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革命的再起

第一节　护法受挫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声讨中一病不起。袁氏败亡后，北洋集团失去能够有效统驭全局的核心人物，分裂为皖、直、奉三大派系。其中，皖、直二系为北洋嫡系，首领段祺瑞、冯国璋为袁世凯的左膀右臂，与王士珍合称“北洋三杰”；奉系张作霖崛起于东北草莽之间，在此后的争斗中，胜则问鼎中原，败则退守关外。三大派系称雄纷争，不断掀起政潮。段祺瑞凭借军事优势及人脉关系在争斗中占得先机，1916年6月出任国务总理，掌控北京政府的实权。然而，在其当政一年后，便因“新旧约法之争”、“府院之争”及对德宣战问题，引发督军团叛乱及“张勋复辟”，共和政体再次面临被颠覆的危险。在护国运动中崛起的西南地方实力派桂系、滇系，亦趁机向外扩张势力。为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联合西南地方实力派，发起反对北洋系的护法运动。革命党人以恢复国会与约法、实现国家统一为最终目标，而桂系、滇系则重在谋求一己私利，称雄割据。这一无法调和的矛盾，决定了护法运动最终失败的命运。

一、护法运动的兴起

袁世凯死后，由副总统黎元洪出任大总统，此事本无异议。但北京政府依据1914年袁世凯时期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宣布由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对于这一决定，国会议员率先发布宣言表示异议，他们要求黎元洪应依据旧约法即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继任”而非“代行”大总统。接着西南政要岑春煊、陆荣廷等人相继通电响应。“新旧约法之争”表面看是黎元洪任职的法理问题，实质上还包含是否应连带恢复旧国会等政治斗争方面的问题。这场争论揭开了护法运动的序幕。⁽¹⁾

段祺瑞本不反对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其顾虑主要在于，“若适用元年约法，则诸事皆受国会的裁制，于大权独揽的计划上大有妨碍”。因此，迟迟不愿意恢复旧约法。这一时期，各派政治力量就此问题函电纷驰，莫衷一是。⁽²⁾

1916年6月9日，孙中山发表《规复约法宣言》，郑重宣称：“袁氏凡百罪孽，皆由其以天下为私之一念而来。残暴专制，既无不为，而又以金钱诈术济之，以至于败。今求治无他，一言蔽之曰：反其道而已。庶事改良，或难骤举，至于规复约法，尊重民意机关，则惟一无二之方，无所用其踌躇者。于此时期，而犹有怙私怀伪不顾大局之流，则国人疾之，亦将如疾袁氏……曩昔以袁氏叛乱，故誓为民国翦灭巨凶，今兹障碍既除，我国人当能同德一心，共趋致治之正轨……若夫曩日宣言，所谓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不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³⁾紧接着，他又接连致电黎元洪，要求恢复约法及国会。⁽⁴⁾6月15日，直系首领冯国璋也公开赞成旧约法。迁延至6月25日，李鼎新在上海宣布海军独立。迫于各方压力，29日，北京政府宣告遵行《临时约法》。

旧约法既已恢复，国会随之召开，南北各省纷纷表示拥护，全国暂时实现形式上的统一。至此，孙中山认为：“今约法规复，国会定期召集。破坏既终，建设方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即一切党务亦应停止。将来如何改组，有何办法，应征求海内外各支、分部之意见。”⁽⁵⁾他宣布解散革命武装，转而致力于民生建设。孙中山这一时期政治上相对消极的态度，既反映其光明磊落的政治品格和“功成不必在我”的坦荡胸怀，也反映革命党人在护国运动中存在的严重局限——一则中华革命党虽为反袁先锋，但并未掌握这场斗争的主动权；二则斗争目标过于集中在反对袁世凯这一议题，袁氏败亡，斗争难免失去目标。经过武昌首义、“二次革命”和“三次革命”（反袁斗争）后，孙中山迫切期待国家能够转入建设时期，然而，与民国元年的情势相类似，时局发展远非孙中山所想象的那么乐观。袁世凯虽死，政治却仍一再偏离正轨，民主共和依然遥遥无期，很快便迫使他起而发动新的革命斗争。

段祺瑞上台后，企图总揽大权。为限制黎元洪的权力，反对总统出席国务会议，而黎元洪又不甘于只做傀儡总统，一场围绕总统府与国务院权限的“府院之争”开始浮现。

国会恢复后，原国民党、进步党内部由于政见分歧，不断分化、重组，出现新的格局。以梁启超为首的宪法研究会（即后来的研究系）替国务总理段祺瑞出谋划策，旧国民党与一部分旧进步党人组成的宪政商榷会则与总统黎元洪共处同一阵营。两派的主要分歧在于“省制是否加入宪法”，前者表示反对，主张集权，后者认为应“将地方制度列入宪法，实行省长民选，并给予地方一定的自治地位”⁽⁶⁾，以此反对北洋系集权，维持南方各省的地方利益。

