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总统、副总统选举

1947年12月下旬，随着国民政府公告行宪国民代表大会定于次年3月29日召开，战后中国政治制度的转型进入实际运作的阶段，各方纷纷揣测正、副总统可能的参选人，媒体亦纷纷进行报道，尤其是副总统的人选，更是各方揣测的重点。是时《南京晚报》即报道：“总统一职预料除蒋主席外，尚无人可当此重任，至于副总统，则角逐者颇不乏人，截至目前为止，据悉将参与竞选者有现任副主席兼立法院院长孙科，监察院长于右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民社党党魁张君劢及青年党领袖曾琦等，将来副总统人选究属谁人，实难逆料。”⁽²³⁵⁾

有意参选的人士，随着召开国民大会时间的临近，也开始通过媒体表态。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于1948年元月8日上午，在一外籍记者招待会中，回答美联社记者的问题，公开表示若获当选，可协助总统做不少事。⁽²³⁶⁾李宗仁参选副总统的消息一经披露，立刻引起各方人士的重视。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特地于元月11日致函李宗仁表示赞同。李宗仁于14日亲笔复函致谢，并呼吁胡适亦参加总统竞选，以资倡导。

李宗仁为了争取蒋介石的认同，特别要几位“亲近”代为致意，白崇禧于元月13日致函蒋介石要求蒋核允。⁽²³⁷⁾李亦于26日，亲自致函蒋介石，表达参选副总统的意愿。其函称：窃以宪政实施，为我国历史之创举，开中华民族之新运。凡属国民，莫不感奋兴起。职在钧座领导之下，许身革命，亦既有年。欣逢行宪之始，益励辅弼之贞。因拟参加副总统竞选，曾托健生部长、吴委员礼卿先后代达微忱，谅邀睿察。倘承俞允，俾得追随钧座，勉効驰驱。少分宵旰之劳，襄成“戡建”之业。⁽²³⁸⁾

随着国民大会召开的时间迫近，各团体陆续为所支持的人选，办理联名造势活动，有意竞选者，也相继表态。因角逐者均志在必得，除了通过各场合宣示，争取媒体的有利报道外，拉拢国民大会各代表的运作也逐渐浮上台面。各竞选者开始在南京进行布局，展开激烈的竞逐。

2月下旬，第一届国民大会展开筹备工作。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于23日发表谈话，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应协助政府，完成政治改革”，并希望各界能支持国大的召开。国大筹委会继续以3月29日为召开国大之目标，积极准备，包括在各地设置接待站，负责各地代表来京交通接洽，并考虑简化报到手续，以及加速大会法规的拟订，如总统副总统提名程序、议事规则和主席团选举办法等草案。⁽²³⁹⁾

由于国大召开期近，竞选副总统声浪渐高，李宗仁在向蒋介石表态之后，于3月11日在北平公开表示决定参加副总统竞选。除李宗仁、于右任、程潜三氏陆续声明参选外，稍晚京沪等地又传出何应钦及国民政府委员莫德惠等人亦拟参选。是时何应钦尚以军事代表团团长身份在美，其侄昆明警备司令何绍周，分别致函在京西南籍之政界人士，请支持何氏竞选。而传闻有意角逐的国民党副主席孙科则迟未表态。虽孙科的态度模糊，但不少粤籍人士早已四处奔走。相较于副总统选举的踊跃情形，蒋介石对于是否参选总统则迟未表态，各处拥戴蒋介石参选总统的信函则纷涌而至。

国大代表于3月18日开始办理报到手续，各地国代络绎抵达南京，有意角逐副总统的人马亦陆续抵京造势。于右任于19日正式宣布参选副总统，表示得失成败在所不计，并在23日上午9时报到时，以坚决的语调表示：“余之参加竞选，意在本四十余年来辅助总理总裁之素志，求一部宪法之实现，造成民有民治民享之中华民国。”⁽²⁴⁰⁾

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于3月22日率领竞选团队搭乘专机南飞，下午3时于上海龙华机场降落。到机场欢迎的有上海市长吴国桢，各机关、团体代表及中外新闻记者不下数千人。23日在幕僚的策划下，李宗仁出席记者会，出席者颇众，这让李氏信心大为增加。是晚11时李宗仁一行人搭乘京沪快车前赴南京，翌晨抵达下关车站，受到热烈欢迎。

