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论
新加坡政府在应对巨大的社会变迁过程中，稳定而持续地推进国家治理方式的改革，建立了高度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后发展国家最成功的范例之一。这与它能够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各种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有效地调整和重新配置政治资源是分不开的，与它可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以及在不同的精英群体之间营造了一个广泛而相互支持的政治联盟网络是分不开的，这是它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实际上，中国与新加坡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改革或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路径是相似的，尽管在某些具体方面以及发展的进度有所不同。同时，自19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领域中把新加坡作为学习的对象之一，几代国家领导人都很重视新加坡的治理经验和发展模式：从1980年代对其政治集权化与经济市场化的二元结构的重视和肯定，到1990年代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的转变和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对新威权主义发展模式的重视，以及对新加坡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的研究和借鉴等，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做了很多学习新加坡经验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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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
(2) 参见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编：《现代化之路：中国、俄罗斯、东欧国家改革比较》，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
(3) 参见环球网：《韩人均国民收入今年达2.8万美元 明年有望破3万》，2014年12月29日，http://finance.huanqiu.com/view/2014-12/5309480.html。我国学界曾对韩国的激进式转型和民主化进程进行过研究，但对其近十几年来国家治理的成功经验关注较少，现在国际上对韩国的各种治理指标评价都较高，2014年韩国人均GDP已经达2.8万美元。此外对美国等国家在某一领域中的治理方式的研究也需要关注。
(4) 这方面的著述丰厚，重要的成果有吴玉山：《俄罗斯转型（1992—1999）：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关海庭：《中俄体制转轨模式的比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黄宗良：《书屋论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曹长盛等主编：《苏联演变中的意识形态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王长江：《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许志新主编：《重新崛起之路：俄罗斯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冯绍雷、相蓝欣主编：《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国际比较政治学界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Arend Lijphart（ed.）, Parliamentary versus Presidential Government，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Larry Diamond（eds.），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5) 马太·杜甘：《国家的比较：为什么比较，如何比较，拿什么比较》，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9-115、127-169页。
(6) 参见胡安·J.林茨、阿尔费弗莱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Case, William, Politics in Southeast：Democracy or Less,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11 New Fetter Lane, 2003.
(7) 根据IMF发布的2015年全球各国人均GDP排名，2014新加坡为54000美元，中国为7130美元（http://gz.kblcdn.com/new/detail.aspx?id=2007），而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的人均GDP约为人均100美元。
(8) T.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48页。
(9) 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0页。
(10) Otto Heinz, “The Stat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Reinhard Bendix ed., State and Society: A Reader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oci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pp.154-155.
(11)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小G.宪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12) 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8-69页。
(13) 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3-25页。
(14) 庞金友：《国家为何不能超限：当代西方国家限度理论的逻辑进路》，载《“比较视野中的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2015年3月，第157页。
(15) 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5页。
(16)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页。
(17) 苏联工业化和集体化中的剪刀差和中国工业化和人民公社化中的剪刀差问题都说明了这点。
(18) 参见樊亢主编，王金存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七十年——苏联经济发展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陆南泉等编：《苏联经济发展七十年》，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雅·阿·约夫菲，列·巴·兹洛马诺夫编著：《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统计资料手册（1917—1977）》，北京：求实出版社，1984年版。
(19) 参见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上）》，载《管理世界》，1995年第3期。
(20) 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45页。
(21) 那传林：《政权与产权关系视角下的俄罗斯社会变迁（1991—2012年）》，载《西伯利亚研究》，2013年第6期。
(22) 江濡山：《委内瑞拉被国有化和腐败毁了》，2016年5月26日，http://finance.sina.com.cn/zl/china/2016-05-26/zl-ifxsqxxs7681534.shtml。
(23) 曼库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76-78页。
(24) 参见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5) 李强：《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的悖论——兼评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2003年8月9日，http://www.china-review.com/sao.asp?id=3399。
(26) 参见李路曲：《关于民主化、制度化与发展水平关系的思考》，载《晋阳学刊》，2008年第1期。笔者认为，任何一种体制都存在着一个从产生、发展、成熟到衰落的过程，因此，集权体制在它的发展和成熟时期是强大的，但在产生和衰落时期是软弱的。
(27) 李克强：《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3月5日，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5-03/17/nw.D110000renmrb_20150317_2-01.htm。
(28) Slater, Dan, “Strong-state Democratization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3, No.2,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2.
(29) 新华社：《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6日，http://www.sn.xinhuanet.com/2013-11/16/c_118166672.htm。
(30) Peter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8-19.
(31) Peter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25-26.
(32) 任剑涛：《国家治理的简约主义》，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7期。
(33)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引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34) Francis 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35) 新加坡的内阁设置见新加坡政府网：http://www.cabinet.gov.sg/content/cabinet/appointments.html。
(36) 笔者注：杭州市人民政府70个政府部门；南京市人民政府68个政府部门；济南市人民政府56个政府部门；武汉市人民政府52个政府部门；合肥市人民政府63个政府部门；沈阳市人民政府65个政府部门；西安市人民政府77个政府部门；长沙市人民政府88个政府部门；福州市人民政府43个政府部门；太原市人民政府82个政府部门。此外，新加坡只有一个党的常设机构，即人民行动党中央委员会，人数很少，而中国市一级和区一级都有党委的常设机构，一般有5—6个人，人数较多。
(37) 例如：南京市鼓楼区政府共51个政府部门，杭州市余杭区政府43个政府部门。
(38) 笔者注：这还不包括市、区所属的专职的党务机构，我国的党务机构负有较多的行政职能，平均市一级约有8个，区一级有6个，而新加坡只有一个数十个人的中央党部。
(39) 吴敬琏：《全面深化改革遏制权贵资本主义》，2013年6月15日，http://news.ifeng.com/exclusive/lecture/special/wujinglian1/。
(40) Ho Khai Leong, Shared Responsibilities, Unshared Power: The Politics of Policy-Making in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0-25.
