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办报开书店

第一节 “鸳鸯蝴蝶派”的来历

平襟亚在文坛崭露头角的时候，正是“鸳鸯蝴蝶派”人物主宰文坛之际。在“鸳鸯蝴蝶派”（简称“鸳蝴派”）的作家中，平襟亚属于较晚出现的，在现代通俗文学史上，他的名字经常排在徐枕亚、李定夷、包天笑等人之后。

在1922年《红杂志》第11期上，郑逸梅列举了48位文人的斋名，襟亚的“襟霞阁”未列在内，后来才出现在潘寄梦的补充文字中。1923年《红杂志》第70期上，郑逸梅的游戏文字《稗品》选取作者以花品为次序的48位“同文”，襟亚也未列入其中。从作品和个人的影响力来说，“新人”平襟亚当时还排不进通俗作家的前列。另外可作证据的是，1924年的《社会之花》创刊号在“编辑者言”中称“平襟亚先生也是多才多艺的新人物”。当时襟亚来到上海已近十年，年龄也已届30岁了。

在平襟亚逐渐融入上海文坛的过程中，除了依靠不断推出的创作和出版物外，具有良好的社会关系，与许多文人成为朋友也是很重要的。襟亚晚年在《“鸳鸯蝴蝶派”命名的故事》中，讲述了一段和朋友们聚会的故事，内容是关于“鸳鸯蝴蝶派”的来源，这则掌故流传很广。让我们跟随平襟亚的生花妙笔，来到1920年某日，看故事是如何发生的。

那天杨了公做东，请廉惠卿、姚鹓雏、朱鸳雏、成舍我、吴虞公、许瘦蝶、闻野鹤、平襟亚等人在上海汉口路小有天酒店叙餐。座中客人几乎都是襟亚的熟人，其中著名报人成舍我刚从北京大学毕业。席间叫局，征来名妓“林黛玉”，因林爱吃洋面粉制的花卷，故席间以“洋面粉”“林黛玉”为题作诗钟。朱鸳雏才思最敏捷，脱口而出“蝴蝶粉香来海国，鸳鸯梦冷怨潇湘”。笑谈间，即将出洋、正在隔壁接受中华书局饯行宴的刘半农[29]闻声飘然而至。襟亚以前由姚鹓雏、朱鸳雏作介绍，早已认识刘半农。这次聚餐前，包天笑曾为刘半农在丰园举行宴会，襟亚也参加了。

襟亚在文中写道，刘半农入席后，朱鸳雏指着刘说：“他们如今‘的、了、吗、呢’，改行了，与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了。我们还是鸳鸯蝴蝶下去吧。”刘半农早年和包天笑、徐半梅、姚鹓雏、朱鸳雏等旧文学人物都有交情，但是他后来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朱鸳雏的话就是对刘半农的“忘本”表示不满。席间有人提议飞觞行令，各人背诵旧诗一句，要含有“鸳鸯”“蝴蝶”等字，于是各人引出关于“鸳鸯”“蝴蝶”的旧诗，并讨论这些诗句的得失。有人认为“最恶俗的如‘屏开卅六鸳鸯住，帘卷一双蝴蝶飞’”，也有人说“最要不得的是言之无物，好为无病呻吟，如‘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席间刘半农谈到骈文小说《玉梨魂》，认为犯了空泛、肉麻、无病呻吟的毛病，该列入“鸳鸯蝴蝶小说”。刘半农的话后来传了出去，“鸳鸯蝴蝶派”的说法也传开了，并由此而定名了一种文学倾向。

平襟亚写道，后来某一次，姚鹓雏再遇刘半农时说：“都是小有天一席酒引起来的，你是始作俑者啊！”刘顿足道：“真冤枉呢，我只提出了徐枕亚，如今把我也编派在里面了。”又说：“不过一句笑话，总不至于名登青史，遗臭千秋，放心就是。”姚说：“未可逆料。说不定将来编文学史的把‘鸳蝴’与桐城、公安一视同仁呢。”刘半农说这是笑话奇谈。襟亚认为：“但后来揆之事实，竟不幸而言中。”[30]

这是平襟亚在60年代初的回忆文章。他笔下的故事生动，也许确有此事，然而“鸳鸯蝴蝶派”的最早命名并非如此。周作人1918年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就提到了“《玉梨魂》派的鸳鸯蝴蝶体”。到30年代初，鲁迅又对“鸳鸯蝴蝶派”的命名问题作了回顾总结：“这时新的才子+佳人小说便又流行起来，但佳人已是良家女子了，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31]