武汉行辕主任程潜一行，在23日下午4时乘江平轮由汉抵京，在码头受到孙连仲、张镇、贺衷寒、李俊龙和湖南同乡会代表200余人的欢迎。程潜表示参加副总统竞选，完全是由于友好的敦促，并尊重党的意志。一直未正式表态的孙科，也表达了参选之意，但要求兼现任之立法院院长一职。蒋氏认为孙科“无礼要挟，深觉可叹，惟有听之”⁽²⁴¹⁾。孙科在粤、港、澳及华侨等方面的国大代表的吁请下，于24日透露参选副总统之意。次日，孙科对新闻界宣称其有三项优势：“1．对制订宪法，始终参与其事，故对宪法真谛，具有深切之了解。2．对国际问题有认识。3．今日以副主席之地位，而参加副总统之竞选，乃极自然之事。”⁽²⁴²⁾是时，各路人马声援各自的支持者，未来国家副元首究将谁属？各界人士纷纷猜测。

由于蒋介石不希望军人参选，其在25日中午，宴请李宗仁、程潜两位主任，表达他的看法。不过各有意参选者，在27日均广泛展开活动。例如“孙科曾在私邸召见抵京之粤籍国代；李宗仁则宴请陈立夫、陈果夫、萧铮、赖琏，并往政大发表竞选演讲；莫德惠亦曾邀集在京东北同乡，筹划进行竞选事宜；于右任不拟公开发表竞选演说，但亦进行侧面活动；程潜除下午往政大演讲外，并约见两湖人士，有所商谈”⁽²⁴³⁾。

薛岳向蒋介石报告副总统的选举动态，称：“一般民意，认为孙院长具有充分政治能力经验与民主作风，于院长老成持重，能孚众望，武汉行辕程主任，为公忠体国，具有政治头脑之军人，北平行辕李主任，为一英武忠诚之军人”，并对各参选人之动态进行分析。⁽²⁴⁴⁾

表1-10　副总统参选人的政治主张和竞选动态比较表（3月10日至17日）

资料来源：参见《革命文献—实行宪政与蒋总统就职》，1948年3月28日，台北，典藏号002-020400-00010-078。

在国民大会开会前夕，居正表示：“为倡导民主风气，决不计较成败，参加竞选总统”，同时支持蒋介石竞选总统。在国民大会正式开幕之后，各参选人纷纷通过集会、餐叙等活动，阐述参选动机和理念，各媒体也持续分析和预测。3月30日，蒋介石召见外交部长王世杰，研商总统人选，蒋介石“属意推选胡适，并嘱王询胡之意见”⁽²⁴⁵⁾。是日下午3时，王世杰拜访胡适，转达蒋介石之意，胡适“感觉百分不安。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长。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胡适相信蒋介石是很诚恳的，但其顾虑甚多，未予承诺。⁽²⁴⁶⁾

3月31日国民大会代表吴敬恒、于右任、张伯苓等，向大会发起联署，提名蒋介石为候选总统。蒋介石决心排除万难，推胡出任总统。胡适则在上午8点，约周鲠生商谈，下午又与王世杰、周鲠生续谈三个多钟头，表示仍不敢接受。到了晚上8点一刻，王世杰再访，胡适虽表示接受，但可惜没有多大信心。同时他请王向蒋转达：“第一，请他考虑更适当的人选。第二，如有困难，如有阻力，请他立即取消：‘他对我完全没有诺言的责任。’”⁽²⁴⁷⁾是晚，王世杰立即向蒋介石回报胡适允接受总统之候选。蒋介石担心此必遭多人阻扰，但自信非贯彻此一主张，则无以利国。蒋立即召见陈布雷，嘱其先告戴传贤、吴敬恒，详述其意旨与决心，盼勿加反对。⁽²⁴⁸⁾

