜明、论据充分、论证有力的“是什么”阐释给学生，帮助大学生完整、准确地把握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和怎么样的社会实践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以及两个理论成果的具体内容所针对的现实问题是什么，具有怎样的指导性意义。具体而言，“概论”课教师的“问题意识”应该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讲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所针对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是什么，说明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实践基础；其次，讲清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主题、时代特征和发展的时代实践相结合的进程，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是怎样随着现实需要不断演进、发展、丰富和完善的；最后，讲清楚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党和政府还需要在社会管理理念、管理体制、法律政策、方式方法等方面做哪些改进。通过“问题意识”的培养和增强，回应学生的理论困惑和对现实问题的关切。

“概论”课涉及诸多内容，教师必须有所取舍、有所选择，提纲挈领、突出重点，解答和回应具有时代特征、攸关人民利益、学生普遍关心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在回答这些重大问题时，教师应该坚持政治性与学术性、整体性与个案性的统一，帮助学生甄别、辨析各种社会思潮及其主张，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其中的指导和统摄地位。

具体操作层面，要把握三个层次：

首先，用尽心思搜集问题。问题客观存在，需要去发现，渠道可以有多种方式。可以针对所教授的专题，有目的性地搜集网上关于该专题的一些热点讨论问题，特别是争议比较大、容易引起认识偏差、思想混乱的问题，也可以在上课之前早做安排，针对所讲授的专题通过问卷调查或者座谈访谈的形式，了解学生关心关注的问题及存在疑惑的地方。问题汇总之后，要分类、整理、归纳，按照在课程教学中的重要性程度排列，择其重点穿插讲解。

其次，巧做安排回应问题。所谓的“巧妙”，就是回应问题不要太生硬，要有艺术性，要采用多种形式和方法，而不是一种模式，一种方法。具体而言，包括：“问题抛出式”，即是把问题融入课堂讲授的内容之中，有重点地阐述出来，直接告诉学生；“自问自答式”，即是自己设问，点拨学生注意这个问题，然后自己给出答案，释疑答惑；“他问自答式”，即是在充分了解学生关注点之后，自信地让学生提问，然后系统地解答；“先问后答式”，即是课堂上教师把问题提出来，留给学生做课后作业，让学生自己查阅资料获得答案。相对而言，后三种方式效果要好些。

最后，高屋建瓴升华问题。一堂课的内容，可能贯穿了大大小小的很多问题，教师有显性回应的，也有隐形回应的，但是这样问题毕竟显得太松散、支离破碎，最好在下课前用概括性、凝练性的语言集中把学生关注的重要问题再清晰、明确地表述一遍，让学生意识到这些是最重要的问题，加深他们的印象。

（二）历史意识

历史意识分为三个层次：

其一，回到历史中评价事物。这是个历史观的问题。恩格斯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120周年诞辰的讲话中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总书记这段话说得相当深刻！在“概论”课教学过程中，很多学生会产生疑问：为什么要反右？为什么要“大跃进”？为什么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面对学生的疑问，我们应该回到历史的情景中，让历史告诉同学们答案。

其二，回到历史中探寻渊源。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一个原理只是（α）历史地，（β）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任何理论、学说都非横空出世，都有其演进脉络。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要有选择地镜头回放，然后按照时间的维度徐徐展开，呈现理论不断成熟的美。比如党对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而曲折的过程透射出党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精神品格。老师通过历史回顾，把市场经济理论萌芽、发展、成熟、完善的过程阐述出来，能够让学生体会到：理论与实践是辩证统一的，实践的发展推进理论不断进步；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是艰难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中国共产党是善于创新的政党，是具有历史责任感的政党。

其三，把握历史规律看待未来。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营养剂。历史的记忆决定着我们的演进。“历史不是简单地记载流逝的时光和消失的过去，而是某种经验、总结以及未来发展的源泉。”“历史视野的优越处就在于，它能够使各种人类社会的政治、伦理乃至文化主题的言谈获取深厚而有力的历史经验支撑和思想资源供应。”过去和现在翻来覆去的辩证关系，是“历史本身的核心”“存在理由”。回顾历史的目的是展望未来，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历程，可以从不同角度去总结和思考，但不断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是重要的思想品格和政治品格，也是方法论方面的重要特色。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说过，我们是靠经验吃饭的。邓小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也提道：“我们既要接受成功的经验，也要接受犯错误的教训；既要善于学习国际的经验，也要善于学习自己的经验。”在南方谈话中，他又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他要求领导层每年都要总结经验，他的南方谈话，就是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江泽民、胡锦涛正是在继承党的优良传统、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而新时期，习近平强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真正履行对人民群众所负责任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我们党对自己包括领袖人物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使失误和错误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通过这些论述也可以看出，我们党是非常重视自身经验的总结的，而总结经验目的就是面向未来。“概论”课教师要把握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这一特点，并在教学中启发学生思考。

