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号交响曲

贝多芬在一八〇二年开始写第三号交响曲的时候，很想写些与他第一号、第二号不同的东西。于是他在第三号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就舍弃了温文儒雅的开场习惯，四分之三拍的节奏，第一个音就用管弦乐合奏的形式，定音鼓大敲，节奏感极强的三个f强音，振聋发聩得让人精神一振，贝多芬写这曲子，就是打算要人精神一振。匈牙利籍指挥家费伦茨·弗里乔伊（Ferenc Fricsay，1914—1963）有一次说贝多芬的这首曲子，是写他自己从古典的束缚下寻求“解放式的新生”；另一位意大利籍的指挥家托斯卡尼尼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托斯卡尼尼说，写第三号交响曲的时候，贝多芬无疑还是个古典主义的人，而他在思想上寻求改变也是确切的。古典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也是可以求新求变的，这是托斯卡尼尼对古典的信仰。不论怎么说，贝多芬在第三号交响曲里，表现了与所有古典主义作曲家不同的一套，建立了他独特的艺术视野倒是真的。他是独创的、崭新的，管他的创新是属于古典主义还是浪漫主义啊！音乐原来是王公贵族的娱乐，是生活上的“伴奏”。在贝多芬之前，宫廷的音乐家穿着华服，头戴着银色的假发，音乐跟其他一切艺术一样，就算是音乐界的泰山北斗巴赫与神童莫扎特都要臣服在主教与国王、郡主的麾下。主人要谈正事了，总管向乐师长使个眼色，乐师们只得一鞠躬，悄然退下。贝多芬想写些不同的，至少不能让人在演奏中随时叫停的作品。他在维也纳的声誉日隆，他想写出自己生命即将展开的前景，朦胧中的美丽，不安中的沉静，还有在未来可能俯拾即是的惊奇收获。

那也正是整个欧洲沉醉在诗一样迷梦之中的时刻，一个来自科西嘉岛据说患有严重胃痛与便秘毛病的名叫拿破仑的矮个子，正带领千疮百孔的法兰西走出迷雾的丛林。整个法兰西在他的鼓舞下脱胎换骨变得像少年一般，人人精神抖擞地跑向开阔的原野，涣散已久的三色旗又再次啪啪作响地飞扬在东升旭日的光辉中。贝多芬把这首交响曲取名叫《英雄》，一度打算题赠给拿破仑，但两年后等曲子写完要首演的时候，拿破仑终于暴露出侵略的野心，而且自己也想当皇帝了，贝多芬对他厌弃起来，就在原稿中把所题赠的名字抹掉。但这首交响曲大家都早已用《英雄》叫它，他不便更改，就继续叫它为《英雄》了。

这首交响曲被命名为《英雄》是很合理的，它的乐句充满了高岸的理想。但这高岸的理想并不是天生就树立在那里的，它是经历了许多打击与挫折，从晦暗低沉甚至死亡的阴影中逐渐找到的，所以《英雄交响曲》中充满了沉郁的甚至死亡的暗示，尤其在它标示着“很慢的柔板”（Adagio Assai）的第二乐章中。所有生命与宗教上的启示其实都是一种对比，天堂与地狱，罪恶与救赎，忧伤与欢乐，人常常在对比中体会到一些平常日子无法体会的东西，对比越是强烈，感触越是深刻。我们对光明的盼望，岂不是在经历了许久难堪又痛苦的黑暗之后才产生的吗？

一九六一年，我从宜兰乡下的一所县立中学高中部毕业，我也跟着一些同学的“脚步”，到台北参加大专联考。当时台湾称得上大学的学校不多，所以这相当于现在大陆的高考，是大学（其中也包括了独立学院）与专科学校联合招生，专科学校与大学录取学生的比例大约是百分之七十与百分之三十。当时考上了“联考”，一般会称呼他们为大专生，很少称他们为大学生的，这完全是正确的，因为要修业四年、毕业后有方帽子戴，并且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生在比例上殊少，社会把进大学称作“挤大学的窄门”，不是没有道理的。

不过乡下人对大学或专科学校老是分不清。中国传统有时把受教育当成投资，则大专毕业手上拿到的一张毕业证书就常被视为可以获利的凭证，很多人会谨慎地将它装上玻璃框，高挂在客厅的墙上，让看到的人称羡。我还在读高中的时候，有次看见镇上的一户人家嫁女儿，当时嫁女儿讲究陪嫁品的阵仗，每一大件都分别用一辆人力车拖着，车子越多，越显得风光。我看到一部人力车上放着一口并不起眼的木箱，箱子上面用架子架起一个玻璃镜框，里面放的是这位新娘在实践家政专科学校服装设计科毕业的证书，一时之间，这张证书仿佛使得整个送陪嫁品的队伍显得活跃又气派起来。