除了布局胡适参选总统外，蒋介石持续通过情治系统，掌握各副总统候选人的动态，并探询各方的反应。

表1-11　副总统竞选最近动态汇报表（3月30日至4月1日）

资料来源：《一般资料—民国三十七年（五）》，1948年4月2日，台北，典藏号002-080200-00328-006。

4月1日蒋介石与行政院长张群研究推举胡适出任总统之事，“张虽表赞成，惟以为胡性格有武断之缺点”。晚上，蒋氏续约见戴传贤，“说明推胡之意，最后戴亦不持异议矣”。⁽²⁴⁹⁾不过是日晚上，胡适却反悔了，因此去找王世杰，告以“我仔细想过，最后还是决定不干”。胡适认为“昨天是责任心逼我接受，今天还是责任心逼我取消昨天的接受”⁽²⁵⁰⁾。

为了劝退李宗仁和程潜，蒋介石于2日约见白崇禧，“告以军人不应竞选，以垂范后世，而勿蹈民国初年军人把持政治之覆辙”，并表示其本身“不任总统之决心，希望转告李宗仁主任不再竞选副总统”。是日晚间，蒋氏召见陈立夫等，决定4日召开中央六中临时全会。3日晚间，蒋介石约见李宗仁，明示“本人不拟竞选总统，并劝其停止竞选副总统之意”。李宗仁激动地反驳蒋氏的意见。蒋氏继之约见程潜，程氏“态度较佳，然亦不肯放弃其副总统之竞选”。⁽²⁵¹⁾蒋介石复与陈布雷、陈立夫、吴铁城等人商讨，得知桂系为李竞选副总统，如不遂意，则以国民党广西代表不出席国民大会为威胁。蒋介石不禁叹曰：“其不惟不择手段，抑且绝无廉耻，无耻如此，真不可救药矣。”连番劝退遭挫，让蒋介石于是晚终夜不能安眠，深愤桂系。⁽²⁵²⁾

蒋介石于4日上午约见白崇禧，白氏不以李之跋扈蛮横为然。稍后蒋约见孙科、于右任、李宗仁、程潜四位副总统候选人，讨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提名之办法，彼等主张采取自由竞选方式。上午10时，蒋介石主持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大会，讨论“本届副总统候选人由政党提名，抑自由竞选问题”⁽²⁵³⁾。蒋氏提出选举党外人士为总统候选人之意见书，并郑重说明：

（一）余对总统事，未于事先表示参加与否之原因，乃因本人为一党员，应尊重党之决策，接受党之命令，在党未决定以前，余个人不能有所表示。

（二）近有人擅自竞选副总统，余认为违反党纪。如余为总统候选人，亦必先由党公决，否则，亦违反党纪。在其他党员或可违纪，而余自为党魁，决不能违反党纪，故余业已决定不参加总统之竞选，今后虽不任元首之职，但仍将鞠躬尽瘁，为国效劳，贯彻党之政策，继续与共匪斗争。

（三）总统一职，最好由本党提出一党外人士为总统候选人。此一候选人应具备下列条件：（甲）富有民主精神及民主思想。（乙）对中国之历史文化有深切之了解。（丙）对宪法能全力拥护，并忠心实行。（丁）对国际问题，国际大势有深切之了解及研究。（戊）忠于国家，富于民族思想。⁽²⁵⁴⁾

蒋介石表示其不参选总统，呼吁党中同仁，“今日宜以党国为重，而不应计较个人得失，以达成中国国民党数十年来为民主宪政奋斗之本旨”。下午3时，蒋氏续出席临全会，再度提请继续讨论选举党外人士为总统候选人案。不过除吴敬恒委员赞同外，全场仍推举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²⁵⁵⁾

是日散会后，熊式辉邀徐永昌到寓餐叙。熊氏颇推崇蒋介石不参选的主张，其表示：“总裁今日宣布不愿为总统候选人，至为高明，此乃党国新生命之转捩，知予之为取，乃足以为政，今当战后百孔千疮，危机四伏，总裁进一步必成众怨之府，退一步将众望所归。”⁽²⁵⁶⁾

