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早年的生活
第一节 少年丧父之痛
时间，定格在1894年，辛庄镇寂静的历史被记忆打开。
在苏南地区，有一座具有三千年历史的古城，因为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无论水旱灾害，农业生产均能年年有成。它有一个极美丽的名字，叫作常熟。古城坐落于虞山东南山麓，城外尚湖、昆承湖面山而卧，城内琴川古运河纵贯南北。“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这两句诗就是常熟最真实的写照。
常熟的南面，距苏州二十多公里，辖下有一个规模不大的乡镇，因为地势低，常遭水涝灾害，有一个极苦涩的名字，叫作辛庄，这就是本书传主平襟亚出生的地方。
且说离开苏州城外四十里之遥，有一座康庄，名叫安乐村。村西一里之外有一镇，叫做福熙镇。镇上狭狭一条街道，曲曲一条河流，却也人烟稠密，交通四达。附近二里一庄，三里一湾，不少居民大半上这福熙镇的，安乐村更是众村之主，也有百十户人家，比较来得富饶。[1]
早年的生活和故乡的环境，对作家的写作具有巨大的影响。一般来说，一部处女作往往是一位作家自我的记录，这样的例子在世界文学史上不胜枚举，平襟亚也不能例外。上面一段文字，是平襟亚在首次创作的长篇小说《人海潮》中对故乡的描述。《人海潮》共50回，前10回写农村，后40回写上海。走进平襟亚的人生脉络，对照《人海潮》和平襟亚的许多回忆，不难看出这部小说是作者亲历亲闻各种人事的概括和提炼。根据小说细节比照现实，可以知道福熙镇影射的是辛庄镇，安乐村影射的是辛庄属下的吕舍小镇。至于平襟亚的出生地顾泾村，则以澄泾村来指代：
且说福熙镇团方数十里，港汊分叉，都是水区，一片平波，滟潋可爱。乡人养鱼、畜鸭、种菱、莳芡为大宗收入，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的衣食住，差不多都靠在那春水油油，秋波漾漾之中。距离福熙镇五里的一个澄泾村，村上居民更是以水为家，狎鸥作友。朝歌于鱼湾，夕醉于蟹舍，不知大地有高山峻岭，只道世界即芦洲荻岸，一叶扁舟之乐，自以为坐傲五侯。那村上只七八十户人家，村前村后一片汪洋，周围十余里，直径六七里，一座湖面便叫小澄湖。澄泾村宛在水中央，拂晓薄雾四羃，垂晚湖烟四起，遥望小村，真像蜃楼海市。村西一条长堤，直达福熙镇，为渔夫牧竖往来要道。沿堤植柳，垂垂凝碧。日暮家家曝罾，鱼鳞映日光，闪闪如繁星。凡此清幽村景，比不得街坊闹市。一到日落，鸡犬不喧，林鸟倦还，真似桃源仙境。[2]
童年深刻地留在平襟亚的记忆中，故乡在他笔下呈现出一派田园牧歌式的宁静，遥远日子里的每一个细节，清晰地展现了辛庄地势低洼，河道纵横，水上舟楫往来穿梭的景象。但是，宁静的田园风景只是表象，辛庄因地势低被称为“低乡”，严重的水涝灾害造成农民生活困苦，历来属于常熟的穷乡。《人海潮》中痛苦地写道，由于连续几天大雨酿成水灾，田园诗一般的故乡变成“一片汪洋田庐成泽国”，农民被迫举家逃离家乡到上海去讨生活。
平襟亚出生于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九日（1894年9月28日）。在他出生前的11天，清政府和日本海军在黄海爆发了大战，惨烈的海战以清政府北洋水师的惨败告终，宣告洋务官僚经营多年的自强运动失败了。国运衰微，强敌入侵，大清帝国近三百年的统治进入尾声，清王室摇摇欲坠，中国进入了内外交困的动荡不安时代。
然而，至少在平襟亚呱呱落地的时候，家乡在表面上依然很平静。常熟是吴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历代人才辈出。在平襟亚出生那一年，做过同治和光绪两朝帝师的常熟籍状元翁同龢再任军机大臣。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是咸丰帝的师傅，长兄翁同书官至安徽巡抚，二哥翁同爵官至湖广总督，侄儿翁曾源在同治帝时也中过状元。翁家父子宰相，同为帝师，四世五人俱为进士的现象，在科举史上实属罕见。
