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立宪理想的扭曲
实施宪政，给中国带来得之不易的民主选举，尽管问题丛生，但毕竟是一种突破。(283)在第一届国民大会中，大会原本尚有修宪之主张，后来在未更动宪法文本的方式下，增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为了使相关法案能获得国民党外人士的支持，蒋介石于1948年4月9日约见民社党主席张君劢，“研究国民大会提议戡乱时期授权政府紧急措施案。张始则犹豫，继乃赞成，终则要挟以经济援助”(284)。在几经协调之后，莫德惠等771位代表于15日，向大会提请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经代表讨论决议，大会于18日通过增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总统拥有紧急处分权。王世杰指出：“此一条款给予总统以紧急命令权，对于财政、经济可发紧急命令，对于非常危难，可宣布戒严。此一条款之起草及在国民大会通过，我均负有特殊责任。”(285)
依据《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总统将被授予紧急处分权，这不啻使总统的权力扩大，让甫行宪的国家政治体制，又从民主宪政转向集权。4月22日国民大会讨论闭会后设立机构案，但无结果，秩序混乱。国民大会内的失序，正是中国政局的缩影，宪政的理想在现实军政的冲突中，实难以落实与坚持。
1948年春，中国的这场正、副总统选举，国民党内各路人马争的不是元首，而是副座，且是“分别竞选”。对于选举的过程，蒋介石于四月份的反省录中检讨曰：
本月实为忧患最深之月，亦为个人历史与本党革命成败最大之关键。余自认为不能坚辞总统候选人，又不能达成推举候选人以自代之目的，实为政治上最大之失败。而对副总统竞选人，事前既不能确定主张，竟径由党员自由选举，以致本党纪律颓废，威信扫地。在竞选过程中，又不能扶持一人到底，乃随环境与空气所笼罩而转移不定，卒致失败。(286)
就选举的情形与结果而言，蒋介石颇不满意地认为：“此次国民大会之失败，乃在事前散漫大意，当事骄矜自大，以致各方人心为反宣传所眩惑动摇，甚至亲信旧属，亦为桂系所引诱运动，此乃主张不坚，界线不明，以致鱼目混珠，皂白不分所致也，应切戒之。”对于选举的风气，蒋介石更是严厉地批评桂系：“自国大开会以来，为竞选副总统之各人，浪费金钱，政治风气与革命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药。尤其桂系之各种卑劣手段，哭笑谄胁，无所不至。自副总统选出以后，固有之四维八德扫地以尽，不胜为国家民族前途忧焉！此皆于无深虑，无实力之处，应如何切戒，以善其后也。”(287)蒋介石于字里行间，充分流露出对桂系的不满。
国民党内部的纷争并未随着选举的落幕而结束，在副总统选举结果定案后，蒋经国认为：“李之当选为副总统，实为我最大之耻辱！尤其见韦永成等骄气之高，决非有血气者所能任受，但为求今日问题之解决，似应重理智而不重感情，并须坚定步法而不乱，今后国家必将多事，最艰难之斗争恐亦将始自今日矣。”(288)
从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到正、副总统的选举，由于民主与法治的根基未固，加以国民党内派系倾轧，为了加强掌控，蒋介石让蒋经国和陈果夫、陈立夫等人，着手研议国民党内的改组问题。蒋经国遂向蒋介石建议：“李宗仁决不可再回北平，如行辕一时不拟撤消，应即派他人为主任”，严办采取对立态度之官吏与党务人员、淘汰态度动摇者，同时由蒋介石亲自勖勉党方和团方之忠诚干部，以压制李宗仁的势力。在国会组织方面，蒋经国认为是时立法院院长一职，似仍由孙科先生担任为宜；对于立法委员的选举纠纷，最好能宣示“凡本党党员参加立法委员竞选者，以得票较多者为当选人”；至于在政治团体方面，“凡党员不应在外组织政治性之团体”，对民、青两党，“似不应再作任何之让步”。(289)
激烈波折的副总统选举，加深了国民党内高层的嫌隙，彼此的互信更为薄弱，更谈不上携手合作建设国家。外部有共产党的军事竞争，内部领导缺乏共识，而新选出的立法委员又陷于名额纠纷，饱受党内外的批评。执政的蒋介石试图通过更严密的方式来管控政经局势，而一旦条件不足以持续控制时，政经失序反更为恶化，而其政治威信也随之流失，终至局势难以收拾。
(1)朱家骅：《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报告及复员工作》，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下略），《朱家骅档案》，档号106。
(2)伍丹戈：《工业复员的几个重要问题》，《大公报》（天津），1945年8月19日，第5版。
(3)《大公报》（天津），1945年10月10日，第2版。
(4)《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及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三/3425。
(5)中国派遣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交给何应钦将军一份侵华日军部队名单，日军投降之兵力总共为1283249人。
(6)《蒋介石日记》，1945年9月9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7)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95年，第375—376页。
(8)《中国战区日本投降文献汇编》，上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10年，第16页。
