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生产全球化发展的原因

生产全球化的大发展，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整个世界政治环境的产物。根本原因在于，过去的福利国家与资本的内在矛盾，造成了资本采用新生产组织方式来规避这一矛盾。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福利开支庞大、国家与企业债务累累、经济增长滞胀、资本积累缓慢，社会危机加重，福利国家的生产组织方式陷入危机。冷战的国际政治环境为这些矛盾又增添了动力。生产全球化是资本面对福利体制危机的一种反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重建了国际经济秩序。新的国际经济制度一方面重新确立了市场开放的原则，打破了原来各国经济民族主义的阻隔，约束各国为了国内福利实施恶性的“以邻为壑”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但同时为了保障福利国家的实施，新的国际经济制度通过一定的救济措施，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借款、国家保留的对资本流动的控制、关贸总协定中各种例外保障条款等，为福利国家防范外部的市场冲击在制度上预留了一定的自主空间。这种体制已经不是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下的国际自由市场，而是一种国家干预和国际协调下的市场。这种市场既维持着一定的国际市场的开放，也兼顾着福利国家的要求。这是一种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经济协调体制，即所谓的“嵌入式的自由主义”。其性质不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民族主义，也不是自由贸易和金本位下的自由主义，而是建立在国内干预基础上的多边主义。⁽²⁶⁾它还是一种“妥协的自由主义”。这种妥协既是生产高度集中条件下资本主义工业化大国国内劳资关系的妥协，也是民族垄断资本国际间的相互妥协。这种妥协是在世界革命和世界大战条件下，资本主义空前危机时的产物。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体制造成了对资本积累的制约，产生了新的矛盾。生产全球化正是这一新矛盾的产物。以下从两个方面来分析战后国际经济制度的衰败以及生产全球化发展的原因。

1．经济原因

市场与资本积累本能

市场竞争的内在动力造成了市场具有天然地理扩张性。它要求市场不受任何政治与地理疆界限制，实现更经济的、超越政治疆域的资源配置和规模效应。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地理的扩张性更受到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驱使。“资本主义市场是一架机器，它总是对抗着一切内外划分。这一机器会因壁垒与排斥而不畅，只有不断地把更多区域包容于其领域内才会繁荣。利润总是通过联系、接触、交换和商业产生。世界市场的实现将构成这种趋势的终点。其理想的形态是世界市场没有外部，整个地球都是它的领地。”⁽²⁷⁾但这一扩张的趋势在战后受到了福利国家特有的经济民族主义阻碍。虽然，战后的国际经济体制一定程度上协调着市场自由与福利国家的矛盾，部分消除了战前国家设置的经济民族主义诸多障碍，但战后的体制还是保留着诸多经济民族主义壁垒。削弱壁垒必然成为资本与市场的内在要求。一旦有了外部条件，资本就会启动全球化的进程，削弱福利国家及其特有的经济民族主义壁垒与障碍。

美国在促进战后生产国际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如在上述跨国生产的历史中所描述的，美国是一个具有跨国生产传统的国家。战后初期由于美国为了应对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支持西欧战后重建，为美国的大公司投资西欧创造了重大机会。强大的美国公司凭借着优势地位，通过直接投资，绕开西欧的市场壁垒进行扩张。美国政府、强势的美元都为这种跨国生产提供了支持。这样，战后初期由于美国的作用，跨国生产得到了重大发展。西欧和日本战后经济恢复后，一些大企业为了竞争纷纷也效法美国加入了跨国生产的行列。

到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由于福利体制企业不堪国内高税收、高工资和高福利负担，经济普遍出现滞涨。美国企业率先利用海外生产，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进行跨国生产，来规避国内福利国家体制的干预，应对危机。这样，在美国企业的带动下，其他发达国家的企业也加入到跨国生产过程中。这使得原来世界经济中以国内生产为主要模式的生产组织方式发生了重大转折。另外，60年代末以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寻求发展，寻求外部的经济资源，也是促进这一国际化生产进程的因素。发展中国家的税收优惠、劳动力廉价、环保的低要求，契合了西方公司积累的要求。

