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比较
当我们放眼世界时,美国不仅有着发达工业化国家中最高程度的不平等,而且其不平等程度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是绝对增长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就是发达工业化国家中最不平等的国家,迄今它一直保持着这一位置。实际上,美国与其他许多国家的差距已经增大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法国、匈牙利和比利时的不平等没有显著增长,而土耳其和希腊的不平等事实上下降了。美国的不平等程度现在正接近于功能失调社会的程度,包括伊朗、牙买加、乌干达及菲律宾,这个“俱乐部”显然不是我们想加入的。
由于我们有这么严重的不平等,而且它还在加剧,所以人均收入的变化不足以告诉我们太多关于普通美国人所经历的。如果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的收入都上涨了,那么美国的平均收入也就跟着上涨了。因此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中位数收入的变化,即社会中层家庭的收入变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收入近年来一直都没上涨。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开发出一种对于“人类发展”的标准测量法,是把对收入、健康和教育的测量数据合计起来,然后校准它们以反映不平等。在进行校准之前,美国在2011年的排名相当好——第4名,排在挪威、澳大利亚和荷兰三国之后。但是一旦根据不平等进行校准之后,美国就排在了第23名,落后于很多欧洲国家。这种考虑和不考虑不平等因素的排名差异之大名列发达工业化国家榜首。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排名都远远高于美国,这些国家都对自己的公民不但提供全民教育,还提供全民医疗。对此,美国标准的口头禅是资助这些福利所需的税收会扼杀经济增长。事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比如2000~2010年,高税收的瑞典增长得远远快于美国(瑞典的平均增长率超过了美国的平均增长率),前者是2.31%,后者是1.85%。
正像这些国家中一个国家的前财政部部长告诉我的:“我们的经济增长如此之快、运行如此之好,全仗着我们有高额税收。”当然,他这话并不是说税收本身导致了高增长,而是因为税收提供了公共支出(教育、技术和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公共支出是维持高增长的动力,这完全抵消了较高税赋带来的不良影响。
基尼系数
测量不平等的一种标准方法是基尼系数。假如收入是与人口成比例分享的——底层的10%群体大约得到收入的10%,底层的20%群体大约得到收入的20%,以此类推,那么基尼系数就会是零,也就是没有不平等。此外,假如所有的收入都集中到最上层的一个人手中,那么基尼系数就会是1,在某种意义上达到了“完全”不平等。比较平等的社会的基尼系数是0.3或更低,这样的社会包括瑞典、挪威和德国。最不平等的社会的基尼系数是0.5或更高,这样的社会包括非洲的一些国家(尤其是有着种族歧视史的南非)和拉美的一些国家(以其分裂甚至失调的社会和政体著称)。虽然美国尚未成为这种“精英”群体的一员,但是它已经踏上这条路了。1980年,美国的基尼系数刚刚触及0.4,今天已达到0.47了。根据联合国的数据,美国比伊朗和土耳其还略微不平等,比欧盟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更为不平等。
在结束这种国际比较时,让我们再回到先前提及的一个话题:对于收入不平等的测量数据不能充分反映不平等的关键方面。实际上,美国的不平等也许比那些数字显示的要严重得多。在其他发达工业化国家,老百姓不必担心看病的费用,也不必担心父母的医疗问题;在那些国家,享受体面的医疗被看成是一项基本人权。在那些国家,失业对人们来说也是件沉重的事儿,但至少政府还提供比较好的安全网。没有哪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要为失去住房而担心。对于身处社会中底层的美国人来说,经济不安全已经成为残酷的现实。这一点真实存在,且非常重要,但它没有在统计数据中反映出来。如果把这一点也加入统计数据中的话,那么国际比较显示出的美国情况就会更加糟糕。
[1] 参见OECD,“Divided We Stand”。在OECD成员中,根据基尼系数的测量,土耳其与墨西哥两国都有着更大的不平等。见以下对这种测量方法的讨论。
[2] 这些比较虽然基于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Human Development Indicators提供的基尼系数数据,但也受到其他数据库的支持。虽然基尼系数是测量不平等的不完善的方法,但对于像这种的一般国际比较是有用的。
[3] 参见United Nations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statistics,http://hdr.undp.org/en/statistics/(2012年3月6日)。对于不平等排名有较大负面影响的唯一一个国家是哥伦比亚。
[4] 参见World Bank Indicators,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5] 参见United Nations Human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http://hdrstats.undp.org/en/tables/(2012年3月6日)。
[6] 进行跨国比较一定要谨慎。用于计算基尼系数的必要数据是不容易收集的,尤其是在贫困国家。此外,收入的不平等也许不能充分反映“福利”方面的不平等,尤其是在比较那些提供了强有力的安全网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政府时。此外,在地域辽阔的国家(如中国),有些不平等可能跟地理有关。跨国比较基尼系数的数据来源有很多,包括World Bank,United Nations,CIA和the Global Peace Index(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I.POV.GINI?page=2&order=wbapi_data_value_2009%20wbapi_data_value%20wbapi_data_value-last&sort=asc,http://hdrstats.undp.org/en/indicators/67106.html,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rankorder/2172rank.html和http://www.visionofhumanity.org/)。
[7] 1999~2009年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统计,参见Historical Table H-4,Gini Ratios for Households,Race and Hispanic Origin of Householder,http://www.census.gov/hhes/www/income/data/historical/household/index.html。
[8] 参见UN Human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需要注意的是,近些年的数据非常不完整,并且联合国对于美国2000年基尼系数的计算(40.8)不同于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计算(46.2)。我尝试着每次只在同一套数据中进行比较。
[9] 参见Eurostat关于欧洲基尼系数的数据(http://appsso.eurostat.ec.europa.eu/nui/show.do?dataset=ilc_di12&lang=en,2012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