孙科于4日中午假华侨招待所，招待川、康、云、贵及渝市国大代表200余人。孙科在致词时表示，因上午的临全会，与会者对于副总统的提名方式主张不一，而采取自由竞选方式。至总统候选人，蒋介石主张“总统人选应不在国民党内推举，最好由无党无派之社会贤达内产生”。而孙本人“虽不愿竞选总统及副总统，但极愿尽彼全力，协助元首，担任其他工作，以共同完成戡乱建国之使命”。孙科最后说道：“国大将来决定总统问题时，全体一致拥戴现任国府主席及本党总裁蒋先生，任第一任总统。至副总统问题，本人原意完全听从党之决定，现以党内几位同志均已宣布竞选，为了此种人事关系，故党内亦不作硬性规定，而采取自由竞争方式。”⁽²⁵⁷⁾孙科在公开场合的谈话仍模棱两可，把进退的问题交给国民党内处理。

由于国民党内拥戴之声不断，社会贤达莫德惠亦表示：“相信全体国民大会代表决不同意蒋主席退让，今后中国，蒋主席出面领导，为义不容辞，坚信蒋主席领导建国成功，一如其领导抗战之胜利。”蒋介石于5日朝课后，分别约见陈布雷、白崇禧和张群等人，商谈总统候选人问题。蒋氏明知党内推举难以回避，然仍令张等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努力，冀能达成初愿，推举胡适。最后蒋看大势所趋，难拂众意，遂召见王世杰，请其以实情告胡适，而将前议作罢。蒋氏对此深感：“此心歉惶，不知所止，此为余一生中，对人最抱歉之一事也。然幸而知此事者仅惟雪艇（王世杰），故于胡个人声誉，并无所损。”⁽²⁵⁸⁾下午2时前，王世杰拜会胡适，代蒋介石表达歉意，不过胡适反倒是松了一口气。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于6日决定公推蒋介石竞选总统，但不采提名总统、副总统人选之方式，而由各党籍代表自由依法联署提名。⁽²⁵⁹⁾熊式辉原本想推崇蒋介石不参选的做法，但蒋氏至6日才予以召见，熊式辉无奈表示：“前晚请见，欲向总裁陈说不愿为总统候选人之决定至极高明，如此则万方有罪，不致罪在一人，所裨于统一与戡乱者甚大，但本日临全会又已通过与前日总裁意旨相反之案，故无可再论。”蒋介石亦据实以告，“陈立夫等对国大代表无确实把握，保其届时不投我为总统之票，以其将来纷乱不堪，不如即照彼等预定允诺之”。⁽²⁶⁰⁾由于国民党籍代表自主性日高，为了避免失控，蒋介石只好一改初衷，投入选举。

由于副总统竞选激烈，各候选人邀宴国代的活动日益频繁。孙科于7日中午，假华侨招待所宴请教育、自由职业及商工矿各界国大代表200余人。在孙科致词后，与会的国大代表孙祥南、王云五、丁宣孝、何鲁之等相继发言，推崇孙科系当前唯一适合副总统条件之人选。同一时间，李宗仁则在南京之重庆安乐厅招待湘、鄂、赣三省及汉口市国大代表，获得左舜生等300余人的捧场。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于是日下午6时，在复旦大学欢迎校友茶会上，表示其是未来副总统最适宜之人选，校友邵力子、程天放、章益等相继发言，对于氏备致赞扬；于氏在晚间还招待全国职业团体及妇女团体国大代表180余人。各有意角逐副总统者，在南京短兵相接，彼此的从众或公开造势，或暗自较劲，制造各种有利于己或不利于对方的耳语，在坊间散布流传。

李宗仁为争取支持，广发亲笔签名函，称要共同担负起“戡乱”建国的重任。但关于其负面的文宣也层出不穷，例如在南京国代间，有人收到攻击李宗仁的文宣，质疑其何来大笔竞选经费。文宣指出：

李宗仁自任北平行辕主任以来，强夺狂搜，怨声载道，这次竞选，把贪污所得之钱，尽量挥霍。他这次的竞选费用达七千亿元以上，这已是人人所知的事，试问际兹民穷财尽之时，李氏如是廉洁自持之士，何来如此一笔巨费？……前些日子，安徽由京芜公路运来三大卡车钞票，经警士拦询，称为安徽省政府的公款，就是李品仙以保安经费为名搜刮来的，试问运来南京干什么？……还有北平的保安经费三千亿，也由我们的行辕主任挪了来，到南京来“保”他的票的“安”。⁽²⁶¹⁾

