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奋斗上海滩
第一节 一脚踏进大上海
“流浪”这个词语从含义上看就是居无定所，生活没有着落，只好去他乡寻找生路。这是一个沉重的词语，谁在人生路上碰到这个词，他的人生之路就会沉重无比。流浪，赤手空拳，穷困潦倒，人生地不熟，找不到谋生的职业——这些，都属于正在苏州流浪的平襟亚兄弟。
说起平氏兄弟流浪的情形，据襟亚小女儿平初霞讲述，她经常听父亲谈起在极度饥饿中捡到一个双角子，如获至宝，兄弟俩才吃了一顿饱饭。[17]襟亚在《人海潮》将这段人生中的困窘移花接木，写成洪幼凤（影射朱鸳雏）准备请沈衣云吃饭，谁知到报馆拿不到稿费，弄得两人无钱充饥，幸好捡到一个双毫才解决了问题。旧时穷文人的潦倒跃然纸上。
正当兄弟俩穷途末路之际，苏州一户姓沈的人家收留了平氏兄弟。沈家看平襟亚一表人才，是个有为青年，就收他为义子。不久，襟亚入赘沈家成为东床快婿，妻子名叫沈慧珠。根据《人海潮》第四十九回的描述，舅父屡次授意账房，叫沈衣云请叔父出面订婚，作为赘婿，也不需要姓他家的姓，目的是留沈衣云住在家里，可以有些照应。隔了十来天，衣云就请叔父沈祯祥，写了一封信给舅父，赞成早日订婚。书中后来的情节，是写沈衣云本来正在筹办婚事，但是没想到女方陈琼秋却突然悔婚了，原因是沈衣云昔日恋人陆湘林曾写信请求琼秋放弃婚姻，琼秋“为保全两人爱情起见，毅然决然，洁身引退”。中国作家一般都讳言自己的爱情生活，更不用说平襟亚这样受过旧教育的作家了。《人海潮》中的这段悔婚情节，与襟亚的婚姻不符，不过是小说家言罢了。我们从中知道的，仅仅是襟亚可能有过不成功的恋爱，当然情节都经过了艺术加工。
此时，恰逢嘉定县私立练西小学转为公办，更名为“嘉定县第一乡第四初等小学”，需要经过师范训练的教师，襟亚闻讯前往应聘任教，以谋取生路。在嘉定当教员期间，平襟亚认结识了江左名士杨了公、姚鹓雏、朱鸳雏，以及奚燕子、戚饭牛等人，他们都是南社社员，在上海文坛颇有影响。杨了公，名锡章，辛亥革命时在松江首揭义旗，为人玩世不恭，曾在报上自登讣告。他擅行草，诗文亦佳，尤擅长短句。朱鸳雏，名玺，别号银箫旧主，苏州人，由杨了公收养，栽培成名，寄籍松江，以诗词著称，与姚鹓雏并称“松江二雏”。姚鹓雏，原名锡钧，笔名龙公，为南社“四才子”之一，诗词誉满东南，当时正编《七襄》杂志，鲁迅《自嘲》诗借用过他的诗句“旧帽遮颜过闹市”。奚燕子，名囊，《有咏燕》诗二律，名句“三月新巢营绣户，十年旧梦记红楼”，传诵一时，诗坛称之为“奚燕子”。戚饭牛，名牧，为文喜作小品，以诙谐幽默著称，与奚燕子、吴眉孙等并称“国魂九才子”。
平襟亚在嘉定教书的日子并不长。《人海潮》中以“东方中学”隐射练西小学。小说中沈衣云日间上课，精心改课卷，晚上同好友闲逛，每月收入20元。根据《人海潮》中的描述，沈衣云在苏州木椟的陈氏舅父家遭盗劫，“劫后舅父移家海上，赁宅北城都路定一里。迁居既定，舅父走访沈衣云，衣云知舅父在上海有久居计划，就决定搬去同住。舅父另辟一室，唤仆役将沈衣云校中铺盖物件搬至舍下，命衣云教读自己的小儿”。实际上，小说中的“舅父”，在生活中即襟亚的岳父。
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襟亚的心安定了下来。关于借住岳家小楼一角的经历，他在晚年是这样回忆的：
我是穿着一件竹布长衫到上海的，那是1915年，我实足年龄恰正20岁。目睹茫茫人海里纸醉金迷，当时所谓的十里洋场，是富商豪贾的乐园，哪里容许我穷书生插足呢？亏得在原籍刚结婚，岳家住在上海，我就借住小楼一角，暂作东床。[18]
上海是个波诡云谲的花花世界，是一口处处充满诱惑、处处洋溢罪恶的大染缸。上海，又是一座中西并存、五方杂处的时代洪炉，逼着置身上海的人，为了炼铁成钢，必须忍受煎熬，千锤百炼之后才能促成自身的变化。民国上海，注定要铸造一批崭新的人物。
对刚到大上海的平襟亚来说，都市的一切都是崭新的。他怀着满腔的希望，又怀着莫名的紧张。他喜欢在马路上逛，欣赏照相馆门口挂着的放大相片。各家照相馆利用市民崇拜民国伟人的心理，为吸引顾客上门，不约而同地选择伟人、阔人的相片做招牌，供人欣赏。黄兴、李烈钧、徐锡麟，都雄赳赳地穿着全副军装，有的腰间还挂着指挥刀，襟亚怀着兴奋的心情望着这些手创民国的伟人，不禁肃然起敬。[19]街上的行人匆匆而过，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也不会想到这个瘦弱的乡下青年将来就是名闻上海滩的小说家、出版商和大律师。