（三）比较意识

一些教师在授课的时候，经常陷入“自说自话”之中。比如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滔滔不绝，从整体到部分、从中国到外国，例子举了一箩筐，然而讲到最后，学生越来越糊涂：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和西方国家的有何区别？更有，一些老师自身理论修养不够，谈经济新常态，中国问题讲得少，发达国家讲得多，讲到最后，学生不明白：中国新常态是美国旧状态，美国超越新常态？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比较复杂，但是在思维方式上的一个问题是，缺乏比较意识。

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说：“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比较意识是“概论”课教学必须要坚持的重要意识，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公共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最主要的意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课程的全称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其中有“特色”两个字，而特色怎么来的，比较嘛。比如我们经常说，“某本书写的有特色”“某种教学模式有特色”“某地域农业发展有特色”等，就是一定范围内比较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比较谈特色，那不是自吹自擂嘛。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专门强调，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他指出，我们中国道路走得对、行得通，不是哪个人的主观判断，而是历史和现实作出的回答，是国际对比得出的结论；我们讲中国特色，既是独具特色的，又是独具优势的；对这些事实要理直气壮、深入透彻讲，帮助学生在国际比较中坚定信心，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这一论述可谓鞭辟入里，入木三分。

这种比较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横向比较。比较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发展道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生活习惯等方面的不同，揭示中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基本国情。所谓“没有比较，就没有分别”。这种比较意在说明中国有其自身的秉性和特质，不能复制、移植其他国家的制度、模式。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很多人在观察和分析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时只看表面的差别，不看这种差别所依附的根本国情方面的差别，进而得出“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的结论，这就可悲了。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思考中国问题时，是非常注意比较思维的。比如毛泽东的经典之作《论持久战》，纵论世界战争大势，就是运用比较思维的典范。再如，江泽民在2000年6月召开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有个讲话，其中提到“四个如何认识”，即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历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斗争带来的影响。“四个如何认识”两两相对，典型的比较思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遵循这个思维，教师上课讲授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方略，自然也要遵循这个思维。

二是纵向比较。比较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意在说明路线、方针、政策的演变过程及带来的社会进步，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事业的正当性、优越性。傅高义曾说，毛泽东时代为邓小平时代创造了种种优势，包括国家的统一、强大统治体系的建立以及现代工业的引入，没有这些东西，后30年的改革开放必须要为建立这些东西而付出极大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并因此而使后30年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这是比较思维下的论断。

现在教学中存在的普遍现象是：教师讲中外差异多，讲古今差异少；讲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异多，讲与发展中的国家差异少。这造成的印象是学生能感觉到中外的差异性，但是不能感觉到中国自身的进步性。比如很多老师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综合国力、人均收入、教育状况、国民素质等方面阐释中外之间的差距，借以说明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这当然没有错，然而给学生的感觉是中国与国外差距很大，各个方面都不如发达国家。这容易造成悲观主义。相反的，如果老师在讲改革开放部分的时候，能够图文并茂地把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成就按照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等分项全面展示出来，让学生感受到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所取得的成绩，则能让学生看到希望，激发积极向上的力量。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经谈到如何研究历史，讲过“古今中外法”，这种方法就是比较的方法。“教学无定法，贵在得法”，从哪个角度分析问题尤其重要。教师要总体把握课程的教学要求和基本目标，综合“历史的深远眼光”和“世界的全局眼光”，综合锻炼学生的反思意识、分析能力和鉴别能力，不能跑偏了。