地方上，“北洋系范围以内的各省，发生了一种团体的结合”⁽⁷⁾。最初的结合由张勋、倪嗣冲发起，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在暗中推动。袁世凯死后不久，北洋集团内极端守旧势力的代表张勋便邀集奉、吉、黑等七省代表，召开徐州会议，公开组织北洋系控制下的省区同盟。9月21日，张勋、倪嗣冲等人又召集第二次徐州会议，组织所谓的十三省区联合会。⁽⁸⁾通过这些活动，张勋俨然成为北洋军盟主。⁽⁹⁾由于“各省区联合会”是以各省督军及其代表组成的，故被称作“督军团”。督军团飞扬跋扈，指手画脚，公开威胁南方各省称：“如有反抗中央破坏大局者，本团体即辅助中央制服之……如有存心破坏，及谋所以减削本团体之势力者，本团体当协力抵制之。”⁽¹⁰⁾外交总长唐绍仪也因被张勋等人诬以私分借款，未能就职。督军团干涉国政的行径，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黎元洪发布训令指责少数军人预谋干政，望其自省。湖南省议会也发表通电称：“恳即令知该督军等，毋得辩言乱政，以固国本。”⁽¹¹⁾段祺瑞则极力替张勋等人的行径辩解，试图利用督军团对抗黎元洪与国会，并牵制直系军阀冯国璋。督军团干政成为导致这一时期政局不稳的重要因素。随着参战问题的出现，北京政坛很快又陷入剧烈动荡中。

一战爆发之初，中国宣布中立，置身于战事之外。段祺瑞掌握北京政府实权后，在日本的怂恿、支持下主张参战，名义上希望借此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实则以参战为名，借助日本的援助，趁机扩张皖系势力。为避免皖系势力的进一步扩大，在美国背后支持下，黎元洪以社会舆论不赞成为由，反对参战。参战问题一时成为“府院之争”及国内舆论争议的焦点。

1917年5月10日，众议院审查对德宣战案时，为了使参战案顺利通过，段祺瑞嗾使所谓“公民请愿团”等团体，“由陆军部派员指挥，包围议院，强使通过参战案；并殴伤议员二十余名，议员大愤，停止会议”⁽¹²⁾。次日，内阁各总长纷纷辞职，内阁只剩下段祺瑞一人。事发之后，孙中山极表愤慨。他和岑春煊、唐绍仪、章太炎、温宗尧等人联名致电黎元洪，称：“宣战之议，元首不敢专断，而征意见于国会。乃京师不逞之徒，自称请愿公民，殴伤议员，欲行迫胁，使国会不得自由表决。法治之下，而有此象，我公不严加惩办，是推危难于议员，而付国论于群小，何以对全国人民？应请迅发严令，将伪公民犯法乱纪之人，捕获锄治，庶保国会尊严，而杜宵人之指嗾。”⁽¹³⁾

因参战案未通过，段祺瑞大为恼怒。在他的指使下，督军团联名要求解散国会。这一无理要求为黎元洪所拒绝，黎氏表示，“解散国会于法无据，惟有请段祺瑞辞职一途”⁽¹⁴⁾。23日，段祺瑞被免去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职务，由外交总长伍廷芳署理国务总理。双方矛盾激化，一年多来时隐时现的“府院之争”至此达到高潮。段祺瑞被免职后，黎元洪遭到督军团及研究系政客的共同抵制，无法收拾局面。5月末，安徽督军倪嗣冲首先宣布与中央脱离关系，奉天、浙江、山东、直隶、福建、山西等省亦相继宣布独立。

面对突如其来的乱局，6月6日，孙中山致电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云南督军唐继尧等人，称：“倪逆叛乱，附者八省，亦有意图规避宣告中立者。督军、省长受任命于元首，当服从教令，不得自言中立，进退失据……今之所谓中立者，果脱离何国何人何政府耶？若脱离民〈国〉，固当为四万万人所摈弃；若脱离总统、政府，亦与叛逆不殊。”两天后，他致电广东督军陈炳焜等，称：“倪逆等举兵，谋另组政府，为复辟先声，继以西南各省宣言拥护中央，外交团亦皆反对，于是藉口调和，希图解散国会，推翻宪法。国会为民国中心，宪法为立国大本，公等既忠诚爱国，拥护中央，即应以拥护国会与宪法为惟一之任务。今日法律已失制裁之力，非以武力声罪致讨，歼灭群逆，不足以清乱源，定大局。”⁽¹⁵⁾6月10日，孙中山又致电陆荣廷、陈炯明、黎元洪、伍廷芳等人申明此意，并致电革命党海外各支部：“希迅速筹备款项，以便协助本部维持共和之用”⁽¹⁶⁾。在致党人函中，孙中山表示：“现值时局已非，共和国家被倪逆等推倒，刻以挽救为重，须俟共和恢复，当继办民生。”⁽¹⁷⁾可以看出，此时孙中山对形势已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他的注意力再次从致力于民生建设转移到为维护共和而奋斗上来，重新挑起领导革命的重任。

