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小报第一支笔
第一节 小报笔战健将
小报最早始于上海游戏小报，清末小说家李伯元所办《游戏报》为典型，以刊载消遣趣味文字为主。近百年来，上海出版的小报不下百种。虽然小报良莠不齐，但当时确实为广大市民所喜爱，对推动中国新闻事业，作为大报的某些补充，以及版面编排的改革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民国成立，上海的小报又是一种情景。民初的游乐场轰动一时，新世界游乐场经理黄楚九于1916年出版《新世界报》，延请孙玉声（海上漱石生）为主编，这是上海第一张游乐场报。翌年，黄楚九脱离新世界，另外创立大世界，孙玉声随往主编《大世界报》。《新世界报》改由郑正秋任主任，奚燕子为主编，编辑助理为姚鹓雏、周瘦鹃、闻野鹤、陈小蝶、吴绮缘、周剑云、戚饭牛、恽秋星、尤半狂等，刚踏上文坛的平襟亚也是助编之一。直至杨尘因接任主编，襟亚才卸任助编。[45]
《新世界报》曾举办过三次“花国选举”，搞得非常热闹。襟亚身临其境，感受强烈，《人海潮》中对此有细致的描写，无意中留下了一段史料：
且说“大总统”登极那天，场中布置得堂皇典丽：一间大厅上，正中一座高台，三把龙椅，左右“总揆”阁员席；台下排成半圆形，“都督”“巡阅使”“花政长”座。以下一排一排三四百位来宾座，桌上满装花朵、茶点，电光下远望，如瑶台仙境，蠙阁螭宫。厅后元老座，参众两院席，厅前细乐悠扬，弦管咿呀，名花翩然而至者二三百人。元老用红色汽车往迎正、副总统，军乐前导，侍从武官三十余人将护而至。冠芬长身玉立，体态丰腴，身御黄色金绣团龙旗袍，四缀明珠百绯，垂垂如缨络。胸悬碗大宝石山茶花球，四缀茉莉，花心装一电炬，花球四周别上四只钻石蝴蝶，花心电炬照耀，闪闪作万道金蛇，徐登宝座。两旁贝英娇小玲珑，丰致嫣然；菊云袅娜丰裁，秀眉媚目；大家打扮得如花如锦。莲英风骚绰约，姿态活泼。一众执事，环肥燕瘦，各擅胜场。长千花于一室，聚百美于当筵，真算得千载难逢之胜会。当总统御极时，赞礼员喊着：“全体名花，向大总统行三鞠躬礼。”不约而同，大家站起来，弯了三弯身子。（《人海潮》第十九回）
《新世界报》影响所及，各游乐场纷纷自出小报，如周瘦鹃为先施公司主编《先施乐园日报》，其他还有《劝业场日报》《新舞台报》等，襟亚在这些小报上发表过不少游戏之作。
延续到20年代，以《晶报》为代表的三日刊，成为小报的主流。《晶报》原为《神州日报》附刊，1919年3月由余大雄接办，独立发行。《晶报》继承了晚清小报的消闲性质，但又有不同，为熔新闻、文艺、知识、娱乐消遣于一炉的综合性小报。《晶报》誉满申城，受到广大读者喜爱。
为了扩大《晶报》的影响，余大雄故意在小报上引发文人之间的种种争端，挑起笔战。余大雄笔墨尖刻，他和主笔张丹斧动辄在《晶报》上指桑骂槐，尤其对于陆澹庵骂得最凶。京剧名青衣绿牡丹从陆澹庵学书法，陆为鼓励她，在《晶报》上写了不少诗文吹捧这位名旦。《晶报》对陆澹庵长期狂捧无度深感厌烦，约请毕倚虹撰文讥讽陆澹庵“中了绿气”（旧时氯气称“绿气”）。陆澹庵和其他被骂的人因为没有地盘可以回骂，因此与朱大可、施济群、孙玉声等10人集资，于1923年10月创办三日刊《金钢钻》报，曲意金钢钻可以克“晶”。所以，两报一开始就处在敌对状态。
《金钢钻》报第一号出版，就向《晶报》猛烈进攻，称余大雄为蹩脚编辑，毕倚虹为蹩脚律师。毕倚虹马上还击，骂《金钢钻》报的编辑施济群为“脚编辑”，因为他曾以卖脚气丸为生。后来陆澹庵出马，以西门庆影射毕倚虹，以其住在西门恒庆里之故。而毕倚虹也不甘示弱马上回击，直指陆澹庵穷捧绿牡丹，是别有所图。小报史上第一场大规模笔战就此展开。这一战历时半年，《金钢钻》报就此销路大增。
当时被誉为小报界“四大金刚”的有《晶报》、《金刚钻》报、《福尔摩斯》报、《罗宾汉》报。《罗宾汉》报被小报界公认是“戏报鼻祖”，创刊于1926年12月，创办人与主编是朱瘦竹、周世勋。该报先后出版过梅兰芳、荀慧生、程砚秋、尚小云、谭富英、马连良、盖叫天、周信芳等南北巨伶的特刊、专页，每期有关戏曲界的掌故、趣闻、轶事、动态连续不断，赢得了广大戏迷的欢迎。到1949年6月停刊时，《罗宾汉》报历时23年，出版时间可为小报之冠。
自英国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风靡一时之后，“福尔摩斯”之名几乎妇孺皆知。1926年7月，胡雄飞、吴微雨、姚吉光、汤笔花合办的三日刊《福尔摩斯》报创刊。胡雄飞任经理，吴微雨为编辑，姚吉光主持内政，汤笔花负责广告。在该报早期阶段，有平襟亚、秦瘦鸥、中医师陈存仁、胡憨珠、陈听潮（后改名陈灵犀）、沈吉诚、吴微雨的兄弟吴农花等经常供稿。詹纪凤律师和平襟亚担任法律顾问。
《福尔摩斯》报和大部分小报不同，不登风花雪月之类的文字，专门选择一些大报所不便刊登的社会内幕新闻，揭露社会黑幕。采用这一方针，虽然能够吸引读者，扩大销路，而麻烦也就经常发生。当时上海公共租界的特区法院常来传讯主笔和经理，追究文稿的来源。有时流氓也来打砸报馆，投恐吓信。吴微雨因此拜了黄金荣做“老头子”。《福尔摩斯》报成立不久，襟亚应吴微雨之约，写了一篇揭发流氓借“花会”、赌博诈人钱财的文章。该文刊出后得罪了法租界巡捕房流氓包探程子卿，程子卿当晚就把小报馆砸烂，襟亚与吴微雨因畏惧不敢出来。此事被苏州黑社会人物谌则高获悉，就出来做了和事佬，他偕襟亚、吴微雨前去拜访青帮头子黄金荣。经黄金荣调解，双方的纠缠才算了结。谌则高和平襟亚关系颇好，后来还结拜为兄弟。[46]