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文坛上并无“鸳鸯蝴蝶派”的名称。“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学兴起，新文学家批判骈四俪六体的言情小说和作者为“鸳蝴派”，到后来，清末民初的绝大部分通俗文学作者都被包括在“鸳蝴派”之内。“鸳鸯蝴蝶”最初是指民初的才子佳人的言情小说，主要是徐枕亚、李定夷、吴双热等人的骈体小说。但是通俗作家不仅写才子佳人，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社会小说等同样都是他们的拿手题材。因此有人借用具有代表性的通俗小说刊物《礼拜六》的名称，称之为“礼拜六派”。此外还有第三个名称叫“民国旧派小说”。先是新文学作家泛指他们为“旧派”，解放后范烟桥写过一部《民国旧派小说史略》，郑逸梅写过一部《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自认是一个守旧的派别。

这个群体庞大、情形复杂的文学流派，并没有共同的宣言或宗旨，只是被认为有相同的趣向而被归纳在一起，后来造成的误解是似乎通俗文学就等于“鸳鸯蝴蝶派”。通俗文学史上认为“鸳鸯蝴蝶派”小说包括言情、社会、黑幕、娼门、家庭、武侠、神怪、军事、侦探、滑稽、历史、宫闱、民间、公案等各种类型。

活跃于上海的“鸳蝴派”作家，多为江浙文人，尤以苏州、扬州、常州、常熟为多。主要作家有孙玉声、张春帆、徐枕亚、吴双热、李涵秋、包天笑、姚民哀、毕倚虹、李定夷、朱鸳雏、周瘦鹃、程小青、范烟桥、许指严、陆士谔、戚饭牛、恽铁樵、陈蝶仙、程瞻庐、徐卓呆、刘铁冷、王西神、徐哲身、胡寄尘、许啸天、何海鸣、叶楚伧、王钝根、严独鹤、袁寒云、丁悚、赵苕狂、陆澹庵、郑逸梅、施济群、张舍我、顾明道、张碧梧、沈禹钟、江红蕉、徐碧波、张恨水、宫白羽、严芙孙、刘云若、李寿民、张慧剑、姚赓夔、秦瘦鸥、尤半狂、许廑父、陈小蝶、王天恨、张枕绿、骆无涯、冯叔鸾、蒋箸超，以及平襟亚等约200人。

在平襟亚的家乡常熟，“鸳蝴派”代表作家有徐枕亚、徐天啸、吴双热、姚民哀、俞天愤、吴虞公和平襟亚等。徐枕亚的骈体小说《玉梨魂》描写了一对在旧礼教束缚下的青年男女，不能自由相爱，最终以悲剧结局的过程。小说在当时文坛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时仿者群起，由此成为“鸳蝴派”小说的开山之作。吴双热的成名作是《孽冤镜》，与《玉梨魂》同为哀情小说的代表作，他的《兰娘哀史》也很受读者欢迎。俞天愤以侦探小说著名。吴虞公脱离“三人写作小组”后，出版的主要作品是各种演义，最著名的作品是《青红帮演义》。还有一位善写会党小说的姚民哀，主要作品有《山东响马传》《四海群龙记》等10多部小说，以多产闻名。他又是一位评弹艺人，艺名朱兰庵，以说《西厢记》闻名。襟亚和姚民哀很熟，常和奚燕子、戚饭牛等文友一起去听他说书。

“鸳蝴派”作家在20年代曾成立过两个社团：青社和星社。襟亚多次参加过星社的聚会，但不是社员。“鸳蝴派”作家先后主持过几十种大报，主编过五十多种小报。这一流派曾广受大众读者欢迎，其影响非常广远，是一个庞大而松散的文学流派。

襟亚被列为“鸳蝴派”主要作家之一。此外，有些文学史称他的长篇小说《人海潮》为“黑幕小说”，他也被称为“黑幕作家”，其实这是一种误解。1916年《时事新报》开辟《上海黑幕》专栏以后，黑幕书风行一时，专以揭人隐私为能事。书的内容越写越歪，如一本《上海妇女孽镜台》内容竟然是老鸨教授妓女法。因此1918年9月教育部通俗研究会发布《劝告小说家勿再编黑幕一类小说函稿》，社会舆论对黑幕书也极为不利。20年代初，新文学作家炮轰“黑幕书”时，将“黑幕书”与“黑幕小说”混为一谈。[32]当时对“黑幕小说”定义的范围比较广，凡是“揭黑”都算在里面。《人海潮》因为对社会现象进行了揭露，结果属于“黑幕小说”范围。