(41) Ho Khai Leong, Shared Responsibilities, Unshared Power: The Politics of Policy-Making in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263-275.
(42) 顾梦琳：《第三次经济普查元旦开始》，载《京华时报》，2013年12月19日。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2013年8月份开始，房价直线上升，直至12月份，连续三个月房价同比上涨指数超过20％，其中，上海同比上涨21.9％，北京上涨21.1％，深圳上涨21％，广州上涨20.9％。
(43) 许善达：《分税制该重新调整了》，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26日。
(44) 徐湘林：《以“责任政府”来推进政社关系良性发展》，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3年11月19日。
(45)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 World Politics, Vol.13, No.3, 1965, pp.386-430.
(46)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1页。
(47)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6页。
(48) 当然是指后发展国家政治发展的特定时期。
(49)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 World Politics, Vol.13, No.3, 1965, pp.386-430.
(50)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9-67页。
(51)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77-500页。
(52)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82页。
(53) 参见李路曲：《新加坡政治发展模式比较研究》，载《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1期。
(54) 近20年来，反对党在大选中有越来越激烈的表现，尤其是在2011年5月的大选中有6名议员当选，这对于反对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对于新加坡来说，是民主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此外，媒体可以公开报道反对派意见，从而对执政党构成相当的压力，尤其是这种竞争性民主还在缓慢而有序地发展，这在后发展中国家中所经历的威权主义时期是十分鲜见的。
(55) 那传林：《政权与产权关系视角下的俄罗斯社会变迁》，载《西伯利亚研究》，2013年第6期。
(56) Case, William, Politics in Southeast：Democracy or Less,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11 New Fetter Lane，2003, pp.1-28.
(57) Damien Kingsbury, Southeast Asia: A Political Profi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05-137.
(58) 《联合早报》评论员：《稳定、赞同和改变》，载《星期日时报（The Sunday times）》,2011年5月8日。
(59) 李路曲：《新加坡2011年大选与政治发展模式》，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1年第4期。
(60) 房宁等著：《自由、威权、多元：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3-92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已经发生民主转型的国家不会产生稳定的政治环境，也不意味着它们不能实现较快的发展，例如东欧和拉美的少数国家也有较好的发展，东亚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马来西亚都在近年来都实现了稳定而较快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东亚三个新兴的大型工业体的发展速度已领先其他国家。
(61) Damien Kingsbury, Southeast Asia: A Political Profi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261-280.
(62) 阿图尔·科利：《国家引导的发展》，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449页。
(63) 徐湘林：《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载《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1期。
(64) 王立彬：《不动产登记岂容“推不动”》，载《中国国土资源报》，2015年4月21日。
(65) 参见申孟哲、刘少华：《中国反腐震慑官场》，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7月18日。进行相关的制度建设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的反腐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反腐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只有制度建设取得了成效，才能营造良好的从政环境，根治腐败问题。
(66)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2015年2月9日，http://www.gov.cn/xinwen/2015-02/09/content_2816784.htm。
(67) 对国家在后发展国家的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分析，国内外已有相当多的论著，如禹贞恩：《发展型国家》，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阿图尔·科利：《国家引导的发展》，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琳达·维斯、约翰·霍布森：《国家与经济发展》，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查莫斯·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奇迹》，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
(68) 琳达·维斯、约翰·霍布森：《国家与经济发展》，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189-205页。
(69) 李路曲：《新加坡现代化之路：进程、模式与文化选择》，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553-562页。
(70) 以住房发展局为例，它是一个法定局，负责组屋或保障房的建设，自1960年代到目前，新加坡80％的人都住在由它负责建造的组屋内。它按照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方式经营，既保障了建屋的资金，又使群众买得起房，并不断地更新换代，基本解决了人民的住房问题，成为后发展国家的楷模。可参阅：李琳琳、李江：《新加坡组屋区规划结构的演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国际城市规划》，2008年第2期。
(71) 杜晓君、李曼丽：《新加坡国有企业改革启示》，载《东北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72) 关于新加坡“国有企业和国企私营化”，参见李路曲：《新加坡现代化之路：进程、模式与文化选择》，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563-572页。
(73) 张占奎、王熙、刘戒骄：《新加坡淡马锡的治理及其启示》，载《经济管理》，2007年第2期。
(74)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2014年1月15日，http://sg.mofcom.gov.cn/article/zhengt/201401/20140100461041.shtml。新加坡在2015年全球经济自由度排行榜中排名第二，仅次于香港。
(75) 胡改蓉：《新加坡国企改革的借鉴和启示》，载《大众日报》，2014年8月27日。
(76) 李晓西：《中国市场化进程脉络：以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为边界》，载《改革》，2009年第12期。
(77) 李兆熙、张永伟：《中国国有企业制度30年的变革》，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78) 郑永年：《中国经济改革的风险》，载《联合早报》，2014年7月9日。
(79) 吴敬琏：《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2012年3月21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qmq/2012/0401/56734.html。
(80) 这并不是说这些管理者个人不想改革，而是他们的政绩和来自于企业内部的制约可能决定他们会消极对等削弱国有企业特权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