因为类似情况时有发生，很多小报报人和帮会发生了关系。平襟亚和吴微雨、施济群、胡憨珠等，都拜了黄金荣，姚吉光拜了曹幼珊，黄转陶拜了张啸林，毛子佩拜了杜月笙。俞逸芬拜的是袁寒云，袁寒云是袁世凯的次子，位列“民国四公子”之首，当时是《晶报》名义上的主笔，他虽是一位名公子，文采风流，擅长书法、昆曲，可也是青帮帮会的一个“大字辈”成员。[47]
某次，《福尔摩斯》报和《晶报》、《金钢钻》报同时刊登了汉口路一家药房的药品广告，租界当局认为这种药品是春药，由捕房英籍律师博良出面，向特区法院对《福尔摩斯》报提起公诉。开庭时由承审官沈叔木主审，他听了原告之词后，不许詹纪凤律师和平襟亚两位法律顾问辩护，宣判处罚被告现金500元，如无款就扣压《福尔摩斯》报。小报是只靠广告和发行两项收入来维持的，500元罚款对《福尔摩斯》报影响很大。因此该报除向法院进行上诉之外，又由詹纪凤、平襟亚根据法律条款撰写了一篇文章进行辩护，希望读者能主持公道。主笔吴微雨出面将这篇文章登在该报第三版，文中嵌着姚吉光画的三幅插画，有一幅描绘的承审官沈叔木的小圆脸盘、戴墨晶眼镜的形象。或许是这篇辩护文章起了作用，在由另一承审官主审上诉庭时，当庭宣布上次所缴罚款500元暂予领回，并劝告今后发表针对法院的文字时必须郑重。
《福尔摩斯》报受到这一次打击之后，在内容上略有变更，开始注重刊登公堂审案消息。当时，香港虎标永安堂为了推销万金油（即清凉油）、八卦丹等几种药品，来沪开设分店。它的开业广告，大报只登《新闻报》，小报只登《福尔摩斯》报。因未在《晶报》刊登广告，《晶报》就策动老报人包天笑写了几次文章，讽刺虎标永安堂，并攻击《福尔摩斯》报。襟亚在《福尔摩斯》报上撰文还击，形成一场笔战，愈战愈烈，几至涉讼法庭。后经郑毓秀、陈则民两律师从中调停，这场笔战才终结。[48]
当时沪上有一家名叫“包平和”的老牌鞋店，《晶报》登过一篇文章《包平和》，记述包天笑、平襟亚大打笔战，之后经人调解而和好的经过。
在小报界，平襟亚如鱼得水，他笔调幽默活泼、笔端尖刻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被人称作“小报第一支笔”。[49]舆论界称史量才、汪汉溪、狄平子、席子佩为大报四大金刚，平襟亚和余大雄、吴微雨、冯梦云被称为小报四小金刚。[50]襟亚在小报界的声望由此可见一斑。襟亚的小品常在各小报上刊载，署名有网蛛生、秋翁、襟霞、襟霞阁主等。玖君在《报人外史》中这样评论襟亚：
先生为报人中的清客，书贾中的逸士，本报《社日》《说日》等，时有阁主署名的轻灵小品，片段解颐，信手拈来，皆成妙谛，阔斧（长篇）短刀（小品），十八般武艺，件件皆精。
当代学者孟兆臣研究小报多年，他在各种小报上检索到的平襟亚作品有：
《福尔摩斯》之《文妖活现形》，网蛛生戏述；《铁报》之《秋斋笔谈》，秋翁；《东方日报》之《秋斋笔谈》，秋翁；《社会日报》之《秋灯梦忆》，秋翁（文言）；《民初秘乘》，秋翁；《社会日报·每日画刊》之《古艳钩沉》，襟霞编辑；社会讽刺小说《黑莱姑娘日记》，网蛛生、徐培仁合译；侦探小说《蒲公英秘书》，网蛛生、史炎合译；《书城搜奇录》，襟霞阁主；《海报》之《秋斋笔谈》，秋翁；《秋斋说笈》，秋翁；《小说日报》之《小说偶谈》，襟霞阁主；《奋报》之《襟霞阁漫笔》；长篇侦探小说《灯光血影录》，襟霞阁主译；《新世界》之义侠短篇《烈女殉节记》，襟霞阁主；《剑底萧魂录》，襟霞阁主。[51]
对当时小报文人编报的情形，张爱玲曾根据她的所知所闻作过描述，从中不难想象平襟亚作为小报记者的另一面：“社会小说在全盛时代……写妓院的太多，那是继承晚清小说的另一路线，而且仍旧是大众憧憬的所在，也许一般人太没有恋爱机会。有些作者兼任一家小报编辑，晚上八点钟到报馆，叫一碗什锦炒饭。早有电话催请吃花酒，一方面‘手民索稿’，写几百字发下去——至少这是他们自己笔下乐道的理想生活。小说内容是作者见闻或者是熟人的事，‘拉在篮里便是菜’，来不及琢磨，倒比较存真……”[52]
今天的读者看到“妓院”“吃花酒”等字眼，往往和“性交易”“黄色”联系起来，其实在近代，许多高级妓院不过是一种公开的社交场所而已。比如晚清时期的革命党人，就常常在妓院开展活动。当时的高级妓院虽然也含有性的成分，但是有各种规矩和尺度的。与平襟亚有半世纪交往，曾创办《海报》的金雄白说：“我与他（编者按：指平襟亚）真是五十年的朋友，在战前同逛长三堂子（上等妓院），也一直在旅馆所开的长房间中每晚大谈其洋场风物，往往直到天明。他把听来的一切趣闻艳事，写成社会小说。”[53]
襟亚在《人海潮》续集《人心大变》的序言中，称自己一度“竟日度着三馆（妓馆、旅馆、菜馆）生活，心旌摇摇，不能自主”。那时包天笑与毕倚虹等著名文人就是这样编报的，踏入小报界不久的襟亚自然也是如此。当年到大上海来闯世界，就像小说中的沈衣云一样混迹于熙来攘往的人海之中，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难于排遣内心的苦闷与空虚，只觉得前路茫茫，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襟亚和很多小报文人一样，抱着“玩”的心态来为小报写作。他们的冶游，是十里洋场中娱乐消遣的普遍现象，又是文人“才子佳人”旧风习的遗留。正如出版家张静庐所说，文人“一定要‘风流’，才可以称为‘才子’，一定要进出娼门，才配称得起为‘洋场才子’”[54]。
