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城市”文明的滥觞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放大器”和“加速器”，城市文明的发展“聚焦”和“折射”着人类文明演进的轨迹。对中西方城市文明的考察，不可能全面、详尽地展开，只能将它置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作一概要的阐释；对中国的“城市”文明，我们着重研究其起源（即发端和古代的“城市”文明），又延伸至近现代的发展。

1　从“城”、“市”到中国“城市”的产生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城市最早产生的国家。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城”和“市”是两个概念。“城”是指有防御性围墙的地方，能扼守交通要冲，防守军事据点和军事要塞。《管子·度地》记载：“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墨子·七患》记载：“城者，所以自守也。”“市”是商品交换之所。《周易·系辞下》记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市有大市、早市、晚市之分。《周礼·地官·司市》记载：“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从这句可看出古代城市的简单功能：军事防御和商品交换。

根据现有史料和考古实物证明，我国最早的城市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也即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从考古文化上说，大体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公元前2000年左右）；从我国历史上说，相当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经尧、舜、禹直到夏朝前期，其间经历数百年之久。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我国古书中已经有了关于这个时期部落首领建都的记载和筑城的记载，同时更重要的是我国考古工作者也确实发掘到了属于这个时期为数不少的城址。如在《周礼》、《尚书》、《左传》、《史记》等早期文献中，都有关于三皇五帝建都的片段记载。南宋郑樵《通志·都邑略》对其作了整理，比较系统地记载了三皇五帝之都的地点。

《通志·都邑略》录三皇之都云：“伏牺都陈（今河南淮阳）；神农都鲁（今山东曲阜），或云始都陈；黄帝都有熊（今河南新郑），又迁涿鹿（今属河北）。”

五帝之都为：“少昊都穷桑（今山东曲阜）；颛（顼）帝都高阳（今河南濮阳）；帝喾都亳（今河南偃师），亦谓之高辛；尧始封于唐（今河北唐县），后徙晋阳（今山西太原），即帝位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舜始封于虞（今河南虞城），即帝位都蒲坂（今山西永济）。”

关于部落首领筑城的记载史书也不乏其例。《轩辕本纪》载：“黄帝筑城邑，造五城。”《黄帝内经》：“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世本·作篇》：“鲧作城郭。”《淮南子·原道训》：“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吴越春秋》：“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太平御览》卷192引《博物志》曰：“处士东里隗，责禹乱天下，禹退作三城……”等等。

三皇、鲧禹虽不是同一个时期的人，但他们都是原始社会末期杰出的部落和部落联盟首领，都处于我国从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正如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一书中所说：“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在我国历史上，这个时期可以溯源到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经尧、舜、禹直到夏代前期，持续了数百年之久。”(1)

从考古发掘来看，随着我国考古工作者对探索夏文化等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在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长江中游两湖地区、长江上游四川盆地和内蒙古高原河套地区等四大区域先后都发现了史前时期的城市遗址。(2)如黄河中游地区的河南郑州西山城址、淮阳平粮台城址、登封王城岗城址、辉县孟庄城址、郾城郝家台城址、安阳后岗城址等；黄河下游地区的山东滕州西康留城址、章丘城子崖城址和城子崖以东各相距约50公里的邹平丁公、淄博田旺、寿光边线王三座城址，以及鲁西平原的阳谷景阳冈城址等；长江中游两湖平原地区的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江陵阴湘城址、石首走马岭城址、荆门马家垸城址，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鸡叫城城址等；长江上游成都平原地区的四川新津宝墩城址、温江鱼凫城址、郸县梓路城址、都江堰市芒城址；内蒙古河套地区的石城聚落群18座古城址。

如果我们把上述我国最早城市产生的时间与国外城市相比较，也是差不多的。美国著名城市规划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一书中谈到最早城市产生的时期时这样写道：“城市，作为一种明确的新事物，开始出现在旧—新石器文化的社区中。”又说：“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城市遗址，大部分都起始于公元前3000年，前推后移不多的几个世纪。”(3)

2　中国古代的城市文明

商周以及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普及应用，农业生产率获得提高，农业生产获得革命性发展，能养活更多人口，为城市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同时也促进了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从而古代城市开始出现并获得发展。据《春秋左传》记载的筑城活动即达68次，除五次重修外，共筑城63座。据今人对春秋时期35个国家的统计，其时共有城邑600个，其中晋91个、楚88个、鲁69个、郑61个、周50个、齐46个、宋35个、卫30个、营16个、秦14个、吴10个。如果再加上其他未统计的国家，其时城邑当在千个以上。(4)