1962年魏绍昌编著的《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就说：“……网珠生的《人海潮》（民国十五年出版）等等所谓社会暴露小说，又是继承这些黑幕书的衣钵的。”网珠生是平襟亚的笔名。关于魏绍昌提出的观点，不能不考虑到该书出版时的历史背景，当时将民国时期通俗文学几乎都看作与新文学对垒的落后文学，没有给《人海潮》扣上“黑幕小说”的帽子，已经是比较客观、比较厚道的做法了。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后来有些文学史把平襟亚称为“黑幕作家”，则是明显搞错了，这是需要廓清的。

由于“鸳蝴派”长期以来遭到新文学作家的批判，几乎成了“封建”、“守旧”、“堕落”的代名词，很多通俗作家为此不承认是“鸳蝴派”，周瘦鹃只承认自己是“礼拜六派”，包天笑、张恨水完全否认，范烟桥、郑逸梅等则自封为“民国旧派”。包天笑曾说：“近今有许多评论中国文学史实的书上，都视我为鸳鸯蝴蝶派……我所不了解者，不知哪几部我所写的小说是属鸳鸯蝴蝶派。”[33]旧日的通俗作家们知道自己不属于新文学阵营，但又要与“鸳蝴”派划清界限。

平襟亚当然也要与“鸳蝴派”划清界限。千帆过尽，包括平襟亚在内的民国旧派作家，一生因为“鸳鸯蝴蝶派”的恶名遭到新派作家的攻讦，遭到排斥。与其说这是“平襟亚”们的耻辱，不如说，那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第二节 办期刊迭遇挫折

民国成立之后，书报业的发达是不争的事实。那时办报刊不需要太多的经费和人力，只需新设的报馆斗室一间，编辑、杂役两三人，印刷交印字局，发行有发行所，每月印费一二百元即可。平襟亚在40年代初曾这样回忆民国初年出版业的发达：

那时正值国家鼎革之际，社会一切都呈着蓬勃的新气象。尤其是文化领域中，随时随地在萌生新思潮，即定期刊物，也像雨后春笋般出版。因为在那时候，举办一种刊物，非常容易，一，不须登记；二，纸张印刷廉价；三，邮递便利，全国畅通；四，征稿不难，酬报菲薄，真可以说是出版界之黄金时代。[34]

上海都市化进程的加快带来了市民阶层的迅速庞大，庞大的市民阶层是通俗文学的主要读者。“出版界之黄金时代”，通俗文学期刊更是风起云涌。它们以小说杂志为主，以通俗、趣味为主旨，多为月刊、半月刊，也有旬刊、季刊、周刊，大都依托于上海的各大书局，利用邮递便利向全国各地发行。据统计，在1909—1921年间，仅上海一地创办发行的通俗文学期刊达50种之多。[35]著名的期刊有《小说月报》《民权素》《小说时报》《小说丛报》《小说新报》《七襄》《礼拜六》，等等。创刊于1914年的《礼拜六》是其中的佼佼者，每逢周六清早，《礼拜六》编辑发行部门前总是熙攘热闹，读者翘首以待。周瘦鹃曾这样回忆：“门一开，就争先恐后地涌进购买。这情况倒像清早争买大饼油条一样。”[36]

读者的热情使得出版商们觉得有利可图，于是纷纷拉起一些名家来办期刊杂志。平襟亚在靠一本书发家之后，也跃跃欲试，有意和朱鸳雏创办《妇女画报》，内容以西洋文学为主。襟亚注意到有位作者叫沈雁冰，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妇女解放的文章，又翻译过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的《三百年后》等通俗小说。为创办“妇女画报”事宜，1920年5月，襟亚在尚公小学与沈雁冰相见，向沈先生乞稿，同去的还有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编辑范云六、戴渭清。这位沈雁冰，就是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茅盾，那时供职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还没有使用“茅盾”作为笔名。沈雁冰提供的作品，是由他翻译的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小说《这女人是谁》。《妇女画报》创刊后，销路不畅，仅出版两期即停刊。[37]茅盾的译文尚未来得及刊登出来。茅盾的未刊文稿，保存在襟亚手里，最终于1947年发表。在漫长的27年时间里，世事变幻，襟亚也曾多次搬家，但始终保存着这份手稿，从而为中国新文学作家的外国文学译介保存了早期史料。[38]

创办《妇女画报》失败之后，襟亚又连续主编四种杂志，但仍以失败告终。先是编辑《笑杂志》，由东方书局出版，内容多为滑稽作品，兼刊时调山歌。如在第五期上刊登了平襟亚的“滑稽小说”《未来之日记》、“喷饭文章”《先生磨镜》等。出至第五期，改为东陆书局发行，由李龙公主辑，出版一期即停。《笑杂志》先后共六期，分为风凉号、笑话号等特刊。接着在1921年8月1日，襟亚主编的《滑稽新报》出版。这份刊物由他和沈知方合作成立的东亚书局发行，写稿者有吴双热、程瞻庐、胡寄尘、徐卓呆、徐蔚南、姚民哀、戚饭牛等，内容不够充实，出版一期即止。