不用说，翁家“学而优则仕”对常熟读书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平襟亚的父亲同样醉心于科举，可惜没有什么功名建树。对于没有功名的农村知识分子来说，做私塾老师是最常见的生活出路，平父也只能如此，他在吕舍当塾师。然而塾师的收入微薄。每年夏收、秋收后，学生家长一般以麦、米缴纳学费，逢年过节也会邀请吃饭，或送些柴草、鱼肉之类的小礼。平父终年辛勤教授学生，一家人仅能勉强糊口，生活非常窘迫。
为了养活全家，平父在教书之余，不得不在家里干一些农活。“一架石磨，搁在客堂的中间，上面铺了一块木板，将它当作了桌子。几柄铁耒，张挂四壁，仿佛就像对联似的；几只绳缚板制的凳子，横躺在一旁”，[3]这一切都是平襟亚童少时期的旧伴，各种农具的存在也是平家干农活的真实写照。
平襟亚出生时，父亲已经三十多岁，中年得子给平家带来了喜气。很快，平先生为儿子取名叫平衡，字襟亚——平襟亚这个名字，以后越来越响亮，意义越来越丰富，提到这个名字，会联想到他的多重身份：近代上海滩著名的小说家兼出版商，“鸳鸯蝴蝶派”的健将，有名的平衡大律师，解放后的著名评弹作家。
家境，并未随着平襟亚的出生好转。转眼几年过去，平家又陆续添了两个男孩，二弟名叫枕亚，小弟幼年时期即不幸夭亡。母亲在生养小弟后不幸患病，不久就早早离开了人间。此时平襟亚才九岁。母亲是吴塔镇人，外祖家有一个小小的鱼池，童年的襟亚常常在这个鱼池里钓鱼游嬉。母亲的去世，使得平家失去了操持家务的人，生活变得更加窘迫，父亲既要教书，又要独自抚养孩子。种种穷困辛酸的生活，给予幼年平襟亚很深的刺激，后来他在《人海潮》中对还算“比较富裕”的安乐村里穷人家的境况，作了许多生动的描述，从中可以看到平家贫困生活的影子。
当时社会，以功名为重，襟亚的父亲为自己科举不第耿耿于怀。从个人理想的角度来说，平父是不甘于终身为塾师的，他仍然怀着获取功名的期望。同时，他把在科举道路上取得正途的更多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襟亚从小跟着父亲学习，由父亲亲自教育。平家“虽家贫授徒，无以举炊，而三人之家，诵读不辄”。
饥饿是一种痛苦的记忆。曾经有一次，家里一粒米都没有了，面对家里空空的米缸，襟亚彷徨无措，想来想去只得向邻居讨了一只南瓜，煮熟后勉强以此代饭。然而襟亚的父亲早已习惯了这种困苦的生活，并不在意以南瓜充饥，一如既往地手不释卷，读个不停。襟亚从识字开始，后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古文观止》，再学“四书”“五经”。在父亲的教导下，襟亚写出了一手好字。
童年的苦难，充斥平襟亚的生命。然而穷困的生活并不全是痛苦，也有例外的欢乐，那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襟亚后来在回忆自己童年时写道：“一到元旦，穿了新衣，杂在人丛中欢天喜地，绝对不肯让光阴一时一刻地虚度，总想尽情享乐。”[4]白天，襟亚前往亲友家中拜年，还会得到红纸封的压岁钱。晚上，随着父亲走遍镇上的街巷，观看掉龙灯的表演。龙灯用竹篾扎成，外面糊着白布，有头有尾，活灵活现。当数十条白龙、金龙、黄龙灯燃起时，蜿蜒三五里的灯光映在水中，流荡不定，好像千百的月影，照得水色通明，水中的游鱼历历可数，年少的襟亚看了觉得真是奇观。快乐的心情让他手舞足蹈，唯恐新年过得太快。但是到了元宵，新年就结束了，襟亚又天天盼望着明年的新年早一天到来，盼望早一天享受这样的快乐。