对于襟亚来说，在上海看看都市西洋景不能解决他实际的困难，当务之急是养活自己，起码要有个温饱。不久，妻子沈慧珠也从乡间来到上海。这时的襟亚别无奢望，只求能够立足，起码必须养活妻子，否则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呢？
要生存，看来还得靠教书，就像《人海潮》中的沈衣云教读孩子一样，刚到上海的襟亚确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后来他这样回忆：“曾记得二十年前，我为了失业来到上海，经人介绍充当某公馆一位家庭教师，教着三个小孩子读些《论语》、《孟子》的书本。”[20]每天上午9点钟到12点钟，襟亚在厢房里教读。厢房的楼上，便是孩子们父母的卧室。东家夫妇经常整夜在外游宴或者赌博，直到天亮才回家睡觉。也许孩子们的读书声惊醒了父母的清梦，东家吩咐改在客厅内教读，后来又吩咐襟亚改到下午去教读。教了不到三个月，东家嫌下午正在好梦正酣之中，老是给孩子们吵醒，非常恼怒，索性把襟亚的职务解除了。襟亚又失业了。
短暂的教读经历，并没有改变平襟亚的人生轨迹。襟亚是书生，他思前想后，要体面地赚钱，只有靠写作，于是他执着地向往进入文坛。从此，他每天批阅上海的大小报章，研究文坛状况。襟亚对期刊报章的关注，为他多年后写成《三十年前之期刊》、《上海小报史料》、《六十年前上海出版界怪现象》等回忆留下了厚实的文化积累。
从晚清以来，上海成为中国报业和出版业的中心，西方文明的熏陶加上特有的租界文化，使得上海的文化获得了空前的繁荣。福州路（旧称“四马路”）上书局林立，各种书刊争奇斗艳。当时的文坛是所谓“礼拜六”派最活跃的时候，最活跃的文坛领袖有两个巨头，一位是青浦人王钝根，一位是吴县人包天笑。王钝根的势力又大于包天笑，他拥有《申报·自由谈》、《礼拜六》周刊、《游戏杂志》三大地盘，并由此造就了周瘦鹃和陈蝶仙（天虚我生）等著名文人。“礼拜六”派最早的刊物是王钝根编的《自由杂志》，他随后再编《游戏杂志》获得成功。类似的刊物有天虚我生的《女子世界》，许啸天的《眉语》，李定夷的《小说新报》，徐枕亚的《小说丛报》等。包天笑主编的《小说大观》是其中翘楚，姚婉雏的《春声》月刊拥有许多南社诗人和文艺作家，可傲视群雄。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襟亚开始向报章杂志投稿，作品有小说、笔记、诗文等类。投稿有刊登的，也有不少石沉大海，他的作品先后刊登在《时事新报》、《沪江月》、《新世界日报》、《劝业场日报》、《先施乐园日报》等报刊上。目前发现的有《沪江月》1918年6月第3期上的武侠短篇《赤脚阿三》、8月第5期《春望有感》；《新世界日报》1918年4月连载武侠短篇《烈女殉节记》、6月底到8月初连载武侠小说《剑底销魂录》；《先施乐园日报》1918年发表的有武侠短篇《空谷青萍》（9月9日）、《独眼龙传》（9月24日），言情短篇《秋塘丽景》（9月30日），短篇逸闻《鸭》（11月11日），1919年发表的有武侠短篇《柔情侠骨》（4月3日）；《滑稽画报》1919年第一期发表《大瘤》、《臭鸭蛋两个》。
当时报刊付稿酬还是新鲜事物，许多文章登出来也大多不给稿酬，有的则用书券替代。襟亚勉强能够支持生活。但是由于经常投稿发表，结识的朋友倒是越来越多。1918年，泰东图书局出版了一册笔记小说集《技击汇刊》，书中收入奚燕子的《绿沉沉馆笔记》、闻野鹤的《推仔第二楼笔记》、吴绮缘的《忆红楼笔记》和平襟亚的《襟霞阁笔记》。前三位作者都是已成名作家，襟亚是初出茅庐的新人，这是他的作品第一次以书的形式出版。书中还附有襟亚的小照，那时的襟亚虽然近视，却还没有戴上眼镜。《襟霞阁笔记》共有26则短小的故事，从《铁钵丐》、《短匕女》、《绿绡女侠》、《虬须客》、《双侠》等篇名，很容易看出描写的都是江湖豪杰。
《技击汇刊》出版后并没有风行一时，不久就湮没于茫茫书海中。对于平襟亚来说，他根本不把这本书出版后反响平平放在心上，因为，此刻他已经对海上文坛各种出版潮流有了一定的了解。他要做的是掌握读者心理，写出他们想看的书来。