襟亚于1921年另外创办的一份刊物是《武侠世界》月刊。从清末到民国初年，中华武术得到迅速的发展，天津、上海成立“精武会”，北京、湖南等地成立“国术馆”，练武被认为是爱国救国行为。良好的群众基础使得武侠小说风行社会，襟亚又见猎心喜，出版了《武侠世界》，这是最早的武侠小说杂志。此前，对武侠这类小说称呼有各种各样，没有统一的叫法，随着《武侠世界》的刊行，“武侠”这个词随之广为流传，从而让“武侠小说”真正替代了“侠情小说”“奇侠小说”“侠义小说”“侠勇小说”等名词。《武侠世界》以短篇和笔记为主，长篇有何海鸣的《平泉大侠劫富记》，可惜因取材不易，发行数期即停刊。

1922年，襟亚还创办了一份64开的《小杂志》。这本杂志大小厚薄如同一本笔记本，优点是可以轻松放入衣服口袋，携带方便，缺点是字比较小。襟亚自编自写，他在《小杂志》上刊登的有《星期的晚上》等文章，都是一些游戏文字。其他作者有徐卓呆、朱鸳雏等，目前仅见一期。在这本刊物上，以写滑稽小说见长的徐卓呆讲了一则故事，标题为《感谢平襟亚君》。文章写道，徐卓呆曾有几篇稿子被画家钱化佛拿走了，此后就像儿女被拐，毫无音信。这件事刊登在《长青》杂志上，当时正在办《笑杂志》的平襟亚见到后，就跑来告诉徐卓呆，说他觉得此前钱化佛拿来投稿的稿件不像是钱所写，文风倒像是徐卓呆，所以暗暗扣下稿件，特地告知一声。徐卓呆核对稿件内容，果然是自己所写。后来，这些稿件刊登于《笑杂志》第四期上。

《小杂志》上还整页刊登了一幅平襟亚的照片。襟亚当年28岁，正是青春好年华。他一身西式打扮，外穿西式大衣，足穿皮鞋，完全是一副洋场才子倜傥风流的模样。此时，距襟亚身穿一身竹布长衫到上海，不过七年时间，乡间生活留在身上的土气，早已被岁月消磨干净。

平襟亚从生活上早已融入大上海的都市生活，但那一时期创办的期刊却还没有真正摸到上海期刊市场的门径。这些期刊都很短命，旋生旋灭，很大原因是他摸不准门道。一方面他初办期刊缺少经验、组稿不易，另一方面市民阶层的口味捉摸不定，喜欢追赶潮流，图一时新鲜，这就给平襟亚办期刊增加了难度。

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猛烈冲击了旧文学。新文学先是讨伐“黑幕书”，继而又以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文学旬刊》为中心，展开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文学研究会是“五四”时期最著名的新文学团体。文学史上常以1921年为界，认为《小说月报》前期是“鸳蝴派”刊物，后期是文学研究会的刊物。《小说月报》创刊于1910年7月，前期由王蕴章（西神）、恽铁樵分别主编，以写“才子佳人”的言情小说为多。1921年沈雁冰主持《小说月报》后，通俗文学作家便无法立脚了。以《小说月报》的转型为代表，通俗文学发表的阵地受到了遏制。

新文学的打击、大批通俗文学期刊的激烈竞争，使得初办期刊的襟亚一次次铩羽而归。失败促使他对期刊市场进行观察和反思，20年后他吸取早期办刊失败的经验教训，在创办《万象》月刊时走了一条自己独特的道路，从而大获成功。

在20年代中前期，平襟亚在报刊上撰稿较少，目前发现的有《星期的晚上》《电梯中之香吻》《狗父》《影戏幕外的影戏》《小糊涂话》（均刊于《小杂志》，1922年第一期），《恋爱的财产》（刊于《快活》，1923年），《文坛随感录》（刊于《社会之花》，1924年），《雷峰塔考》《妆楼索影记》《春江花讯》（刊于《红玫瑰》，1924年及1925年）。短篇小说《恋爱的财产》描写的是嫖客爱上“天真烂漫”的妓女，最终发现这个妓女其实早已不“天真”。小说对人物心理的细节描写比较生动，是当时平襟亚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写得比较好的一篇。