另外一种童年的快乐，来自养蟋蟀。蟋蟀，是襟亚兄弟都喜欢的宠物。捕捉蟋蟀总是在深夜，因为蟋蟀中的“大将军”一定要到深更半夜才会鸣叫。到了半夜三四点钟，襟亚才起床出发。夜凉如水，他身披棉衣，手提灯烛，携带了竹筒、铁丝、虫罩等应用物品，找到蟋蟀的洞穴后，或以铁丝赶出，或以竹筒灌水驱逐，等到蟋蟀跳出洞穴后立刻罩住，于是小小虫儿变成了襟亚兄弟的玩物。
兄弟俩养蟋蟀只是为了玩耍，没有别的目的。有一次襟亚逮住了一只头项特别大的蟋蟀，和邻居孩子养的蟋蟀争斗，战无不胜。当时社会上斗蟋蟀赌钱的风气很盛，兄弟俩年幼，不敢拿到辛庄镇上和人赌钱。镇上有个叫怡然子的人，是襟亚的朋友，他借了平家的蟋蟀，到附近的无锡甘露镇去斗虫，屡战屡胜，赢了不少钱，平家的蟋蟀因此获得了一个“顶天立地黄大头”的称号。甘露镇上有位华玉爷，也是斗蟋蟀高手，养有一只号称“梅花瓣”的蟋蟀，是百战百胜的异物，他闻讯送下战书，约战于苏州沧浪亭，赌金高达500元。经过一场恶战之后，两只蟋蟀同归于尽，这场赌博以不分胜负告终。心爱的蟋蟀虽然死了，襟亚在惋惜之余，却得到了无尽的欢乐。[5]
“像这样的黄金时代，终于在不加咀嚼中匆匆地过去了。”平襟亚后来感慨地回忆。因为这种穷困而平静的生活，不过短短几年时间就由于父亲的患病被打破了。母亲去世后，平父集父爱母爱于一身，勉力抚养襟亚、枕亚兄弟。他作为农村知识分子，一个大男人，不得不操持女人做的家务。为了不被旁人讥笑，平父常常跑到没人看见的地方洗涤夜壶、马桶。父亲非常怀念母亲，襟亚经常看到父亲整天啜泣，两眼含泪诵读《金刚经》，以此超度亡妻往生。由于常年悲伤哭泣，父亲的双目经常肿胀。
“屋漏偏逢连夜雨”，巨大的灾难降临了。有一次，父亲在吃了隔夜的马鲛鱼之后全身中毒，双足麻痹直至溃烂，甚至眼中也流出了鲜血，最后双目失明，卧床不起。那时，平父还不到50岁。父亲的眼睛虽然瞎了，可是他的心并不盲，他再也不可能去参加科举考试了，但还能为两个儿子进行口授，教授作文之法。兄弟俩写好文章，就读给父亲听，父亲指点需要增删字句的地方，竟然一字不差。严格的管教传授，为平襟亚后来成为作家和出版家，打下了厚实的文化基础。
继续到吕舍去教书，是不可能的了，家里的经济更加不敷度日。没过多久，弟弟枕亚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小小年纪就不得不去上海当学徒，家中只有襟亚独自服侍父亲。父亲绵延床榻多日，骨肉都脱落了，其状惨不忍睹。
卧床三个月后，父亲奄奄一息。弥留之际，也许是回光返照，襟亚隐隐感觉到，父亲的神情里想要吃点什么，却因满口苦涩，难以咽下粗劣的东西。父亲勉强地支撑着精神，示意襟亚能不能去街上买只咸鸭蛋来。可怜襟亚囊空如洗，不得不赶紧出门，先去亲友那里借了几文铜钱。未曾想，还未等到把咸鸭蛋买到，就见隔壁邻居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原来父亲已撒手人寰。襟亚闻此噩耗，惊愣之下眼泪夺眶而出，他狂奔到家，见到的已是父亲冰冷的尸首，那一刻，襟亚跪在父亲床头，禁不住嚎啕大哭。父亲就这么抛下襟亚兄弟俩走了。此一刻，襟亚就像一只倾巢的燕子，孤苦无助，哀哀无告，从此开始独自面对人生艰难跋涉。
父亲的去世，使得平襟亚深受刺激。自此以后，每次吃到咸鸭蛋，襟亚就忍不住想到父亲，就像是父亲和他对坐同吃。痛苦是终生难忘的，因为父亲是吃了马鲛鱼之后中毒的，襟亚从此永远不吃这种鱼，他怎么能吃得下呢？
第二节 偷看书的小学徒
父亲的离世，使得平襟亚早早就饱尝了寄人篱下的苦味。小小的年纪，就不得不在人生的道路上接受磨砺。
走读书之路，是父亲早就为襟亚设计好的。然而父亲的去世，让平襟亚感到人生是如此的无奈。家境更加窘迫自不必说，为了生活，为了能够继续读书，孤苦伶仃的襟亚投靠了同族的叔父。这一切都能在《人海潮》中找到影子。根据书中的描述，主人公沈衣云（人物原型为平襟亚）在父亲读书破家后，依在叔父家的私塾中和几位同族兄弟一起读书。沈家（影射平家）是村上巨族，兄弟三房，只有小房富足，长、次两房都败落了。小房主人依靠祖上传下的五六百亩良田，不耕而食，生活很富足。沈衣云白天在私塾读书，晚上住在叔父家，帮叔父看守放米的两间小屋，一边看书，一边防人偷米。生活中的平襟亚，实际境况也大致如此。
