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面临的挑战与契机

（一）中国对外开放的水平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经历了由产业间国际分工到产业内国际分工、产品内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历程，世界生产体系在全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垂直分离和再构，进入一个以价值环节分工为基础的全球化生产阶段。在这种分工模式下，产品价值链被分割为研发设计、原材料与零部件生产、产品组装、物流配送、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若干独立的环节，并将各个环节配置于全球范围内最有效率和成本最低的国家或地区。在水平分工阶段，一国的资源禀赋与生产能力只能保证其在部分产业或行业中具有竞争优势，但在价值链的垂直分工中，通过模块化分解，分工参与者进入的是产品价值链中的某些工序或环节，而非完成整个产品的生产，真正体现要素禀赋差异和要素流动的是产品的生产分工环节，每个经济体只是产品价值链中的一环。一国贸易的真实情况并不完全体现在规模和速度上，而是更集中体现在一国所创造的增加值上。跨国公司只要控制了整条产业链的某个垄断性核心模块，就可以控制整个产业。因而，一国或者一个地区的竞争优势及获益能力已经不再体现为某个特定产业或者特定产品，而是体现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占据的环节或工序。21世纪以来，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要素和产业价值链纵向分工方式的形成和高度细分化，推动了产业在国家间的新一轮转移，即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占据研发、品牌销售渠道等高端环节，而把加工、组装、制造等相对劳动密集度高的产业环节转移到像中国这样的低成本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赋予了各环节不对称的垄断势力。处于价值链高端位置的国家可能利用其全球定价权和技术垄断优势阻碍价值链低端国家向高附加值环节转移升级，甚至实施“技术锁定”；同时，分工地位临近的发展中国家从事的制造加工等非战略性环节由于进入壁垒较低，造成过度竞争和产能过剩。这种片断化的价值链分工与产业转移，致使许多后发国家产业体系不完整，产业主导能力弱，获取的分工收益低。

虽然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取得了极大进步，但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角度看，中国的国际地位还不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通过加工贸易和引进外资的方式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2009年起，中国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然而，中国的优势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环节，研发、营销两端薄弱，形成了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低端锁定”，低端产品产能过剩，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的产品不多，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偏低，对全球产业链的整体控制和治理能力偏弱。而且“虚胖”的贸易体量还加剧了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摩擦，同时带来了更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出口产品的标准较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标准低，致使我国产品多次被欧盟非食用消费品快速预警系统（RAPEX）通报，通报比例居世界首位；出口产品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及自主品牌，据测算，中国自主品牌产品出口金额比重不足10%。鼓励加工贸易的各种措施虽然加快了国际化的进程，但对国内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按照增加值贸易核算法，中国单位出口的增加值含量偏低。分行业看，农业、服务业以及纺织服装、家具制造等传统产业单位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含量较高，而机械制造产品等高科技产品以及石油化工等产品单位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含量较低。

在服务贸易方面，虽然中国服务出口国际市场占有率逐年提高，但十几年来连续逆差（见图1-9），与货物贸易呈非均衡的发展态势，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依然较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见图1-10）。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还非常薄弱，同时还面临着来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日趋激烈的竞争。动态来看，2000—2016年，中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指数也并未体现出一种改善的态势，近年来甚至还有所下降（见图1-11）。

服务贸易能级不高，对功能提升作用有限。从服务贸易结构来看，服务贸易仍以旅游、运输、建筑服务贸易为主，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服务连接相对比较弱。2017年三大传统服务行业（运输、旅游、建筑）进出口总额为30 810.2亿元人民币，占服务贸易总额的65.6%。从进口结构看，随着“境外游”持续升温，旅游进口占比达到54.53%，逆差高达2 160亿美元。中国的出境游客与国外入境游客的一个重要区别是，除了度假观光外，购物支出在旅游消费中占比较大，这是导致旅游贸易巨大逆差的主要原因。运输、知识产权使用费、保险和养老金服务也均为逆差（见图1-12）。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方面，也是逆差，且规模很小，目前我们对国外文娱产品的需求日益强烈，如果文化产品进出口放开，而文化产业竞争力较弱，可能会受到较大冲击。教育、健康医疗等服务贸易中，也有较大逆差，且趋势不容乐观。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远大于来华留学生，且中国学生在国外留学，其学费、住宿费、交通费、生活等费用等也远高于来华留学生，如果将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目前服务贸易逆差状况会更为严重；国外育幼养老、健康医疗服务销售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快速上升，境内向境外外流的消费需求规模越来越大。