第二节 组建襟霞阁图书馆
生活的转折点往往需要靠自身的努力才会出现。1918年，平襟亚结束了单枪匹马写作投稿的阶段，在他岳丈的小楼里，与朱鸳雏、同乡吴虞公组织了一个“三人卖文小组”，对外以“襟霞阁图书馆”的名义作为发行所，地址是上海新闸路太平坊2094号。从此，襟亚靠出版、创作谋生的梦想进入了实施阶段。
朱鸳雏和吴虞公成为平襟亚在那一阶段的协作者。朱鸳雏因主张宗宋诗，和南社负责人柳亚子发生争执，被驱逐出南社后生活艰难。吴虞公，本名吴公雄，出笔很快，能日写万言，曾在常熟担任报纸编辑，刚从常熟乡间来到上海，《人海潮》中以“古禹公”影射他：“五短身材，紫糖色圆面盘，二十来岁，服装虽朴素不华，丰姿却朗爽照人。衣云和他交谈之下，知他虞山人，到上海来卖文，已三个多月。”三人谋生都不易，一拍即合，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
“三人卖文小组”踌躇满志，希望为自己开辟一个成功的创作出版天地。他们承接了稿件，就在“写作工场”里繁忙写作，迅速出货。他们的卖文，是专门向小本经营的出版商人包揽写作各种稿子。这些小本出版商资本不大，往往就在家里挂着书店牌子，托人写了稿子印刷出版，委托各书店经销，人称“弄堂书店”。所有稿子都收在皮包内，每天奔走于作者和印刷所之间，所以时人又称之为“皮包编辑所”。这种出版商人数量不少，出版的大多是投机书，要求写稿快速，稿酬低廉，对于内容和文字质量倒是不大计较。
朱鸳雏曾写到三个人一边喝酒一边写作的情形：
近得友虞山吴虞公能酒，列盏于楮墨之间，觉醉，吸烟以苏之，饮后复书。有时余书而吴君与平君襟亚置酒为伴。有时三人同书同饮。我三人者，均能作媚世之文，取微资自贡。苟有人入此三人之室，但见攒头及案，纸上起春蚕食叶之声，而烟气酒香，缭绕牗轩，少疲则笑谑无所不作，此状殊堪发笑也。[21]
三人很贫困，为了卖文呕心沥血，但不以为苦，很是乐观自在。襟亚一生有抽烟的嗜好，也颇能饮酒，大概就是那时开始养成的习惯。
某一天，那位善写报纸补白的郑逸梅前来拜访朱鸳雏，不巧鸳雏外出，只见到了襟亚，两人一见如故，从此交往不断，成为终生好友。郑逸梅擅长撰写文史掌故类文章，被誉为“补白大王”。《人海潮》中曾写到两人初次见面的情形：“衣云当和逸梅扳谈一阵，觉得此人风流潇洒，胸无城府，两人一见如故。”襟亚晚年设家宴，每次都邀请郑逸梅列席，引为在上海认识的最早一人。
那些“弄堂书店”、“皮包编辑所”的书商为了吸引读者，所出的书的名字往往令人匪夷所思，三个人有时实在不想写那种书，但看在钞票面上又不得不写。某次有人要订一部《续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当时吴虞公只有19岁，他一边赶着写书一边自嘲，说这本书发端之日，他还在娘肚子里，把母腹中所见的怪现状一起写出来，才符合这个书名。另有书商要求朱鸳雏写一本《情诗三百首》，作为青年人谈恋爱的材料。朱鸳雏编得津津有味，居然从初恋写到结婚，分各个阶段写满了三百首绝句和律诗。
因为文章不计写作质量，粗制滥造自是难免。有个振华书馆的出版商人，拿来一本别家出版的小说《江湖十八侠客》，要求三人替他写一部《江湖三十六侠客》，以36篇侠客的故事去抢他人“十八侠客”的生意。要求字数在4万左右，5天内交稿，每千字付3角，内容倒是不计工拙。襟亚一算，每天要写一万字左右，难度很大就不敢承接。朱鸳雏却灵机一动，对书商提出过3个整天就可以交出稿本，但是稿酬应该酌加。书商当然是希望书越早印出来越好，这样能更加赚钱，立即表示同意，愿意以千字5角记酬，并当场预付了定金。
襟亚、虞公两人见状都急在心里，鸳雏却胸有成竹的样子。原来，鸳雏心里早有计划。此时他兼着上海湖州旅沪公学高级班的国文课程，他有个朋友姚君在上海国学专修馆任教授。第二天，鸳雏和姚君商议好后，分别去两校上作文课，让学生无中生有地捏作出几十篇智勇双全、打抱不平的侠客故事来。收上来的作文经鸳雏选出36篇，略加修改，将故事主人公改为甘凤池、瞿善人之类。作者除了襟亚和虞公两个是真名外，什么舒豪、书生、江声、长春、莲春、公俊等，全是子虚乌有的名字。稿子也不再另外抄写，再附加了一篇序文，汇订成册，这本书就算完成了。第四天早上竟然如期交卷，好在顾主不问内容如何，当下付清了稿酬，正是双方各得其所。鸳雏的才智，令襟亚和虞公为之倾倒。[22]