“鸳鸯蝴蝶派”的著名作家徐枕亚是平襟亚的同乡，他的清华书局出版了一种《小说日报》，平襟亚以“襟霞”为笔名，于1923年在该刊分别发表了《文丐的自嘲》《鸭矢臭的勾当》《阿弥陀佛殿上的一幕》《我国十种糊涂虫》等文章，均为篇幅较短的游戏文字，博读者一笑，没有特别深刻的社会意义，但是也体现了襟亚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之所以牺牲自己的创作，是因为平襟亚这一阶段非常忙。除了忙着自办杂志，也忙着准备更上一层楼。他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希望之光唤起他心中的力量，他要从无本钱老板，成为一名职业出版家——书店老板。

第三节 沈知方化敌为友[39]

从一本书起家，平襟亚的经营出版事业还只是起步阶段。等到书出版得多了，也就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了，以平襟亚个人的财力与心力，未必能够应付困难。

主要的困难点在于不可能有把握每一种书都能畅销风行。有些书出版后滞销，积压起来后资金就不敷使用。与那些大出版商相比，襟亚不过是小本经营，就是俗话说的“无本佃老板”，是没有资本的资本家。书出得越多，积压的书也越多，资金越来越感觉短少。从账面上看来是年年盈余，但盈余的是存货，流动资金很少，以致捉襟见肘，发展困难。

襟亚碰到的另一个困难是来自出版业内部的竞争，同行像冤家，嫉妒恶意倾轧现象相当突出。当时有个出版商和襟亚明争暗斗得非常厉害，老是打击他，这个人就是“书业怪才”沈知方。沈知方是浙江绍兴人，早年任职于商务印书馆，1912年与陆费逵等共创中华书局并担任副经理。不久，陆费逵和沈知方两个对医药并不在行的出版人，购买了大商人黄楚九的“龙虎牌人丹”，开药局制造销售，结果资本几乎全部赔光。投资失败，沈知方欠了很多债，无奈对外施放烟幕，声称到苏州想法子。

实际上沈知方并不曾离开上海一步。他是不甘于失败的人，不久在闸北香馨里开设广文书局，这也是一家“弄堂书店”。书店地处冷落之地，沈知方整日蛰伏在书店楼上，闭门不出，也不见客，暗中指挥着出版工作。他的书委托福州路大东书局经销，与各书商进行竞争。大东书局原为沈知方的侄子沈骏声以及老友王均卿、李子泉等合资开设，对于沈知方的一切，他们都很了解。为了向读者宣传，沈知方刊登大幅报章广告，一度每天在《新闻报》上占着巨幅版面。为了吸引读者，甚至还串出管阿大、管阿三两个人，假装为了争夺一本所谓的祖传《管恪神相术》书稿，在报纸上假装办交涉。后来广文书局再登出广告，向双方“劝和”，说书稿已由本局收买，今日出版了由大东书局代售。经过一番吊胃口的炒作，于是自有好奇的读者去抢购所谓的《管恪神相术》了。

如果沈知方只是自我炒作倒也罢了，令平襟亚恼火的是，凡是他出版的某一种书销路好，沈知方就跟着与他竞争。襟亚的《中国恶讼师》风行一时，沈知方看着眼热，跟着也出版了一种《绍兴师爷与恶讼师斗法》。《人海潮》对此有传神的描写，在第44回中，沈衣云与马空冀等人合办“大公”出版部，按着“迎潮而上”的法则，也颇有些盈利。可是谁知在书业潮起潮落之间，还有各种不正当经营的勾当，叫你防不胜防：

其尤甚者，影戤剽窥，统做得出，你新出一种书，风行一时，他们连忙赶出一部大同小异的来抢你生意。譬如你出一部单行本，叫《中国文学史》，他便放大范围，出一部《中国历代文学大观》，把你罩住。假使你出的大部著作《中华全国名胜志》，他摘取菁华，出一部《中华名胜要览》，你卖三块钱，他只卖三毛小洋，报纸上广告登得比你大，牛皮比你吹得足，你就给他打倒。这还算正当的竞争。其次你倘出一部《诸葛亮全史》，他跟出一部《孔明全史》，你文言他白话；你倘出一部《武侠大观》，他跟出一部《武侠巨观》，你定价二元，他定价二角。更有你叫“公民书社”，他叫“百姓书社”；你叫“上海书局”，他叫“海上书局”；你叫“大光书局”，他叫“太先书局”。说不尽形形色色，怪怪奇奇。

