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在危机爆发之前的年代里，很多欧洲人都把美国当成榜样，询问如何能改革自身经济使之像美国经济一样运行良好。欧洲当然也有自己的问题，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众多国家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货币联盟，但同时却没有制定必要的政治和制度安排以使之正常运转，对此欧洲国家将要付出巨大代价。但是除了这一点以外，他们（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现在知道了，人均GDP不能充分表达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实际生活——并且从根本上讲，也不能充分显示经济的实际运行情况。他们也曾被人均GDP数据误导，认为美国做得好。今天不再是那么回事了。当然，那些透过表面看本质的经济学家早在2008年就知道美国那种债务驱动的增长难以持续，并且即便当一切都看上去很好时，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和财富实际上也在下降，虽然那些上层人士的巨额收益扭曲了整体情况。

一个经济模式的成功与否只能通过一种方式评价，那就是看大多数公民的生活水准在持续的一段时间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这种方式评价，美国的经济运行得就不算好，而且持续了至少1/3世纪。尽管美国已经设法提高了人均GDP，1980～2010年提高了3/4，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大多数全职男工的收入实际上却下降了。对于这些工人而言，美国经济没能够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准。这并不是因为美国经济引擎失去了产出能力，而是因为美国经济引擎的运行方式把经济增长的收益给了社会上层越来越集中的一小伙人，甚至拿走了一些原本给予底层群体的福利。

本章阐释了关于美国经济的某些严酷和令人不舒服的事实：

（1）最近的美国收入增长主要出现在收入分配中顶层的1%群体。

（2）因此出现了日益加剧的不平等。

（3）中底层群体今天的处境比21世纪初实际上更差了。

（4）财富的不平等甚至大于收入的不平等。

（5）不平等不仅体现在收入上，还体现在其他反映生活水准的变量上，比如安全和健康。

（6）社会底层群体的生活尤为艰难——经济衰退使之雪上加霜。

（7）中产阶级被掏空了。

（8）收入流动性小——把美国视为充满机会的国度的想法是一个神话。

（9）美国的不平等多于任何其他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在纠正不平等方面也比其他国家做得少，于是不平等比其他许多国家增长得更快。

美国右翼人士会发现本章所描述的事实让他们感到不太舒服，因为我们这里的分析背离了右翼人士所希望宣传的那些他们珍爱的神话：美国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度，大多数人都从市场经济中受益，尤其是自里根政府解除对经济的管制和缩小政府规模以来。虽然右翼人士想否定这些事实，但是越来越多的数据让他们无能为力。他们尤其无法否认的是社会底层和中层群体的日子过得很差，而上层群体却攫取了国家收入中的一大块——数量如此之大以至于留给其他人的就被减少了；他们也无法否认处于底层和中层的人挤进上层的机会远远小于那些处于上层的人继续留在那里的机会；他们更无法否认政府是能够帮助改善贫困的——这方面对于老年人就做得特别有效。那意味着对包括社会福利计划在内的政府计划的削减极有可能增加贫困，除非这些计划经过精心设计。

作为回应，右翼人士提出了四条反驳意见。

第一，任何年份中，总有人穷困潦倒，也总有人兴旺发达，平等与否最重要的不是看一时，而是看一生。那些最低收入的人们大体上都可能会在后来的岁月里获得更高的收入，因此终生不平等的情况就不像那些数据描述的那样不可改变了。经济学家认真审视了终生收入的差异，令人遗憾的是，右翼人士的愿望并不符合今天的现实：终生不平等的比例是非常大的，几乎和每一时点的收入差异一样大，而且近年来增长很多。

第二，右翼人士有时也声称美国的贫困不是真正的贫困，毕竟美国的穷人大多数都享受着其他国家的穷人得不到的生活便利设施，因此他们应该感恩生活在美国。他们有电视机、室内卫生设备、供暖（大多数时间），还能免费上学。但是正如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一个专门问题研究小组发现的，人们不能忽视相对匮乏。美国城市的基本卫生标准使每个家庭都能享用室内卫生设备，但这不意味着人们不再面对极端的贫困或实现了美国梦。

右翼人士的第三点回应是对统计数据吹毛求疵。有些人会说通货膨胀率被高估了，因此收入增长就被低估了。但是，如果真有高估或低估的话，我倒是怀疑统计数据其实低估了普通美国家庭所面临的痛苦。当家庭成员“为了家人”而延长工作时间以维持生活水准时，其家庭生活质量经常受到影响。我们在本章的前面描述了美国社会中穷人和中产阶级所共同面临的越来越强烈的不安全感，这一点也没有在收入统计中反映出来。因此极有可能的是，真实的不平等或许比测量出的收入不平等数据显示的要大得多。实际上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当美国人口普查局最近又更仔细地查看了关于贫困的统计数据时，发现2010年美国的贫困率从15.2%上升到了16%。