《江湖三十六侠客》发行后，竟然销路不错。书商赶紧又叫姜侠魂编了一册《三十六女侠客》，由当时以写《新华春梦记》出名的杨尘因加以批注。这次书中的作者不是冒牌货了，有姚民哀、刘豁公等名作家，平襟亚以“襟亚阁主”为笔名的文言小说《秦绮玉》也列在其中。
《江湖三十六侠客》出版后的某一天晚上，松江老名士杨了公在上海的寓所宴客，在座的有银髯飘飘的李平书先生和平襟亚等人。李平书是辛亥革命上海光复的功臣之一，民国后担任沪军都府民政总长兼江南制造局局长。那天李平书从衣袋里摸出一册《江湖三十六侠客》，对襟亚说：“你从清朝野史中搜寻到如许材料，真是煞费苦心，足以彰潜德幽光的呵！”潜德幽光是指有道德而不向外人炫耀，就像隐藏起来的光辉。听了李平书说的反话，襟亚觉得汗流浃背，惭愧无地，当时一句话也答不出。
二十年后，襟亚反思自己早年的著作，觉得“面热心悸”，为此他特地写了一篇《自谳》，详细讲述了编造《江湖三十六侠客》的经过，以此批判自己早年的著作“简直是鬼画符，骗书贾和读者的钱”。他说，恨不得秦始皇能够再世，一把火烧了自己的那些著作，才好使自己舒一口气。
在“三人卖文小组”时期，书市上盛销尺牍一类的书，出版了各式各样的尺牍。襟亚也想刊行一种求婚尺牍，他动了一番脑筋：先请人化装为少女，拍了一帧风致嫣然的照片登在报上，自称是苏州冯韵笙女士征求对象，要求应征信投寄某号信箱，合适的再行约晤。自从这则广告披露于报上之后，求婚的函件就像雪片一般，一个星期内积下1700多封。襟亚等三人每天拆阅百十封，把它当作下酒物。信中内容形形色色，笑话百出，其中颇有一些缠绵悱恻、一往情深的书札，有的还特意琢句绘章，甚至还有写成骈四俪六体的。襟亚剔选一番，选出101篇，立即选编成一种《求婚尺牍》。这本书出版后竟然长销不衰，直到1949年，平襟亚开办的中央书店还在再版重印。
襟亚、鸳雏、虞公都是年轻人，性格活泼，好开玩笑，大家处在亲密、融洽的关系之中。大概是书编得顺利，也很畅销，三个人心情大好。襟亚不知怎么想起来要捉弄一下那些求偶者，他们选了一封写得最肉麻的，用冯韵笙女士的名字写了一封复信，约定某日某时在上海新世界游艺场听评弹，男子以手持一枝红花作为标记，女士在椅背后搭一条青莲色手帕作为识别。到了所约的时日，襟亚他们来到新世界，见到游艺场末排有一靓妆女子，正坐着静听，便把预备好的青莲帕子，暗暗地搭在她的椅背上。过不多时，有一手持红花的男子，向那女子大献殷勤。那女子莫名其妙，怒斥该男子是神经病。襟亚三人在一旁窃笑不已。这件趣事，在人物改头换面后写入《人海潮》第三十三回。郑逸梅说，晚年的平襟亚对这件事颇感后悔，认为少年好事，未免太恶作剧了。[23]
大概是觉得情书这个题材实在太好，襟亚在20年代[24]末期忍不住又出了一册厚厚的《情书描写辞典》，对情书的作法、描写、表白等进行了技巧上的指导。作者是不知名的“静宜女士”，因为前有冯韵笙女士的故事，这位“静宜女士”不用说也知道是谁了。书后还附有静宜女士的《情书秘密百法》，什么情书技巧秘密方法、情书传递秘密方法、情书科学秘密方法，又附录情书须知、情书故事，等等。所谓情书科学秘密方法，其实是书信的秘写方式，如橘汁法、移墨法、矾水法等。为了招揽读者，平襟亚动足了脑筋，连含有科学原理的密写，都能移植到情书上去。
也真是亏他想得出。
第三节 一本书发家
有才华，又肯吃苦，这是平襟亚、朱鸳雏、吴虞公三个人的共同特点。但是由于三个人写作的内容、风格不同，襟亚和虞公的作品被读者接受了，而鸳雏由于写作内容曲高和寡，受到了图书市场的冷遇。
虞公编写出版了《民国趣闻》、《民国骇闻》等书，这些书其实是摘抄当时报纸上各地的奇闻逸事，敷衍而成，迎合了读者猎奇的心理，因而颇受读者欢迎。他又精于编校，也善于推销宣传，他的才能受到世界书局老板沈知方的赏识，很快被挖去做了编辑。鸳雏则不走运，他才气很高，但是创作的小说写法严肃，不肯游戏笔墨，结果卖长篇小说到处碰壁，以至一直穷困潦倒。三个人合作不久，鸳雏因为儿子出生，妻子又新病初愈，他不得不躲在松江的家中写作，以便照顾妻儿。不久，他的肺病加剧，已无法再和襟亚合作写文了。
不过一年多时间，“三人写作小组”只剩下襟亚一人在唱“独角戏”，他再次进入孤军奋战时期。只靠卖文谋生，所得仅可温饱，无力赡养妻子，怎么改变这种状况呢？襟亚大动脑筋，他在1919年编写出一本《中国恶讼师》的书稿，校对还是虞公。襟亚借了本钱筹划印行，准备放手一搏。