(9)《蒋介石日记》，1945年8月22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10) 《蒋主席电令第十八集团军指示对于敌军投降之事宜》，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抗日战争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275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页。
(12)《解放日报》，1945年8月11日，第1版。
(13) 《谷正纲先生年谱》，台北，谷正纲先生年谱编辑委员会，1998年，第39页。
(14)《本处（特办处）工作报告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五三六/773。
(15)《谷正纲先生年谱》，台北，谷正纲先生年谱编辑委员会，1998年，第39页。
(16)《国民党六中全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七一二/237。
(17)《交通部平津区特派员办公处平津区交通事业接收总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一二七/696，第50—57页。
(18)《经部冀察热绥区特办处接收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五三八/241。
(19)张鹏：《天津冶金工业史略》，《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6页。
(20)赵自齐口述，迟景德、吴淑凤访问：《赵自齐先生访谈录》，台北，2000年，第80—81页。
(21)“蒋中正电行政院长有关接收事宜”，《胜利受降》，台北，档号002-090105-00015-120。此处引用的档案《胜利受降》及后文引注之《特交文卷》、《事略稿本》、《革命文献》、《一般资料》、《俄帝侵华罪行（六）》、《阻扰接收东北（二）》、《增编（十）》、《特交文电》、《特交档案》、《制造各地暴动（五）》、《抗命祸国——抗战时期（六）》、《筹笔——抗战时期（五十七）》、《制造各地暴动（一）》、《制造各地暴动编案纪要初稿》、《学校教育与文化事业（一）》、《名人书翰（二）》、《革命文献拓影》等，均见于《蒋中正“总统”文物》，《蒋中正“总统”文物》、《国民政府档案》、《外交部档案》、《资源委员会档案》、《司法行政部档案》、《招商局档案》等均为台北国史馆所藏档案，是故后文引注不一一注明全宗或所藏单位，特此备注。
(22)王子建：《上海工厂“接收”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上海），第17辑，1964年5月，第65页。
(23)［美］ 费正清著，陆惠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375页。
(24)［美］ 邹谠著，王宁、周先进译：《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94页。
(25)李绍泌：《国民党劫收平津敌伪产业概况》，《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3页。
(26)《经部冀察热绥区特办处接收文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五三八/22。
(27)《大公报》（上海），1946年10月16日。
(28)［美］ 裴斐、韦慕庭访问整理，吴修垣译：《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1946—1953年）——吴国桢口述回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页。
(29)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台中，永莲清出版社，1986年，第828—829页。
(30)张存武访问：《张希哲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第39页。
(31)“蒋中正电顾祝同查报处治三战区人员到杭接收利用职权侵占民屋荒淫腐败行为”，《特交文卷》，档号002-070200-00022-120。
(32)《蒋介石日记》，1945年9月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33)［美］ 裴斐、韦慕庭访问，吴修垣译：《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1946—1953年）——吴国桢口述回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9—50页。
(34)《大刚报》（南京），1946年7月24日。
(35)《大公报》（天津），1945年10月10日，第2版。
(36)朱家骅：《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报告及复员工作》，台北，《朱家骅档案》，档号106。
(37) 朱家骅：《教育复员工作检讨》，《教育部公报》第19卷第1期，1947年1月，第7页。
(38)《中央日报》（南京），1946年3月30日，第2版。
(39)朱家骅：《教育部三十六年度施政方针意见》，台北，《朱家骅档案》，档号124。
(40)郑天挺：《自传》，《郑天挺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04页。
(4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5页。
(42)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第336页。
(43) C．Y．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p.643.