襟亚又曾写道，自己涉足花丛是跟着朋友一起玩，结果有一次还被朋友叶仲方捉弄得叫苦连天。襟亚那天和一个认识的花丛女子在著名的沙利文咖啡店吃午饭，被叶仲方撞见。叶仲方是有名的捣蛋富家子弟，他热情地代付了饭钱，又把襟亚和那女子拉上他的汽车。结果汽车一溜烟开到了世界书局，叶仲方在书局门口连声呼喊书局经理沈知方，说平先生带着相好来请沈经理去吃花酒。襟亚被搞得哭笑不得。当时平襟亚一家就住在书局，妻子沈慧珠闻声而出，她人很开通，对文人狎妓游玩的社会情形也是见怪不怪，她大大方方地把那个花丛女子接进客堂，化解了丈夫的尴尬。[55]
从上面的故事可以看出，沈慧珠也是颇有能力的。值得一提的是，她还妥善解决了与平襟亚的情感危机。郑逸梅在《朋友的故事》一文中写道，平襟亚一度有过红颜知己。襟亚曾瞒着妻子，在外弄了一套房子，购置了全套的红木家具，富丽堂皇，颇为舒适。后来襟亚和异性朋友到杭州西湖春游，一去十多天。等回到上海，发现藏娇的金屋里的家具全部不翼而飞，向邻居打听后才知道原委。原来，沈慧珠早就看透了丈夫的隐秘，一直忍着不说。等到这一次有机会了，老实不客气地把家具搬回家，自己派上了用场。襟亚被搞得啼笑皆非，既不能向慧珠讨还家具，又无法在恋人面前托词掩饰，弄得毫无办法。最后，因为妻子釜底抽薪式的“执法”，襟亚到底和恋人脱离了关系。此事大约发生在1930年前后，平襟亚从此收回了心，再不曾做过这种对不起妻子的事情。
平襟亚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这段时期，作为《福尔摩斯》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成为上海滩上小报界著名的撰稿人。1928年的《奋报》上有篇文章对他作了描述，寥寥数语，小报文人平襟亚的生动形象就跃然纸上：
平襟亚寓居上海的时期里，每期里都有他的大作，有时候有五六篇之多。平襟亚的笔路，素以尖刻著称，人家所想不到的，他能在笔路上形容尽致。以前《福尔摩斯》上小方块里的文字，十九是他的作品。说几句打趣的话，把看的人肚皮也笑痛了。他的署名，并不十分一定。去年间，自从六月至十二月止，这六个月间，是平襟亚的撰稿时期，就是和《晶报》开笔战的时期，一场混战，非常厉害，恐怕读者脑筋里，至今还留着很深的印象罢。[56]
平襟亚的名字，在上海的小报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第二节 与吕碧城的“狗官司”[57]
1926年，上海文化界闹起了一场沸沸扬扬的大风波，那是女词人吕碧城控告平襟亚的一场官司。
事情是由一条狗的受伤引发的。在这一年元宵节过后的第一天，为了替世界书局和上海东亚书局、共和书局作宣传，沈知方、平襟亚、李春荣迎合小报潮，创办了《开心报》，这是一张三日报。襟亚是名义上的编辑。报社设在麦家圈，社址曲里拐弯，不易找到，平襟亚幽默地和朋友们说开玩笑说：“‘开心’是需要寻找的。”
没想到，《开心报》只办了几天，就出了一桩官司，弄得平襟亚很不开心。事情是这样的：3月的某一天，《开心报》刊出了一篇《李红郊与洋狗》，署名“捉刀人”。文章说上海有一位女文豪李红郊，她每天的清课，总是一早拿了她的一本诗集，叫汽车夫往各处文人家里拜访，同时送诗集，请求指教。直到晚上回来，亲自把她的一条心爱的苏格兰种洋狗，放入浴缸，替它洗澡。
作者“捉刀人”是小报文人王小逸的笔名。那时。王小逸正在周瘦鹃办的《紫罗兰》半月刊上连载长篇小说《春水微波》，反响不小。文中的“李红郊”明显是影射女词人吕碧城，吕碧城的确出版了一本诗集《信芳集》，每天一早开了汽车去送给朋友。而且她有善待动物的仁慈心肠，后来还曾参与世界动物保护运动。她家里畜养的一条洋狗叫杏儿，每晚上要替它洗澡的。有一次杏儿被某外侨的摩托车辗伤，吕碧城请律师与之交涉，送入兽医院治愈方才作罢。
吕碧城是安徽人，出身富贵，诗文都做得很好，旧学很有根底，还曾出过洋留过学。她是中国教育史上女子公学第一位女校长，还做过袁世凯总统府秘书，经商又很成功，成为十里洋场上的第一女徽商。吕碧城为人心高气傲，目空一切，周旋于以男权为主导的上流社会中，文人雅士众星捧月，她摆着名女人的架子，做不到心平气和地立身处世，缺少和普通女人那样谈婚论嫁的正常心态。
吕碧城当时寓居上海，她的洋房别墅坐落在上海静安寺路同孚路，内部欧式陈设富丽堂皇，钢琴、油画点缀其间，并雇有两名印度籍仆役，出入则以汽车代步。家里不时开跳舞会，当时中国会跳舞的人少之又少，座上嘉宾全是外国人。她奢侈的生活引人注目，尤其她当时还是单身，她的择偶自然引起小报的广泛注意。郑逸梅在《艺林散叶续编》中转述叶遐庵（恭绰）的话，说吕碧城曾经说过：“生平可称许之男子不多，梁任公早有妻室，汪季新（精卫）年岁较轻，汪荣宝（汪东之兄，国会议员）尚不错，亦已有偶。”可见其择偶标准之高。由此也带来择偶的难度，以至最后终身未婚。
《李红郊与洋狗》刊出后，吕碧城拿了这份《开心报》，跑到租界领事团的英国卓领事公馆中，向领事哭诉。卓领事是会审公廨领事团的主席，吕碧城与他关系莫逆。所谓会审公廨，是1864年清政府与英、美、法三国驻上海领事协议在租界内设立的审判机关，规定凡涉及外国人的案件必须有领事官员参加会审，凡中国人与外国人间诉讼，若被告系有约国人，须由其本国领事裁判，若被告为无约国人，须由其本国领事陪审。所谓会审，空有其名，最后租界内纯粹中国人之间的诉讼也须经由外国领事观审操纵判决，是领事裁判权在华的延伸。
卓领事势力很大，喜欢说上海就是他的上海，一切地方行政、经济、司法全由他操纵。所以吕碧城有了卓领事的撑腰，不用请律师提起诉讼。据事后一位翻译说，吕碧城去哭诉时这样说：“有《开心报》的记者，名‘捉刀人’，他在报上骂我。还连带骂你，说你是一条苏格兰的洋狗，我替你洗澡，还有种种不堪的话。”卓领事听了大怒，于是下令巡捕房严办。