那时襟亚对于出版业还是个门外汉，不光搞不清排印的手续，不知道每令纸的价格，不知道36开本能印多少，连推销寄售也没有门路，一切都茫然无头绪。好在襟亚肯吃苦，脚踏实地从印刷所开始了解情况。经过向印刷所估价，了解到《中国恶讼师》如果计划初版3000册，排工、纸型、纸张、装帧包括一切在内就需要500元。在核算各项费用之后，襟亚决定这本书由志成书局出版。他用合会方式向亲友们借贷到300元，其余200元和印刷所磋商暂欠两个月。所谓合会，是民间小规模经济互助组织，参加者按期交款，轮流使用。出版的一切事务，襟亚一股脑儿委托印刷所包办。装订成书后，他亲自到四马路各书局委托销售。书的定价是每册6角，实收书局每册3角，各书局按照惯例以7折出售，每册卖4角2分，逢月底结清。但是势利莫如书贾，对于平襟亚这位无名之辈以白眼相看，随便摆几本应付他。
因为看多了印书不赚钱的种种情形，襟亚对出版《中国恶讼师》也是毫无信心，唯恐失败后平添一身债务。他当时名气不大，为了提高知名度，特地请来了“礼拜六”派主将周瘦鹃、《神州日报》编辑吴瑞书及吴虞公等10人为书作序。他又拟了一则卖书的广告，送交《新闻报》刊登。《新闻报》是上海与《申报》齐名的两大报纸。在广告未登出之前，平襟亚夫妇就返回了常熟老家，观看家乡的赛会，把上海的一切事情全部交给岳父处理。
端午节的常熟辛庄热闹非凡。襟亚和妻子挤在人堆里看赛龙舟，心思却早已跑到了爪哇国，他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等待坏消息的到来。过了一个星期，襟亚在顾泾的家里百无聊赖，忽然接到岳父寄来的快信，叫夫妇俩立即返回上海，信上并没提到书的销售情况。襟亚心想大事不好，一定是岳父为卖不掉书要找他商量，于是怀着羔羊待宰的心情，硬着头皮回到了上海。
一进家门，平襟亚一眼就看到客堂里堆满的书全部没有了。正在诧异之时，岳父兴奋地告诉他们，在卖书广告见报之后的第三天，各书局就络绎不绝地派人前来搬书，一下子就把书搬光了。迟来的书局拿不到书，纷纷派遣学徒登门，请求多多添印，再三叮嘱尽快再版。襟亚听了真是喜出望外，急忙跑到所有的寄售书局去了解情况，各书局都说此书非常畅销。每天各书局的门市总计可销售百十来本，各地来批去的三四百不等。因为总共有六七家书局在代销，因此《中国恶讼师》已一扫而空。
看到书销路很好，平襟亚当机立断，决定立即再版。但是苦于没有资金，于是他破例向各书局提前结算了钱款。回家核算总账，除掉成本，还盈余了好几百块钱，此时距离登报做广告开始还不到半个月的时间。等到书再版的时候，就省钱又省时间了，只需要把纸型浇印，省却排工、制模等费用，售价照旧而利润就大大提高了。销路好，襟亚的胆气也壮，重印数达到了5000本，比初版多印2000本。同时平襟亚又马不停蹄地开始撰写续集，直至写到第四集，上市后依然销售火爆。四集《中国恶讼师》一印再印，从1919年端阳节至年底，每一集书分别销售了三五万本，总计盈余3万多元。[25]
《中国恶讼师》出版的初衷是为了赚钱，为此平襟亚考虑的就是书的内容必须迎合读者，读者必须爱看，写作使用的是比较浅显的文言，每一篇的故事性都很强。第一集写了中国24个讼师的70余则故事，其中以较多篇幅写了江浙四大讼师谢方樽、杨瑟岩、冯执中、诸福宝的故事。后来因为畅销再出3集，总共有260余篇故事。从《中国恶讼师》的畅销来看，平襟亚选择讼师的故事来演绎，是个不错的决定。江浙两省的讼师刀笔文章脍炙人口，民间传说中的讼师能够一字定生死，玩官吏于股掌，弄是非于黑白。吴方言中有很多词语和讼师有关。如“弄讼”一词，以前专指讼师的行为，延伸出来有在背后暗算、欺骗、戏弄的含意。民间往往说某个促狭鬼是“恶虫屎”，做事“恶屎做”，其实是“恶讼师”、“恶师做”的谐音。苏州人还喜欢把上当说成“上讼师当”。
在乡间时，襟亚教读余暇喜欢听人随意讲讼师故事，听到最多的是谢方樽的故事。谢方樽是襟亚家乡辛庄的名人，据说他祖上贫寒，自小聪明异常，到15岁就通读了诸子百家。但他科举不利，中了秀才后，连续8次乡试都不及第，只好做了一名就馆课业的教书匠。襟亚每次听完故事，都会回家将这些故事记录下来。此外，他在阅读各种笔记小说时，还搜集了大量讼师的故事。经过长期的积累，筛选出来的讼师故事都是非常有趣耐看的。