(44)林蔚：《军事复员报告》，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四），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458—459页。
(45)刘措宜：《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收编伪军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63页。
(46)《军事委员会复员整军会议案》，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藏，《国军档案》，档号583/3111.4。
(47)唐纵：《唐纵失落在大陆的日记》，1945年9月15日，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540页。
(48)刘熙明：《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1937—1949）》，台北，稻乡出版社，2002年，第381—382页。
(49)《中央日报》（南京），1945年11月25日。
(50)《徐永昌日记》，第9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下略），1991年，第45页。
(51)陆仰渊、方庆秋主编：《民国社会经济史》，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第748页。
(52)《接收处理敌伪物资工作清查团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五三六/178。
(53)中国军队在同盟国的作战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让日本约有2/5的兵力陷在中国战场。［美］ 史景迁著，温洽溢译：《追寻现代中国——革命与战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622页。
(54)王芸生、曹谷冰：《重庆谈判期间的〈大公报〉》，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红岩革命资料馆编：《重庆谈判纪实（1945年8—10月）》，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年，第412页。
(55)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23页。
(56)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23—27页。蒋介石当时电令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要求该集团军“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擅自行动”。
(57)《蒋介石日记》，1945年8月18日上星期反省录，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58)王抡楦：《重庆谈判期间的〈中央日报〉》，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红岩革命资料馆编：《重庆谈判纪实（1945年8—10月）》，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年，第417页。
(59)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27—28页。
(60)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28页。
(61)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28—29页。
(6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63) 《钱大钧戴笠呈蒋委员长有关徐冰对民主同盟传达毛泽东来渝态度报告》，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36—37页。
(64)师哲口述，师秋朗笔录：《我的一生——师哲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3页。
(65)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57—1158页。
(66)《蒋介石日记》，1945年8月27日记事，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67)《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1945年8月27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下略），第160页。
(68)《蒋介石日记》，1945年8月28日记事，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69)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59页。
(70)王抡楦：《重庆谈判期间的〈中央日报〉》，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红岩革命资料馆编：《重庆谈判纪实（1945年8—10月）》，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年，第420页。
(71)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30—31页。
(72)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53—1154页。
(73)唐纵：《唐纵失落在大陆的日记》，1945年9月21日，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498页。
(74)参谋团有龙飞虎、胡乔木、童小鹏等人，参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33页。又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6页。
(75)《钱大钧戴笠呈蒋委员长关于毛泽东抵渝情形及谈话内容报告》，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33—34页。
(76)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34页。
(77)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34页。
(78)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1945年9月2日，台北，1990年，第164页。
(79)《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1945年9月3日，台北，1990年，第164页。
(80)《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提出之谈判要点》，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39—41页。
(81)《蒋主席指示对中共谈判要点》，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44—45页。
(82)邵力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经过》，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红岩革命资料馆编：《重庆谈判纪实（1945年8—10月）》，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年，第358—359页。
(83)《第一次谈话纪录》，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48—50页。
(84)《第一次谈话纪录》，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51—52页。
(85)《第二次谈话纪录》，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56页。
(86)《第二次谈话纪录》，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57页。