平襟亚后来在《和两位名女人的官司》中写道，捕房探员潘连璧平素和他颇有交情，那天气急败坏地赶到共和书局，报告说店里出了乱子，卓领事因报上骂他，命令捕房立即开出拘票，要把负责人和写稿的“捉刀人”拘案严办，“现在拘票已出，就要来捉人，应三十六着走为上策”。平襟亚听了感到莫名其妙，还不知为了哪一篇文字犯了案，马上翻来覆去仔细检查最近所出版的刊物。这时，突然有外国探长萨乃文带领了探员薛子良等二人，闯进到书店，要捉姓平的人。襟亚来不及逃避，正在无可奈何之时，亏得探员薛子良认识他，暗中帮了他一个大忙。薛子良假作不认识，气势汹汹地问：“这里有个叫平襟亚的人，现在到哪里去了？”襟亚顺水推舟，谎称姓平的当天早上到苏州去了。薛子良和襟亚关系很好，做出信以为真的样子，就不再问下去。探长查抄了许多报纸，捆载而去。临走之时留下一张拘票，上面写着令平襟亚必须自行投案，于第三天上午9时到会审公廨刑一庭受审。
襟亚是一介书生，怎么敌得过租界领事的势力。到了开庭那天，襟亚躲了起来，由李春荣代替上堂。平襟亚在文中描述，李春荣被押入被告栏站立，看见原告栏内站立的那个女人，“头戴西洋式草帽，帽搪上还插了两根黑色羽毛，扣了一朵红花，身穿洋服，腰围绝细，下面长裙委地，鼻上架着墨晶眼镜，唇点朱红，绝似一西妇”，以为她是卓领事的夫人，直至点名时才知道她就是吕碧城。
当法庭庭丁呼喊被告平襟亚名字时，李春荣急忙声明自己是共和书局经理李春荣，被告平襟亚是共和书局雇用的，由平襟亚负责主编《开心报》，书店接到拘票时，平襟亚已去苏州探亲，不在上海，等他回来后投案应诉。至于文章作者“捉刀人”，是一个投稿的人，一时找不到他，请庭上改期再审。当庭法官名叫关絅之，本来准备拿起笔写“准予改期”。不料，吕碧城立即抗议，说有人昨天还看到平襟亚在上海。卓领事立即在捕房介案单上写了一行字，递呈法官，关絅之不敢得罪卓领事，看完字条只好以欺骗公堂之罪判李春荣关押捕房三个月。
得到好友身陷缧绁的消息，襟亚心中不忍，立即就要去投案自首，后经好友相劝制止。襟亚冷静下来后，细细想了想，觉得如果他去投案，探长一看就知是那日在书店询问之人，探员薛子良会就有“纵放”之罪，也要被关起来。文人怎能敌得过“洋地头蛇”！襟亚权衡利弊，只得逃到杭州，在小旅馆里隐姓埋名地住了下来。三个月后，平襟亚在杭州再也住不下去了，偷偷地回到上海，连夜携同妻子离开已经居住了十年的大上海，搬到苏州去落户。他在苏州富仁坊巷租赁了套房子，改名为沈亚公，平日里闭门不出。外界都传说他失踪了。
这期间，沈知方、李春荣到苏州探望过平襟亚三次。恰好郑逸梅等人组织了一个文社“星社”，同仁有陶冷月、徐碧波、程小青、蒋吟秋等，每月雅集一次，切磋学问，交流心得。郑逸梅回忆说：“恰巧这一届由我当值，我知道襟亚蛰居闷损，便邀他也来参加，并告于他，这些社友，无不处事审慎，守口如瓶，在这方面，可无疑虑，襟亚也就放胆来临。”在觥筹交错之际，郑逸梅劝平襟亚：“乘此闲暇无事，何不重温笔墨，有所述作留待他日之需，益为遣闷计。”[58]
襟亚听了建议，想起多年来自身的经历，唤醒了旧日的记忆。他开始发愤写作，日夜笔不停挥地写了一部长篇社会小说，这就是《人海潮》。因为对吕碧城余恨未消，襟亚在小说中借书中人之口，诌出“吕小姐下口大于上口”的恶谑，他性格中爱开玩笑的特点再次显露无余。幸好到小说出版时，吕碧城已远在欧洲，并不知道此事，否则这场官司又是襟亚消受不起的。
再说吕碧城到处找不到襟亚，非常愤怒。她征得平襟亚照片一帧，马上致信沪上各大报馆，自费刊登大幅广告，通缉襟亚。有一次，沈知方、李春荣到苏州探望襟亚，带来一份《神州日报》，报上的广告登着“吕碧城悬赏缉拿逃犯平襟亚”，又说如有人通风报信捉到该犯，愿将慈禧太后亲笔所绘观世音菩萨像一幅奉赠。襟亚看了广告，只好作一番苦笑，他对沈知方、李春荣说：“本人觉得与吕碧城未谋一面，素不相识，她这广告，好像和我有杀父之仇，真是何苦如此呢。想我是个穷书生，如今身价居然也值一幅名画，可称异数。”
沈知方临别时劝慰平襟亚，只要不进入上海租界就绝无危险，吕碧城的靠山就是卓领事：“如今你身在苏州，她的势力范围所不及，莫说观世音画像，便是玉皇大帝的画像也吓唬不倒人的，你放心就是。”平襟亚感激不尽，与他们分别后，放下心来继续创作《人海潮》。
1926年秋，吕碧城离沪赴美。临别时，她将爱犬杏儿赠予好友杜月笙。杜月笙是上海滩大亨，青帮头子。吕碧城后来每次与杜月笙通信，都会问到杏儿的情况。不久，杏儿死了，得知这一消息后，吕碧城惆怅不已，曾作诗纪念：“依依常傍画裙旁，灯影衣香忆小窗。愁绝江南旧词客，一犁花雨葬仙庞。”她的爱狗成癖，由此可见一斑。
1927年，北伐军到了上海，将上海的会审公廨收回，改作临时法院，领事裁判权也同时取消，局面为之大变。当年5月，平襟亚挺起腰板回到上海，把《人海潮》交给沈知方、李春荣二人去出版。同时又经过老友钱芥尘介绍，委托女律师郑毓秀写信给吕碧城，信上说襟亚在郑毓秀的律师事务所当秘书，如吕碧城要涉讼，可催法院传讯，如果一星期内不去催，郑律师将向法院请求撤销以前的通缉令。此时吕碧城的靠山已倒，接信后置之不理。郑律师当即向法院申请，撤销了通缉平襟亚的命令。
一场“狗官司”经过一年又三个月，至此总算结束了，而平襟亚的长篇小说《人海潮》出版后轰动一时，半年时间内狂销5万余本，一举奠定了平襟亚在文坛的地位。如果没有吕碧城与平襟亚的这场“狗官司”，平襟亚未必能想到写《人海潮》这本书，自然也没有机会成立中央书店。
因祸得福的故事，在平襟亚身上演绎了一个新的版本。
第三节 《人海潮》奠定文坛地位
1927年5月，平襟亚携眷重返上海，此时他的大儿子沈东海刚刚出生不久。沈知方和李春荣为他置酒欢迎，庆祝长篇小说《人海潮》的完成。