襟亚与沈知方之间的竞争是全方位的，有暗中的，也有公开的，花样百出。他们互相斗来斗去，后来竟然发展到双方借广告开笔战，互相攻击。有时一部书明明沈知方比襟亚晚出版，偏在广告上称：“近有无耻之徒，鱼目混珠……”以此攻击襟亚，搞得读者分不清谁是珠，谁是鱼目。襟亚也登广告反击，可是沈知方钱多，刊登的广告篇幅大、位置好，引人注目。襟亚斗不过他，自己觉得财力不济，要败下阵来了，一时间心里很苦恼。

说来也巧，由一个偶然的机会平襟亚得知了沈知方躲藏的地点，于是他灵机一动，决定给对方一个下马威。某一天，襟亚悄悄地在《新闻报》上刊登了一小段广告，称“上海书商沈知方启事，本人业已来沪，住居闸北香山路香馨里8号广文书局楼上，如亲友来访问，请在上午8点钟以前，迟恐外出不及会见，此启”。

第二天早上，沈知方读报时看到了这段广告，吃惊不小，披上衣衫急忙逃上火车，这次是真的前往苏州去躲债了。被沈知方挖去当编辑的吴虞公目睹了这一幕，后来把过程原原本本告诉了襟亚。那些债主也看见报上的广告，只当沈知方已经有了办法，纷纷按照地址前往，结果自然是引起一番喧闹。第二天，广文书局也赶紧在报纸上刊登了广告启事，声称“本局楼上并无沈知方其人，以免访问者枉驾”云云。襟亚见了，不免窃笑。

沈知方是个有雄才大略的人，他野心勃勃，时刻准备东山再起。不久，他聘请律师把欠款分期拨付，终于全部了结了债务。无债一身轻，从此以后他又活动起来，集资创办了世界书局。抱着雄心壮志，在资本雄厚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左右上海出版市场的局面中，沈知方企图杀开一条血路，在出版界中形成鼎足而三的局面。因此，他拼命网罗人才。旧时的出版界，私营出版社人员的录用一般采取亲友介绍、招收练习生，或者采用聘请政界、教育界、新闻界人士等方法，还有一种是吸收业务上有特长的同行。凭着“一本书发家”的历史，平襟亚毫无疑问是有资格成为世界书局的业务骨干的。虽然他和沈知方曾经斗来斗去，毕竟属于商业竞争，双方并无任何私怨。沈知方对襟亚又是敬仰又是畏惧，后来他托吴虞公转告襟亚，今后愿意化敌为友，希望彼此合作。

但是襟亚出于种种考虑，拒绝了沈知方的合作建议。不久后的一天，襟亚到大东书局办事，恰好沈知方也在。彼此通名道姓以后，平襟亚被邀请私下细谈。看着年轻的襟亚，沈知方笑称是不打不相识。沈精于交际，谎称看到《新闻报》上的那则所谓“沈知方启事”的小广告，特意从苏州赶到上海来清除债务。

襟亚也笑了，他点明沈知方不老实，明明是看到报上的启事才跑到苏州去的。襟亚又诚恳地说，沈知方托吴虞公转告的化敌为友的意见，他现在决定采纳了，但是朋友之间应当讲老实话。

沈知方被襟亚的开诚相见感动，他对襟亚说：“一番肺腑之言，愿你采纳。”沈知方认为，襟亚是个读书人，对出版事业是外行，但是有自己的天才。《中国恶讼师》这部书是向出版界开的第一炮，堪称异军突起，销量达三五万册，可以说是空前未有。但是，要想靠一本书成为企业是很难的，原因在于襟亚只懂得著作某一部书，从而印造某一部，却没有熟读另一部更大的书。这本大书是无形的，就是广泛了解各大行业的文化情况和读者对读物的好恶心理，有了经验采取相应对策，才能有把握将出版物大量印造，并广泛推销。襟亚听了觉得非常有道理，连连点头称是。

沈知方又以自己为例，把历年来兜售教科书取得的经验推心置腹地告诉襟亚：“例如南方广州，文化较为落后，只配行销如《玉梨魂》一类的小说书，取其浅薄、低级；在北方，由于高级学府林立，文化发展较早，应当推销高深的文学书和科学书”，“出版者必须观察读者群众对象，因势利导，投其所好”。听了沈知方的一番话，襟亚觉得很中肯。沈知方的教导，将他引入到一个新的天地。

平襟亚的命运，似乎是随着沈知方的指点有了新的转机。他知道，出版经营方略必须有所转变。一个个计划蓝图，开始在平襟亚的心中形成了。

第四节 东亚书局和共和书局

1921年阴历7月7日，上海福州路怀远里——介于山东路和山西路之间，突然出现了一幢完全红漆门面的铺子，叫作“红屋”。那一股火灼灼热辣辣的色彩，散发着相当大的吸引力，使经过它门前的行人，不由地暂停脚步，注目而视。