(87)《第二次谈话纪录》，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57—58页。
(88)《第三次谈话纪录》，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61页。
(89)周恩来建议政治会议协商的事项为：（一）和平建国大计，（二）施政纲领，（三）各党派参加政府问题，（四）国民大会问题，（五）复员善后问题。
(90)《第三次谈话纪录》，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66页。
(91)《第四次谈话纪录》，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68—69页。
(92)《第四次谈话纪录》，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71页。
(93)《蒋介石日记》，1945年9月8、11日记事，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94)余湛邦：《我所亲历的三次国共谈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5页。
(95)《第五次谈话纪录》，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74页。
(96)《第五次谈话纪录》，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74—75页。
(97)《第六次谈话纪录》，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79页。
(98)《第六次谈话纪录》，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80页。
(99)《第六次谈话纪录》，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82—83页。
(100)《第六次谈话纪录》，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83页。
(101)《第六次谈话纪录》，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85页。
(102)《第六次谈话纪录》，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85—86页。
(103) 《蒋介石日记》，1945年9月15日上星期反省录，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104) 《蒋介石日记》，1945年9月17日记事，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10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1945年9月17、19日，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34—635页。
(106) 《第七次谈话纪录》，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87页。
(107)《第七次谈话纪录》，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88—89页。
(108)唐纵：《唐纵失落在大陆的日记》，1945年9月17日，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497页。
(109)《第八次谈话纪录》，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89—91页。
(110)《第八次谈话纪录》，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92页。
(111)《蒋介石日记》，1945年9月21日记事，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112)唐纵：《唐纵失落在大陆的日记》，1945年9月26日，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499页。
(113)《国共第九次商谈纪录》，《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年国共谈判的战术结构分析》，台北，“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下略），时间不详，第106页。
(114)国民政府阵营原本要派军事委员会军政部次长林蔚和军令部次长刘斐参加军事小组。《国共第十次商谈纪录》，《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年国共谈判的战术结构分析》，台北，时间不详，第112—114页。
(115)《国共第十次商谈纪录》，《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年国共谈判的战术结构分析》，台北，时间不详，第119页。
(116)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红岩革命资料馆编：《重庆谈判纪实（1945年8—10月）》，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年，第223—224页。
(117)《蒋介石日记》，1945年10月2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118)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红岩革命资料馆编：《重庆谈判纪实（1945年8—10月）》，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年，第225—227页。
(119)余湛邦：《我所亲历的三次国共谈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3—45页。
(120) 《蒋主席日记》（民国34年10月9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04—105页。
(121)《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1945年10月10日，台北，1990年，第191—192页。余湛邦：《我所亲历的三次国共谈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5页。
(122)余湛邦：《我所亲历的三次国共谈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5—46页。
(123)马歇尔即认为国民政府畏惧和不信任苏联，并确信中共为苏联所扶植，不相信中共的诚意，而中共也不信任国民政府。George C．Marshall,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Ⅰ, Arlington, Virginia：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n, 1976, p.7.
(124)《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1945年10月10日记事，台北，1990年，第191—192页。
(125)邵力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经过》，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红岩革命资料馆编：《重庆谈判纪实（1945年8—10月）》，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年，第360页。
(126)《张镇呈蒋委员长有关毛泽东于重庆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谈话内容报告》，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36页。
(127) 《钱大钧戴笠呈蒋委员长有关徐冰对民主同盟传达毛泽东来渝态度报告》，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37页。
(128)Harry S．Truman, Memoirs by Harry S．Truman：Years of Trial and Hope, 1946-1952，New York：Doubleday,1956，p.84.