报上发榜的榜单，上面登着我的名字，我被分发到东吴大学的中国文学系。老实说我那年考试考得不好，而我们乡下的学生都不太会填志愿，我的志愿就填得很少，只填了中文系、美术系与好像一个新闻系吧，总共六七个志愿，按理说是考不上的，但世事大部分不是由人来掌握。那年联招，数学考题出得极难，后来统计，有四分之一强的学生考了零分，绝大多数的学生在十分与二十分前后打转，我考了个五分，我与数学好的人差距原不止此数，但这次数学好的反而纷纷中箭落马，意外使得我得以“蒙”上大学。

与我同时“蒙”上大学的还有我同班好友李茂盛，他因数学考了近五十分，其他文科与社会科考得还不如我，竟然“高中”台大中文系。同班还有个女同学，总分跟我相差不远，也分发到政大夜间部的中文系（当时不但是大专联招，甚至夜间部也参加联招），我们一班考上大专的一共六人，三班毕业班总计有十余人上榜，这已经破了学校长年以来的纪录了，我们班上录取的六人中又有三人是读中文系，当年也算奇事一桩。

我的家庭状况特殊，我考上的私立大学，学费比一般公立大学要贵，我是根本无法筹到这笔钱的。我父母早死，读中学之前，算是“寄居”在我二姐的家里，二姐又是军眷，自己在一个联勤单位担任雇员，收入有限，加上她连续生了五个孩子，家中食指浩繁，根本无力供应我升学所需。姐姐与我的关系一直算是很好的，否则她无须供应我生活，但我在读高中时因为屡次拒绝加入国民党，学校通知家长，我二姐夫与二姐就对我十分不满，一度使我们的关系紧张。姐夫是陆军中级军官，姐姐在军事机关供职，他们都是忠实又有党龄的国民党党员，学校通知他们（当然不是正式的通知，是通过军训教官之类的口头告示）说我拒绝入党，他们一方面觉得很失面子，一方面对我的品德，至少在忠诚这一方面产生怀疑。我后来曾想过我为什么拒绝入党的事，其实也没有那么义正词严，读高中时我思想上叛逆得厉害，那是许多叛逆中的一小个，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我只是不想跟人一样。还有，假如“吸收”我入党的是令我尊敬的禚恩昶老师（字仲明，号梦庵），结果可能会不一样，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禚老师自己就不是党员。我曾婉言向我的姐姐、姐夫解释我的想法，我不认为我的忠诚要靠入党来完成，我曾经举例，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都入过国民党，现在怎样了？但无论我说得如何有理，都不为他们接受，有一次他们还表示，我不入党，就请我离开，他们不愿再供给我的生活，甚至认为像我这样一个不知道（向他们的党或领袖）感恩的人，连高中也“无必要”读下去。

我当时应该毅然出走才对，高中时候我有几次想到出走的问题，而且也初步付诸“行动”过。我常到镇上的大东戏院看一位油画师画看板，他是镇上几家戏院看板画得最好的，因为常去看，他跟我就有点认识了。由于我会画几笔，常代表学校参加县里的各项美术比赛，也侥幸得过名次，他竟然知道。一次他表示需要助手，问我有没有兴趣，如果要去，随时可以加入他们的行列。我把这个信息放在心上，打算盱衡情势再采取行动。后来我想，我那时如真的去做他的助手，几年后就应该能独当一面，也许我不满意只是做一个画戏院看板的工匠，其实我如继续努力，以后就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画家了。

但这出走的盘算只在心中运作，并没能真正实践，主要的原因是看似姐姐家在支援我，而姐姐家其实也靠我支援。她的孩子还小，很多时候需要我帮她带，尤其最大的两个男孩，正在上小学会顽皮的年纪，她不太有闲，也不太管得住他们，这看孩子的事很多需要我来做，我要带孩子到澡堂去洗澡，还要带他们玩或做功课。再加上姐夫多数日子军旅在外，家里只我一个大男孩，一切粗重的、需要靠力气的工作都要由我来做。姐夫与姐姐曾不客气地叫我走，但考虑我真走了，家里马上缺少了人手，再加上邻居必定会闲言闲语，他们就隐忍着我不入党的“背叛”行为，不再表示要我滚蛋了。我则想一动不如一静，还是等我高中毕业再想变动的事吧。