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比较不要表象化、简单化。最近（2017年9月）一个视频广为传播。根据交警直通车——上海的报道，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上海松江公安分局交警支队民警带领辅警在九杜路涞坊路附近开展违法停车整治时，遭一名违停女性车主暴力阻挠，民警在控制该女子过程中未顾及其手中怀抱儿童的安全，致使女子与儿童倒地。这个事情是非缘由都很清楚。在一个高校教师工作群里，一个教师将这个视频传上去，同时又传了另外一个国外的视频。视频中警察要批捕一个黑人妇女，而黑人妇女抱着孩子。抱着孩子的黑人妇女对警察推推搡搡、大喊大叫，而警察则步步退让，没有还手，并协助其抱孩子。这个视频的是非缘由不太清楚，但是两分钟的视频把警察和妇女的表现展示的很清楚。视频上还有一些解说文字。作者把两段视频同时放到QQ群里，言外之意是很明确的，但是稍微有点常识的人就可以知道，这仅仅是个案，不能拿一般否定全部。警察扶老人过马路的故事天天发生，你怎么不把这视频传上去比较呢。这种比较很肤浅，然而却能蛊惑人心，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不能犯此类低级错误。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正义的理念》一书中就说：“把西方作为一个同质的整体与 ‘典型东方的’价值观对立起来完全是主观臆想。”中西比较不是中美比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比较，不是中国和美国的比较，也不是中国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比较，这个要搞清楚。有些教师在引导学生比较中外时，动辄把中国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这是片面的。另外，比较不能用特殊取代一般，上面已经说过。再举个例子，一位博主描述了日本的国民素质，并且比较了中国人的国民素质，写了这么一段话：广岛亚运会结束时，六万人退场，会场上竟没有一张纸片。美国报纸惊呼：“可怕的日本人！”这一点，韩国人稍差一些，但还是比咱们中国人好得多。看看中国各大城市举办的车展，足球赛过后的场地，甚至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过后的场地就知道。博主还讲了乘公交、坐电梯、打电话等的例子，意在说明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国民素质方面的差别。无独有偶，在2017年9月11日，有一条新闻上了头条，也是关于“退场的”。9月10日，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大冠军杯金牌，3:1大胜东道主日本队，以五连胜的冠军姿态拿起了奖杯。但是颁奖的时候，日本观众再次复制了前年世界杯提前退场的那一幕——提前离场，让偌大的体育馆空荡荡，颁奖时只剩下女排队员和一部分中国球迷和工作人员。那位博主写的“退场”和新闻报道冠军杯的“退场”，都是关于体育的，你能说日本人素质就是高于中国人吗？一个输不起、不尊重对手的人，你能说他素质高吗？所以，切忌随便拿两个现象来说事，然后由特殊推出一般，最后“盖棺而定”。哈佛艺术与科学学院已故的前任院长杰里米·诺尔斯（JeremyKnowles）曾描述过他所认为的高等教育最重要目标，就是确保毕业生能够辨别“有人在胡说八道”。实际上，这是很难的，理性比较和基于完整证据鉴别的能力需要持续培养。列宁曾说：“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 ‘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这句话说得非常深刻，对我们有很强的启迪意义。

（四）创新意识

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相声渐入冰河期。有相声艺人回忆，下乡演出，喊老大娘来看节目，大娘白他一眼：“不看不看，我得拾粪”。这其中有大环境的原因，也有相声本身的原因，而相声表演本身的原因之一即是创新不够。创新是艺术的生命，也是大学的使命、教育的要求。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摩斯曾说：“大学永恒的传统应该是我们要永远年轻，永远要承诺不断更新自己。”创新是大学进步的内在动力，“概论”课教学亦是如此。要提高学生对“概论”的学习兴趣、增强理论的现实性和可触摸感，实现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信息对称，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进头脑”，必须要创新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考核方式。

1．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创新

教学无定法，但是有规律可循。本质上，能够更好地实现“精”“管用”目标的便是好的教学方法，反之，则是不适应、不理想的教学方法。根据“精”“管用”的基本原则，结合问卷调查的结果，我们认为应该确立“专题讲授为主、案例分析为辅”的“概论”教学法。也就是说，以专题的形式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及理论成果，运用典型案例有力论证各专题的基本理论、观点。