面对日益紧张的政局，进退失据的黎元洪把希望寄托在远在徐州的张勋身上，希望他进京“共商国是”⁽¹⁸⁾。黎氏这一做法实无异于饮鸩止渴。复辟势力一直是民初政坛上时隐时现的一股逆流。其中，袁世凯意图帝制自为，此前已经败亡；另一股复辟逆流是宗社党及张勋、康有为等清室遗老，他们图谋促成清废帝溥仪复辟，此时仍在伺机而动。张勋便是其中的一员干将。“府院之争”导致的政坛乱局，给这股逆流提供了粉墨登场的良机。张勋接到黎元洪电邀后要求解散国会，否则拒绝进京。在与各方面商议无策的情况下，黎元洪被迫答应了他的要求。袁世凯死后，国会复活不到一年便再次遭到解散，可谓命运多舛。张勋率领“辫子军”进京后，醉翁之意不在酒，对调停黎、段矛盾并无兴趣，而是紧锣密鼓地进行复辟事宜。7月1日，在张勋等人扶持下，溥仪宣布复位。

复辟发生后，黎元洪被迫避入日本使馆，他通电由远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务，并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要他们起兵讨伐。冯国璋、曹锟、吴佩孚等直系要人相继发表通电，反对复辟。皖系方面，段祺瑞被免职后，避居天津，一直在伺机卷土重来。段氏暗中支持张勋复辟，在张勋推倒国会、赶走黎元洪后，又翻脸不认账，转而组织“讨逆军”，攻入北京。张勋失败，溥仪随即再次退位。此事导致黎元洪去职，冯国璋代理大总统，而段祺瑞则捞得“再造共和”的美誉，继续担任国务总理，仍然控制北京政府。段祺瑞重新上台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采纳研究系政客建议，准备另行召集“临时参议院”，重新制定国会组织法和选举法，选举新国会，以期达到其取消原国民党议员占优势的旧国会和废除《临时约法》的目的。事实证明，张勋复辟不过是一幕怪诞插曲，北洋系才是《临时约法》和国会的真正敌人。

张勋复辟发生后，孙中山更加坚定了护法决心。他与唐绍仪、孙洪伊、程璧光、萨镇冰、章太炎等人联名发布讨逆宣言，并商迎黎元洪来沪设立政府，⁽¹⁹⁾因黎氏不愿南下而作罢。孙中山曾一度考虑将上海作为护法的根据地，但因沪上外交关系复杂，且军事上不易据守，遂作罢。他认为，全国此时“唯西南六省，为民国干净土”，应“火速协商，建设临时政府，公推临时总统，以图恢复”。⁽²⁰⁾7月6日，孙中山偕廖仲恺、朱执信等人乘舰南下，并于17日到达广州。孙中山的护法主张得到一些积极的回应。

西南方面，自6月初孙中山表明护法主张后，6月20日，陈炳焜及广西督军谭浩明即宣布，在国会恢复以前，“所有两广地方军民政务暂由两省自主”⁽²¹⁾。21日，驻粤滇军张开儒等人亦表示，将“誓师古滇，劲旅用作前锋，贯彻我南中军民之主张”⁽²²⁾。25日，广西省议会呼吁讨逆护法，电称：“今日而筹救亡之道，舍护法讨逆外，别无他途。”⁽²³⁾7月3日，唐继尧也发表了讨逆通电：“今者元首孤立，已陷重围。逆贼劫持，顿消能力……本督军义愤填膺，匡扶有责。为此躬率三军，克日由滇省出发，誓将会师武汉，立马幽燕。”⁽²⁴⁾

海军方面，海军总长程璧光积极响应护法号召，与林葆怿发表《讨贼檄文》，“痛斥倪、张毁法叛国，宣布海军将士讨逆三大目标：一曰拥护约法，二曰恢复国会，三曰惩办祸首”⁽²⁵⁾。7月21日，程璧光率第一舰队林葆怿部离沪南下。8月5日，驶抵广东黄埔，成为支持孙中山护法斗争的重要军事力量。⁽²⁶⁾