右翼人士的最后一点反驳是从经济和道义上对不平等进行辩护，声称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变不平等只会得不偿失，那样会弱化美国经济，穷人就会跟着遭殃。就像米特·罗姆尼所说，不平等这种事情应该私下里悄悄地讨论。在这个充满机会的国度里，穷人只能自己责怪自己。对这样的看法，我们将以事实证明，我们不但不应该责备穷人的悲惨处境，而且应当明白上层人物的“凭本事挣钱”并不值得称道。我们将看到那1%的上层群体基本上不是凭着对社会的巨大贡献而获取收入的。他们也不是那些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的伟大思想家，或者改变了我们经济的伟大创新者。我们将解释为什么创造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能够创造一个更加富有活力的经济。

大衰退带来的创伤（使多数人失去了工作和住房）已经引发了连锁反应，受影响的不仅是那些有关的个人，还有作为整体的社会。我们现在看到，对多数美国人而言，甚至在危机爆发前，美国经济的表现就没达到它应有的水平。我们不能再忽视美国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它造成的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但是如果我们要了解怎样应对不平等，那我们必须先要了解产生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

[1] 根据对世界银行数据的比较，参见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KD?page=6（2012年2月14日）。美国的人均GDP在2010年以不变的2000美元计算是35 527美元，而在1980年时是20 004美元。

[2] 经济学有一种标准理论，即消费应该反映终生（或永久）收入的差异。参见Milton Friedman，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因此消费的巨大不平等表明了终生收入的巨大不平等。注意，收入的逐年变化仍然会对福利造成影响，如果资本市场不完善的话（实际上就是不完善），那么个体就不能使消费顺利完成。利用社会保障局公布的年度收益数据，Wojciech Kopczuk，Emmanuel Saez和Jae Song发现“年度收益的变化的增加大部分是因为永久收益的变化的增加，而与暂时收益的变化的增加关系不大”。因此事实上，收益不平等的增加是在永久收入方面。此外，他们还发现一个人要向收益分配的上端流动是很难的（虽然他们的确发现了女性在一生当中有向上的流动性）。参见他们的“Earnings Inequality and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Evidence from Social Security Data since 1937”，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5，no.1（2010年）：91–128。至于为何消费不平等在危机爆发前可能小于收入不平等，并且比收入不平等增长得更为缓慢，部分是因为肆无忌惮的借贷。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崩溃，超出自己收入的消费能力就被降低了。这是对之前对消费不平等分析的一种重要批判，比如Dirk Krueger和Fabrizio Perri，“Does Income Inequality Lead to Consumption Inequality?Evidence and Theory”，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3（2006年1月）：163–92。

[3] 1995年，国会要求美国科学院的一个专家组调查对贫困线的修订并发布一份报告。参见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Measuring Povery：A New Approach（Washington，DC：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1995）。

[4] The Heritage Foundation最近抱怨说，“2005年，被政府界定为贫困的家庭一般都有一辆车和空调。娱乐方面，贫困家庭都有两部电视机（有线电视或者卫星电视）、一台DVD播放机和一部录像机。如果家里有孩子，尤其是男孩，那通常还会有一些游戏设备，如Xbox或PlayStation。……厨房里有冰箱、微波炉。其他家庭便利设备包括洗衣机、电风扇、咖啡机。”参见R.Rector and R.Sheffield，2011，“Air Conditioning，Cable TV，and an Xbox：What Is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oday?”，2011年7月19日，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11/07/what-is-poverty。当然，变卖电视机或者其他什么家电都不足以提供食品、医疗、住房或者让孩子上好学校。还有另一个重要领域，即探索消费与幸福之间的关系，至少可以追溯到Veblen（1899）的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书中介绍了“炫耀性消费”的概念。最近，Richard Wilkinson和Kate Pickett在The Spirit Level：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ties Stronger（New York：Bloomsbury Press，2009）一书中指出，更多的平等可以通过减少“社会评价焦虑”及相关的压力来增进幸福。

[5] 参见U.S.Census，“The Research Supplemental Poverty Measure：2010”，2011年11月。

[6] 我们将在第3章中解释，这种论调有两个方面（都是错误的）：第一个方面是以更高的税率对上层群体征税将降低他们工作和储蓄的积极性，以至于税收甚至会下降；第二个方面是帮助穷人只会滋生更多的贫困——致使底层群体不愿意工作。

[7] 在Today Show节目（2012年1月11日）当中，Mitt Romney说：“我觉得最好私下谈论那些事情……这是一种非常容易引起别人妒忌的方法，我认为它不会成功。”（http://blogs.chicagotribune.com/news_columnists_ezorn/2012/01/shhhhh.html，2012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