春秋战国时期，工商业繁荣发达，城市经济职能增强，市民生活也丰富多样。当时著名的工商业城市如陶（今山东定陶）、临淄、邯郸、宛（今河南南阳）、洛阳、大梁、安邑（今山西夏县）、吴、郢等，不下二三十个。其中陶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史记·货殖列传》），实为全国性经济中心；邯郸、宛为冶铁业著名地点；安邑为煮造池盐著名产地；临淄不仅城市工商业繁荣发达，市民生活也很丰富，《战国策》说齐都临淄“甚富而实”，“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城市繁荣和市民生活内容丰富可见一斑。

秦汉时期，随着郡县制推行，行政中心城市特别是县城镇得到大量发展。秦代时郡全国已设40多个，汉代达到103个；县则由400多个增加到1587个，郡县级城市（镇）合计达到1690个。众多商业中心城市兴起，并以商业贸易联系为纽带，形成了若干城市经济区域。秦代除了开辟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东穷燕、齐，南极吴、楚”的驰道外，还在岭南修筑了“新道”，在巴蜀修筑了“栈道”，从今四川宜宾到云南曲靖一带修筑了“五尺道”，以及由咸阳经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直至九原郡的“直道”等。在水运方面，不仅疏浚了鸿沟，将河、济、睢、淮四水连通起来，形成当时北方主要水运干线，而且在长江流域吴、楚、蜀也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以兴行船、灌溉之利。即使在岭南地区也开辟了“灵渠”，以沟通湘江、漓江之水运。汉代在此基础上又有发展。这样，一个全国性水陆交通干道网基本形成，大大方便了全国的交通联系和商品流通，因而在国内主要地区出现了一系列规模较大、不同等级的商业中心城市。如京师长安既是全国最大的政治中心，也是最大商业中心；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当时合称“五都”）是全国性大地区一级商业中心；燕（今北京）、温（今河南温县）、轵（今河南济源东南）、江陵、寿春、合肥、吴、番禺等，都是一方重要经济都会。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我国城市发展又出现了新的特点：（1）发展和分布重心南移——呈南升北降、重心南移的态势。（2）沿大运河、沿长江城市发展轴线初见端倪；东南沿海港市兴起。当时兴起的港市在长江以南者除交州、广州之外，有今广东的潮州，福建的泉州、福州，浙江的温州、明州（今宁波）；长江以北者有扬州，山东半岛南部的密州、北部的登州（今蓬莱）与莱州，渤海湾北部的平州（今河北卢龙），以及辽东半岛南端的都里镇（今大连旅顺口附近）。其中以交、广、扬、泉最重要，称“四大港市”；次一等的为明州与登莱，其他地位较轻，均属于小港口。（3）出现了我国最早的“镇”，这里所说的镇指的是“建制镇”，它是作为国家一级行政建制而设立的，镇的性质也不完全同于今天所设立的各个镇的性质，它主要是军事防务和行政管理。我国最早出现的镇是在北魏太武帝时期。先是魏明元帝拓跋嗣时（409—423）为了防御北方的柔然，于423年修筑长城2000余里，东起赤城（今河北省赤城县），西至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魏太武帝拓跋焘时（424—452）为进一步防御柔然，(5)又在长城以外及今陕北、宁夏、甘肃的要害处设镇，各镇均辖有一定地域范围，置镇将镇守，统管镇辖区的军事行政事务，这便是我国最早出现的镇。

到了宋代，由于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城市文化水平比唐代又有了提高。据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的户籍推算，当时城镇住户已超过全国总户数的12%。(6)另有统计推算，北宋东京（今开封）人口实际已有150万至170万之众，达到10万户的城市亦有40个之多。(7)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人口也在百万以上。其他重要的工商业中心城市和港口有秦州（今天水）、大名、太原、洛阳、鄂州（今武昌）、建康（今南京）、扬州、苏州、成都、长沙、广州、明州（今宁波）、泉州等，与其他千余座中小城镇和星罗棋布的草市墟集一同形成了全国城镇网络。(8)

到了元代，虽几经战乱，杭州城仍被马可·波罗视为“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城“周围广有百里”，“城中有商贾甚众，颇富足，贸易之巨，无人能言其数。应知此职业主人之为工厂长者，与其妇女，皆不亲手操作，其起居清洁富丽，与诸国王无异”。(9)比马可·波罗稍晚的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拔图塔于公元1325—1349年游历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西亚、东欧、中亚、南亚、东南亚和中国各港口城市。在其《游记》中也写道：“泉州为世界最大港……余见是港有大海船百艘，小者无数。”可见，13—14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城市的富丽仍在欧洲之上。(10)到了明朝时期，据粗略估计，全国拥有大、中型城市上百个，小城镇两千多个，农村集镇4000—6000个。(11)其中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为京师（今北京）、南京、苏州、扬州、松江、杭州、汉口、荆州、成都、淮安、徐州、济宁、临清、德州、广州、泉州和宁波等。其他著名的集镇，如与汉口并列为“四大镇”的佛山镇、朱仙镇、景德镇也是人烟稠密，经济繁盛。景德镇当时就有“烟火十万家”之说。(12)在城镇分布上，一个显著特征是在宋代江南经济和沿海港口商业城市发展的基础上，明代长江下游、大运河沿岸和太湖流域，出现了成串的工商业城市，开始向区域性城镇化发展，形成了拥有南京、苏州、扬州、常熟、嘉定、上海、吴江、淞江、嘉兴、湖州、杭州、宁波等10余城市及更多的镇组成的城镇密布区。其中南京在明代鼎盛时期人口达120万。(13)