国会方面，7月4日，孙中山致电参、众两院称：“此次时局陡变，暴力之下，已无国会行使职权之余地，亟应全体南下，自由集会，以存正气，以振国纪。”⁽²⁷⁾19日，他又致电滞留津沪两地的国会议员，称：“文以为今日之患，非患真复辟者之众，正患伪共和者之多……文尝默观时势，江河流域，已为荆棘之区，唯西南诸省，拥护共和，欢迎国会。诸君宜自行集会于粤、滇、湘各省，择其适当之地以开议会，而行民国统治之权。如人数不足，开紧急会议亦可，责任所存，万勿放弃。”⁽²⁸⁾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南下议员已达150余人。

8月25日，到粤议员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因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召开正式会议）。31日，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大纲规定：“第一条，中华民国为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特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第十二条，本大纲至临时约法之效力完全恢复，国会及大总统之职权完全行使时废止。”⁽²⁹⁾孙中山之所以要积极护法，在他看来，“护拥《约法》，即以拥护民国，即国人之对于民国无有异志也。余为民国前途计，一方面更望有更进步、更之［适］宜之宪法，以代《临时约法》；一方面则务拥护《临时约法》之尊严，俾国本不因以摇撼。”⁽³⁰⁾护法军政府成立，标志着与北京政府的分庭抗礼局面最终形成。

9月1日，孙中山当选为陆海军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当选为元帅。军政府成立后，宣布段祺瑞为民国叛逆，并出兵北伐。各地纷纷响应护法。四川张熙等人宣告独立，加入西南护法军；浙江石星川组织湖北靖国军，此外，陕西、安徽、浙江、山东、福建、河南等省靖国军、护法军相继起事。短短数月内，护法运动遍及十几个省份。

二、“南北战争”

参战问题是“府院之争”的导火索，段祺瑞重新上台后，北京政府随即对德宣战，然而对外并未真正派出一兵一卒参战。护法运动兴起后，段祺瑞则迅疾调动大军，南下讨伐，于是便出现了“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的奇特局面。南北分裂期间，双方在湖南、广东、福建、四川等省相继发生战事。其中，尤以湖南为主战场。

在这一时期复杂的军事、政治斗争中，表面上是南方护法军政府与北京政府的对抗，实则北京政府中皖系、直系间矛盾更尖锐。孙中山此次护法主要依靠西南地方实力派。在对待北京政府问题上，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与桂系、滇系之间，既有共同对抗北洋系的一致之处，又存在明显的差异。孙中山志在护法，而对桂、滇两系而言，护法只不过是他们维护、扩大派系私利的“护符”。双方这种复杂关系存在于护法运动的整个过程之中。

辛亥革命后，陆荣廷执掌广西大权，护国战争期间他趁机向外扩张势力，进军广东、湖南，后出任广东督军，并将湖南纳入其势力范围。1917年3月，应黎元洪之邀，陆荣廷北上与北京政府接洽，希望巩固桂系在两广的势力。此时正处于“府院之争”中的黎元洪与段祺瑞皆欲拉拢陆氏，最终，北京政府应陆荣廷的要求，于4月10日任命其为两广巡阅使，并以其亲信陈炳焜为粤督，谭浩明为桂督。此外，段祺瑞还与陆氏约定：以湘人治湘，两广不侵，且北京政府不可更换湘督谭延闿的职务。

然而段祺瑞始终欲以武力统一全国，意图夺取陆荣廷所控制的广东。湖南为两广门户，段氏欲攻广东，必先占领湖南。国会解散后，6月20日，陆荣廷授意陈炳焜、谭浩明联名通电粤、桂两省暂行自主。7月下旬，段祺瑞命令驻保定的范国璋部赴湘。8月6日，冯国璋通电就任代理大总统，北京政府撤去谭延闿的湘督一职，任命皖系傅良佐为湖南督军，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9月2日，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等人发表通电表示，“湘督更易，仍为湘人，湘人治湘，全无异议”⁽³¹⁾。9月3日，谭延闿以患病为由辞职，并将省长职务委财政厅长代理。在此之前，陆荣廷与谭延闿之间早已达成默契，彼此遥相呼应。段祺瑞此举违背此前其与陆荣廷的约定。陆荣廷则将谭氏离职视作段祺瑞进犯西南的信号，故联合滇系等西南实力派，派军向湖南进发，以伺战机。

9月6日，北京政府电令傅良佐：“据谭督军江电，恳辞省长职务，并委财政厅长代拆代行。又据师长赵恒惕等通电各省称：湘督更易，仍为湘人，全无异议。此间秩序安谧如常。各等语。谭督军□遂离任，湘事尤为紧要，希即迅速入湘，先到岳州，察看动静，即行前进。”⁽³²⁾傅良佐入湘后，下令免除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和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的职务，刘、林两人遂于9月18日发表通电，称“誓不肯附私党，以存民国之精神……特率湘南军民子弟宣告自立，与段政府脱离关系。一切军务政务，均与海军、两广、云南各省一致进行”，直至约法有效、国会恢复和正式政府成立。北京政府“若终执迷不悟，视为反抗，一味迫以兵力，则我湖南军民为正当防卫起见，亦惟有抵死以待，保持正义，与国存亡”⁽³³⁾，宣告脱离北京政府自立。