寄人篱下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在13岁那一年，襟亚已经磨炼成一个有思想的少年，自己能够拿主意决定人生之路。经人介绍，襟亚到吕舍镇上的协大南货店去当学徒。[6]吕舍很小，当时集镇上仅有百十来户人家，虽无富商巨贾，商店、摊贩却是很多，遍布集镇的是茶坊酒肆、南杂纸马、纱庄布店、猪行板作、石灰竹制、金银加工等行业店铺。
初到南货店做学徒，老板开始只是让平襟亚扫地抹桌子，做些杂务。[7]这家店规模很小，把个小学徒当佣人使唤。平襟亚毫无怨言，老老实实地干活。《人海潮》中有一段对尤璧如家开的杂货店的描写——尤璧如是沈衣云的好友，据此可以大致了解协大南货店的情况：
原来璧如的杂货店，单间两进，店里百货杂陈，只用得一个学徒。璧如的父亲已四十多岁，名叫燕山，半生刻苦成家，莫说店里一切事务都要他管，便是家里种五六亩田，一亩多蔬菜，都要他和妻子亲自动手。七八月里种菜，一块菜圃在桥南，一只粪坑在桥北，燕山夫妇俩扛粪过桥，每天晚上总要往返十来次。
学生意的小学徒，生活是寂寞的。站在柜台里，襟亚有时呆呆地望着店外，天上的浮云、飞鸟，都可带来无尽的想象。温饱有了依靠，襟亚的心却越来越孤独。他想读书！学生意和读书之路，中间隔了厚厚一道墙壁，襟亚心中的愁绪，怎么也摆脱不掉。
万万没想到，一个读书的机会摆到了襟亚眼前。那时在协大南货店旁边，有个人摆着一个书摊，卖的大部分是小说、弹词之类，对于买不起书的人，书摊也提供租书服务。襟亚在店里早已看见，强烈的读书欲望，让他魂不守舍。他很想在书摊上租本书看看，但是实在没有闲钱看小说。说来也巧，不久一个免费看书的机会来到了。书摊主人每天中午要回家吃饭，他嫌收摊、摆摊太麻烦，就托南货店里这个瘦弱的小伙计代为照顾一下。聪明的平襟亚怎能放过这个大好机会？他顺势向书摊主人提出交换条件，那就是书摊可以代为照顾，但摊头的小说书要尽量供他阅读。成交！书摊主人当然满口答应了。顺势而为，平襟亚一生中就是这样抓住机会，取得人生的成功。这，或许是襟亚有生以来第一次和人做成一笔“生意”。
从此，襟亚就借到了很多小说书。小说书虽然在他手里，站柜台时却是不能看的。但是小说的诱惑力太大了，在书中他发现了无尽的乐趣。襟亚守着南货店，心里却常常想着没有看完的小说。他常常趁老板不在店里，或者忙着和顾客应酬的时候，把柜台抽斗半开着，站着偷看藏在里面的小说。那个店老板可真厉害，有一次他发觉襟亚在偷看小说，就取了一块钱板，就是那种放置制钱的木板，悄悄走过来。襟亚正看得入神，哪里知道老板过来了，老板抡起钱板在他头上猛击了一下，襟亚又痛又惊，吓得跳了起来。吃了苦头，襟亚只好恋恋不舍地关上抽斗，不敢看书了。
但是襟亚迷上小说后，疯狂的阅读一发不可收，老板再严厉也阻止不了他的爱好。过了几天，襟亚看老板不在眼前，忍不住又故态重萌，半开抽斗偷看起小说来。正看到情节紧张之处，老板突然回来了，襟亚却毫不觉得，老板又把钱板作为当头之棒，猛击一下。类似这样的“吃生活”，发生了好多次，襟亚的头顶屡次被击打，经常肿起来，受创处竟然开始掉头发，光秃秃的，到老头顶还有疮痕残留。
青春期大量阅读地小说，使平襟亚了解了外面的世界。当时已是辛亥革命爆发前夕，而辛亥革命前后，正是以林琴南的作品为代表的翻译小说和社会谴责小说流行的高潮期。常熟人曾朴撰写的《孽海花》，成为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平襟亚在《人海潮》中借女主人公陆湘林之口，描述了他对早年所读小说的印象：“老小说里喜瞧《水浒》，一百另八条好汉写来活龙活现。新小说喜瞧迭更司描写社会的作品，什么《块肉余生述》《贼史》等，一支笔仿佛一面显微镜，把社会上一针一芥放到几千倍大，描摹刻划，入木三分。像这类小说，非有阅历不能落笔。其他哈葛德言情小说，深刻虽则深刻，只把一男两女、一女两男纠缠着，我瞧得一二种，便不要瞧了。”[8]读小说不仅帮助襟亚度过了寂寞的时光，而且打开了襟亚的眼界，再加上他刻苦自修，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也打下了文学的功底。