用这样一种方法来招徕主顾是有些异想天开的，原来这是沈知方改组后的世界书局开业了。沈知方在友人的帮助下，筹集资本，大刀阔斧地将原来的世界书局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多达200多人，又设分局于广州、北京、汉口、奉天等处。他以“红屋”为号召，请来拥有大量市民阶层读者的《快活林》编辑严独鹤，创办《红》杂志，为《礼拜六》杂志衰落后的通俗文学打了一剂强心针。

在沈知方和平襟亚化敌为友之后，他们有太多的事要做。沈知方拿出2万元，在上海山东中路麦家圈仁济医院弄内，另设一家出版机构，名为“东亚书局”。麦家圈附近有不少书店，如李春荣之侄李宝藏开的大方书局，绍兴人朱锡泉开的新华书局，以及东方书店等。东亚书局系沈知方、世界书局营业部长李春荣、平襟亚共同开办。同一所屋内又设立“上海共和书局”，上海共和书局是李春荣为广州共和书局在上海开设的办货机构，由襟亚与李春荣两人主管业务。李春荣和沈知方是幼年时期一起学艺的师兄弟，关系密切。[40]

襟亚梦寐以求的办一个像模像样出版社的计划，变成了现实。虽然书局很小，但对于雄心勃勃的他来说，是一项重大的事业。雇用职工，招请练习生，向别人买稿件，委托别人绘制图画，托工人印刷稿件，襟亚事事精打细算，忙得风风火火。东亚书局首先于1921年8月1日发行了襟亚主编的《滑稽新报》，但是只出了一期。

上海东亚书局的书，出得很杂，很多都是趋时的出版物。这是因为东亚书局是附属于世界书局的小书局，限于人力、财力、场地，经营战战兢兢，经营中第一要考虑的是书局的经营安全，创业之后宗旨首要在于赚钱，因而起初的出版物都是迎合小市民趣味的。

面对眼花缭乱的海上文坛，平襟亚根据市场的需求，编出一种《对联作法》（1923年），得到了很好的销路。第二年，他又趁热打铁出版了《古今才子巧对菁华》，内有“巧对菁华”“对联作法”“滑稽联话”等栏目。东亚书局出版的还有画家胡亚光所编《全国学生图画成绩：学生新画库》，这些学生创作的国画，如今已成为珍贵的教育史资料。此外，还出版了《映霞新装百美图》《学戏百法》，以及《九龙山女剑侠》等武侠书。

由于有《中国恶讼师》成功的先例，东亚书局出版了一批襟亚提供的“襟霞阁”珍藏本，主要是法律诉讼一类的书。1923年5月出版的襟亚著作《新编评注刀笔菁华》，再次大获成功。这是一部诉状汇编。全书由“讼师恶禀菁华”“老吏批判菁华”“名臣劾疏菁华”“律师诉状菁华”等四部分组成，并附有秋痕楼主撰写的《刀笔余话》、江苏吴县人诸馥葆所著的《解铃人语》，书前分别有康有为、章炳麟等人题辞。

“刀笔”最早是指在使用纸之前，人们在竹简上写字，写错了用刀子削去，故刀和笔连称。后来因有些讼师所写的诉状笔法尖刻，上状必伤人，“刀笔吏”演化成讼师。《刀笔菁华》全书177篇，诉状涉及继承、婚姻、住宅、钱债、恶棍、强奸、拐卖、贪污、专权误国等刑事、民事及行政案件。书中的刀笔诉状既有助纣为虐的恶行，也有除奸铲恶的善举，一言可以活人，一言可以罪人，当事人的身家性命尽在刀笔吏的掌握中。

以平襟亚写得最多的谢方樽为例，书中有则故事叫《香钩沾泥之恶禀》，描写一个寡妇与邻居汤家争地，汤家有钱有势，上下贿赂打点，使争执迟迟得不到解决。寡妇一气之下，在某个夜里吊死在汤家的墓地里。汤家为逃脱干系，用重金买通了谢方樽。谢方樽先暗中派人换掉了死者的绣鞋，然后在诉状中指出，当时连夜春雨，墓地周围泥泞，死者的绣鞋却未沾一点泥土，可见并非在汤家墓地上吊，而是死后被人移到汤家墓地。这样一来，汤家毫无责任，还成了被人移尸陷害的受害者。这则故事可以说是明清及民国初期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照出了讼师通过翻云覆雨的刀笔诉状，为替他人开脱罪行或诬陷他人，不惜违背良心，颠倒黑白，全然没有是非观念。