9月20日，傅良佐“令饬代理第一师师长李右文统率所部步炮四团陆续开拔，前赴湘南一带，以步一团炮一营开驻宝庆，两团向衡州前进，抵衡后，即令邹旅长序彬率队直达零陵，相机剿抚”⁽³⁴⁾。9月22日，李右文部与林修梅部战于衡阳城北的七里滩，林军获胜后进驻衡山县城。9月27日，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到达衡阳，与湖南护法军会合。28日，傅良佐任命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为湘南各军总司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为湘南各军副司令，指挥湘南作战。同日，李右文所部湘军张振武不愿以湘人攻湘人，率部起义，投入湘南护法军。10月2日，湖南宝庆守备第二区司令周伟、第一师团长宋鹤庚联名通电自主，声讨段祺瑞、傅良佐，加入护法军队。

同日，陆荣廷在南宁召开军事会议，制定“援湘计划”，任命谭浩明为两广护国联军总司令。10月3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北京伪政府乱国盗权之罪，业经本日通令宣布全国。查段祺瑞为首逆，倪嗣冲为叛军之魁，梁启超、汤化龙为主谋，朱深假借检察职权，公然附逆。着各路司令一体进剿，有能擒斩以献者，本大元帅当视厥等差，予以厚赏。”⁽³⁵⁾

南宁军事会议后，段祺瑞命王汝贤、范国璋兵分三路夹击湖南，南北两军在湖南衡山、宝庆、攸山一线开始发生战事。10月6日，北军王汝勤军与林修梅军战于湘潭西倪铺，林部失败退至熊家桥。同日，在湘南护法军的推举下，程潜通电就职护法军湘南总司令，并在衡阳成立“护法军湘南总司令部”，不久后改名“护国军”，以与两广联军保持一致。10月11日，北军占领衡山县。随后，北京政府致电嘉奖傅良佐，称：“衡山既下，先声已振，取宝庆，下衡阳，即可并力攻祁阳。希即策力进行，稳攻稳守，期出万全，以竟肤功。”⁽³⁶⁾13日，北军与刘建藩部战于醴陵，刘军失败，北军占领朱亭。14日，南军夺回衡山县城。自15日起，南北双方在衡阳附近展开拉锯式战斗。20日，投靠傅良佐的原湘军朱泽黄进驻宝庆。同日，谭浩明通电援湘，并于24日自南宁出发。11月4日，南军再次占领宝庆。

正当南北军在战争中呈相持之势时，11月14日，王汝贤和范国璋径自通电议和，称：“天祸中国，同室操戈。政客利用军人，各执己见，互走极端，不惜以百万生灵为孤注一掷，挑南北之恶感，竟权利之私图。借口为民，何有于民；侈言为国，适以误国……汝贤等一介军人，鲜识政治，天良尚在，煮豆同心……在西南举事诸公，既称爱国，何忍甘为戎首，涂炭生灵，自应双方停战。恳请大总统下令征求南北各省意见，持平协议，组织立法机关，议决根本大法，以垂永久而免纷争。”⁽³⁷⁾两人并将控制的第八师和第二十师撤离前线。

王汝贤、范国璋之所以撤军，源于直、皖两派的矛盾。王、范两人均听命于直系首领冯国璋，南北战争开始时两人请命出战，段祺瑞极表支持，而冯国璋却有主和的意向，两人自然更倾向于冯。此外，在战争期间，段祺瑞始终以直系军队为前锋，王、范撤兵亦不无保存自身实力的考虑。

由于王、范撤军，当日，湘督傅良佐、代理省长周肇祥乘舰狼狈逃离长沙，“并所带各厅科股长银行总理概行潜遁，军民两署文卷狼藉，什物一空，银钱款目，丝毫无存”⁽³⁸⁾。湖南绅商组织军民两政办公处以维持秩序，公推王汝贤为主任。18日，冯国璋以总统令罢免傅良佐、周肇祥的职务，并令王汝贤负责长沙治安，代行湘督职权。同日，直系各督军，包括直督曹锟、鄂督王占元、赣督陈光远、苏督李纯等人联合通电调停。与此同时，南军趁机反攻，相继占领衡山、湘潭、株洲。19日，因长沙突遭大火，王汝贤仓促逃离省城，于是日中午抵岳州。20日，湘南护法军趁机占领长沙。23日，湖南各界推举陆荣廷为湘粤桂巡阅使、谭浩明为督军、程潜为省长。后由于桂系反对，12月18日，程潜被迫辞去省长职务，由谭浩明兼领湖南军民两政事宜。至此，湖南基本落入桂系的控制，段祺瑞武力攻湘的计划遭到失败。

