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记忆与时间

三联书店要把我这三本书合起来结集出版，一开始，我有点戒慎恐惧，心想：这三本书值得重新出版吗？后来稍稍安定了，便免不得有点高兴起来，作品被人肯定，说不高兴是假的。

这三本书在台湾同是由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社在二〇〇九年之后分三年陆续出版的，在大陆，《同学少年》二〇〇九年由山东画报社出版过，《记忆之塔》《家族合照》则在二〇一三年由三联书店及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这些文字只是个人人生的回忆罢了，彼此不连贯，所记内容也显得片断。《同学少年》是我读高中之前在台湾宜兰乡下的生活杂记，《记忆之塔》写的是我到台北读大学之后的遭遇感触，《家族合照》则如回光返照似的回过头来写自己家族生活中的一些隐痛，以及一些由家庭扩散出去的微小事件与人物。人微言轻，对个人而言，也许有点纪念的价值，对其他人，是没什么意义可言的。

后来想想，世上绝大多数的人都跟我一样，随缘起落浮沉，都是算不上斤两的“小”人物吧。俗语说天塌下来有高人顶着，高人是伟人，有了他们，我们小人物才能得庇荫、免灾祸。其实再想想，天下的大祸，大多是这群伟大人物惹出来的，他们又聪明绝世，天真塌了，他们自有避难处，可怜的是芸芸众生，最后被迫流离失所的都是我们。

但小人物也无须自卑，因为已经“真”的卑微了，再自卑下去，不是全没了吗？要是说到天地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也不尽然，小人物也有自己的世界，花开花落，自成季节。能滋养、感动一般人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这句话好像是托尔斯泰说的，因为芸芸众生总是以数量取胜的啊。

一般而言，小人物的眼睛还比大人物的清明些，不因为聪明，而是置身环境之使然。大人物如舞台上独白的演员，身体被远近的聚光灯照着，除了自己，看不见四周，表面上的万人迷，其实孤独得要死，不如黑暗观众席中的小人物，反而能把四周看得比较真实。万一发生事端要逃生，暗处的人比较能辨出方向，因此乱世中能茍活的多是小人物，做小人物不见得不好。

我又想起有关时间的事。时间不能重复，哪怕一次也不行，用句比较学术的语言来说：时间是不可逆的。读历史永远不能补救现实，现实马上融入历史，而历史绝不可能重新来过，唐太宗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其实古代的兴替与现今的兴替不同，不宜混为一谈，历史学家很少能成为好的政治家的。三联的编辑刘小姐来信，说各篇文章中的纪年，“十年前”“二十年前”，现在重新出版，是不是要做处理？我觉得这问题很好，切中了时间意义的某些症结。数字是改不胜改的，假如书之后还要陆续出版，读者要记得，书中的纪年是作者写作时的纪年，而不是读者读此文时候往上推的纪年。事情发生过了，记下来算是记得，没记下来的就是忘了，记得是有，忘了是无，忘了就等于不存在了，不是吗？

我有点怀疑“客观存在”这句话。没有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今天历史上的张良、韩信还“存在”吗？《淮阴侯列传》中记了一段极隐秘的事件，韩信当时叛汉之心初露，有一名叫蒯通的相士来见他，文中说韩信令“左右去矣”，意思是要四周的人都走开，蒯通私底下仔细看了韩信的相，跟他说：“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等于直接要韩信叛变了。后人怀疑这段记录，因为当时汉高祖刘邦已几乎将奄有天下，叛汉之事攸关二人的生死，绝不会告示他人的，如此隐秘之事，司马迁何以知晓？

这证明世事在所谓“可信”之中，是有些看起来也不怎么可信的，我们不得不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也牵涉“记忆三书”中有关记忆的部分。

同样是三联编辑刘小姐的细心，她说我文中所引的周璇所唱的一首歌，经她查过歌词原文发现我写错了，问我要不要改过来。我说既错了，就请你帮我改过来吧。事后我想，再好的记忆也可能犯错。有一次我问初中同学古朝郎是否记得国文老师张鸿慈先生要我们背《中庸》“有弗学”的事，他说背书他记得，但是否背了“有弗学”那段他忘了。可见同样一件事，各人“采样”不同，因而记忆也有别了。

