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学界：视野广阔，方法多元

长期以来，美国学术界对“成功行动”计划与1954年危地马拉政变的关系进行了广泛探讨，并形成了众说纷纭的研究格局。从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来看，美国学术界的“成功行动”计划研究深受“冷战”时期围绕美国对外政策的现实主义、修正主义和后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学术争论，⁽²⁾由此勾勒出美国“成功行动”计划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一）现实主义的解读及其评价

美国学术界对危地马拉政变的研究起步较早，实际上，在危地马拉政变刚发生之际，美国学术界就予以关注并进行了相关解读，且这种解读被深深地打上现实主义的烙印。

现实主义将“冷战”的起因归咎于苏联的扩张，这成为现实主义解读美国对外政策和“冷战”起源的一个基本特征。就1954年危地马拉政变而言，现实主义坚信，阿本斯政权是苏联在西半球扩张共产主义的重要桥头堡，鉴于此，推翻阿本斯政府就成为在西半球击退国际共产主义扩张的必要步骤。整个20世纪50年代，现实主义的观点在美国有关危地马拉政变的研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其基本特征就是致力于为美国的干涉政策进行辩解。1954—1959年间，美国出现大量有关危地马拉政变的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主要包括：丹尼尔·詹姆斯的《美洲的红色蓝图：危地马拉前奏曲》，约翰·马茨的《共产主义在危地马拉的渗透》，罗伯特·亚历山大的《拉丁美洲的共产主义》，斯泰西·梅和加洛·普拉扎的《美国在国外的商业成就：联合果品公司在拉丁美洲的案例研究》，以及罗纳德·施奈德的《危地马拉的共产主义：1944—1954》。⁽³⁾早期的研究成果表明，美国学术界从一开始就将危地马拉政变置于“冷战”的大背景之下，率先开启了遏制共产主义视角下的危地马拉政变研究。

现实主义关于1954年危地马拉政变的解读适逢美苏“冷战”加剧之际，因此，现实主义的观点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并留下诸多值得商榷之处。首先，基于将“冷战”责任归咎于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观点，现实主义声称阿本斯政府已经变成苏联在西半球的卫星国，危地马拉的共产主义力量是依附于国际共产主义的势力，是苏联在南美洲打入的一个楔子，但这种论点缺乏基本的证据作为支撑。事实上，阿本斯政府是一个致力于国内改革的民族主义政府，危地马拉共产党也没有受制于苏联的指挥，因此，现实主义这种貌似有力的观点实际上削弱了其理论基础和说服力，也是现实主义对危地马拉政变的解释遭受质疑的症结所在。另一方面，现实主义的观点亦为危地马拉政变的历史解读提供了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的思路和视角。毫无疑问，在阿本斯时代，危地马拉的共产主义力量确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实现合法化，阿本斯与危地马拉共产党领导人也保持密切联系并允许共产党人进入政府部门担任相关职务。尽管危地马拉共产党与苏联没有直接联系，但在“冷战”背景下，这已经足以引起美国的关注，因为危地马拉共产主义力量的发展将有可能为苏联在西半球建立“权力基地”开辟一条通道。⁽⁴⁾换言之，基于“冷战”对峙与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考量，美国决不会允许其后院出现有组织的共产主义活动，更不会容忍一个亲共产主义政府的存在。这确实是一种“冷战”思维，但也是美国考察危地马拉事态发展的一个基本出发点。鉴于此，“冷战”战略是美国策动危地马拉政变的根本原因，危地马拉政变则是美国在拉丁美洲地区推行遏制政策的集中展示。

（二）修正主义的解读及其评价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随着“新左派”的出现、依附理论的兴起以及越南战争所带来的教训，美国学术界开始对“冷战”教条提出质疑，形成对美国对外政策的修正主义解读。除强调美国应对“冷战”承担责任之外，修正主义还强烈批评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认为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干涉主义完全是出于维护并拓展美国在全球范围的经济利益，而“成功行动”计划则是联合果品公司影响美国对外政策决策并与美国政府共同策划的一个重大阴谋，是中心地区的经济利益支配边缘地区的一个典型例证，而美国政府则是危地马拉政变的幕后操控者和直接策动者。在这一时期，关于美国“成功行动”计划与危地马拉政变的修正主义解读涌现出许多力作，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主要包括：戴维·怀斯和托马斯·罗斯的《看不见的政府》，戴维·格林的《拉丁美洲的遏制：睦邻政策神话与现实的历史》，赫伯特·帕米特的《艾森豪威尔与美国十字军》，托马斯·麦卡恩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悲剧》，以及何塞·艾瓦尔·德索托的《依附与干涉：以1954年的危地马拉为例》。⁽⁵⁾