这个南货店的小伙计，不光爱看书，而且在细细观察吕舍小镇上发生的各种社会现象。《人海潮》中这样写道：“便是小茶馆、小酒店、燕子窠。街坊的小茶馆，现在简实变做赌窟了，乡人在这里家破人亡的委实不少。小酒店，兴奋一般人的好勇斗狠，乡村发生械斗血案，都在这里酿成的。街坊上鸦片烟馆，听说现在也改换牌号，一律叫燕子窠了。这其间更不容说，是乞丐的制造厂，尤其是盗贼的派出所。农民渔户吸上了那筒福寿膏，把自己祖宗挣下的田房屋产，一起塞进小眼眼去还不够。镇日镇夜在烟铺上穷思极想，守到宵深出发，试验他的三只手伎俩。小偷偷不够，索性合了党，明火执杖打劫起来。”[9]乡间的丑恶现象，成为平襟亚心中构思着的小说材料，他没有动笔去写，只是在脑海里做着写小说当写作家的白日梦。
1911年，平襟亚17岁，辛亥革命爆发，掀开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篇章。民国肇造，给常熟带来了种种新事物，恬静的县城变得不安宁，人心向往变革。又由于主持县政者的热心提倡和支持，新式教育事业发展很快，亟须大量受过新式教育的教师。1913年年初，常熟乙种师范讲习所将要成立。得知这一消息，平襟亚思考着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很快，他下了决心，决定继承父亲的职业，离开南货店去读师范讲习所，做一个教书育人的新式教师。
家道的衰微，生活的拮据，从小当学徒的经历，对少年平襟亚的性格养成有很大的影响。穷困使他渴望有钱改变生活，穷困又使他向往靠书本和知识改变命运。他向亲戚借了一些钱，踏上了前往县城的道路。
本节结束前，顺带提一下那家协大南货店，店铺在三十年代初期受“一·二八”中日战事的影响，不幸倒闭，老板失业在家。此时的平襟亚已经在上海开办了中央书店，生意正在蒸蒸日上，得知消息，他不计宿怨，就请那位店老板来做中央书店的经理。积怨随着时间的流逝烟消云散，在红尘滚滚的世俗生活中，襟亚选择了“以德报怨”。探寻平襟亚心灵的印迹，不光能从他文字中体会，更能从他的言行中感悟。
第三节 求学师范讲习所
县城并不遥远。19岁正是充满理想与热情的年纪，平襟亚从此走了一段学习现代师范教育的道路，做了几年教书育人的梦。
常熟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教育素来发达。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在鲁讲学，里人言偃北学孔门，是孔子三千弟子中唯一的南方人，被后人尊为“道启东南”的“南方夫子”。科举时代，常熟教育官办与私办并举，名人辈出。从唐迄清末，常熟共有进士489名，其中状元8名，榜眼4名，探花5名。至清代中后期，书院、私塾遍及城乡。
清代末期，西学东渐，由于各方热心提倡和大力支持，常熟开始兴起新学。1912年，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颁布法令，摒弃清廷教育宗旨，废除奖励科举出身和读经课，改用符合民国宗旨的课程标准和教材。小学堂改称小学校，并规定公立的高等小学校归县办，公立的初等小学校归市、乡办，原民立、商立、私立小学堂统称私立小学校。常熟城乡的创学积极性高涨，但合格师资缺乏，尤其是乡村教师缺乏，形成了异常尴尬的教育局面。为了解决小学师资紧缺问题，常熟和其他地方一样纷纷成立了一种速成班：师范讲学所。