(129)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56页。
(130)《陈布雷主任呈蒋主席之中国共产党问题节略文稿》，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290—291页。
(131)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1945年11月11日，台北，1990年，第213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1945年11月11日，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42页。
(132) 15日的谈判由国民政府代表张群、邵力子、王世杰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王若飞进行交涉。此日谈判的详细内容可参见《政府代表与中共会谈纪录》，台北，档号002-08014-015-006-001x。
(13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1945年12月5日，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44页。
(134)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7—8页。
(135)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1—12页。
(136)《中共代表招待中外记者谈政治协商会议任务》，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编：《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辑（1945.8—1947.3）》（增订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13页。周恩来：《协商解决关系中国民族前途的重要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7—18页。
(137)《抗战胜利后第一度元旦蒋主席勖勉全国同胞》，《大公报》（天津），1946年1月1日，第2版。
(138)《国民政府公布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办法》，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11页。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四册，1946年1月6日记事，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下略），1985年，第449—450页。
(139)《政治协商会议会员题名录》，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11—112页。
(1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1946年1月7日，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51—652页。
(141)《开幕典礼》，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25页。
(142)《蒋主席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词》，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29页。
(143)《周恩来致词》，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29—131页。
(144)《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1946年1月11日，台北，1990年，第247—248页。
(145)《陈布雷主任上蒋主席报告一月十日政府与中共代表茶会交换意见内容文》，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31—133页。
(146)《陈布雷主任上蒋主席报告一月十日政府与中共代表茶会交换意见内容文》，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31—133页。
(147)《政府代表张群报告停止军事冲突及恢复交通商谈经过》，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34—137页。
(148)《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1946年1月12日，台北，1990年，第248页。
(149)《政治协商会议议程排列办法》，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45—146页。
(150)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1946年1月13、14日，台北，1990年，第249—250页。
(151)《第四次会议》，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47页。
(152)《政府代表王世杰对于扩大政府组织之意见说明词》，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51页。
(153)《中国青年党代表曾琦等五人提停止军事冲突实行军队国家化案》，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91—194页。
(154)《民主同盟代表张澜等九人提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94—195页。
(155)本次会议于1月16日举行，王世杰在日记中将本日日期误记为15日。《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1946年1月15日，台北，1990年，第250页。《第六次会议》，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80—183页。
(156)周恩来：《军队国家化与政治民主化要同时进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77—83页。《第六次会议》，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80—183页。
(157)《政府代表张厉生报告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之意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98—200页。
(158)《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1946年1月16日，台北，1990年，第250—251页。
(159)周恩来：《政治解决要有原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周恩来一九四六谈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84—86页。
(160) 《第八次会议》，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201—204页。
(161)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1946年1月18日，台北，1990年，第251页。
(162)《第九次会议》，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206—208页。
(163)《政府代表王世杰对于扩大政府组织之意见说明词》、《政府代表孙科报告政治协商会议各分组委员会商谈情形》，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50—153、213—216页。
(164)《蒋主席批阅马歇尔特使所提“临时政府组织法”日记》，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71页。
(165)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1946年1月23日，台北，1990年，第254页。
(166)《政府代表孙科报告政治协商会议各分组委员会商谈情形》，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213—216页。
(167)《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1946年1月24日，台北，1990年，第254—255页。
(168)《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1946年1月26日，台北，1990年，第255—257页。