专题讲授的基本思路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主题，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重点，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以教材为依据科学划分各专题，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针对的现实问题的连续性为基础，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的整体性、系统性、继承性和创造性，注重授课内容的逻辑严谨性、章节均衡性、层次清晰性，勿割裂、勿交叉、勿重复。第二，以问卷调查的结果为参照，科学安排课时、授课内容，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对于学生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给以理论上的回应和关切，讲出新意、讲出激情、讲出风采；对于学生不太关注的内容，要避免照本宣科、平铺说教，突出对历史背景的还原、历程进程的回顾和经验的总结，讲出历史感、使命感和自豪感。第三，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为中心，构建基本的分析框架和坐标：一是横向坐标，将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现状与中国的国情相比较，善于总结其他国家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一是纵向坐标，将我们所追求的平等、正义、民主等现代性的价值与当代发展的现实比较，善于分析由现实状态向理想状态转变的路径、方法。第四，以教材所阐释的内容为主，不断吸收学术界研究的最新成果，及时补充党的重要会议、重要文件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提法，突出课程内容的包容性、开放性和时代性。

案例教学的作用在于用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案例印证专题讲授的基本原理、观点的针对性、科学性和真理性，增强理论的时代感和说服力。做好案例教学，首先要注意所选择案例的时效性、典型性和代表性，能够紧扣所讲内容而又能有力论证和说明所陈述的观点；其次，要注意案例分析的立场和价值倾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切忌以网络上一些观点偏激、立场不明确的言论为据，误导学生偏离科学的认识轨道；再次，要注意案例讲授的时机和艺术，鼓励开放式、研究式、启发式探讨，勿僵化、勿偏执、勿泛滥，既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热情，又要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注意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教学手段的创新

要将教学方法更好地得以贯彻、教学内容生动地传递给学生并产生良好的效果，则需要坚持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创新教学手段。“概论”课教师要改变片面依赖PPT的做法，注重新的教学手段的探索和运用，将设疑提问、课堂讨论、角色体验、观点辩论等元素纳入教学活动中，构建起师生平等对话、教学相长的氛围，让学生在主动思考和积极参与的过程中学习知识、陶冶情操、坚定信仰。另外，依靠教学团队的力量构建课外网络自学平台，包括：成立网上“概论”课教学大讲堂，将授课视频、教学大纲、教学课件、辅导材料等囊括其中，分类储存、及时更新，方便学生自主学习；搭建师生互动的网上论坛，就学生普遍关心的教学安排、社会热点问题等与学生展开互动和交流，随时了解学生的需求和期待，及时修正、完善教学方案；引入微助教、雨课堂，开通教学博客和微博，实现学生和教师之间良好的信息、情感沟通，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师的价值导向作用；建立专门的“红色经典”资料库，将党的文献资料、红色经典视频等充实其中，供学生查阅、观看，并留言体会。总之，让严肃、科学的理论通过多样化、艺术化的形式展示、体现，使学生在内心深处产生震撼、共鸣，进而由单纯的知识接受升华为坚定的信仰和追求。

3．考核方式的创新

随着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创新，课程考核的方式也应该随之改革，基本的指导思想是构建公平、合理的评价体系，反映学生课堂内外的学习状况，基本的考核倾向是加重过程的考核，弱化结果的考核，加大辨析性、开放性题目的设计，减少平面化、套话型题目的设计。另外，积极探索网络考试的形式和路径，使考核方式更加科学化、便捷化。

当然，核心是教学理念和教学内容的创新。教学改革有很多版本，有人概括为教学1.0、教学2.0、教学3.0版本。不同版本的区别，主要在教学理念方面，体现在教学过程中师生对象性关系的处理及其对教学效果的影响。教学理念支配下最大的创新是教学内容的创新。课程能否吸引学生、打动学生、感染学生，根本在内容的真理性、思想性和科学性，教学手段的创新是辅助的。当前慕课、翻转课堂等教学方法盛行一时，让人眼花缭乱，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支配这些教学方式“展翅飞翔”的原动力是教学内容。还有，很多教师为了提高到课率、抬头率，甚至为了吸引眼球，或使用脱口秀、评书等手段，或不惜借戏服为道具，进入角色“演出”，这本无可厚非，于老师可能是无奈之举，然而也只能取悦一时，恐难以恒久。更有甚者，因为形式玩得过了淹没了内容，那就本末倒置了。现在进入误区或怪圈的是，很多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甚至主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院长、校长都认为，只要能够吸引学生，让课堂“活跃”起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或手段都是可以的。这是短视的做法，也是不负责任的态度，矮化、异化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于学生、于老师、于学校、于社会、于未来都是无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