11月15日，段祺瑞因傅良佐离湘之事，向冯国璋提出辞职，“冯虽表示慰留，但至四督联电发出后，段知王、范退走，与四督主和的通电，皆由仰承冯氏的意旨而来，于20日再递辞呈。冯氏也再不客气，到22日，便令准段氏免职，以汪大燮暂代国务总理”⁽³⁹⁾。随后，追随段祺瑞的研究系阁员也相继辞职，段祺瑞内阁解散，由王士珍出面组阁。

段祺瑞虽然离职，但其势力仍存，且冯国璋的主和行为引起北洋系内部主战派的强烈不满。12月3日，倪嗣冲、张怀芝与山西、奉天、福建、安徽、浙江、陕西、黑龙江、上海、察哈尔、绥远、热河七省三区代表在天津召开督军团会议，一致主战，要求冯国璋明令讨伐湘、粤。⁽⁴⁰⁾6日，各督军联名通电，要求北京政府下令讨伐西南。次日，广州非常国会亦致电湘南护法军总司令程潜，称北京政府名为调和，实为增兵攻湘，请湘南护法军连同两广援军攻取岳阳。至1918年1月19日，湘粤桂联军将领联名致电孙中山，表示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无心主和，仍欲以武力统一全国，联军将领表示坚持护法。正如广东督军莫荣新所称：“中央于停战期间违法借款，专恃武力压迫义师，先取荆、襄，进窥湘省，阴谋毕露，咄咄逼人。凡我靖国护法各军为自卫计，为卫国计，已无退让余地，除一致积极对付外，实无别法。”⁽⁴¹⁾同日，倪嗣冲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收回之前所颁布的停战通告，另发讨伐西南令。1月21日，岳阳战事爆发，湘粤桂联军对岳阳展开猛烈攻势，于23日占领岳阳要地。27日，联军攻取岳阳全城，北军被俘1000多人，“退兵四散奔走，不能集合，而通信机关全行断绝，无法指挥，万不得已，遂步行退出岳城”⁽⁴²⁾。

岳阳被护法联军攻占后，皖系势力趁机宣扬武力统一，为段祺瑞制造声势。2月，徐树铮鼓动张作霖奉军入直隶，威逼冯国璋。3月23日，在皖派胁迫之下，冯国璋被迫准署理国务总理的王士珍辞职，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湘粤桂联军攻取岳阳后，桂系无意继续向北进发。陆荣廷表面倡言护法，实则为夺取湘、粤、桂的控制权，表示如若北军不进攻岳阳，南军亦决不进攻湖北，“至总统，黎（元洪）复位可，冯（国璋）继职亦可；国会复旧可，新召亦可，不绝对争执”⁽⁴³⁾。然而，北洋主战派却不甘于就此停战。冯国璋因不安于他们的胁迫，1月26日，以检阅部队为名，欲返回其控制的南京。不料，行至蚌埠遭到安徽督军倪嗣冲武力拦阻，被迫折返北京。1月30日，冯国璋按主战派的意愿下令讨伐西南，派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率部分路进军。

2月中旬，各路北军与南军会战于湘鄂、湘赣边界。此次战斗，北军整体实力强于湘粤桂联军。2月底，北军署理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占据湘鄂咽喉要道羊楼司。3月17日，各路北军会攻岳阳，并于次日占领岳阳。22日，张敬尧指挥所部北军占领平江，威逼长沙。迫于北军兵锋，25日，谭浩明退出长沙。次日，北军占领长沙、湘阴。

在派兵进军湖南的同时，段祺瑞还策动广东方面龙济光起兵反桂。1917年11月8日，段祺瑞任命龙氏为两广巡阅使。随后，龙氏率部进攻广州，呼应北军南下。12月10日，龙济光在琼州宣布就任两广巡阅使，欲节制两粤水陆军警。次日，龙济光自琼州出兵。1918年初，桂系开始讨龙。此后桂系主力逐渐退回广东。4月下旬，龙氏兵败北逃入京，投靠段祺瑞。

由于受龙济光的牵制，湘粤桂联军在湖南的战争接连失利。5月1日，湘军将领刘建藩在向攸县退却途中，坠河溺亡。联军突失猛将，军心更加不稳，被迫向湘南退却。在此期间，谭浩明弃衡阳，退至永州。5月下旬，北军占领衡阳，从而控制了湖南大部分地区。