常熟乙种师范讲习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办的，主要招收由各乡镇选送的16岁以上的小学教员或塾师，学制一年，和平襟亚一起被录取的共55人。1913年2月25日，乙种师范讲习所开学，学校设立在城东新县前新邑庙后宫，常熟西北乡沙洲人朱心纲担任校长。
乙种师范讲习所的西式教育，令襟亚既新奇又兴奋。在这里，他不必每日习练八股，背诵经典，学习的是新式教科书。1912年，民国教育部颁布《师范学校章程》，各校的课程根据这个章程规定稍加增减实施。时至今日，乙种师范的教授课程已不可考，不过根据1912年苏州第二女子师范讲习科的课程设置，大致可以知道襟亚当时所学的课程为：修身、读经、国文、习字、外国语、数学、图画、乐歌、体操、教育、博物、理化、史地、法制、经济等。[10]
当时学校有一位前来兼职的体育老师，名叫邵汝干，是常熟塔前高等小学的教师。邵先生毕业于上海龙门师范学校，和常熟同学公羊寿文是好朋友，两人结伴加入革命组织光复会，在辛亥革命光复上海之役中，参加敢死队攻打江南制造局。邵先生只教了一个学期，却给常熟带来了近代体育教育的新方法。邵汝干后来一生致力于体育，是中国近现代体育活动家，著有《小学准备体操目录》等书籍。
正如邵汝干带来的新式体育教育，辛亥革命后，西方文化像山洪一样冲击着古城常熟。在政治格局、社会环境发生剧变的时候，平襟亚的思想开始告别传统，接受了西方的教育，同时他对传统文化又非常感兴趣，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到了传统古籍，这也是襟亚终生的爱好。学校学的是新课，负担不算重，学有余力的襟亚在课余并不去观赏湖光山色，他最大的乐趣是前往铁琴铜剑楼阅读藏书。
铁琴铜剑楼是清代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又名恬裕斋，离常熟县城十里。创始人瞿绍基，喜欢搜集宋、元、明善本书，筑楼作为藏书之所，藏书达到十万余卷。到清末民初第四代主人瞿良士时，拥有宋刻本就达160种。瞿良士，名启甲，一生淡泊，除爱护家藏图书外，没有其他嗜好。与其他私家藏书楼藏书秘而不宣不同，每到春秋季节的好天气，瞿家就开放藏书楼任人观赏阅读。这样的开明之举，不知泽及了多少学子。
因为有书读，休息天就过得很充实。襟亚和几位喜欢读书的同学结伴前往藏书楼，顺带还能吃顿饭，因为好客的主人在楼内辟有专室，免费供应茶水和五菜一汤的午膳。铁琴铜剑楼中藏书极多，“牙简万轴，缥缃满架”，襟亚在此读到了宋、元、明的诸多善本。在阅读中，他发现每册书的书尾都有乡贤先辈的题跋和观后记，都是写在一张纸上粘在书页文字空隙处，直至粘满书页，尤以翁同龢和钱谦益粘的纸页最多。其他诸如翁方纲的蝇头小字，柳如是的簪花妙楷等，读来令他神往。
旧书摊上翻书，留给襟亚的记忆是一生也磨灭不了的。他后来回忆，当时手头没什么钱，却还是喜欢在旧书摊上东寻西找，翻阅自己喜爱的书籍。有一次，他在冷摊看到两册宋版《常建诗集》，这是明末清初江南名士钱谦益、柳如是收藏，钱家藏书楼“绛云楼”火灾后留下的残书。书上有柳如是的钤记及蝇头小楷的眉批，书的珍贵自然不必说。售书者开价两百元，襟亚觉得价格还算合理，他心中盘算一番，权衡一番，决定把这套书买下。当即赶到亲友处告借，经过一番求亲问友，东借西贷，好不容易凑足了两百元，但已经耽搁了几天。当襟亚拿着钱兴冲冲地找到卖书人时，却被告知书已被邑绅丁芝孙先生捷足先登购去了。襟亚为此叹息多日，后来托朋友向丁先生介绍、疏通，彼此成为朋友后即将书借回去阅读。襟亚用了一天一夜，细细读完了这两本残册，真是爱不释手。虽然心里舍不得，最终还是不得不交还书的主人。[11]
丁先生名祖荫，字芝孙，别号初我。辛亥革命前，他自费创办学校。民国元年，被推为常熟民政长，又创设县图书馆，修订县志。丁先生诗文清隽，又喜藏书，藏书楼名为“缃素楼”，内藏善本古籍不下万余卷。他去世后，所藏典籍散佚在外。藏书中有《脉望馆古今杂剧》被家人作油字纸论斤出售，辗转流传至吴门冷摊，最终以两万元售于郑振铎先生，得以留存于世。