有时记错了，反而是一种“存真”呢。我在《同学少年》的《影戏》一文中回忆小时候看日本电影《宫本武藏》，三船敏郎主演的。在文中，我记述宫本武藏跟佐佐木小次郎在海边决斗，结果佐佐木小次郎把宫本武藏给杀了。明白故事的人都知道是我“记”错了，正确故事是宫本武藏杀了佐佐木小次郎，我当时人小，没弄清楚，却把错误当成真实。但如把“记”当成“记录”来说，却算是记对了，因为我把小时候的错误记忆正确地“记”了下来。

事情常常混淆，记忆当然并不那么可靠。文中所记，多属自己内心的孤证，很多已根本无法证实了，有时连我都对自己所写也有点不能确信起来。但这样的信或不信，都无关大局，时间就这样过去，连堂堂司马迁的记录都有人怀疑，那么细琐如我个人的回忆，还有什么好说呢？

但有时还真有出乎意料的事。

我在《家族合照》里有篇《老兵唐桂元》，写眷村一个独居老兵的故事。唐桂元一生做过的只是军队中最基层的兵，连个士官都不是，不识字也没家眷，退伍后在一位长官的家里打杂，不久长官他调，便以捡拾破烂糊口，后来出了车祸成了个瘸子，勉强推着破车以鬻甜食为生，最后怎么了，我因到台北读书，也就不甚了了。唐桂元这个人，在我们所处的大时代中，可说毫无“分量”可言的，古人说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他就算死了，也算是“鸿毛”级的吧。他的存在不被重视，久了连是否存在都令人怀疑了，我在情绪低落时，也曾一度怀疑我所写的是不是真的。

不料这篇文章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分两天在《联合报》发表，不久竟收到一位林耀龙先生的来信，说他是在宜兰的荣民服务处担任罗东区的服务员，他读了我的文章，特别清查荣民服务处的所有资料，发现全台荣民叫唐桂元的共有四人，比较我文章中所说的籍贯、年龄，合理推出以下的唐桂元应是我文章中的“传主”：

唐桂元

1987/04/16苏澳荣民医院住院

1987/06/02出院（资料登记回原单位“屏东荣誉国民之家”，唐在屏东退伍，户籍登记在此处。）

1989/04/03又入住苏澳荣民医院

1989/11/30病逝于医院

1990/03/26安厝于宜兰县军人忠灵祠，安厝号为02257

出生地：广西泉县

出生日期：1908/08/23

后来《家族合照》出了书，我特别寄了本给林先生以作纪念，他又找出书中所写的《书记官郭荣仁》一篇来，说郭荣仁的灵骨，目前也奉安在宜兰军人忠灵祠，安厝号是01339，并寄来灵骨牌位的照片为证。

我真感谢热心而迄今未谋一面的林先生，经他的努力查证，两个完全被时代淘汰、遗忘的小人物至少在我心里又“活”转过来了，也证明我所记的，在此世界是确实“存在”过的。林先生的来信指出我文中说唐桂元自称民前一年出生，属猪，但军中资料却是民前四年出生，不知我是否记错了。但我告诉他以我自己身份证上的资料都有错看来，他们那一代如有错则更在意料之中了。收到林先生的来信之后，我对自己记忆的怀疑感也稍稍减轻了。

便仿哈姆雷特的问题“To be，or not to be”问一句吧，是存在呢，还是不存在？也许可用这个问法吧：现在已不存在的，就叫作“从未”存在过吗？或者再换个问法：历史假如由唐桂元来写，在别人眼中他潦草的存在，是真的潦草吗？一生无依又瘸了腿，是很大的痛啊。这都是攸关生命的大问题，不仅四百多年前的莎士比亚无法解决，恐怕任谁到今都不好作答的吧。

某一个悠悠的夏日，我读到郭珊一篇有回忆性质的文章，文末几句我很喜欢，她说：

风月易醉多情客，但取相思一片云。最纯粹的相思是不恼春风，亦不怜秋扇，唯记得而已。而所有记得的欢喜相逢，都是因为长久的尊重，被时光之水一遍遍地过滤，直至澄净如初。

真是篇好的文章，感谢郭珊对她生命中“记得”的小事总有点痴。哪怕只是一片如雪的广东伦教糕呢，她都可以反复低回依恋。她的痴把我从虚无的险境带入沉静的现实，我宁愿相信她所说的，世上还有许多人、许多事需要我们记得，不管事的大小、人的贵贱，凡存在过的就都有意义，并且值得用时光之水一一淘洗，直到所有回到真实的澄净，不是吗？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溽暑之日写于台北永昌里旧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