由于此次正、副总统的选举为间接选举，只要针对到会国大代表进行拉拢，掌握1500多位代表，就能当选，因此多数代表每日午、晚，多会受到副总统参选人的餐会款待。

至于总统的选情，虽有居正加入参选，但选情相当单纯。4月8日居正还发表声明，舆论既有所归，谠论衷于一是，他身为党员，应即服从党议，再不作竞选言论以淆观听。是日晚间八时，蒋介石单独邀请胡适到官邸吃晚饭，当面向胡适致歉，并说“他的建议是他在牯岭考虑的结果。不幸党内没有纪律，他的政策行不通”。胡适则表示“党的最高干部敢反对总裁的主张，这是好现状，不是坏现状”。蒋氏再三希望胡适组织政党，但胡适认为其不配组党，而建议“国民党最好分化作两三个政党”。⁽²⁶²⁾

蒋于10日召见陈布雷，研究副总统选举事。12日朝课后，蒋召集国民党籍国民大会代表举行总理纪念周，说明“在此非常时期召开国民大会之意义，本党同志在国民大会中所负之责任，并指斥本党竞选副总统之文武官员之败坏纪律，自毁党员人格，最后勉励各同志，发扬党德，遵守党纪，拥护党的政策，服从党的决定，争取时间，始能顺利完成大会之使命”⁽²⁶³⁾。

蒋介石对于民社党推举徐傅霖为副总统候选人，颇不以为然。其批评曰：“国民党扶助青年、民社两党被选名额，并让予其所不足之名额，而彼两党尚嫌不足，其各种吹毛求疵之责难不一而足，有时诚令人不堪忍受，此乃相忍为国之道。如此礼让如此乐天，而终不能感彼军阀政客之反省，对于副总统之竞选，仍各不相让，宁毁党国而不肯放弃其丝毫之权力，可痛极矣！”⁽²⁶⁴⁾

虽然居正已声明放弃竞选，15日国民代表大会仍公告蒋介石和居正为第一届总统候选人。蒋介石于17日召见陈立夫，研究副总统选举方针。蒋氏志感曰：

竞选副总统党员，至今仍不相下，而李之行态，更为卑劣，劝解必无效果。如党员代表相率要求中央，此次副总统人选仍须由党决定，否则将不出席。则选举将不足法定人数，即无从选出，是四（孙科、李宗仁、于右任、程潜）人皆不能当选，结果此次国民大会不能产生副总统，当然予大会影响不良，此乃不可为。惟是否能在此法中得一调解之一道？应加研究。⁽²⁶⁵⁾

蒋介石于18日再次约见李宗仁，但李氏的态度并无改变。19日国民大会选举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蒋介石则与夫人游中山陵、灵谷寺阵亡将士公墓。投票结果于是日中午12时40分，由秘书长洪兰友宣布投票数额及废票数额后，由大会主席周钟岳于50分郑重宣布选举结果，曰：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四月十九日新举行之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大会，于总统选举会议中投票结果：蒋中正先生得2430票，居正先生得269票。依照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四条第三项规定：“国民大会代表应就选举票上所列之各候选人中，以无记名投票法圈选一名为总统，以得代表总额过半数之票者为当选。”现在投票结果，蒋中正先生得 2430 票，按代表总额为3045人，过半数为1523人，已超过代表总数之过半数，应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位总统。⁽²⁶⁶⁾

下午，1时30分，国民大会主席周钟岳、秘书长洪兰友，奉主席团之命，报告国民大会选举总统会之结果。蒋介石感曰：“深惧无人投居觉生（正）先生之票，幸其亦得269票，私心略慰耳。”⁽²⁶⁷⁾一如各界所预料，蒋介石囊括绝大部分的选票，获得国民大会代表九成以上的支持。

总统选举投票结果确认之后，蒋介石于19日继续召集党团干部，会商副总统竞选的解决办法，“明告孙科院长不可兼立法院，否则，应当放弃副总统之竞选”。是日，孙科向中央党部声明放弃立法委员当选资格。次日中午，蒋介石又与王宠惠、张知本等研议副总统兼任立法院长的问题，均认为不可。⁽²⁶⁸⁾