因为彼时襟亚还不懂版本学，他在冷摊觅书时，上过无良书贾的大当。当时常熟有个旧书商叫张士良，此人狡猾多智，兼营骨董（古董、古玩的旧称）。凡是旧家有珍贵古籍收藏的，张士良闻讯后必定会千方百计弄到手，碰到不愿卖书换钱换米的，就用其他书作交换。那时襟亚刚开始学治诗，需要一些诗集，张士良利用襟亚的心理，以一部不值钱的《带经草堂诗》，换走了襟亚手中的明刻本《广群芳谱》，价值相差几百倍。时人因张士良长得魁梧又工于心计，称他为“浸胖张良”。他的助手叫曹立甫，相貌猥琐而心更黑，利用常熟光复时的人心混乱，骗取了大量古籍，人称“袖珍曹操”。襟亚在古籍交易中，可谓是出师不利。吃一堑，长一智，从此他在交易古籍时倍加小心。[12]
襟亚既上过“骨董鬼”（旧称玩骨董人）的当，也作弄过玩骨董的人。当时城区有一家集宝阁，铺面陈列着各种古玩，内厅设雅座售茶，藏着古玉器和灯草之类，常坐着很多玩骨董的遗老。玩骨董的人手一个小布袋，手在袋中一刻不停地盘弄。有时倒出玉器，放在茶杯内，用开水冲洗一回。襟亚看着眼热，手中也弄个布袋。他的小布袋居然引起一位老先生的注意，再三要求拿出宝物来一饱眼福。襟亚开始拒绝，忸怩再三，迫不得已取出一件两寸长、釉彩极肥的芭蕉绿古瓷，说是宋瓷，名唤夜光绿。于是在座之人一一传观，啧啧称赏。结果有一个精明的“骨董鬼”看出了破绽，这个所谓夜光绿的“宋瓷”，其实是夜壶上的一段提手柄，一文不值。襟亚被人看破，尴尬地笑称并不想卖，只是弄着玩玩。众人见他是个学生，不像是玩骨董的人，哄笑一阵并不在意。襟亚后来在《玩骨董》一文中提起此事，说自此以后，自己再不曾玩过骨董。
平襟亚造假玩“骨董”，其实没有存着想骗钱的恶意，只是年轻好玩，平生又喜欢开玩笑。这不过是一件小事，襟亚却能想出怪念头骗过众多玩骨董的人，颇能体现他的头脑活络，随时会灵光一闪，迸发出智慧的火花。
第四节 小学穷校长
常熟乙种师范讲习所的求学生活，只有短短的一年。1914年1月，平襟亚毕业了，和同学们一样，回乡任教。基于种种原因，这所学校就办了这么一届。进校时的55名学生，最后有48人拿到了毕业证书。
在平襟亚进入师范讲习所之后不久，辛庄于1913年成立了公立吕舍小学，襟亚师范尚未毕业就被指定为该校校长。吕舍小镇上一座叫作广福庵的小庙，成了吕舍小学的校址。从顾泾村出发，沿途是农田，陌上种植着桑树，走出不远是襟亚外祖母家所在的吴塔镇，这是一个有数百户人家居住的市集。再向前约二里地，隔着一条河的就是吕舍镇。河流中，有渔船往来，渔翁唤使着鹈鹕捕鱼。
“赵氏私立国民小学校”，这是《人海潮》中影射的吕舍小学校名。根据小说中的描述，校长醒狮女士要到寒假才毕业——这和襟亚的毕业时间相符。学校不得不聘下两个教员，一个是私塾教师升任助教，一个是专程到城里聘下的主任，这两人都是60岁左右的冬烘先生，全无新式教育理念。襟亚描写那位主任先生“更是一件柴窑老古董，体育智识全无，居然在庭心里教学生体操，挺尸一般的身子，领着学生跑步，口中还喊着大转弯、小转弯、立春、小雪”。这两个暮气冲天的教员，不光葬送了儿童活泼的天性，其他教授上的荒唐也很多。小说中写道，作文的题目是什么“试述你的妈”、“试述你的姊”，有一位学生只写出了两句：“我的妈早已死掉，现在只有述述我的校长妈妈”。虽然小说的描写不无夸张之处，但这种教育方式令人啼笑皆非，可见在当时新办西式小学中，未受过正规师范教育的教师素质极其低下。如果没有平襟亚这样受过师范教育的教员，办这样的学校，真是把银子丢在河中。
平襟亚在《人海潮》中非常细致地描写了小学校的样子：
校门上挂一块黑漆白字“赵氏私立国民小学校”的牌子，一面校旗一面国旗交叉着插在庙门前一个铁香炉内。走进校门，两旁八个黑面红须、伸拳怒目的泥皂隶，里面一个方方的天井，两棵大银杏树，绿荫成幄。正中大殿上一块金字横额，写着“来了么”三字。那“来了”两个字上，粘着两方红纸，写的“教室”两字，远远望着，变作“教室么”三字。[13]