另外，中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之间良性互动、协同发展的关系没能很好地体现，服务贸易未能促进货物贸易的发展，井喷式的境外游、海外购、留学热导致消费能力大量外流，由于与货物贸易密切相关的运输、保险、金融、研发设计等服务国际竞争力不强，货物出口引致了较多服务进口，但服务进口却未能对货物出口形成有效的支撑与服务，反而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货物进口会带来服务进口的增加，使得服务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事实上，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能够倒逼制造业从低成本、依赖初级要素禀赋的生产模式升级为更多依靠研发设计创造、品牌价值创造和营销渠道的品牌输出模式，一方面将消费留在国内，另一方面也可以提升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和附加值，扩大贸易利得。

因而，中国虽然是贸易大国，但远非贸易强国，要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攀升，还任重道远。

在利用外资方面，随着能源价格上升，劳动力成本猛增，土地价格高企，环保成本攀升等，中国引资的成本优势正快速消退。根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在2014年8月发布的《全球制造业转移的经济学分析》，自2004年以来，中国持续面临成本优势大幅减弱的压力。10年前中国的平均直接生产成本比墨西哥低6%，而2014年墨西哥估计比中国低4%，中国相对美国的工厂制造业成本优势已经从14%减弱到4%，如果这一趋势持续10年，这个优势将在10年内消失。快速上涨的劳动力和能源成本极大地削弱了中国的竞争优势。尽管从2004—2014年，全球前25位的出口国的制造业平均工资都出现了上涨，但中国的制造业平均工资（根据生产率调整后）翻了三倍，达到12.47美元／小时，而美国仅上升了27%，为22.32美元／小时，其他经济体的年均工资增长率仅为2%~3%。在10年间，中国工业用电的成本估计上升了66%，天然气成本猛增了138%。

在对外投资方面，虽然增长迅速，但从总量上来看，中国的对外投资多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八成左右分布在发展中经济体，这些国家和地区市场环境较差，法制环境不够健全，很多为高风险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从投资行业来看，基础设施、能源资源行业和装备制造业在中国对外投资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其相关投资周期较长、规模较大、流动性低，潜在风险较大。从投资主体来看，中国企业全球化战略缺乏，企业国际化与全球化水平还处于起步阶段，海外经营发展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在金融领域，开放程度相对较低，金融业开放度国际排名不仅远远落后于主要发达国家，近年来甚至被诸多发展中国家所超越，金融业国际竞争力较弱，金融抑制过多，金融市场仍存在显著的结构性问题，市场潜力没有被充分发挥出来。人民币国际化仍在路上。

（二）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面临的挑战

过去40年中，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外需及对国外资金、技术的利用。新形势下，中国正面临对外开放的重大契机和严峻挑战。

1．中国需主动应对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构

当前，国际经贸规则正在加速重构，新一轮全球化博弈已从相对单纯的“市场之争”转向深层次的国际经济贸易“规则之争”。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制定权主要掌握在欧美发达国家手中。TPP（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PSA[诸（多）边服务业协议]等规则是在发达国家已经达到高水平的经济发展需求上制定的，要求全面实行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大幅度地开放服务业，施行对政府干预的限制，以及严格的知识产权标准、环境标准、社会责任标准等。这三大协定覆盖面广、标准高，将重构当前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新划分全球经济政治利益，打造市场准入屏障，使中国等国家难以加入，在新规则的制定中丧失话语权，从而削弱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中国被指“国家干预，强力控制市场经济”，与金砖国家全部被排除在这三个协议之外，并把中国排名前10位贸易伙伴基本拉走。这种对中国进行制度性歧视的做法被称为全球“ABC”战略，即“Anyone But China——除去中国谁都可参加”。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TPP后，由日本主导、其他10国参与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于2018年1月达成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CPTPP）。CPTPP保留了TPP超过95%的内容，仅搁置20项条款（其中11项与知识产权有关），而且通过难度大为降低。新协定只需任意6个缔约国完成国内批准程序后即可生效。2018年3月8日，11国代表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了签字仪式。从框架上看，CPTPP依然是迄今为止最高水平的经贸自由机制。第一波加入CPTPP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日本、智利、秘鲁、墨西哥、加拿大11国，共涵盖5亿人口，占全球GDP的13.5%。