各界关注的焦点，很快就转移到副总统选举的竞争上。国民大会于20日公告：孙科、于右任、李宗仁、程潜、莫德惠、徐傅霖等六人为副总统候选人，以联署孙科参选的人数最多，徐傅霖则仅获得较门槛稍高的人数推荐。是时各组人马间的竞争更形白热化，军务局汇整各方的调查，指出：

一、李主任联络程主任对孙院长以宣传攻击，并与于院长成立默契，选举时如不足二分之一法定票数，则集中投三人中票数最多之一人。

二、孙院长鉴于李主任势力雄厚，借皖省学生继续倒李（品仙）运动，予以桴鼓相助，以期影响李主任之竞选。

三、李主任以未来工作及事业发展为利诱，乘团方代表纷纷组党务改造促进会之机，拉拢青年部代表。

四、双方宣传部署，孙院长由中央、大刚、和平、新生等报代为宣传，李主任由新民、评论等报代为宣传。⁽²⁶⁹⁾

不过也有部分国大代表，对孙科与李宗仁双方竞选副总统之针锋相对、攻击宣传，深表不满，而转移支持第三者，并谓“孙、李两人任何一人当选，对国家都不利”。青年党曾琦因而批评国民党已成为有名无实之组织，内部派系纷歧，斗争剧烈，党纪荡然，已失政党之重要条件，此次副总统竞选，更将增加国民党内之分化裂痕，恐将来更有恶化之表现。⁽²⁷⁰⁾蒋介石闻悉干部提供的情报之后，不禁批评在副总统竞选过程中，“各人之丑态百出，无德无耻，党纪扫地，更不堪言矣”⁽²⁷¹⁾。

虽然蒋介石发表声明表示副总统应由文人担任，但得到多位国大代表支持的李宗仁，竞选气势一直居高不下。蒋介石于23日出席国民大会，指导选举事宜，稍后即返官邸，以收音机听取选举结果。是日下午的首轮投票中，李宗仁获得了六位参选人中最高的754票，而其他候选人的得票情形分别为：孙科559票，程潜522票，于右任493票，莫德惠218票，徐傅霖则得到214票。在多人竞逐的情形下，票源分散，投票的结果因无人通过1523票的门槛，依法由前三高票者继续进行第二轮投票，彼等遂又争取被淘汰者的支持。选举不到最后关头，谁也无十足把握。蒋介石于傍晚慰问落选的于右任，晚间则约宴湖南、湖北籍的代表，复又召集干部，研讨次日重选副总统事宜。蒋氏有意劝程潜礼让孙科，但发现其间的关系颇复杂，并曰：“此次青年团籍之票尽投陈【程】潜，以致于右任落选。而劝程（潜）让孙（科），则东北与西北籍国民大会代表对孙不善，不愿选孙，故程无让意，虽令各干部分头接洽，而青年团具号召力之贺衷寒与程有乡谊，对选孙甚消极，而不负责任也。”⁽²⁷²⁾

4月24日，蒋介石于朝课后召见各干部，指示国民大会第二次副总统选举会事宜，并指示青年团干部一致支持孙科。然在第二轮投票中，李宗仁获得1163票，仍为最高，获得蒋介石暗助的孙科得到945票而居次，坚持参选到底的程潜则获得616票，依旧无人得票过半数。对于蒋介石辅选孙科，桂系黄绍竑向张群表示不满，并声称如蒋氏仍助孙，则李将放弃竞选。是日晚间，蒋介石召集干部会商次日选举事项，知青年党态度不明，借词拖延，并决定对黄绍竑的催问不予答复，认为桂系反动虽明，犹望能以法与理克复之。而程潜在和蒋介石晤谈后，宣布放弃竞选副总统，为选举投下一个变量。