南北对峙期间，桂系还开辟了福建战场，以配合湖南方面的军事行动。1917年11月10日，陆荣廷在广西梧州召开军事会议，孙中山派代表胡汉民参加。会上决定平叛广东，并提出攻闽计划。1918年1月25日，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率军抵达汕头。4月，孙中山致电催促陈炯明尽快向福建方向发起进攻，称：“援闽之举，准备已久，迄未进攻。许司令迭电称：前敌有可乘之机，而福建同志来此间报告闽中预备响应者亦甚多，日盼我军进发，即可同时共举……及今图之，惟在速战。”⁽⁴⁴⁾5月10日，陈炯明率部发起进攻。同日，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率兵占领武平、下坝，闽军溃退。经过一番苦战，援闽粤军逐渐占领闽南。

四川方面是南北对峙期间的又一战场。1917年8月11日，云南督军唐继尧通电护法。14日，唐继尧以护法讨逆的名义，将驻守滇、粤、川的滇军组编为“靖国军”。10月3日，唐继尧通电北伐，并陆续派各部滇军进入四川战场，与协同攻川的黔军组成滇黔联军。10月8日，川省义军致电孙中山，表示川省已组成讨逆义军，后此义军经孙中山同意后加入靖国军，与靖国军合力攻川。10月间，滇黔联军与川军在四川境内展开激烈战斗。至11月底，川军先后占领叙州、泸州，联军大部被逼退至川滇边界。而在川军主力会战叙州、泸州之时，联军突然转而攻击重庆外围，于12月3日占领重庆，川督周道刚、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出逃。13日，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通电宣布护法，与滇黔联军一致行动。18日，北京政府任命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为四川督军，周道刚为保威将军。1918年1月初，刘存厚集合川军各师卷土再来。联军各部率先展开猛烈攻势，至2月下旬，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部第九旅旅长吕超率部攻进成都，随后滇黔联军相继入城。至此，滇黔联军基本占领四川。

三、“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第一次护法运动中，孙中山主要依靠西南地方实力派。若无桂系、滇系的支持——不管是否出于真心，护法军政府根本不可能在广州成立。此次护法运动的中途挫败，亦与桂系、滇系离心，乃至排挤直接相关，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早在护法军政府成立之初，陆荣廷、谭浩明即曾致电国会非常会议，对在粤另组政府表示异议，称：“方今国难初定，应以总统复职为先务之急，总统存在，自无另组政府之必要，元帅名称，尤滋疑议……此举实不敢轻为附和。”⁽⁴⁵⁾唐继尧也于数日后致电非常国会，拒受元帅之职。陆、唐皆以此表示拒绝承认军政府。

在此后的南北战争中，陆、唐两人虽然打着护法的旗帜，实际上为的是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陆、唐两人分别以“护国军”、“靖国军”的名义与北军作战，均有不受制于军政府的用意。陆荣廷进军湖南的原因已如前文所述。唐继尧也曾公开宣称：“思维北征，宜先靖蜀。靖蜀所以固西南团体，西南局势巩固，乃能以提携进行。”⁽⁴⁶⁾由此可知，唐继尧加入护法战争的真实意图在于趁机夺取四川。此外，陆荣廷早就以“两广王”自居，对于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驻节广州极不情愿。在桂系对广州的实际控制下，孙中山举步维艰，处处受其限制与阻挠。而唐继尧因军政府的存在限制其扩张势力，也对孙中山心怀不满。

1917年11月，与北洋系内部皖、直矛盾尖锐的同时，南方护法阵营内部也发生重大分裂。非常国会中倾向于西南军阀的政学系和滇系唐继尧联系组织各省军事联合会议，由孙中山与陆、唐等人共同主政。李烈钧、伍廷芳、唐绍仪、程璧光等人赞同这一提议，并来往于军政府与西南实力派之间，呼吁成立西南联合会议。孙中山为联合西南各派，亦通电表示赞同。

陆荣廷派莫荣新参与西南联合会议的组织工作。此前，因广东省长朱庆澜拥护孙中山被桂系驱逐，督军陈炳焜强行收编了朱氏交给军政府的警卫军。由于陈氏在广州劣迹昭彰，引起各界人士的反对，孙中山多次要求撤换。11月21日，陆荣廷将陈炳焜撤职以示敷衍，由莫荣新继任。不料，莫荣新对军政府的态度更为蛮横，竟指使部下杀害大元帅府所属军民数十人。