1925年，东亚书局又新推出“襟霞阁”版胡林翼、曾国藩、樊樊山、袁才子、端午桥等10种清朝文人的判牍。判牍是诉讼、审判实证资料，这些书出版后也深受读者欢迎。著名学者南怀瑾对“襟霞阁”版的文人判牍评价很高：“读判牍，不但只是了解古人的才华，同时也是认识历史社会的演变，古今法律的异同，因此而更透辟的了解历史；尤其可当许多短篇小说或电视剧来看，也是一大乐事。”[41]

1924年，东亚书局出版了乌目山人所著长篇小说《海上大观园》，引起了读者的注意。这本书以清末民初上海滩上洋商哈同（书中作“罕通”）的发家史和哈同花园为背景，描写了父母双亡的螺蛳姑娘（影射哈同妻子罗迦陵）相夫发家的故事。小说作者乌目山人没有透露真实姓名，因此关于“乌目山人”说法较多。乌目山即常熟的虞山，“乌目山人”原是清初常熟大画家王石谷的别号，又因《海上大观园》中的慧眼山僧原型是常熟人乌目山僧黄宗仰，有人据此推测，《海上大观园》的作者是平襟亚。但近年来有学者考证，小说作者实际上是民初小说家张秋虫。论据是小说第一回开宗明义便写到“缥缈生”天天是在醉生梦死中过日子，某一天缥缈生醒来，“即一桩桩的记述下来，并编成小说体”。缥缈生为民初小说家张秋虫的别号。[42]张秋虫故摆疑阵，大约是因为写的是当时犹太巨商家的隐私，恐怕引起纠纷的缘故。

事实也似乎如此，《海上大观园》出版后，引起哈同花园总管兼哈同洋行买办姬觉弥的不安，马上通过在世界书局的同乡徐慕云，利用与沈知方的熟识关系，协商停售此书并买进书局董事资格股，沈知方权衡利益，销毁了存书。[43]

与东亚书局并存的上海共和书局，襟亚为之出力也不少。共和书局自己出书不多。1924年，江苏督军齐燮元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间爆发江浙战争。在东南财富的中心，在上媲天堂的苏杭地区，十里洋场的上海外围，对于过惯了安逸生活的市民来说真是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襟亚看准这个机会，以上海共和书局名义出版了一种《江浙战事画报》，描绘江浙两省直奉派系军阀混战中各个战役的情况。主编为襟亚和胡憨珠，由胡亚光、孙步月绘图，绘画采用西画素描手法，24开，前后共出版四集。大战结束之后，4集画报合订本以“上海战事写真馆”的名义印行，书名为《江浙直奉血战画宝大全》。此外，共和书局还出版了《江浙大战记》，记述齐卢之战的原因、和平运动、战事之酝酿、苏浙之开战、全局之牵动、战时之琐闻等新闻。

襟亚编纂的“清朝十种名人家书”，是上海共和书局的畅销书，其中包括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和李鸿章等人的家书，分册出版，销量较好。但是近年来有学者发现，其中有几种家书是襟亚伪造的（详见本书第五章第六节《赚钞票的花头经》）。襟亚后来对这种行为也非常懊悔。

在和平襟亚合作了几年之后，沈知方觉得虽有盈利，但襟亚小打小闹的出版模式不会成大器，他指点平襟亚说：“你个人出版一二种投机书，赚着几个钱，那是偶然的，连续下去，难免积压，资金有限，推销不出，岂非把钞票化为油字纸？”[44]沈知方建议襟亚应当适可而止，考虑和他合作，搞一个出版大企业。1925年，沈知方代襟亚筹划把东亚书局名义取消。存书30多种、40箱一起盘与大东书局，得款5000多元，以3000元购买了世界书局股票。沈知方经常去拜访襟亚，两个人之间有着亲密的友谊，襟亚曾对沈表示：“愿意终我一生做你朋友。”沈知方一度还想约请襟亚进世界书局当编辑，但是襟亚以懒散成性作推托，拒绝了他的好意。

又过了一段时间，因为襟亚开办中央书店，沈知方对上海共和书局也放手不再兼营了。襟亚所经营的上海东亚书局和共和书局，不算很成功，但也没有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经过在混乱的出版业数年的摸爬滚打，他深切了解了出版业的内情，了解了读者对读物的好恶心理。尤其是在沈知方的启发下，襟亚已经知道了作为出版商应该如何不断地适应出版市场的变化。

怀着不凡的志气、干劲和才华，不断前行。成为一个成功出版商的大门，正在慢慢向平襟亚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