《中国恶讼师》中的恶讼师，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恶，只是充满机诈。这本书褒善贬恶，平襟亚用辛辣的文笔批判了专横跋扈、为富不仁的士绅，讽刺放高利贷者，谴责老富翁霸占漂亮的少妇，批评颟顸的官员，其中也不乏讼师以恶作剧的手段捉弄有财有势的富人和鲁莽愚笨者的故事。以《指甲墨痕》为例，写的是某乡翁家财万贯而一钱如命，邻居某之子不肖，将家产荡尽，愿意卖房给某翁。某翁很高兴，但恐怕卖主反悔，就请名讼师谢方樽写下契约，房价很低。后来乡翁去世了，其子偶然在购买的那所房子下挖得金银10大瓮，自然是喜出望外。邻居儿子得知消息，悔恨万分，就去找谢方樽，请他设法要回财产。买房的当然不肯退，并出示契约，上面写着：“上买楼房，下买地基，门窗户闼，一切皆买。”谢方樽假装细读契约，暗中用指头蘸了墨汁，偷偷在“下买地基”的“下”字上画了一撇，变成“不”字。然后问买主：“你的金银是从房梁上得的，还是从地下得的？”某翁儿子不知是计，说是从地下所得。于是谢方樽展示契约，指出上面写着“上买楼房，不买地基”，所以地下所得金银应房屋原主。最后讼师谢方樽获胜，买主退回了挖到的金银。这则故事如同其他故事一样，短小精悍又引人入胜，每个结局都出人意料，令人拍案叫绝。
襟亚在序言中谈到写作这部书的宗旨时，当然不会说目的是为了赚钱，不过书在客观上揭露了讼师“舞文弄墨，呈刀笔于一时，为人作讼词辩诉，蛊上而愚下”（周瘦鹃《序》），也是不争的事实。襟亚说“读我书者，当知我非导恶，实以破奸耳”，确实也没有说错。
一个穷书生，因一本书发家，艰难的生活已成为过去，这是平襟亚一直渴望的。接着再靠写书赚大钱，是他孜孜以求的目标，成功已向他闪着迷人的色彩。
然而，成功是不能够轻易复制的。先是在1919年10月，襟亚出版了一部《民国奇案大观》，所选案件稀奇古怪，包罗万象。这部作品销路尚可，但远不如《中国恶讼师》畅销，重印次数不多，所得就有限。全书共36篇，16万字，内容主要是1919年中发生的离奇案件。作者署名有襟亚、鸳雏、碧梧、一介书生等，由周瘦鹃、朱鸳雏、吴虞公作序。紧接着又出一种《民国三百件希奇案》，以宏文图书馆名义出版。书中收文章43篇，均为襟亚所著，仍由周瘦鹃等三人作序。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奇案大观》的推销广告刊登于1919年10月的常熟《新刍言报》。当时的报纸以刊登广告作为收入源泉，甚至第一版只留报名，其余都是书籍目录的广告。平襟亚谙熟于沪上各类广告，晚年他写了一篇《上海广告史话》，开篇就提纲挈领，说“商业广告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有了商品，有了商业，就非利用广告不可”。在上海出版业中摸爬滚打的经验告诉他，报刊“刊登广告更成为推销商品的有力手段，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经济上初获成功的平襟亚，在写作上却没有更大的突破，他更多的是重复自己习惯的写作模式，继续撰写武侠类的短篇小说。1919年7月出版的吴虞公编著武侠小说集《刀鞘剑匣》中，上册收录襟亚所撰武侠小说8篇，下册有4篇。1920年1月，他在《先施乐园日报》上连载短篇武侠小说《荒域剑气》。1920年10月，上海民力图书公司出版了襟亚的小说集《江湖恶盗贼》，书分上下两册，内容仍然承继了《技击汇刊》中《襟霞阁笔记》的模式，都是描写侠客的短篇故事。
这几种书出版后读者反映平平，转眼就被人忘却了。如今这些书存世都极少，偶尔在大型拍卖会上能够见到踪迹，价格令人咋舌。当年襟亚编印出版这些书时，是绝对想不到的吧。
第四节 弄潮交易所
1921年，对于上海人来说是一个疯狂的年份。
因为在这一年，上海爆发了一次设立交易所的狂潮。由于1920年成立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和华商证券交易所业绩斐然，股东股利达到30%以上，眼见有利可图，上海的投机商在1921年初集股成立了几家交易所和信托公司，以其本身所发股票在交易所买卖，并暗中哄抬股票价格，获取暴利。当时一般商人见赚钱容易，争相招募股份，从1921年夏天到秋天，先后就成立了一百四五十家交易所，信托公司也有十多家。在一片狂热中，交易所的股价少则翻一番，多则五六番。