对于莫荣新的行为，孙中山忍无可忍，怒称：“如果曾做过土匪的便要枪毙，那就怎样的去处置现在的督军省长。”⁽⁴⁷⁾为惩罚莫荣新，1918年1月3日，孙中山发表布告：“照得本军政府由国会非常会决议组织，以护法救国为目的。设立以来，迭遭不法官僚明沮暗挠，一切设施均被阻遏，救国大计，无由进行。每加晓谕，冥顽蔑悟，欲民国复安，法律有效，非先驱除此不法官僚不为功。”⁽⁴⁸⁾当夜，孙中山亲率海军“同安”、“豫章”两舰炮击位于观音山的督军署。陈炯明、朱培德等粤军、滇军将领认为此举过于轻率，遂持观望态度，按兵不动。粤滇两军虽未出动，但对军政府都曾有所响应，因而莫荣新不敢轻举妄动。在程璧光调停下，此事以莫荣新亲赴大元帅府向孙中山道歉谢罪了结。

此次炮击观音山，虽然给桂系一定程度的打击，但也促使政学系与西南军阀的勾结更加紧密。为拉拢海军军官，桂系拨款作为海军军饷。程璧光遇刺后，继任海军总长林葆怿倾向桂系。军政府益加孤立无援。1月15日，西南护法各省联合会议在广州召开，推举岑春煊为议和总代表。此次会议除主张西南军事联合之外，进一步提出建立军事、政治、外交一体的联合机关，欲借此架空军政府，夺取护法运动的领导权。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于这个独立于军政府之外的西南联合会议坚决反对，又“因各省代表、非常国会并各界之有识者一致反对，伍、程两公不允就职，故其条例虽经宣布，其势已不能成立。现有人主张将联合会议与军政府合并，改组为一机关，各方正在［商］洽，未审能否成为事实”⁽⁴⁹⁾。可见，西南联合会议刚刚结束，即有人提出改组军政府一事。政学系又在西南实力派、军政府之间积极斡旋，以促成军政府改组。

2月2日，伍廷芳、唐绍仪等人邀请孙中山同莫荣新在海珠开会，商议军政府改组办法。8日，电告西南各省宣布《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并称：“用意约有两端：甲、将军政府原采之单独制，改为合议制，改大元帅一职，为政务总裁若干人……乙、护法各省各军，仍旧派出代表，组织联合会，统筹军备，计划作战，其决议事件，由政务会议施行。”⁽⁵⁰⁾随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公开表示反对改组军政府。同月22日，孙中山发表通电呼吁南方各界人士支持护法军政府，称：“举国国民见北京政府既为非法僭窃之机关，而西南护法诸军又未能毅然赞助国会所组织之军政府……内不能示国民以趋向，外不能得世界之同情。是非不明，国是不定，国家危险莫大乎此。”⁽⁵¹⁾

鉴于军政府与桂系的矛盾日益激化，孙中山极力寻求滇系对军政府的支持。孙中山曾致电章太炎，表示：“望联合川、滇、黔同志，尽力主持，倘蓂帅（唐继尧）能就职，则一切问题解决过半。”⁽⁵²⁾孙中山坚持认为“护法必须联唐”，在此前后他亦多次致电唐继尧，苦口婆心反复劝其“以国事为重，慨任艰难，尅日就职”。⁽⁵³⁾但孙中山的“联唐”计划最终落空。唐继尧对孙中山的劝说一直无动于衷。不仅如此，由于孙中山与军政府支持川籍石青阳等组建和发展护法武装，以求扩大军政府在川影响，还引起唐氏的极大不满。唐继尧暗中密电西南各省，建议“遥戴黎（元洪）、冯（国璋）为大副总统，或认冯为代理大总统；在南方组织军务院或国务院以行使职权”，孙中山“则宜游历各国办理外交”，试图与桂系等一起排挤孙中山。⁽⁵⁴⁾

4月10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举行，在桂系的操控和政学系的活动下，非常国会竟有40多人赞同改组案。孙中山于次日邀请非常国会全体议员到军政府谈话，明确表示反对改组军政府，称：“军政府视国会如君父，国会之所决议，军府无不服从。顾如昨日所提议之改组军政府，为军政府本身的存亡问题，而国会事先绝未征求军政府意见，径行提议而付审查，揆之事理，宁得为平？且以法律而论，约法规定为元首制，今乃欲行多头制。又军政府组织大纲明明规定：本大纲于约法效力完全恢复、国会完全行使职权时废止。无修改之名文，今日何以自解？”⁽⁵⁵⁾然而，他的意见未被接受。

5月4日，非常国会通过《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孙中山当即提出辞职，并怀着沉重的心情发表了如下声明：“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故军政府虽成立，而被举之人多不就职，即对于非常会议犹莫肯明示其尊重之意。内既不能谋各省之统一，外何以得友邦之承认……文本匹夫，无拳无勇，所以用其全力以拥护非常会议者，其效果亦既如是，庶乎可告无罪于国人。”⁽⁵⁶⁾21日，孙中山乘船离开广州，前往上海。至此，第一次护法运动宣告失败，前后历时不到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