破旧的学校，教师加上校长总共才三个人。学生有二三十个，也有赤脚的，也有蓬头的。教室内正中悬挂着一艘很大的阴船，船上有“肃静”、“回避”的行牌执事。墙上挂一块黑板，下面一只半桌，三四十张洋松黑漆的学生座椅，七高八低地分作四行排着。两间厢房，左面本来供着十殿阎王，改作学生休息室，排两条长凳在内。右面本来是皂隶阴马的公事房，改作教员卧室，搁着两张铺在里面。
在《人海潮》中，襟亚将教书的经历移植到小说人物汪绮云身上。汪绮云是小说主人公沈衣云的好友，也是师范讲习所毕业。又把校长身份移植到一位18岁的女学生，号称“醒狮女士”的赵万雄身上。襟亚发挥小说家的想象力，虚构了汪绮云和醒狮女士结婚的情节，写得既风趣又热闹非凡。
新式小学是洋学堂，是乡人和孩子们向往的地方。平襟亚名为校长，每月领到的拨款只有30来元。[14]小说中写到学校主任薪水16元，助教薪水12元，此外还有办公费的开销，什么都包括在内，这基本符合吕舍小学的实际情况。学校的风琴太破，只能发出五个音，买不起新的，只好送到苏州去补洞。造成这种情形是因为民国初年常熟实行县与市乡分工办学，县统筹的经费按照县三成，市乡七成的比例分拨。因小学数量非常多，像吕舍这样的乡村小学收到的拨款几近于无。况且县府的教育经费也很有限，主要来源是田赋中的教育提成。当时人们还有教育应该是义务的观念，以致“除公立高等小学外，各市乡学校依令收费者甚少”[15]。在这种情形下，襟亚左支右绌，勉力维持到1915年。这一年，吕舍小学根据教育部规定，改称常熟县第五小学。
最终，经费的匮乏使得平襟亚难以支持下去。于是，他不得不向堂叔求助，但是他的请求遭到了叔父的一口回绝。据襟亚的小女儿平初霞说，当时襟亚一怒之下毁家出走，带着弟弟枕亚离开家乡去苏州谋生。[16]至于其中的曲折，比如弟弟枕亚本来在上海做学徒，他怎么会和哥哥一起去苏州的，襟亚的子女也不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
其实襟亚的叔父不光不缺钱，而且非常富裕。根据1917年3月27日《申报》报道，旧历二月二十四日晚间，盗匪百余人洗劫了常熟吴塔附近的顾泾地方平姓富户，搜劫金珠饰物、银洋、衣物等总计2万余元。由此可见叔父家的富裕，也不难理解平襟亚为什么会对叔父家耿耿于怀了。所以在《人海潮》中，平襟亚对书中“叔父”的吝啬极尽讽刺挖苦，还故意说“叔父”没有儿子，只好养几个侄子在家中读书，准备将来选嗣。其实襟亚的叔父是有儿子的，名叫平冠球，《人海潮》中有个在私塾中和沈衣云一起读书的沈冠英，被大加讽刺，描写他读书不好，出了不少丑，影射的就是平襟亚的这位堂弟。
在艰苦的教学条件下，襟亚教育学生读书识字，和学生关系很好。其中有一位学生徐迈进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要职，他和襟亚的关系尤其密切。著名电影演员顾也鲁是襟亚妻子沈慧珠的表弟，也曾就读于第五小学，不过在顾也鲁出生时襟亚就已经离开了学校。顾也鲁享有“银幕袖珍小生”的称号，他参加过《渔家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女理发师》《51号兵站》《小二黑结婚》《鸡毛信》《围城》等一百多部影视剧的拍摄。襟亚任校长期间的朋友丁俟斋，是常熟著名的画家。丁先生后来靠教书育人谋生有十五年之久，并担任过吕舍第五小学校长。
今天的吕舍小学，已经完全不同于民国初年的小学，增加了幼儿园，有合格的自然实验室、图书阅览室、音乐教室，并按规定配齐教学仪器，三机一幕进教室；体育设施达标，拥有一片标准的水泥篮球场和一块80米直道的运动场地。吕舍小学以平襟亚校长为学校历史的光荣，并在校史中予以纪念。
平襟亚属于过去的时代，但家乡不会忘记他，吕舍小学不会忘记他，不会忘记平襟亚校长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