但不过几个月以后，市场银根日紧，交易所和信托公司纷纷倒闭，一场严重的信交金融风潮就席卷了上海。四十多年后，平襟亚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描述了这场金融风暴：“在办交易所的狂潮中，上海出现一片畸形景象：空房屋都被抢租一空，每条里弄内都悬挂有交易所筹备处招牌……残年既过，交易所及有关银行钱庄，大都倒闭，风潮逐渐平息。”[26]这就是所谓“民十信交风潮”。“民十”指民国十年，即1921年。
平襟亚卷入交易所风潮，要从无锡老名士廉惠卿（南湖居士）筹办江南物券交易所说起。廉惠卿，名泉，当年曾声援康有为“公车上书”，又与夫人吴芝瑛义葬秋瑾，一时传为美谈。廉惠卿被好友杨了公拉来组织江南所，筹备处设在大世界游乐场内，大世界由上海滩上人称“两个半大滑头”之一的黄楚九设立。黄楚九出身于浙江余姚的中医世家，来到上海滩后白手起家，他的事业涉及医药、银行、房产、娱乐等多个行业，风光三十载。廉惠卿想拉黄楚九加入，因为可向黄楚九学些做投机生意的诀窍。黄楚九表示已担任日夜交易所理事长，只答应从旁提供意见，并将空房一所借予江南交易所。
平襟亚和黄楚九的交往很深，后来襟亚在《万象十日刊》1942年第三期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他“旅沪三十年，得交两奇人：一为知足庐主人，一为粹芳阁主人”。知足庐主人就是黄楚九，粹芳阁主人就是本书后文写到的沈知方，平襟亚以此两人为知交。关于黄楚九，解放后襟亚还写过一篇文史回忆《漫谈黄楚九及其“事业”》，叙述了黄楚九一生的经历，刊登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第38辑上。
回头再说廉惠卿、杨了公，两人因不懂商业经络，对交易所一无所知，于是广拉知名人士以助一臂之力。其时襟亚靠《中国恶讼师》的热销，淘得了人生第一桶金，在上海文坛站稳了脚跟，也有了知名度，加上杨了公是襟亚初到上海时结识的朋友，拉平襟亚加入是顺理成章的事。廉惠卿总共推出九人为筹备员，他们是国民党元老钮永建、松江名士杨了公、冯玉祥秘书包世杰、留德药学博士叶汉承、大买办朱葆三之子朱子昭、袜店老板闵彩章、小说作者平襟亚、女演员孙筝秋（杨了公女弟子），再加上廉惠卿自己。又电邀天津军阀王廷桢当筹备主任，王廷桢派秘书长孙道毅代他行事，又推荐顾忠琛加入。这些人对交易所茫然无知，当时有人取笑他们：“这个班子，生、净、丑俱全，文武不挡，看他们演出什么拿手好戏来。”[27]如此光怪陆离、别开生面的交易所，在上海交易所潮流中可谓绝无仅有。
江南物券交易所筹备处设在三马路同安里口。筹备公告刊出后，外界盛传北方军阀和南方“革命志士”联手办交易所，因而轰动一时，预定的50万资本总额不到一个月就如数收齐，分存于各小银行内。各筹备员每人分得两千股权，大家听从“军师”黄楚九的建议，将半数一千股交款单让给亲友，或者转卖他人。因江南交易所风头很盛，居然每股卖到一二十元，每人凭一张空头白纸，先赚了一两万元，然后一次性交付另一半股款。有人卖出了高价，竟然还有余数，实在是意想不到的发财捷径。
襟亚和其他人一样，怀着发财希望，等待江南交易所的开市。想到如果一天涨5元，1000股就可以增加5000元财产，大家不禁兴奋百倍。
黄楚九凭着丰富的经验，指挥廉惠卿等人办理注册登记、租交易场地、印填股票、会计管理、成立理事会等事项。再在报上刊登创立广告，1921年11月21日，借大世界共和厅举行江南物券交易所创立会。选出王廷桢、廉惠卿为正、副理事长，平襟亚、叶汉承等6人被推为常务理事，杨了公等6人为顾问董事。[28]钮永建推荐钱大钧做文书，常驻大世界专事抄写文件，谁也没想到这位不起眼的抄写员，后来成为了国民政府上将、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
江南交易所全班人员全是外行，创立后两三个月，还毫无头绪，连适合做交易场地的大房子也找不到，开业拖延了下来。此时交易所倒闭狂澜即将到来，交易所先开幕的发财，后开幕的倒霉。黄楚九办的日夜交易所已岌岌可危，无暇过问江南所。