我考上了私立大学，二姐与姐夫自然不可能供应我求学之资，我其实还有另项选择。我在毕业前曾在教官的鼓励下与许多同学一同去报名考军校，当时考军校有多项优惠措施，报名费不用缴之外，军事单位还用军车来学校接送考生，真有些古人进京会试乘“公车”的味道。后来发榜，我竟然考上了陆军军官学校，一想黄埔军校就是陆军官校的前身，我如选择入校，就成了中国现当代许多名将的“学弟”了，不是也很神气吗？但随即想到“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成语，便很自然地意识到，将来自己到底会成为成语中的“一将”还是“万骨”之一呢？就不怎么觉得有神气的必要了。

我一度想放弃大学的入学，先找个工作，再好好准备，明年也许可以考上公立学校，我特别为这事找我的老师禚梦庵先生商量。禚老师出身鲁南郯城世家，抗战时毕业于成都华西协和大学中文系，是诗人也是书法家，我高二与高三时都由他教语文，高三时他还担任我们班的导师，他很关怀我，也还器重我，所以如有重要事，我都会向他请教。老师根据个人的气质与“气象”，劝我还是选择文学校的好，他说当兵要从没有脑子训练出脑子来，对我这样天生有脑子的人很不适宜。至于文学校中的公立私立，其中当然有差，但苦心准备一年，明年重考，到时是否十拿九稳，还在未定之天，因为考学校这件事不完全靠实力，有时更靠机缘（我想我也没什么实力可言）。他劝我不如趁此机会早点走出这个小地方，到台北去见见世面，也许突破了一点之后，其余就不成为问题了。老师鼓励得很殷切，我答应试试。

东吴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寄来了，学费到底多少，我现在已记不得了，对当时的我而言，确实是个令人绝望的数目，但想不到突然有了转机。我有个同父同母的三姐（二姐与我是同母异父），她比我要大七岁，当时她在金门做心战播音员，负责每天对对岸“匪军”心战喊话。三姐是“国防部”心战总队的聘雇人员，根本不是军职，做这工作，纯粹是看上除了军人的待遇之外还有前线加给，比在台湾工作要收入丰厚些。她虽不是军人，但成天在前线碉堡生活，就也穿着军装，穿久了别人都把她当作军人看了。后来她自己受到感染，举手投足，也带有浓厚的军人气息，潇洒得很，更想不到有一年的“九三军人节”她还当选了“战斗英雄”，到台北来接受表扬，连“老总统”都召见了她。我看她与蒋介石合照的照片，她不但穿的是军装，甚至肩头还挂着尉官官阶呢。她听说我考上大学的消息十分高兴，认为我们姐弟三人（指同父同母的我们，还包括我下面的一个妹妹）终将摆脱阴影，步向光明，所以她说她要供应我的学费开支，叮嘱我好好努力，才对得起死去的父母。我后来知道她之所以选择到金门去做心战播音员，一部分的原因是与二姐斗气，她觉得我们三人在这个家庭没受到公平的对待，她究竟比我大，比较能体会即使是亲人之间也有的微妙感情变化，这一点，比我小三岁的小妹也同样敏锐，跟她们相较，我的迟钝就可以用“麻木不仁”来形容了。

三姐寄来注册费，我拿到银行去缴了，然后整理行装，打算开始我的闯荡生涯。二姐看到三姐帮我缴学费，心里可能五味杂陈，最后她还是答应要帮我解决在台北的生活所需，譬如住房的问题。她服务的联勤第一被服厂在台北有个专门做考究军装的服装社，厂里派来手艺好的工人驻社，服务的对象是军事将领或是要离岛受训的军官。将军与离岛的军官，服装上要体面一些，总不能穿一般兵士的军常服或军便服，打扮成一副土气的“丘八老爷”模样吧。台北的将星云集，再加上当时“台美”邦谊甚笃，军事合作频繁，奉派出使的军官甚多，服装社就有接不完的生意。姐姐通过关系，让我到台北后住在服装社里，服装社就在台北宁波西街上，一楼是门面，二楼有几间铺着日式榻榻米的房间，工人溷居其中，我与工人住在一起，晚上摊开被子，早上卷起来。姐姐也要我以里面人的身份跟他们一起搭伙，饮食费用比外面低廉。我很不愿意住在这样一个地方，那是一个纯粹供人睡觉的地方，连一张桌子都没有，我无法读书也无法写字。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老工人可能因为想家，深夜熄灯后常背着人手淫，有时会把人震醒，房间没窗子，棉被又经久不晒，空气坏得很，但格于形势，我只得暂时住下，等以后再看有无改善的机会。