争取经济福利的地缘经济竞争

实现跨国生产就要保证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自由的国际流动。而实现这种要素的国际流动需要冲破国际和国内的体制束缚。国家间为了福利的地缘经济竞争为这种资本的国际流动创造了条件。

欧洲美元市场的形成，为战后资本自由跨国流动提供了条件。战后建立的国际经济体制中，受到最大控制的是资本跨国流动，布雷顿森林体系赋予了国家对资本流动的控制权。这种权利通过限制资本的国际流动来保证国内经济稳定。战后西欧国家为了恢复经济，促进就业，防止国内工人阶级受苏联体制的“诱惑”，迫切需要外来资源的“补血”。正是在这种考虑下，西欧国家通过特殊的方式，以不影响国内金融管理为前提，以优惠的条件吸引外来的资本，建立起较少受国家管制的欧洲美元市场。由于其巨大的利润诱惑以及竞争的压力，美国的银行也需要在欧洲开设分支机构。这样，由欧洲美元市场建立开始，战后世界开启了金融全球化的进程，这一进程逐步削弱了国家对资本的管制。这为资本的战后国际自由流动提供了条件。

战后的跨国生产往往受到东道国的欢迎。因为它带来经济增长与就业。跨国生产带来新型贸易，因而较少受国际贸易体制的束缚。20世纪50—60年代跨国生产带来了新的贸易模式，如基于产品周期的贸易、产业内贸易、公司内贸易，这类新型的贸易成为发达国家主要的贸易形式，有统计表明经合组织国家在1967年产业内贸易占制造业贸易的一半以上，1972年美国的这类贸易占了57％，加拿大和大部分西欧国家占了70％。⁽²⁸⁾这类贸易依赖于技术和产品的差异，对国内生产产生的冲击较少，因而关贸总协定内受到的限制较少，贸易自由化程度较高。⁽²⁹⁾而且在国际贸易体制内的历次谈判鼓励跨国生产。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及其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都在积极推动着这类贸易，特别是WTO关于贸易相关的投资协定和知识产权协定的签订，是战后国际贸易体制中促进跨国生产的重要标志。投资协定旨在要求各国放松对跨国生产的管制，知识产权协定旨在保护跨国生产中的知识产权。这都促进资本与技术的因素自由化国际流动。

战后福利国家的一个目标就是通过增长来保障就业，这要求国家吸引外来的资源，发展经济，增加福利。但这也形成了福利国家新型的地缘经济竞争。许多国家为了竞争外部的经济资源（或留住资本）实施了税收、劳工、金融管制等诸多方面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本来是为了经济发展吸引外来资本做出的暂时牺牲。但结果造成了各国为吸引资本的“逐底竞争”，竞相放松管制，抑制社会福利，这导致福利国家干预与保障机制的倒退。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加入吸引投资的国际竞争中，使这一倒退力度加大了。

这样，福利国家悖论式地走向反面，追求经济福利的政策反而导致了各国放松管理，削弱福利，促使福利国家的倒退。只要某些大国开始这一进程，就带来了“破窗效应”，带动一个个国家向着放松管制和自由市场的方向发展，促进了生产全球化的发展。但这一发展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是福利国家国内社会力量博弈与较量的结果，特别是西方大国内部的社会力量博弈与较量的结果。

2．政治原因

国内社会力量的博弈与较量

福利国家曾是协调资本与劳动之间矛盾与冲突的一种阶级妥协方案。但随着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资源竞争，在市场地理扩张的趋势下，在资本内在的积累压力冲击下，这种妥协开始解体了，资本赢得了主动权。