这些新规则对中国构成了很大挑战：

（1）经济方面，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空间受限，或导致经济增速降低。

（2）贸易方面，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会刺激区内贸易出口，中国出口在贸易壁垒等因素的影响下，竞争优势会有所削弱，出口受阻。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EWC）指出，“不仅中国的农业、服务业等弱势行业出口规模可能出现下降，纺织服装、机械电子等传统优势行业也难以幸免”；另据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测算，新规则的实施将导致中国出口整体负增长。

（3）投资方面，新的国际投资贸易规则中有关劳工、国企、知识产权等方面的规定将给中国引入外资及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限制，不利于中国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

（4）政治和安全方面，TPP、TTIP对WTO等多边体制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可能会干扰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给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和安全带来不利影响。

同时，区域化规则可能形成对全球规则的替代。长期陷入僵局、没有实质性进展的多哈回合谈判使得世界贸易组织滞后于全球经济的变化，经济全球化进程遇到较大障碍。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前景不明，各国更加注重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多边贸易体制在应对金融危机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时显得有心无力。与此同时，区域经济合作与一体化发展迅猛，自由贸易区、自贸协定、共同市场、货币联盟等区域经济合作与贸易投资一体化机制与安排不断涌现。1990年以前，全球生效的区域贸易协议（RTA）数仅为19个，90年代以后，RTA的缔结数量急速增加。截至2017年，向WTO通报的RTA累积达到670个，生效的有456个。在2000年后生效的RTA中，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所占比例高达90%以上。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贸易投资一体化、自由化等制度安排和规则将主要通过区域合作的形式实现。

2．中国需破解外部增长动力削弱，内部传统优势弱化的现实困境

（1）从外部环境看，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仍呈复苏乏力态势，下行风险加大，全球总体经济环境低迷。发达经济体总需求疲弱，长期增长率不高，新兴经济体总体增长率明显放缓，国际市场萎缩；全球贸易低迷，大大提高了贸易保护和竞争性汇率贬值的风险；发达国家积极实施产业回归和“再工业化”战略，使中国制造业利用外资增幅下降；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加快发展外向型产业，导致中国产业和订单向外转移趋势明显，进一步加剧竞争环境，致使中国面临着发达国家“高端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的双向挤压，外贸增长动力将大大削弱。

（2）从内部来看，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地位和竞争优势发生了较大变化，要素成本持续攀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大，传统比较优势弱化，而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以往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是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然而，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显现，农业富余劳动力快速减少。2015年中国农民工首次出现零增长、负增长，农村劳动力纷纷返乡，劳动力供给不足，机器替代人工有限，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劳动密集型生产的比较优势减少。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16~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末减少371万人，这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连续第三年绝对数量下降。业内普遍认为这一下降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2005年以前，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不足1 000元；此后农民工工资开始缓步攀升，到2015年，全国农民工月均收入水平为3 072元，突破3 000元的关口，比上年增长7.2%。不仅如此，全社会的整体工资水平都有所上升。根据《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2005年以来的十年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了5倍，比1995年上涨了15倍，与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相比，已不具有优势。例如，印度、印尼劳动力成本约为中国的二分之一，越南劳动力成本约为中国的三分之一，柬埔寨劳动力成本约为中国的四分之一。土地成本大幅上升，特别是2008年以来，政府土地出让成本明显上升，收益下降。政府对土地的使用政策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导致工业用地成本上升。动态来看，中国正处于艰难的结构调整期，以前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劳动与资源密集型产品，其比较优势明显弱化。中国制造业利用外资整体比重下降，出口订单快速向周边国家转移，不仅纺织服装等传统优势产品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份额明显下降，低端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速也开始落后于部分周边国家，市场份额被逐步蚕食。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虽然发展较快，但企业掌握的关键核心技术少，技术创新能力不强，缺乏开拓国际市场的经验，支持相关产品出口的金融和财税政策、体制机制不完善，出口潜力难以得到充分发挥。此外，跨境电商、融资租赁等新兴贸易方式发展面临诸多障碍，贸易便利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3．需破解贸易、投资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对中国形成的冲击