跟我同住在服装社的还有我小学的同班同学刘衡庆，他当时到台北补习，准备明年重考。我读的小学非常小，我们一班只九个学生，所以大家都很熟的，奇怪的是他初中没有留级，应该比我早一年从高中毕业才对，现在我已读大一了，他还要补习重考，到底何以致之，我问得不清楚，他也答得很含糊，总之没有结果。他住了一个月左右就因故不住了，后来搬到哪里去也没告诉我，只知道他第二年大专也没考上，倒是考上了“国防部”的军法学校，后来就去做军法官了。他以后官做得很大，好像是做到“少将”退伍，在军法界，“少将”是快到顶的职位了。十余年前他儿子结婚，在仁爱路的空军新生社宴客，我们跑去祝贺，婚礼不能只用盛大一词来形容，因为宾客中有许多“党政军”的大员，门前竟由“宪兵”来维持秩序，行礼的口号与哨声不绝于耳，我们坐在一百几十分之一的圆桌前，浑浑噩噩地吃饭喝酒，直到婚宴结束都没看到刘衡庆本人。我记得小时候刘衡庆告诉我，他名叫刘衡庆是因为他爸爸妈妈在衡阳怀了他，在重庆生下他，短短三个字记录了他祖先的来源、怀胎受孕的经过与瓜熟蒂落的结果，还有哪三个字能比他的名字更具有丰足的涵义呢？

当然，这些都是次要的问题，主要的是我要到录取我的大学去报到，完成注册手续。学校发的注册通知上载明了到学校报到之前，需要到一个名叫“生命活水诊所”的地方去检查身体，我按址前往。诊所在新生北路靠东的一边，当时的新生南北路中间有条河，土话叫它“塯公圳”，新生北路的西边还有几栋房子，而东边就好像只有这一栋孤零零的两层建筑，其他就是大片农田了。建筑的表面是灰色的洗石子，朴实得很，上面是一所基督教教堂，下面就是诊所。诊所的效率还好，其实只是量身高、体重及照一张胸膛的X光，检查报告一下就发下来，X光不是马上有结果，一有结果另行通知。我拿了检查报告，第二天就到学校去办正式的注册了。

学校在士林的外双溪，要从台北火车站前先搭十路公车到士林，再在士林转二十九路公车到外双溪，如果搭车顺利，光是一站一站地又停又开，在公车上就要花上一个小时，何况还要加上等车的时间，然而一切都是值得的。二十九路公车颠簸地走在大片绿色的原野中，经过两边绿树如隧道的福林路，路的一端据说是“最高领袖蒋总统”住的地方，路的尽头有一所名叫泰北中学的私立学校，向右转弯，车子朝正东方向前进，车的左边是阳明山，右边是蒋介石居所后山的延续，车子正走向一个山谷。

两旁的绿荫不断，风景宜人。我的心雀跃不已，按中国人的算法我已经二十岁了，在此之前我真耽误了不少时光。其中有的是我弄砸的，譬如我曾留级，然而绝大多数的耽误无须由我来负责，我参与了整个中国现当代悲剧的一部分，严格来说，“参与”一词并不合我的身份，我年龄太小，根本没资格说参与，我其实只是悲剧的受害者。但想一想，比我年长的人譬如我的姐姐、姐夫能够算是真正的参与者吗？他们不也是同样的，甚至是受伤更重的受害者吗？

我想起我零落的家庭、不幸福的童年，但我怎么又幸运地得到这么好的机会，让我从此之后可以驰骋在知识的大海里？我好像从一个莫名的地方领取了一副插满白羽的翅膀，进了大学，我就像有翅在身，能够“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周游无限了。这时候的我，有点像写第三号交响曲时的贝多芬，对未来充满了意志与憧憬，前景将无止境地在眼前一幕幕展开。其中有云彩，有闪电，山如奔豹，海如立屏，如诗的弦乐从角落缓缓响起，木管与铜管随即加入，定音鼓轻敲，理想如日，就在不远处，英雄可能是别人，也可能是自己，但不论是谁，这个预期的惊奇终究就要出现了。我想起大学这个词的定义，照中文来讲，大学者所谓大人之学也，我要在这里学习到一个成人的所有条件，照英文来讲，University源自宇宙Universe这个字，表示大学是追求宇宙间最高知识的地方，我将在这里取得进入神秘宇宙的钥匙，从此将浩荡地与造物者同游……想到这些，我兴奋不已，我从来没有如此昂扬与饱满过。公车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