1982年，斯蒂芬·施莱辛格和斯蒂芬·金泽尔撰写的《苦果：未曾披露的美国策划危地马拉政变内幕》（下文简称《苦果》）一书出版，标志着修正主义关于“成功行动”计划的解读“达到顶点”。⁽⁶⁾该书沿袭修正主义的基本观点，强调正是美国联合果品公司与艾森豪威尔政府共同策划了颠覆阿本斯政府的隐蔽行动，其理由是：首先，在阿本斯政府土地改革中利益受损的联合果品公司刻意夸大危地马拉的共产主义威胁，旨在对美国政府施加影响；其次，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有关的高级官员与联合果品公司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凭借这种联系，联合果品公司的影响能够最终体现在美国的政策决策之中。因此，在推动“成功行动”计划制定与实施的过程中，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是一个“决定性因素”，⁽⁷⁾并最终酿成了危地马拉政变。

《苦果》的出版在美国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拉丁美洲历史评论》（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62，No．4，1982）、《拉丁美洲研究评论》（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Vol．19，No．2，1984）、《美洲杂志》（The Americas，Vol．40，No．3，1984）和《美洲历史评论》（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Vol．12，No．4，1984）等著名期刊先后发表书评，从不同侧面对该书的研究成果与学术价值展开了热烈讨论，认为《苦果》“最具启迪意义的部分”，就是详细描述了联合果品公司运用广泛的公共外交策略以凝集美国国内的反共产主义情绪，推动美国政府做出制定与实施“成功行动”计划的政治决策，⁽⁸⁾从而为“成功行动”计划与危地马拉政变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打破了现实主义对危地马拉政变进行的单方面的“冷战”解读。另一方面，《苦果》一书也存在明显缺陷，例如：作为论证其核心观点的材料基本上都是二手资料和个人访谈记录，缺乏权威性材料的有力支撑，因此，“松散的资料来源”使其结论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大打折扣，⁽⁹⁾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该书的学术价值。

修正主义着重从经济利益的角度解释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包括拉丁美洲国家的政策，坚信美国对外政策的根本目的就是捍卫美国的经济利益，这无疑是一种值得借鉴的研究思路。但另一方面，在“冷战”对峙的背景下，决定美国对外政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遏制政策无疑居于核心地位，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实际上，在“冷战”方酣的20世纪50年代，防止美洲地区出现共产主义的渗透与威胁、确保美国“冷战”战略后方的稳定一直是美国拉美政策的基点，这是美国实施“成功行动”计划的时代背景，离开这一背景，就难以准确理解并完整解释美国的政策动因。美国时任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在谈到危地马拉局势时就明确表示，“即使联合果品公司问题得到解决……但只要出现共产主义在危地马拉的渗透，根本性的问题依然存在”。⁽¹⁰⁾由此不难看出，遏制处于萌芽状态的危地马拉共产主义，防止共产主义在美洲地区的蔓延才是美国制定并实施“成功行动”计划、策动危地马拉政变的真正的政策缘由。

（三）后修正主义的解读及其评价

在《苦果》面世的同时，理查德·伊梅曼的力作《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干涉的对外政策》也于1982年出版。该书是“关于‘成功行动’计划的第一部基于档案材料的论述”，并据此对《苦果》一书的“共谋论”提出了挑战，⁽¹¹⁾由此成为后修正主义关于美国“成功行动”计划与危地马拉政变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一方面，伊梅曼赞同阿本斯政权并没有对美国构成苏联控制下的国际共产主义威胁的修正主义观点；但另一方面，伊梅曼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之所以决意推翻阿本斯，并非因为联合果品公司的游说和压力，而是因为美国政府将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混为一谈，从而导致了政策判断上的错觉。伊梅曼明确指出，“一系列错觉推动艾森豪威尔决定授权实施‘成功行动’计划”，这些错觉主要是：危地马拉已为共产主义所控制，土地改革的进行则是共产主义阴谋的有力证据；危地马拉共产党受命于克里姆林宫。⁽¹²⁾由此可见，在分析美国的政策动因时，伊梅曼立足相关档案资料，尤其是引入了心理学的“知觉”与“错觉”概念，从而对“成功行动”计划做出了新的解读，尽管所谓“错觉论”尚待商榷。