沈知方对襟亚说：“10年前你从一本书起家，今天你再从一部书致富，我保证你可以实现这一愿望。”李春荣也表示支持。于是，平襟亚以这本50万字的小说充作资本，沈知方支付排印工费用，李春荣买了纸张，以新村书社的名义印成初版5000部。这部小说分订5大厚册，装在锦匣内，定价每部5元，实售3元。同时，三个人合开了一家“中央书店”。
襟亚以“网蛛生”作为《人海潮》著者笔名。《人海潮》出版之后，以大幅广告在《新闻报》上作宣传，号称“晚近第一部社会长篇大说部”。一干文坛名流，也纷纷出手相助。郑逸梅的内兄周梵生曾得到袁世凯聘请，在袁的老家河南彰德养寿园为西席教师，教授袁世凯次子袁寒云的几个儿子读书，因此代平襟亚索得袁寒云为《人海潮》题签并作序。民国元老李根源题扉页，胡亚光、张荻寒绘插图，郑逸梅校订，作序者还有钱芥尘、程小青、张秋虫，题词者有杨了公、王小逸、顾佛影、赵眠云、范君博、郑逸梅、范烟桥。声势浩大的宣传引起读者的浓厚兴趣，光门市销量每天平均就达200多部，初版不满一个月就全部售完了。接着再版7000部，一半分发到世界书局在各省的代销处，留下半数供应上海市场。经过大约半年的时间，一印再印，销量达5万部，结算盈余已超过了10万元。
《人海潮》是最终奠定平襟亚小说家地位的苦心经营之作，他由此跻身旧派文学名家之林，成为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
正如袁寒云在序中指出的，《人海潮》将上海滩上“凡艺林、花丛以及种种秘幕未经人道者，皆网罗在内”。这可算是对《人海潮》的一个非常概括的总结。袁序又说：“网珠生自谓‘人海潮’，余直谓‘人海镜’耳。”确实，襟亚用笔制造的这面镜子是有自己特色的。
这部小说与很多描写上海滩的社会小说不同。小说前10回纪实性地描写了以常熟辛庄为背景的农村生活，反映了民国初年江南农村的种种社会危机。在地主敲诈勒索、农民难以为生的社会状况下，襟亚以逼真的细节叙述了乡董独断讼诉、地痞横行乡里、农民纷纷涌入都市的故事。襟亚以自己为原型，塑造了一位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沈衣云。沈衣云是没落的书香子弟，小说中穿插了他与陆湘林、陈琼秋的三角恋爱关系。衣云与湘林一见钟情，湘林之父包办女儿婚姻，衣云只好选择表妹琼秋。小说最后，衣云从沪回乡后，终日精神萎靡，逐日消沉，直到湘林抑郁而死，他才懊悔不及。农民金大的女儿银珠，也是一个贯穿全书的人物，“一片汪洋田庐成泽国”的水灾逼得他们“一家门兄弟夫妻女儿五人到上海来寻生意”，以致将银珠送进了妓院，成了名噪一时的红倌人（旧时卖艺又卖身的欢场女子）。
到了小说后40回，前10回中的人物来到上海，描写他们的所见所闻。襟亚在“著者自序”中称“随笔写来无多寄托，无甚结构，事实随意拼凑，人物随境穿插，拉拉杂杂，不免琐碎之讥”。凭着记忆，襟亚把他在上海的所见所闻信手写来，展示在“人海潮”这幅长长的社会画卷中。上海的社会状况和风俗人情，历历如绘，其间有“军阀官僚的豪奢，名士美人的风流，妖姬荡妇的放浪，市侩文妖的狡狯”[59]，小说对“海派高僧”、靠“慈善事业”发财的“善棍”等社会丑恶现象也予以了批评和谴责。
襟亚寓居上海十年的生活，是《人海潮》的创作素材。后40回主要写了海上文坛面面观，对照他晚年的回忆《六十年前上海出版界怪现象》，《人海潮》留下了当年上海出版界的许多史料，弥足珍贵。在《人海潮》中，许多史料已经融进了小说情节，这些情节都与以环球书局编辑马空冀为首的一群海上“文豪”有关。马空冀其实也是襟亚本人的一个影子，只是马空冀的形象结合了别的出版界投机商人的事迹，没有像沈衣云那样完全是影射襟亚。
在小说中，马空冀说：“我们在上海社会，也算得是一员投机健将，各种投机事业总要尝试尝试，结果决不致给潮流卷去，可也不容易了。”小说第32回中，有的出版商开导沈衣云，出版只讲究营业和赚钱，因此书名最为重要，内容却在其次，顾客看了书名被吸引，买回去发现内容不通，也不能够来退换。“上海出版潮流千变万化，这并不是书贾的欢喜变化，是阅者的眼光变化。书贾无非想赚几个钱，不得不随阅者眼光转移，迎合阅者心理，投其所好，利市十倍。”像“恨”“怨”“悲”“魂”“哀史”“泪史”名目的书，在民国初年曾轰动过一时。以后潮流转移到武侠一类，什么《武夫丛谈》《武侠大全》《侠义全书》《勇侠大观》，后来越出越多，“甚至一根烟杆子刺杀128个好汉，两柄宝剑，鼻子里进去，屁股里出来，简直像说梦话一样，看的人也就没有兴味了”。书业潮流很快移到出版黑幕书上，如《黑幕大观》《黑幕汇编》《黑幕里的黑幕》《姨太太黑幕》《大小姐黑幕》之类，越出越多。后来潮流又转到财运上面去，人人都想发财，因此什么《财运预算法》《财运必得法》风行一时。沈衣云听了某书商的话，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想不到书业中有这么忽起忽落的潮流。
书中还写到很多出版黑幕，襟亚晚年的文史回忆中也有相应真名实姓的记载，《人海潮》其实是写出了一段又一段出版界的轶事。如小说中描写一个一字不识的出版商（影射朱锡泉，原是沈知方开办大东书局时手下打杂的），中头奖3万元开了一家书局，在出版一本《财运预知法》之前七天，在报上显著地位登了几十方“灵”字戳，叫读者猜想什么最灵。原意是七天后揭开谜底，说这本《财运预知法》最灵，照书上的办法买彩票定中头奖。不料另一出版商（影射沈知方）获知消息，抢印了一本《财运预测法》，抢先在报上登出灵书今日出版广告。结果朱锡泉等于为沈知方做了广告。
