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24年，在青年学生李霁野那里，他读到了安德莱夫的话剧《往星空》，他颇为兴奋，竟自己出钱把这本译著出版了。鲁迅致许钦文信里附有对安德莱夫的评价：“全然是一个绝望的作家。他那思想的根底是：一、人生是可怕的（对于人生的悲观）；二，理性是虚妄的（对于思想的悲观）；三，黑暗是大有威力的（对于道德的悲观）。”⁽¹²⁾

安德莱夫的剧本引起了鲁迅的好奇。他对于剧本的概括很能显示作为小说家的敏感，那印象的描述是鲜活的：

一个天文学家，在离开人世的山上的天文台上，努力于与星界的神秘的交通；而其子却为了穷民之故去革命，因此入了狱。于是天文台上的人们的意见便分为两派：活在冷而平和的“自然”中呢，还是到热，然而满有着苦痛和悲惨的人间去？但是，其子入狱之后，受了虐待，遂发狂，终于成为白痴了，其子之未婚妻，却道情愿“回到人生去”，在“活死尸”之旁度过一世：她是愿意活在“诗的”、“罗漫的”“情感”的境界里的。

而天文学家则并非只要活在“有限的人世”的人；他要生活在无限的宇宙里。对于儿子的被虐，以为“就如花儿匠剪去了最美的花一般。花是被剪去了，但花香则常在地面上”。但其子的未婚妻却不能懂得这远大的话，终于下山去了。⁽¹³⁾

安德莱夫所涉猎的其实就是象牙塔与民间的关系，也是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往星空》的主题恰是20年代中国知识界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和屠格涅夫《前夜》《父与子》在精神上是有连带的关系的。它的出版，对于那时候的读书人，都是引起思考的著作。不过，鲁迅和李霁野未必知道，安德莱夫的作品是受到苏联革命作家的批评的，他对革命的态度，多少含有消极的因素，灰暗总要高于亮色，精神的太阳迟迟不能升起。高尔基看到他的一些作品时，有些不安，在阅读了其小说《黑暗》和《七个绞刑犯》时，就批评说：

黑暗的主人公无疑是低能儿，此人意志薄弱，一番怪论就可以把他打倒。《七个绞刑犯》中的革命家对于他们为之而上绞刑的大事毫不感兴趣，在整篇小说里，这些革命家中任何一个都没有片言只语提及这些事。他们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仿佛这些人都苦闷不堪，度日如年，他们同狱外的世界没有一点实际关系，他们接受死刑，就像一个无可救药的病人服一勺苦药。⁽¹⁴⁾

高尔基的看法，对中国读者都是陌生的，鲁迅那时候还不会从高尔基的视角去打量问题，只是到了1927年后，他才对革命与旧知识阶级之关系，有了深切的认识。不过，安德莱夫给鲁迅的启示是较大的。因为其作品对内心世界无限广大的展示，以及精神暗区的多维度的描述，是罕见的。他和李霁野的对话里其实涉及了类似的话题。

安德莱夫与高尔基曾是很好的朋友。他们彼此的通信透露了各自不同的审美偏好。高尔基曾经帮助过这个敏感的作家，起初还很密切，后来竟有了很大的差异。不过，他们对之间的坦率交往还是怀念的。他在致高尔基的信里谈到自己的审美选择：

我对于生与死思考了很多，并认为它们之中有很深奥的秘密，但是我对于这种神秘的感受就像对一幅拉下来的幕布；想把它稍稍拉起来，可怎么也不能沿着那个方向爬到黑暗中去。⁽¹⁵⁾

坦率得很，真实得很，在这封信里，能够看到这个俄国人内心丰富的痛苦。俄国人的这一表述方式对鲁迅来说是一大优点，而高尔基却发现了问题。那问题不是审美的层面的，而是非文学因素无疑。比如高尔基从社会进化的角度要求作家的写作，而安德莱夫则本于内心的感受去传达个体的情感。这两者都是一种各有意味的存在，强求一律大约是个问题。高尔基对安德莱夫的批评，是左翼精神的一种必然反应，鲁迅后来的思路里，也是有高尔基的因素的。

安德莱夫是一种隐喻的表达，高尔基则要求直接的表达。前者则倾向于心理的猜想，是一种精神现象的表露，后者则把价值观和审美观结合起来，是一体的存在。鲁迅在那时候显然倾向于前者。在他眼里，艺术的表达与政治的表达毕竟不同，文学家的隐曲复杂的歌咏是允许的。当一个人不知路在何方的时候，在焦虑和冲突里诗意地表达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选择。

与安德莱夫同时进入鲁迅视野的还有梭罗古勃、勃洛克、叶赛宁、梭波里等人。然而对鲁迅吸引较大的还是阿尔志跋绥夫，他在其作品里看到了比安德莱夫更为复杂的存在。因为这位作家的文本涉及了思想层面的问题，他呈现的问题曾让人处于两难的地步。一扇门打开了，魔鬼也进入其中，在瞭望到外面的世界的同时，不安的感受也孕育着。鲁迅在那里受到的震动是久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