25日晨，蒋介石获报“李宗仁继程潜之后，宣布放弃竞选副总统，李并指使代表到会而不签名，在会场鼓噪叫嚣，令大会无法进行”。蒋氏评估此为“李以今日之选举已无把握，故出此无赖之策耳”。国大代表李宏毅等352人，以“连日选举，代表精神疲乏，本日为星期日，拟请休会一日”为由，提出临时动议，获得通过，并由主席宣告散会。蒋介石急召干部和孙科会商选举事，决定“孙亦放弃竞选，使李平气，以期挽回危局”，孙科旋即向国民大会声明放弃竞选。下午，国民党召开临时常会，决定“对李、程、孙三人放弃竞选作为无效，并派常务委员王宠惠、张群、白崇禧、张知本、陈布雷、张厉生等六人从中协调，尤盼能由三位选人中互推一人当选”。到了晚间，王宠惠等与李、程、孙进行协调，李态度骄横，声称决不竞选。蒋介石则认为：“李表面上虽表示决不竞选，而实则故意刁难，使大会不能开会，亦不能选举，以拖倒政府也。”是日，国民大会主席团，以竞选僵局尚未转圜，决定26日继续休会一日。⁽²⁷³⁾

在三位参选人相继宣布退选后，相关选务陷于停顿，但各方的运作并未因此停歇。李宗仁方面的助选团，对于党团干部会议“拟重提出吴稚晖、于右任、莫德惠为候选人，坚决反对。认为宪法无此规定，且候选人资格之取消，并非大会主席团可以决定，副总统候选人资格并未丧失，何能从新提名，决贯彻到底”。程潜之助选团“决与李方采取一致行动，拒绝于李、孙、程三候选人外，另提候选人”。孙科之助选团认为，“以孙院长与李主任已成对敌，双方均难选出，不如由程主任出来，免遭受外间非议，并愿一致以投孙院长选票，转而投程”。⁽²⁷⁴⁾

由于三者之间在25日未达成共识，蒋介石于26日考虑副总统选举事，曰：“竞选副总统三人，如相持不下，仍应由党来决定人选，是提高党权之道，如推李（宗仁）为副总统，则推孙（科）为副总裁。”⁽²⁷⁵⁾蒋介石提出的方案，即让李、孙各居政、党之副首，尚称公允，如能获得同意，僵局可望有所突破。

不久，白崇禧、张群向蒋介石报告，李宗仁已允取消辞选，态度转和缓。蒋约见王宠惠委员等六人，垂询调解副总统竞选人之经过。下午，中央常会秘书长吴铁城向蒋回报：“孙科已愿接纳为副总裁，决心放弃选副总统。”到了傍晚，却又传出孙科不肯放弃竞选副总统。是时蒋介石决定按原定方案继续推行，因此召见贺衷寒，指示其动员三青团的力量。晚上9时半，蒋氏约见李宗仁，并亲自说明解决副总统选举纠纷之办法：“1．此次不选举副总统。2．由竞选人中，互推一人。3．由竞选人中协商，另提一人为副总统候选人。4．自由竞选，而侧重在互推李（宗仁）出任。”李宗仁闻后，表示绝对服从命令，双方晤谈至11时许，李始辞出，并愿继续参选。⁽²⁷⁶⁾

在和李宗仁取得共识之后，蒋介石于27日召集陈立夫、张群、陈布雷、王宠惠，会商昨晚与李宗仁所谈之办法，但陈等以为，“曾一度有意转移孙科选票于程潜，孙已发生重大误会，故已不能与孙再商榷推李之事，而只有自由竞选，听其自然”。由于孙科方面不愿配合，蒋介石认为“情势险恶，痛苦极矣！”晚间，蒋只好召见白崇禧，告以“昨晚与李（宗仁）所谈办法，以及今日与各方接洽结果，以孙（科）、程（潜）皆有误会，而不能接受，故决定仍采自由竞选，且待第三次选举究竟”。⁽²⁷⁷⁾由于协调不成，最后还是回到开放竞选的方式。

在此情况下，大会至28日才举行第三轮投票，而是次投票中，李宗仁得1156票，孙科1040票，程潜则得到515票。因为第三轮投票结果，仍未有人过半数，于是在李宗仁和孙科两位候选人之间，于次日大会继续进行第四轮投票。由于此次协调，非但未能解决既有争端，反而增加了蒋介石和李宗仁间的龃龉，蒋介石最终又选择辅选孙科。蒋经国和俞济时于28日联手运作各方支持孙科，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即获电告知：“奉谕，此次副总统竞选支持孙副主席。因新疆代表均以吾公意志为意志，经生等代发吾公一电致新疆代表，嘱其一体支持孙副主席，如代表等电询吾公时，请赐承认为祷。”⁽²⁷⁸⁾