海上文坛奇闻百出，令读者大开眼界。书中写到某个文人将别人文章据为己有，不以为耻，反而在朋友面前津津乐道。又写到两个人开办文学函授学校，目的是为了要骗取学生的学费和职员的保证金，一味滥吃浪用。还有某书店老板，专以破坏别家书店的信誉为能事。这些都不是无中生有，是当时实际发生的故事。
《人海潮》以半是纪实半是虚构的笔法，描绘了一批洋场才子。据考证有作家吕戡乱（李定夷）、虞小兆（姚民哀）、吴逸梅（郑逸梅）、姜作起（蒋箸超）、洪幼凤（朱鸳雏）、柳一佛（杨了公）、古禹公（吴虞公），报刊编辑言子夷（奚燕子）、饶牧牛（戚饭牛），电影家章石流（张石川）、孙亦秋（郑正秋），艺术家柳天稷（刘海粟），此外还有海上闻人汪初益（黄楚九）、钮铁汉（钮永建），以及女伟人秦爱心（沈佩贞）等，勾勒了一大批上海名流的侧影。当然，小说人物和原型相比，作者有较大的改写加工，并非都是原型的实录。
在《人海潮》中，襟亚对以朱鸳雏为原型的洪幼凤充满了同情。洪幼凤的写作跟不上时尚，他拒绝写书贾要求的小说《男女联欢史》，最终病饿而死。洪幼凤的夫人也因悲伤过度，不到一个月香销玉殒。他们去世后事迹登在报刊上，忽然成了热门人物，夸赞洪幼凤是王实甫再世，曹雪芹复生。过去书贾不愿买他的小说，现在就用三号字排版，认为奇货可居。在洪幼凤死后，书贾把他的小说《疟》发表出来，又搜罗他的轶闻艳事，连同旧作全部发表，结果书贾谋得了暴利。在现实生活中，朱鸳雏的事迹确实和小说中描述得一模一样。襟亚非常怜惜这位一起笔耕过的旧文友，在朱鸳雏去世后不久，他“偶检行箧”，得“挚友鸳雏稿三四篇，睹物思情”，于是在《小杂志》创刊时刊登了鸳雏的遗稿。此外，襟亚还出资结集出版了朱鸳雏遗作。
可以说，平襟亚能在上海出版界站住脚跟，是因为他熟悉上海出版界。从他的襟霞阁图书馆做起，直到后来当上中央书店老板，熟知种种出版内幕，对他的出版事业发展不无裨益。
《人海潮》从第十三回后半回开始，襟亚写到妓家生活，这是《人海潮》中的另一条线。小说描写沈衣云写了同村乡民金大的女儿银珠，因为乡下发大水日子难过，也被父母带到上海，拜了老鸨阿金娘作干妈并开始下海。阿金娘使出全身本领调理她：“上海地方堂子里真正是你们的一只漂白缸，只要有好手替你们漂，凭你黑炭团一般，立时立刻可以漂得像天仙女一般。”（第15回）在她的精心教导下，银珠果然进步很快，在“漂白缸”里成了名妓。但是银珠的命运最终很悲惨，她被一个贵州军阀买去做妾，新婚当夜军阀被杀，她做了小孤孀，今后生活的悲惨可想而知。襟亚通过妓女表面欢笑，实际是痛苦和血泪的生活，写出了当时的上海是有钱人的天堂、妓女们的地狱。
《人海潮》的情节吸引读者，回目也不弱，如“雪涕赠银瓶，镂心刻骨；排愁观电影，落魄销魂”；“征尘未洗，隔座听雄谈；浊酒初浇，当筵工雅谑”；“小楼春雨，名士著书；舞榭秋波，狂奴捧角”；“快乐度春宵，筝繁弦沸；诙谐谈影事，海阔天空”；“文字生涯，茧丝抽乙乙；女儿情绪，瑶瑟语丁丁”；“英雌谈性欲，玉尺最才；浪子弄玄虚，铁窗堕泪”；“十丈软红尘，销金有窟；漫天飞白雪，埋玉无人”；“蝶乱蜂忙，恋花空有恨；鱼沉雁杳，捉月了无痕”。这些回目对仗工整，用词雅驯，据郑逸梅说，回目出于漱六山房张春帆的润色，“名手自不凡也”。
平襟亚写到第50回时，不知如何收束，大笔一挥：“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人心大变》。”读者来信纷纷，要看他的续集。平襟亚在《〈人心大变〉代序》中说：
谁知《人海潮》出版以后，居然有人热烈地欢迎……接着又有不少阅者，希望《人心大变》的发行、出版，更有天津、北平、广州、武汉……不少地方的书贾预先汇款，给中央书店来定购，也有要求独家经销。中央书店主人，因此特地托我续撰这部小说，我辞不获命，只好搜索枯肠勉强写了出来。
1928年年初，平襟亚决定动笔写《人海潮》续篇《人心大变》。为了静心写作，他于农历正月初五离开上海，到苏州家中专心写作。因为一开始杂念多，不能定下心来，他干脆搁笔到苏州的天平山、灵岩山、穹窿山等处游览，又在太湖边的邓尉山住了一个星期。从2月初开始，襟亚开始专心创作《人心大变》。写作期间出了两桩事故，一件是富仁坊巷六十号巷家中着火，幸亏消防队、救火会及时救援，化险为夷；另一件是人称“小抖乱”的上海朋友叶仲方半夜冒充苏北人来乱敲门，惊动了苏州的警察，害得襟亚过了好几天才定下心来。[60]全书于5月底完成，由中央书店发行。
在《人心大变》中，马空冀又被拉了出来，用象征的手法，让他去华界四维路道德里去探访道学先生良博士。这位博士有两个儿子，一良知、一良能。不久良氏父子死去，“从此春申一片土，茫茫人海中再无良知、良能其人”。以此来比喻世道人心之堕落。良博士临终时哀叹：“人兽相食的世界已到。”
在第一至三十一回，平襟亚以《人海潮》中的沈衣云、尤璧如、马空冀作为贯穿全书的叙述线索，主要描写了富人的为富不仁、律师的狡诈等。在第三回中，通过阔少金四少爷之口，把“人心大变”的原因归结为人们对金钱的贪欲：“人生在世，为的是钱，有了钱，多么锋芒；没有钱，凭你家世清华，谁来睬你，你看世界上傲骨嶙峋的人，那个不穷得狗肝出。”小说中几位主要人物意志消沉，最后“只愿去深山穷谷中终身徜徉。”在第三十二至四十回中，主要人物都先后远离上海，回到了沈衣云的老家。这部小说和《人海潮》相比较沉闷，故事过于纪实性描述，人物语言也不够精彩。小说最后主要描述沈衣云与丽青的恋爱，乡村古朴的民风，以及优美的湖光山色，这种轻松、幽美的情调，似乎特意和《人心大变》中的社会丑恶现象作鲜明的对比。