战后随着福利国家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导致资本越来越感到积累的下降，越是发达国家的资本（如美国）越具挫折感。因此，它们需要重塑国内生产关系，重塑民族国家的国家形态，释放资本的力量。为此，它们一方面宣扬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就是保障自由为核心，宣扬国家干预对个人的危害，宣扬自由是恢复增长和效率的基础。另一方面，它们利用福利国家带来的负面作用和经济危机，引导公众重新恢复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把资本需要的自由变成了公众普遍自由。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一批保守主义的经济家在其中发挥作用。而随着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当政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力量控制了国家权力。英美两国的放松管制、推动自由化带来的经济增长似乎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的可行性。这样，资本的力量在促进竞争力、发展的名义下，加速了国家的改造。资本在国家的帮助下，重获阶级权力，而在资本压制下的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发言权大幅下降，福利国家体制加速走向衰落，向新自由主义国家发展。这一切为生产全球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这场新的社会力量斗争及其带来的国内政治结构的变化，尽管没有使西方社会完全回到19世纪的原生态市场体制之中，福利国家的印迹也在不同国家不同程度地保留着，但福利国家对市场的干预、社会再分配的机制、工人的组织力量和权利已经大大地削弱了，它为世界经济秩序向自由化的转变消除了巨大的政治阻力。

地缘政治的因素

冷战和冷战结束带来的地缘政治形势也是促使世界经济向自由化发展的一个外在的因素。冷战是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集团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集团社会制度的竞争。这种竞争对西方福利国家既产生了推动作用，也产生了负面作用。

为了抵制苏联制度的诱惑，战后西方国家积极发展福利国家以抵消所谓的“共产主义影响”。为此，福利国家积极寻求外部发展的资源，进行经济竞争。这种竞争导致政府对外来投资持一种积极的态度。这种态度对跨国生产来说无疑起了一种促进作用。

战后，为了能够使西欧、日本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巩固资本主义体制，抵制“共产主义”的渗透，美国的资金技术不断地向这些地区流动。这种流动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美国的公司以跨国生产的形式进行的。这既保证了西欧诸国经济的增长，也是美国公司获得较大积累的一种方式，因为战后50—60年代的美国生活成本与福利开支远高于西欧等一些从战争中恢复经济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

同时，冷战导致美国同苏联展开耗资庞大的军事竞赛，为盟国提供军事保护，为遏制所谓“共产主义”扩张进行局部战争，为了争夺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较量，这种过度的军事扩张消耗了美国大量的经济资源，造成美国巨大的收支赤字，导致了保罗·肯尼迪所说的“大国衰落”⁽³⁰⁾。美国衰落的结果促使美国也开始引入外来经济资源，吸引外来投资。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家独大的地缘政治格局是促进生产全球化和新自由国际经济秩序发展的重要因素。苏联集团的解体，导致东欧国家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失去依托苏联向西方讨价还价的筹码、替代性的援助来源和社会经济制度的选择性。这一状况为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另外，苏联集团的解体暂时消除了世界范围内的制度竞争，特别是过去的社会主义大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后，原来通过发展福利来维护国内政治稳定的外部压力大为减弱，这也是促使西方国家放任跨国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分析，战后生产全球化发展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是综合的政治经济因素复杂互动的产物。资本寻求更大的积累，谋求更大的市场是内在的经济动因，这是市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性决定的；这一因素导致了资本对抗侵蚀福利国家体制和战后国际经济体制，为其自由发展拆除制度约束。福利国家为了本国福利的经济竞争，对外来投资的依赖和“优惠”政策，是跨国生产的另一个原因。资本对劳动的重获优势地位是跨国生产发展的重要政治基础。没有这种阶级斗争的新格局，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化就没有保证，就没有国家对生产全球化的大力支持。最后冷战及冷战后的地缘政治条件助力于生产全球化，是促进生产全球化发展重要的国际政治因素。因此，从这种角度来看，生产全球化并不是经济因素简单的产物，而是在具体世界历史环境下政治与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