世界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国际市场需求疲弱，全球贸易明显低于世界经济增速。外部环境趋紧，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美国提出的“购买美国货”条款使贸易保护主义呈进一步蔓延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以维护经济安全和保护本国幼稚产业为由，出台了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措施，阻挠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企业出口。从传统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到技术性贸易壁垒、行业标准等，以及产业保护主义，当前贸易保护主义的形式更加复杂多样，隐蔽性更强。高筑贸易壁垒将加剧各国间的紧张关系，加深全球性的经济贸易萧条。全球贸易摩擦依然高发，多边贸易体制遭遇新挫折。由于中国外贸出口市场布局还不够均衡，出口产品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品的竞争都不同程度地加剧，容易引发贸易摩擦。近年来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摩擦有增无减，影响产业范围很广，特别是高科技产品成为摩擦的新热点，涉及产品多，且涉案金额大，对中国外贸的转型升级产生了较大冲击。一些贸易强国不断强化贸易救济调查执法，放宽立案标准，实施更为严格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规则，对中国出口企业裁定以较高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率。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一些国家制造业陷入困境，产业保护的呼声上升，致使对中国的贸易摩擦也日益增多。一些自由贸易协定、自贸区、货币区等经贸或金融安排可能导致WTO不同成员之间形成相对封闭的经贸集团，区域贸易自由化有取代全球贸易自由化之势，对协定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将产生挤出效应。在投资领域，外资监管审批政策趋严，发达国家纷纷加强了对关键技术和核心基础设施的保护，对涉及技术、资源等领域的投资采取了多种更加严格的限制措施，外资准入政策收紧，准入审查风险呈上升趋势。

4．中国需在新型国际分工模式下重新寻找坐标

历史上的大国崛起，都是沿着科技领先—装备领先—经济领先—政治优势的轨迹来发展的。一国经济的短期快速增长可以通过追加要素投放来实现，但其高效和长期增长则更多地依赖创新能力的稳定提升，而后者离不开技术进步。科学技术的变革会导致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空间生产以及生活方式的变化。这些新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等改变了传统的国际分工格局，即“发达国家技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高收入国家市场”，现如今生产的片段化、营销的全球化、价值链的一体化成为新的趋势。

新的分工模式可能强化发达国家的领先优势，而使发展中国家落入“低端锁定”的困局。处于制造业高端的美、日、德、英、法等国的竞争力明显增强，在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信息技术等高技术产品和高端服务领域快速发展，高技术产品和服务贸易持续增加。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为了寻找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出路，开始重新重视制造业，如：德国推出了工业4.0战略，日本政府公布了“机器人新战略”，美国推出了“美国创新战略”“实现21世纪智能制造”“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英国发布了“英国制造2050”。从发达国家制造业的走向来看，制造业正在不断从硬件向软件、服务、解决方案等无形资产转移，从“物理”到“信息”转移，从“群体”到“个体”转移。这些通过信息技术与工业相融合以提升制造业水平的国家产业战略，将会对今后的全球产业布局产生深刻影响。

与之相比，中国在这些领域仍有较大差距，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由于主要的利润空间和发展前景都主要集中在价值链分工的两端环节，发达国家凭借先发优势往往把控着这些环节，并竭尽所能阻碍这些高端产业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采取多种手段抑制技术的转移和外溢，而这会延缓我们的产业转型与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