(169)唐纵：《唐纵失落在大陆的日记》，1946年1月26日，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540页。
(170)《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1946年1月29日，台北，1990年，第257—258页。
(171)《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1946年1月31日，台北，1990年，第259—260页。
(172)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四册，1946年1月31日，台北，1985年，第467—468页。
(173)《第十次会议》，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228—229页。
(174) 《蒋主席闭幕词》，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245页。
(175)《蒋主席闭幕词》，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246—247页。
(176)《蒋主席闭幕词》，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248—249页。
(177)唐纵：《唐纵失落在大陆的日记》，1946年1月上月反省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543页。
(178)熊式辉：《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纽约，明镜出版社，2008年，第511—512页。
(17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1946年1月27—28日，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56—657页。
(180)《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1946年2月1日，台北，1990年，第260—261页。
(181)《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1946年2月3日，台北，1990年，第263页。
(182)《徐永昌日记》，第8册，1946年2月14日，台北，1991年，第225页。
(183) 《东北的阴云》，《大公报》（天津），1946年2月20—21日，第2版。
(184)《政治协商会议协议事项》，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239—240页。《审议宪草》，《大公报》（天津），1946年2月15日，第2版。
(185)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1946年2月14日，台北，1990年，第268页。
(186)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捩点》，香港，友联出版社，1976年，第63页。
(187)《二中全会开幕礼成蒋总裁主持致开会词》，《大公报》（天津），1946年3月2日，第2版。
(188)《二中全会昨续开大会蒋总裁重要指示》，《大公报》（天津），1946年3月5日，第2版。
(189)唐纵：《唐纵失落在大陆的日记》，1946年3月5日，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552页。
(190)《徐永昌日记》，第8册，1946年3月6日，台北，1991年，第236页。
(191)《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1946年3月8日，台北，1990年，第283—284页。
(192)唐纵：《唐纵失落在大陆的日记》，1946年3月7日，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553页。
(193)《改组政府事日内会商全会对修宪提出意见》，《大公报》（天津），1946年3月11日，第2版。
(194)《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1946年3月11日记事，台北，1990年，第284—285页。《全会纪念周蒋总裁致词》，《大公报》（天津），1946年3月12日，第2版。
(195)《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1946年3月13日，台北，1990年，第285—286页。
(19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66—667页。
(19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66—667页。
(198)《政协综合小组昨日开会商修宪及政府改组问题》、《全会外之协商与修宪》，《大公报》（天津），1946年3月15、17日，第2版。
(199)《政协及审查小组开会商决定改变修宪原则》，《大公报》（天津），1946年3月16日，第2版。
(200)《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1946年3月15日，台北，1990年，第286页。
(201)唐纵：《唐纵失落在大陆的日记》，1946年3月16日，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555页。
(202)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1946年3月16日，台北，1990年，第287页。蒋介石于会中指出，“熊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按照他的指示办的，所以东北局面的责任不在熊将军，而是他自己的责任”，并认为“小组委员会的报告是没有必要的，无须通过。他将负责处理东北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68—669页。
(203)《国防委会应即撤销恢复成立中政会》，《大公报》（天津），1946年3月17日，第2版。
(204)《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1946年3月17日，台北，1990年，第287页。
(20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70—671页。
(206)唐纵：《唐纵失落在大陆的日记》，1946年3月18日，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557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71页。
(207)《徐永昌日记》，第8册，1946年3月18日，台北，1991年，第244—245页。
(208)唐纵：《唐纵失落在大陆的日记》，1946年3月16日上星期反省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555—556页。
(209)《对二中全会的观感》、《中全会与政协决议中共曾与国民党代表会谈请按决议实施商谈无结果》，《大公报》（天津），1946年3月19日社评、21日，第2版。
(210)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556—557页。
(211)蒋介石闻悉后曰：“此次马歇尔特使飞沪，与周恩来商谈，竟遭如此侮辱，彼或可觉悟共党之不可与同群矣。”《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0月9日，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17-009。
(212)《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0月11日，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17-011。
(213)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611页。
(214)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632—635页。
(215)《国民大会遴选代表暨当选统计表案》，台北，《国民政府档案》，典藏号001-011142-0039。
(216)熊式辉：《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纽约，明镜出版社，2008年，第648页。
(217)《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2月5日，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19-005。
(218)唐纵：《唐纵失落在大陆的日记》，1946年12月17日，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611页。