第三十五回有一节描写福熙镇的日常生活，和《人海潮》的开头互相呼应，这倒是为了解平襟亚家乡当时的乡风习俗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三月初十那天早上，太阳还没有升到树巅，福熙镇上已是人声沸腾，挤轧推着，背心走路，附近各村各庄，男男女女，蓬头赤脚，提着篮，带着秤，背后跟着狗子，上街卖小菜，留着看戏的亲眷吃饭，算得一件正经。直要闹到猫儿眼睛橄榄形。各人拖着大鱼、肥肉、肚子、猪肺、茭白、豆芽一篮一篮回转家中，手忙脚乱的收拾一番，一样一样烹调起来。那时候新嫁的女儿，领着她丈夫摇着船，捧着一盘青团子，一盘白团子，回转娘家，丈母娘见了女婿，快活得眼睛合了缝，招呼着呷茶吃饭，这是老例。每逢乡间做戏，总是这样子的，那镇上的戏场里呢，一只板木搭成的戏台，面朝着南，搭在人家麦田里，这时候的麦，麦穗已经很大。种的人费下半年的心血，因为演剧酬神，是替公众保太平，不敢不牺牲……
在《人心大变》之后，1932年，平襟亚再次以“网蛛生”的笔名出版了一部《人海新潮》，又名《明珠浴血记》，共三十二回，约14万字。原书曾标为“社会奇情长篇小说”，实则是一部扑朔迷离、案件诡谲的侦探小说，人物、内容与《人海潮》毫无关系，只是借用《人海潮》的书名便于向读者推销罢了。小说通过一副价值连城的明珠窃取争夺，展开了一连串风波迭出、扣人心弦的故事。书中探长取名程不青，影射写《霍桑探案》的程小青。小说共16万字，情节曲折，惊险神奇，出版后也获得了很大成功。
第四节 和陆小曼的恩恩怨怨
1927年底，平襟亚刚从与吕碧城的“狗官司”中缓过劲来，没想到又因笔墨文章与陆小曼引发一场官司。这一切，要从为庆祝天马剧艺会成立十周年举行的平剧公演说起。
当年12月6日和7日，天马会在上海夏令配克电影院组织了两场公演。公演筹办人美术家江小鹣派定陆小曼连续两天唱大轴，第一天《贩马记》原由唐瑛饰赵宠，可是唐瑛有几句唱词转不过调来，一气之下就不演了，要昆剧名家俞振飞代替。但俞振飞已在《群英会》里饰周瑜，他不愿舍彼就此，于是就想到昆剧、京剧俱佳的翁瑞午来代替。陆小曼的风流韵事，也从此推向另一个侧面。第二晚唱《三堂会审》，陆小曼演苏三，翁瑞午演王金龙，江小鹣演蓝袍，红袍一角则由陆小曼硬拉着徐志摩去演。徐志摩对京剧完全是外行，在舞台上出了点洋相。演出时，他坐在桌后，可是穿着靴子的双脚，总是不由自主地伸到桌帷外面，这大概是他写诗时养成的习惯。
陆小曼身体弱，连唱两天戏后旧病复发，犯了晕厥症。翁瑞午有一手推拿绝技，那天为陆小曼推拿后，手到病除。平时陆小曼多病，肠胃不好，所以翁瑞午为她治病要按摩腹部，而这些都是当着徐志摩的面进行的。报人陈定山在他所著《春申旧闻》中说：“志摩天性洒脱，他以为夫妇的是爱，朋友的是情，以此罗襦襟掩，妙手抚娑之际，他亦视之坦然。他说：‘这是医病，没有什么避嫌可疑的。’”翁瑞午是世家子弟，其父翁绶琪当过桂林的知府，与画家吴湖帆的祖父吴大澂一起参加过甲午海战，也是位名画家。翁瑞午从小通晓书画，在香港英国皇家学院肄业，回上海后从丁凤山学推拿医术。
翁瑞午除了常为陆小曼推拿之外，还不时袖赠名画，以博她欢心。据陈定山说，翁瑞午还教她吸食鸦片，陆小曼初次吸食病痛立即消失。于是陆小曼大喜，常常和翁瑞午一榻横陈，隔灯并枕，吸食阿芙蓉。
《三堂会审》演完十天后，即12月17日，《福尔摩斯》刊出一篇名为《伍大姐按摩得腻友》的文章，署名“屁哲”，因文字下流，在此只作部分摘录：
“诗哲余心麻，和交际明星伍大姐的结合，人家都说他们一对新人物，两件旧家生”；“因此大姐……镇日价多愁多病似的。后来有人介绍一位按摩家，叫做洪祥甲的，替她按摩。祥甲吩咐大姐躺在沙发里，大姐只穿一身蝉翼轻纱的衫裤，乳峰高耸，小腹微隆，姿态十分动人，祥甲揎袖捋臂，徐徐地替大姐按摩”；“那时大姐觉得从未有这般舒适，不禁星眼微扬，妙姿渐热，祥甲那里肯舍，推心置腹，渐渐及于至善之地，放出平生绝技来……”
文章又说沪上举行“海狗大会串”，大姐登台献技，配角便是她名义上丈夫余心麻，和两位腻友汪大鹏、洪祥甲。大姐在戏台上直使两位腻友，心摇神荡，惟独余心麻无动于衷，原来心麻早已“麻木不仁”了。不用细看也会知道，余心麻影射徐志摩，伍大姐影射陆小曼，汪大鹏影射江小鹣，洪祥甲影射翁瑞午，海狗会影射天马会。这篇文章，写得实在太下流了，徐志摩夫妇和江小鹣、翁瑞午气愤不过，延请律师，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起诉的对象是《福尔摩斯》报的主编吴微雨，一同被诉的还有平襟亚。
据襟亚回忆，这篇文章不是他写的，他只是代人受过。陆小曼等人演《三堂会审》，《福尔摩斯》报主编吴微雨等人和襟亚一起去观看。回到报馆闲谈时，有几个人就说起陆小曼的轶事来，吴微雨综合他人的谈话写了一篇文章，次日送襟亚修改。襟亚把黄色句子全部删除，真姓名也全部改换，又起了个《伍大姐按摩得益友》的标题。襟亚把文章交还吴微雨后，就到苏州去了。谁知发表时吴微雨仍然用他的原作，只是标题把“益友”改为“腻友”。所以，襟亚认为他对“这篇东西不能说完全不知道，但是文责应当由该报主编者吴微雨负担，为什么偏生要告起我来呢”[61]。
为了应付官司，襟亚聘请了律师詹纪凤和陈泽民。陈律师告知襟亚，陆小曼和翁瑞午的情感的确不正常，如果给报上揭露之后，她怎么还有脸孔见人？因此，她必定出全力促使平襟亚处徒刑，才好借此洗刷自己的名誉。襟亚很想和解，但被告知已经不可能了。詹律师很有办法，他说必须出奇兵致胜，让徐志摩、陆小曼他们措手不及，撞个鼻青脸肿。
1928年1月初，闷闷不乐的襟亚接到了法院的传票，巡捕房提起公诉，控他散布猥亵文字，开庭公审。庭审时，襟亚根据詹律师的意见，在法庭上承认散布了猥亵文字，由吴微雨把30元交给法院庭丁，并由庭丁在传票上写明本案已审结。襟亚和吴微雨拿了传票作为收条，交给詹律师保管。