到了清代的1840年，中国城镇总人口已由唐代的大约800万上涨到大约2400万。但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反而从唐代的约10%下降为6%。主要城市除人口过100万的特大城市北京外，在江、（运）河、海沿岸的苏州、南京、扬州、杭州、广州、汉口、福州、佛山、天津、厦门、上海等工商业城市的人口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增加。(14)

3　中国近代的城市文明

中国近代城市的文明，是伴随着血与火的暴力，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以及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的。1840—1949年这109年间，按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大体可以分为下列四个时期：

（1）1840—1895年，即从鸦片战争爆发——中日《马关条约》签订（55年）。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清代乾隆（1736—1795）末年以后便日趋腐败，官吏贪污成风，财政支绌，军备废弛，国势显著地下降了。相反，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迅速成长，并不断向外掠夺。中国处在这样败坏的情况下，便遭到他们的强烈冲击。1840年终于爆发了鸦片战争。

帝国主义国家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攫取了大量的在华特权。这些条约，涉及到割地、赔款、开辟通商口岸、开设租界、领事裁判权、有利于外国的关税协定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其中与城市发展有直接关系的是割地、开辟通商口岸和开设租界。据统计，自《南京条约》起至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的前夕，各不平等条约规定开辟的通商口岸达43个之多。其中影响较大的通商口岸，除《南京条约》开辟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之外，尚有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南京、镇江、九江、汉口、天津、潮州、琼州等。他们取得这些通商口岸贸易权后，洋货大量涌入，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瓦解；同时在上海、天津、广州、汉口、九江、厦门等城市开始出现了租界；香港则在《南京条约》中割让给英国。这是我国近代城市发展的一个关键性转折时期。从此，在我国的大地上开始出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城市。它们的出现和发展，改变了中国古代城市及其体系的结构，也使一部分城市中的某些地区畸形发展起来，并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一时期，国内封建统治阶级的“洋务派”，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也吸取了教训，从1865年开始，先后在上海、南京、天津、福州、武汉等地开办了一些军事工业，一些官办的民用工厂也随之兴起，这些对我国城市的发展均产生一定的影响。

（2）1895—1931年，即从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九·一八”事变爆发（36年）。这一时期，国内官办的和民办的工商业、工矿业发展也有所加快，尤其是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我国的侵略，更促进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此，这个时期，我国城市发展比较快，除了商埠城市、租界城市有所发展外，还兴起了一批受帝国主义控制的殖民地性质的城市，如青岛、大连、哈尔滨；兴起了一批矿业城市，如唐山、井陉、焦作、萍乡、大冶、抚顺、本溪等；兴起了一些铁路枢纽城市，如郑州、徐州、蚌埠、石家庄等；兴起了一些民族工商业城市，如苏州、无锡、常州、南通等。但这期间也是大运河沿线城市衰落的主要时期。

（3）1931—1937年，即从“九·一八”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7年）。这个时期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全东北，并成立了一个“满洲国”，把东北作为侵略全中国的基地。这也是东北城市集聚区形成的重要时期。

（4）1937—1949年，即从“七·七”卢沟桥事变——新中国成立（12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使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广大地区相继沦陷，不得不将东部沿海大批居民和工业向大西南、大西北迁移、撤退，国民政府并将首都由南京迁到重庆。由于这一暂时因素的刺激，使西部地区原先一些偏僻的城市得到迅速发展，如重庆在1937年人口不过27万，至1945年竟达100万，工厂增至1500家，为战前的16倍；成都1939年人口为30.9万，至1945年达71万；宝鸡人口由七八千增至11万；昆明人口由10多万增至40多万；衡阳人口也由10万增至40万。

总之，近百年来，我国城市在由古代文明向近现代文明转变的过程中，无论在城市的性质、规模、地区分布、城市物质要素和城市面貌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这一变化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入侵的原因而引起的，因此，这一变化就其性质来说，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性的变化，而并不是帝国主义主观愿望上要帮助中国实现城市近（现）代化。我国城市近现代化文明的形成是以血与火的代价实现的，体现着我国人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争得“城市文明”而作出的种种努力、种种牺牲，成为我国城市文明史的重要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