《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美洲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69，No．3，1982）、《拉丁美洲历史评论》（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62，No．4，1982）、《政治科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98，No．1，1983）、《和平研究杂志》（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20，No．2，1983）、《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9，No．3，1983）、《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88，No．3，1983）、《第三世界季刊》（Third World Quarterly，Vol．5，No．3，1983）、《美洲杂志》（The Americas，Vol．39，No．4，1983）、《拉丁美洲研究评论》（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Vol．19，No．2，1984）和《美洲历史评论》（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Vol．12，No．4，1984）等主流期刊先后发表系列书评，对伊梅曼的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毫无疑问，由于首次利用了相关的档案材料，伊梅曼的论述更具权威性，《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一书也成为当时有关“成功行动”计划研究的“基于档案文件的最有力的解读”。⁽¹³⁾具体地讲，《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一书具有两大特色：首先，凭借运用档案文件的优势，伊梅曼从宣传战、经济战和军事援助等方面，较为系统地分析了美国“成功行动”计划及其隐蔽行动的基本策略，与此相关的论述亦成为《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一书“最具信息量的部分”。⁽¹⁴⁾其次，伊梅曼在书中还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冷战”背景下美国对拉美国家的干涉是否是正当的，在伊梅曼看来，危地马拉事件对此做出了否定的回答。此外，书中所附的丰富资料亦为研究美国隐蔽行动的决策过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¹⁵⁾总之，在研究材料上，伊梅曼综合运用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包括政府档案资料在内的各种文献；在研究视域上，伊梅曼的论证涵盖“冷战”背景及美国官僚政治体制等因素，并以“反共心理错觉”作为主要切入点，对危地马拉事件展开了深入研究，《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由此体现了后修正主义的学术气息，成为“成功行动”计划研究的“系统分析的杰作”。⁽¹⁶⁾

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国务院，尤其是中央情报局的档案在当时尚未解密，因此，伊梅曼所利用的档案资料仍然是有限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制约了《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一书的研究广度和深度，伊梅曼对“成功行动”计划具体决策和实施过程的分析也因此缺乏核心档案材料的有力支撑。与此同时，伊梅曼致力于从反共心理错觉的角度审视美国“成功行动”计划的政策动因，这固然体现了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但仅仅以反共心理错觉解释“成功行动”计划与危地马拉政变，显然低估了“冷战”渐次展开时期全球遏制战略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核心地位，将美国的“冷战”战略决策“过分简单化”，⁽¹⁷⁾因而难以全面把握“成功行动”计划所蕴藏的美国“冷战”与遏制政策的战略基础与战略内涵，这就表明尚需进一步探讨“成功行动”计划的研究，尤其是基于核心档案材料的研究，进而真正揭开“成功行动”计划的神秘面纱。

实际上，早在1976年，科尔·布莱齐尔在《彷徨的巨人：美国对拉丁美洲革命性变化的反应》一书中就已经探讨了美国在其拉美政策中的判断失误问题，强调“冷战”期间美国对共产主义的过度恐惧扭曲了美国决策者的判断，⁽¹⁸⁾从而开启了运用心理学的“错觉”概念分析评价美国对外政策，尤其是拉美政策的先河。《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出版后，体现后修正主义的核心观点——美国政府混淆了第三世界的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同共产主义的区别的研究著作相继问世，形成了批评美国的第三世界政策（包括拉美政策）的学术高潮，其中的代表性成果有：斯蒂芬·G．拉伯的《艾森豪威尔与拉丁美洲：反共产主义的对外政策》，以及玛莎·L．科塔姆的《形象与干涉：美国的拉丁美洲政策》等。⁽¹⁹⁾

后修正主义以“反共心理错觉”和由此导致的政策错位作为研究基点，解读美国对拉美国家的干涉行为，因而具有研究视角上的创新性。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却是，“冷战”背景下美国拉美政策的基本目标就是防止共产主义的渗透、维护反共战略后方的稳定，因此，即使是民族主义改革中带有一丝共产主义的成分，都会引起美国的密切关注，防患于未然成为美国拉美政策的必然选择。就危地马拉而言，尽管共产主义的力量有限，但共产党的合法化并呈现出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却是一个政治现实。面对潜在的共产主义威胁，尤其是这种情况出现在“冷战”后院的拉丁美洲时，美国自然不会熟视无睹、袖手旁观。因此，在“冷战”激烈对抗的20世纪50年代，“成功行动”计划首先体现了美国现实的战略考虑，具有“冷战”与遏制政策的典型特征。后修正主义无疑忽视（至少是低估）了“冷战”背景以及美国的“冷战”战略与“成功行动”计划之间的关系，因而难以对“成功行动”计划的本质做出更加符合美国真实意图的分析。