蒋介石本于29日投票前，自记曰：“今日为国民大会最后决选副总统，对哲生（孙科）能否当选，未能安心。除游览庭园与审阅战报以外，心身殊觉彷徨，以此次哲生是否当选，不仅关系公务，而且关乎党国成败也。”⁽²⁷⁹⁾不过在第四轮副总统投票后，李宗仁获得1438票，孙科得到1295票；李宗仁虽没有过半数，但依法获得了选举的胜利。有关四轮投票的情形统计如表1-12。

说明：国民大会代表法定人数为3045名，前三轮之正、副总统当选门槛为1523票。

当蒋介石于是日下午1时，获悉选举的结果后，自记曰：“此非只政治上受一重大打击，而且还受桂系之侮辱，亦从来所未有者矣。”⁽²⁸⁰⁾下午3时，蒋介石接见到官邸来致意的李宗仁伉俪，但彼此间的心结则因是次选举而更难化解。30日下午，蒋介石检讨副总统选举之事，曰：

党、政、军干部无能，组织无方，未能建立重心，对贪污无能之上级干部不能推之于门外，故形成今日离心离德现象。此亟应反省切究，以期重整旗鼓，挽回颓势也。明知政治、党务、军事在握，无可畏惧，然此次教训，更知自身业务纷烦，思虑不周，贻误要务矣。惟在此最大最后之难关，实非消极退避所能解决，今后更盼：一、彻底改革本党，严申纪律；二、考核干部，重加组织；三、对旧干部之态度与组织，应重加修正。⁽²⁸¹⁾

副总统的选举过程，纷争迭起。由于国民党自身事先并未规划好提名机制，有意角逐者，各自运作，未选之前已内争不已。“间接选举”的制度，让选举无法体现一般的民意，反而使国民大会成为少数政治精英交换政治利益和增强派系化的舞台，而四轮的选举，让各代表选边支持，则更激化国民党内部的对立，不再为单一政治领袖所能掌控，加上蒋介石对孙、李在辅选策略上的反复，蒋氏的政治威信受到重挫。

国外的媒体也观察到中国这场选举所透露的问题，美国《纽约时报》5月1日论称：“李宗仁之当选副总统，表示现在亲近蒋主席之集团以外，已形成一‘忠实之反对力量’，此为前所未见”；而此次国大之选举，“乃真正反抗内圈决定之表现，亦为国民党领袖完整阵线中之初次真正裂痕”；“此种反抗乃一健全而有望之征象，亦为摆脱一党专政及其种种弊害之一项步骤”。纽约《前锋论坛报》4月30日的社评论称：“中国除非由才干优异而能获致人民拥护之人士出面治理，否则决无真正改革之希望。”又谓：“李氏新职虽无宪法明文规定之权力，但其主张则甚难予以忽视。渠在国大中之胜利足征渠有政治上之后盾，渠若永恒保持改革之热忱，则或能大有成就。”⁽²⁸²⁾

由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出席的情形来看，代表对选举正、副总统的兴趣，显然较一般性议程为高。在预备会议时平均出席代表人数仅约2 000名，16场正式会议期间平均出席代表有近2 270名，在正、副总统投票期间，除4月25日流会外，其余五次投票参与的代表人数平均将近2 700名，尤其在第四轮副总统投票时，出席代表人数达2766名，创下是次大会的最高出席纪录，足见各方动员之热烈。（见图1-2）

从四轮投票的情形来看，李宗仁在每一回合均居于领先的地位，加上蒋介石接受推举参选总统，这使蒋介石原先以文人担任正、副元首的构想，缺乏说服力。在第二轮投票后，蒋介石先是出面协调，引发退选风波，接着提出“李为副总统、孙科为副总裁”之策，却未能获得孙科的支持。孙科本身以粤籍代表的支持为主，虽然在联署参选时获得最多代表的签署，但无法开拓东北、西北、青年团和青年党的票源，成为其最大的局限。因此在第三轮程潜被淘汰之后，民、青两党发挥“关键少数”的力量，使李宗仁获得挹注的选票仍较孙科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