过了3天，平襟亚又接到陆小曼等四人告他妨害名誉等罪的传票，并指定次日上午9时在法院第四刑庭审理。詹律师要求襟亚在庭上必须行使“缄默权”，拒绝发言，一切由他应付。
1月10日，此案开审，当日法院第四刑庭挤得水泄不通，原告为陆小曼、徐志摩、翁瑞午、江小鹣，原告律师张一鹏、董则民，被告人平襟亚，被告辩护律师詹纪凤、陈泽民，旁听者有社会闻人、电影明星、戏剧名伶、交际花、名妓各式人等，挤满了旁听席。
当天的庭长是徐志摩的一位族弟，加上原告律师张一鹏是名律师，陆小曼一方认为必然稳操胜券。主审法官为周先觉推事，首先由双方律师辩论。[62]周推事询问被告的姓名、年龄、籍贯，一向讲话有条有理的平襟亚闭口不答，法官震怒了，击着桌子呵斥。詹纪凤、陈泽民二律师即起立代被告辩护。詹律师将上次的传票呈上作证，并指出本案已经过巡捕房提起公诉，判处罚金，依据刑事诉讼法“一案不再审，一事不再罚”的规定，所以这次再审的是同一件事、同一被告，违反了法律的规定。詹律师又辩护说，被告人平襟亚既不聋，也非哑，因本次审理非法，所以他拒绝发言，正是维护了法院的守法精神，假如一定要审理本案的话，被告将坚持不发一言。
原告、被告双方律师为此案是否属于“一案不再审”，展开了一场唇枪舌剑的辩护大战。原告律师董则民认为那篇文章虽已受罚，但是此案情节特别，不能适用一案不得两控的原则。董律师还将文中影射一一列出，推测文中诸人即原告。被告律师陈泽民的辩护理由，注重于诉讼主体错误一点，文章中所记人名为余心麻、汪大鹏、伍大姐等，并无一语涉及徐志摩、江小鹣、陆小曼诸人，纵然文字中有侮辱谩骂之语，也与徐志摩等人无关。陈律师提出按照法律不能授引比附，以“莫须有”三字定罪，诉讼主体未定，应请驳斥不理。
最终，周推事根据“一案不再审，一事不再罚”的法律规定，判定“本案不受理。”当庭驳回并谕知原告。平襟亚打赢了这场官司，全身而退。
事后詹律师告诉襟亚，这是他花钱买通巡捕房稽查员，抢先把那篇文字上交，由捕房律师先行向法院起诉，抢在徐志摩、陆小曼他们之前开庭的。平襟亚对此案胜利颇为自得，据陈巨来记载：“此平君认为得意之笔，后来亲自告余者也。”此事最终不了了之，但带给徐志摩和陆小曼的伤害是可想而知的。后来，他俩的关系渐趋紧张。而陆小曼并不因此放弃她的交际生活，继续与翁瑞午、江小鹣等人来往。
世事难以预料。1931年底，徐志摩因飞机失事离开人世。陆小曼那年29岁，心中很是悲痛。此后，翁瑞午成了陆小曼不可或缺的密友，她完全依赖翁瑞午为生，最终和他同居。翁瑞午有妻室，还有5个儿女，陆小曼不许翁瑞午与原配离婚。他们之间算不上爱情，但存在亲人一样的感情。陆小曼在1959年填写的档案表格上，在家庭成员一栏正式写上了翁瑞午，从而表明了他们的关系。
陆小曼失去徐志摩后，一度无所事事。为了消愁，她拜贺天健为师学习山水，拜陈半丁为师学习花鸟，一心画画。在学画时，陆小曼一改过去慵懒生活，振作精神，颇有重新做人的意味。功夫不负有心人，加上天生聪慧，她终于成为海上画坛著名的女画家。
1942年5月，在平襟亚创办的《万象十日刊》上，久未撰稿的陆小曼分两次刊出了一篇《文房四宝的来历》。陆小曼为什么会为昔日对簿公堂的对手主办的刊物写稿呢？她在文章中说是好友周炼霞约稿。周炼霞是海上才女，善诗词，更善于绘制仕女、花卉图。她是襟亚的好友，襟亚后来以介绍人身份出席了她的婚礼。襟亚的小女儿平初霞，后来曾跟随周炼霞学画。周炼霞的约稿，是否为平襟亚的授意，现已不得而知，但可能性是存在的。毕竟，十年的时光过去了，岁月早已抹平了襟亚和陆小曼之间的不快。
时间在悄然流过。抗战胜利之后，陆小曼渐入老年，长相已经不好看。因为吃鸦片的缘故，她的身体越发不好，牙齿全部脱落，牙龈都是黑的，脸色泛青，头发蓬乱，大半时间缠绵病榻。翁瑞午待她依然如故，端茶倒水，供她医药饮食。
1946年第三期的《飘》杂志刊登了平襟亚致该刊的一封信，以《秋翁疑是陆小曼 一番情意可感》为标题，在信中襟亚表示要将获得的该刊赏金转赠给陆小曼。原来在此之前，《飘》杂志为了吸引读者扩大销量，登出一幅年轻女子的侧面像，悬赏10万元奖励猜中画中人姓名的读者。襟亚看到照片，一下子就认出是陆小曼。以熟悉海上杂志刊物历史著称的襟亚，又从收藏的刊物中翻出刊登原照片的《上海画报》，以作证据。
襟亚知道陆小曼因吸食鸦片的缘故，境况很不佳。“现在她头童齿豁了，谁知她二十年前丰姿曼妙？使我见着兴美人迟暮之叹。”他在信中真诚地向陆小曼夫妇、翁瑞午、江小鹣等四人道歉：“二十年前她虽曾和她的丈夫暨翁君、江小鹣君等人，向法院告我一状，可是当时虽然是他们败诉的，但毕竟我的不是。我写了一篇《伍大姐按摩得腻友》，她们才起诉的，我内疚于心。”平襟亚要求编辑通知翁瑞午，他愿转赠这10万元赏金，给陆小曼买些需要的东西。因当时货币贬值，10万元不是很大的数目，平襟亚说这区区之数，不算补助，聊充请吃一次咖啡罢了。
转眼时间又到了1949年2月，襟亚的万象图书馆出版了一册《作家书简》，收录74位作家的书信，全部“真迹影印”。其中有一封信是陆小曼联系出版徐志摩全集事宜，当时徐志摩已去世。作家叶灵凤对于襟亚把陆小曼信件收入《作家书简》很有想法，他认为陆小曼不是作家，她的身份最多只能说是徐志摩的夫人，或者只是当年的才女、闺秀，甚至只不过是一位美人罢了，言下之意是陆小曼的信不配选入这本书。
然而对于平襟亚来说，陆小曼是不是作家无足轻重，最重要的是他把徐志摩夫妇的书信收入《作家书简》，以实际行动再次向陆小曼致歉，这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