(219)《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2月21日，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19-021。
(220)《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2月21日，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19-021。
(221)《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2月23日，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19-023。
(222) 对于制宪过程中的许多争议，大会均能按照蒋介石的主张修正。其谓：“四十日来所引以为忧者，至此始尽释，回忆十年前在西安蒙上帝保佑，于圣诞节脱险归来，而于十年后之圣诞节前夕，竟能制定立国之大宪，此非天父之赐恩，曷克臻此。”《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2月24日，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19-024。
(223)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729—730、734—736页。
(224)熊式辉：《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1947年1月9日，纽约，明镜出版社，2008年，第563页。
(225)《事略稿本—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3月5日，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22-005。
(226)《事略稿本—民国三十六年三月》，1947年3月28、31日，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22-028、031。
(227)国民党12席、民社党4席、青年党4席、社会贤达4席和五院院长（当然委员）5席，国民党实际掌握17席。《国民政府公告改组后政府之施政方针》，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798页。
(228)国民党中央常会至7月9日通过党团统一组织案。《事略稿本—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4月19日，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23-019。
(229)《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6册，1947年7月7日，台北，1990年，第105页。
(230)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804—805页。
(231)《国代选举顺利完成》、《社评：国大选举完毕》，《大公报》（天津），1947年11月24、26日，第2版。
(232)《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七年三月（二）》，1948年3月21日，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36-006。
(233) 蒋介石是日曰：“自愧不知组织，以致今日党务、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皆无干部，一经危困，所有基础，完全动摇。党务干部更为愚拙，国民大会代表问题之恶劣至此，而彼辈尚不知负责自耻，以致最后皆须由余一人承当处理，痛苦极矣。”《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3月25、30日，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36-010、015。
(234)《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七年四月》，1948年4月1日，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37-001。
(235)《未来总统候选人蒋主席当选无疑》、《看谁当选副总统》，《南京晚报》，1947年12月26、30日，辑于《第一届总统副总统选举剪报资料（一）》，台北，《外交部档案》（下略），典藏号020-990100-0019。
(236)《李宗仁昨宣布将竞选副总统》，《新民报》，1948年1月9日，辑于《第一届总统副总统选举剪报资料（一）》，台北，典藏号020-990100-0019。
(237) 李宗仁曾托白崇禧和吴忠信，“请他们便中转报蒋先生，希望蒋先生同情我的竞选”。《李宗仁回忆录》，香港，南粤出版社，1986年，第573页。《革命文献—实行宪政与蒋总统就职》，1948年1月13日，台北，典藏号002-020400-00010-066。
(238)《革命文献—实行宪政与蒋总统就职》，1948年1月26日，台北，典藏号002-020400-00010-067。《副总统人选推荐》，1948年1月26日，台北，《国民政府档案》，典藏号001-011212-0001。
(239)《总统选举程序草案国大筹委会已拟定》，《中央日报》（南京），1948年2月28日，第2版。
(240)《于右任正式宣布参加副总统竞选》，《东南日报》，1948年3月20日，辑于《第一届总统副总统选举剪报资料（一）》，台北，典藏号020-990100-0019。
(241) 《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3月21日，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36-006。李宗仁评估认为，“孙是总理的哲嗣。他如出马，可能得到蒋先生和CC系的支持，同时广东方面人士与孙科有极深渊源，他很可能分取我在这一方面的选票”。《李宗仁回忆录》，香港，南粤出版社，1986年，第574页。
(242)《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3月25日，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36-010。
(243)《大刚报》，1948年3月28日，辑于《第一届总统副总统选举剪报资料（一）》，台北，典藏号020-990100-0019。
(244)《革命文献—实行宪政与蒋总统就职》，1948年3月28日，台北，典藏号002-020400-00010-078。
(245) 《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3月30日，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36-015。
(246)《胡适日记全编》（7），1948年3月30日，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07页。
(247)《胡适日记全编》（7），1948年3月31日，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07页。
(248)《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七年三月（二）》，1948年3月31日，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36-016。
(249) 《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4月1日，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37-001。
(250)《胡适日记全编》（7），1948年4月1日，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08页。
(251)根据《李宗仁的回忆》，是日于右任、居正、吴稚晖、程潜、吴忠信、张群、陈果夫、孙科等人，出席协调会。张群表示：“总裁深恐由于副总统竞选引起党内的磨擦，为防患于未然，总裁有意使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由党提名。”唯该提议未获李宗仁接受。不久蒋介石召见李宗仁，希望其放弃竞选，以免党内分裂。《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4月3日，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37-003。《李宗仁回忆录》，香港，南粤出版社，1986年，第577—578页。
(252)《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七年四月》，1948年4月3日，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37-003。
(253)《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七年四月》，1948年4月4日，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37-004。