（四）“成功行动”计划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美国官方档案文件的逐步解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外政策再度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并出现了一批关于中情局的研究成果，学术观点也呈现出综合性与多样化的趋势，代表性的著作主要包括：威廉·布卢姆的《中央情报局：一段被遗忘的历史》，约翰·普拉多斯的《总统秘密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央情报局与五角大楼的隐蔽行动》，以及鲍勃·伍德沃德的《面纱：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战》等。⁽²⁰⁾

在上述研究热潮的推动下，“成功行动”计划研究再度升温，突出标志就是1991年出版的由皮埃罗·格莱杰斯撰写的《破碎的希望：危地马拉革命与美国 1944—1954》。与已往研究的视角不同，该书致力于揭示“危地马拉革命的轮廓”，力图以此为切入点，厘清危地马拉革命与美国的关系。⁽²¹⁾借助于新的档案材料以及众多的访谈记录，格莱杰斯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新意，即全面展示了阿本斯的政治图像；勾勒了危地马拉共产主义威胁的更加清晰的画面；证实了后修正主义的观点，即：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相对于共产主义问题而言，联合果品公司的困境是一个次要问题。⁽²²⁾诚然，引用包括阿本斯妻子在内的访谈记录是《破碎的希望》一书的特色之一，但过于频繁地引证访谈记录却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该书的学术价值。⁽²³⁾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情局开始逐步解密档案文献，从而为揭开“成功行动”计划的谜团提供了更加可靠的资料。1992年，中情局雇用历史学家尼古拉斯·卡拉西尔撰写“成功行动”计划的官方研究报告，并授权其利用中情局尚未解密的档案资料。1994年，卡拉西尔的研究成果《“成功行动”：美国与危地马拉 1952—1954》被列为中情局的培训手册。随着中情局档案开放政策的实施，有关的档案材料被陆续解密并公之于世。在此背景下，卡拉西尔以尼克·卡拉西尔的署名于1999年出版了《秘史：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行动的秘密记录 1952—1954》，该书亦成为第一部引用中情局解密档案撰写的“成功行动”计划专著。卡拉西尔认为，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安全考虑是美国决定实施“成功行动”计划的根本出发点，因为共产主义力量在危地马拉的日益增强已经“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潜在的威胁”，而土地改革则“为共产主义力量的扩展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因此，美国必须采取直接的隐蔽行动以消除共产主义威胁。⁽²⁴⁾

《秘史》的公开出版迅速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热烈的讨论，《军事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Vol．64，No．1，2000）、《美洲国家研究与世界事务杂志》（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Vol．42，No．1，2000）、《美洲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87，No．2，2000）、《学科史杂志》（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31，No．2，2000）、《历史学家》（The Public Historian，Vol．23，No．2，2001）、《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6，No．2，2001）和《美洲杂志》（The Americas，Vol．57，No．3，2001）等学术期刊相继发表书评，围绕《秘史》一书展开了广泛的争论。

借助于中央情报局的档案资料，卡拉西尔的著作无疑填补了美国“成功行动”计划与危地马拉政变研究中的诸多空白，第一次详细描述了美国政府对危地马拉共产主义的情报分析评估以及“成功行动”计划的具体实施步骤，⁽²⁵⁾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进而言之，《秘史》一书的“关键意义”就在于其对“成功行动”计划所做的“简明扼要且信息丰富的论述”。⁽²⁶⁾但另一方面，由于侧重对“成功行动”计划实施过程的论述，卡拉西尔对美国政策动机与政策设计的分析略显薄弱，⁽²⁷⁾由此留下了诸多值得深入探讨与论证的问题。

除专门论述“成功行动”计划的《秘史》之外，美国学术界在世纪之交还陆续推出了相关的研究专著，包括罗德里·杰弗里斯-琼斯的《斗篷与美元：美国秘密情报史》，以及斯坦斯菲尔德·特纳的《觉察前焚毁：总统、中央情报局局长与秘密情报》等。⁽²⁸⁾这些著作不同程度地涉及“成功行动”计划，从而将包括危地马拉政变在内的美国隐蔽行动研究推向一个新高潮。

总之，美国学术界在“成功行动”计划的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在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研究视角上均有创新，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但美国学术界的研究亦存在缺陷，尤其是忽视档案资料的充分运用，缺乏对历史细节的详细考察。鉴于此，美国学术界对“成功行动”计划的研究既存在活跃的争论，又无法完整还原危地马拉政变的真实面目，无法从根本上解读美国设计制定“成功行动”计划的政策缘由，以及策动危地马拉政变的政策动因。学术研究的发展已经证明，历史研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历史研究可以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问题导向和经验依据。基于此，依托档案资料对美国的“成功行动”计划进行详细的历史考证，在历史研究中发现问题并做出理论归纳和解释，是有关研究更具说服力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