而杨了公等人不了解股票交易有多么疯狂，在这种人心惶惶的时候，依然无动于衷。当年冬天的某个上午，廉惠卿约平襟亚、孙道毅、顾忠琛、杨了公到他家午餐，中途先到南京路合众交易所观察市场情况。只见合众市场内，人如蚁集，中间拍板台下的经纪人、场务员等，伸长手臂大声喊嚷，喧哗之声有如雷震。那时正开拍合众本所的股票，第一盘开出涨至停板，第二盘开出竟然狂泻到跌停板，每股前后相差八元。襟亚只见投机者一个个眼睛发红，获利的人发出一阵抑制不住的狂笑，碰到跌停板卖不出的人，站在一旁掩面发抖，有的暗暗哭泣。市场内乌烟瘴气，襟亚等人看了直发呆，一个个心惊肉跳。顾忠琛是见过大场面的人，在辛亥革命时曾临阵杀过清兵，此时也为之感到窒息。廉惠卿和杨了公互相埋怨，几个人纷纷诉说开交易所实在太残酷。
又过了几天，江南交易所仍租不到房屋，想与日夜交易所合并。黄楚九不同意，他表示交易所大势已去，还是另作他图为上策。眼见已到残冬，华商、合众等交易所开始倒闭，许多小银行、小钱庄也受到牵连。在交易所一片倒风之际，黄楚九告诫廉惠卿等人必须保本解散，存小银行不保险，还是划归黄的日夜银行为好。众人商量妥当后，当即将38万股款划入日夜银行。
本来岌岌可危的日夜银行得了38万的头寸，免予倒闭，黄楚九高枕无忧了。高兴之余，他在大雅楼常包房间摆下两桌酒席，宴请江南所的一班朋友。席间邀来名妓，灯红酒绿，众人觥筹交错，好像忘掉了市面上正有一番金融大动乱发生。当时市民被卷进交易所狂潮的不计其数，为此有人死了，有人逃了，还有不少人被捕入狱，吃不成年夜饭。襟亚对此感叹不已。
年底银根奇紧，江南所有几位理事被债权人逼得走投无路，急得像热锅上蚂蚁，只好找江南所筹备处来要解决办法。廉惠卿答应三天后听回音。他与黄楚九商量，在年内登广告发还股款，作为结束。黄楚九不同意，因为日夜银行已将江南所的存款抵作头寸，年内无法拨付。最后两人商定，江南所股东如果有急用，可以将收据向日夜银行抵押。因此后来抵押虽然只有六、七折，但股东押款到手，毕竟渡过了难关。黄楚九则将江南所存款弄成一笔糊涂账，不了了之。廉惠卿等老名士办交易所的事业，不得不以失败告终。
关于襟亚所拥有的2000股股份，可以参考《人海潮》中第四十一回中的描述：
又替衣云缴一百股，回到局里，向衣云说知，把一百股收据和一百股缴股证交给衣云。衣云正设法续缴一百股股款，消息给家里舅父陈献斋知道，向衣云取了去。从此空冀、衣云各留着一百股合群交易所股票……直到半个月后，合群交易所将次开幕，股票市面上流通得多了，市价骤跌。已缴的收据，每股跌到二十元。空冀、衣云恐慌着，去问闵大块头，闵大块头道：“现在交易所市面不对……你们手里的合群股，还是趁市场未开幕，卖掉的好。”空冀、衣云信以为真，便托闵大块头出售……空冀、衣云回到局里，隔了一天，闵大块头便把四千块钱来买了二百股去。衣云、空冀两人欢喜不尽，差不多一佛相送四千块钱。
书中沈衣云卖掉了股票。在实际生活中，襟亚也和沈衣云一样，幸运地将股票换成了钞票。在市面坏到极点的紧张恐怖时刻，上海交易所风潮造成倾家荡产甚至牺牲生命的，比比皆是，即使像蒋介石、陈果夫、戴季陶这样的历史风云人物，也难逃负债累累的厄运。而一介书生平襟亚在倒闭风潮到来之前幸运地获了大利，这事成为海上文人圈子里一直被人津津乐道的发财故事。
交易所风暴的影响巨大，“鸳鸯蝴蝶派”作家江红蕉后来出版过一部小说《交易所现形记》，忠实地记录了这场金融风潮，描述了这场风暴是如何酿成的及其惨痛的结局。江红蕉，名铸，字镜心，吴县人，受姻亲包天笑的影响开始习作小说，后取从伯江标《红蕉词》为名。《交易所现形记》中写到交易所如雨后春笋般在疯长，股票价格暴涨暴跌，大起大落。于是卷入这狂潮中的中国第一批“股民”们惨象环生，吞生鸦片者有之，吞金者有之，上吊者有之，跳黄浦江者有之。小说中同样写到了交易所的泛滥成灾，从另一个侧面描写了“信交风潮”由此而起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交易所现形记》留下了一幅匪夷所思的画卷。
而平襟亚是幸运的，他获得了花花绿绿钞票巨万，拥有了更多资金。20年后玖君在《报人外史》中这样描述交易所风潮中的襟亚：“海上交易所潮，惟先生看风使舵，拔出苗头，大出掼头，惊涛骇浪中独告得利。”弄潮交易所，只是平襟亚一生中的一段小小插曲，然而对于他来说，从这时开始已经有经济能力更上一层楼了。他怀着美好的心情，走向梦想已久的出版事业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