(254) 胡适认为蒋介石“声明不候选”，提议国民党提一个“无党派的人出来候选”，虽始终没有说出姓名，但在场与不在场的人都猜想是他。不过“绝大多数人不了解，也不赞成蒋君的话”。《胡适日记全编》（7），1948年4月4日，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08页。《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4月4日，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37-004。
(255) 《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4月4日记事，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37-004。
(256)熊式辉：《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1948年4月4日，纽约，明镜出版社，2008年，第668—669页。
(257)《孙副主席谈竞选》，《中央日报》（南京），1948年4月5日，第2版。
(258) 《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4月5日记事，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37-005。
(259) 《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4月6日，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37-006。
(260) 熊式辉：《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纽约，明镜出版社，2008年，第669页。
(261)《中央宪政（三）》，台北，典藏号002-080101-00003-012。
(262) 《胡适日记全编》（7），1948年4月8日，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09页。《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4月8日记事，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37-008。
(263) 《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4月10、12日记事，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37-010、012。
(264) 是日国民大会代表签署提名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者达2489人。本句在《事略稿本》中被删除。《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4月12日，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37-012。
(265) 《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4月17日，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37-017。
(266) 《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4月19日，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37-019。
(267) 《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七年四月》，1948年4月19日，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37-019。
(268) 《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七年四月》，1948年4月19、20日，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37-019、020。
(269)《革命文献—实行宪政与蒋总统就职》，1948年4月20日，台北，典藏号002-020400-00010-092。
(270)《革命文献—实行宪政与蒋总统就职》，1948年4月20日，台北，典藏号002-020400-00010-092。
(271) 《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七年四月》，1948年4月21日，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37-021。
(272) 《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4月23日，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37-023。
(273) 《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七年四月》，1948年4月25日，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37-025。
(274)《一般资料—呈表汇集（一二二）》，1948年4月25日，台北，典藏号002-080200-00549-014。
(275) 《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4月26日，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37-026。
(276) 《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七年四月》，1948年4月26日，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37-026。《李宗仁接受蒋总裁劝告重行参加竞选》，《中央日报》（南京），1948年4月27日，第2版。
(277) 对于未能协调出各方可接受的方案，蒋介石自记曰：“谣诼频兴，心绪不安，比前更甚，自觉修养不足，信道不专，以致朝夕彷徨，甚恐大会拖延，夜长梦多，而本党内部自相疑忌，裂痕日深。因之，民社与青年两党明白宣言，极尽诋毁讥刺，若不积极自强，实无面目立世矣。”《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七年四月》，1948年4月27日，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37-027。
(278) 《一般资料—蒋经国致各界文电资料（十）》，1948年4月28日，台北，典藏号002-080200-00638-085。
(279) 《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4月29日，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37-029。
(280) 《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4月29日，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37-029。
(281) 《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4月30日，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37-030。
(282)《美国舆情（一）》，台北，典藏号002-080106-00036-012。
(283) 陈光甫向王世杰表示：“国民党今日自动取消一党专政，可说是一种不流血的革命。”《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6册，1946年4月23日，台北，1990年，第52—53页。
(284) 《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4月9日，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37-009。
(285)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6册，1948年8月15日，台北，1990年，第177—178页。
(286) 《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4月30日本月反省录，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37-030。
(287)《事略稿本—民国三十七年四月》，1948年4月30日本月反省录，台北，典藏号002-060100-00237-030。
(288) 《蒋经国家书（四）》，1948年5月1日，台北，典藏号002-040700-00004-011。
(289) 《蒋经国家书（四）》，1948年5月1日，台北，典藏号002-040700-00004-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