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如何认识“北伐战争”?
举兵北伐,推翻北洋军阀政府,是孙中山的一贯主张,也是国民革命的任务之一。迄今,学术界关于北伐战争的研究,已有一定成果。如曾宪林等人的《北伐战争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杨天石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中华书局2011年版)等著作,从总体上对北伐战争的发轫、开展和结局进行了详细的叙述,是关于北伐战争的重要学术著作。但学界关于北伐战争的概念、战争的性质及其结局等,至今仍有不同的认识。事实上,从孙中山发起北伐战争,到1928年北洋军阀统治垮台,孙中山及其国民党的北伐,可分为三个阶段。不同阶段的北伐战争有着不同的性质、内容及其结局。
第一阶段为孙中山领导的北伐战争(1917至1924年)。
辛亥革命后,面对北洋军阀专制独裁,孙中山曾屡次抗争,均以失败告终。残酷的现实使孙中山深切地体会到:“今日法律已失制裁之力,非以武力声罪致讨,歼灭群逆,不足以清乱源,定大局。”(11)故从1917年发起护法战争,开始了北伐事业。自此,孙中山亲自领导了三次北伐。
第一次北伐,即第一次护法战争(亦称护法运动)。1917年重新执掌政权的段祺瑞,拒绝恢复民初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即以维护《临时约法》为号召,联合西南滇、桂军阀,于1917年9月1日,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发起讨伐段祺瑞的战争。同月,孙中山召集军政府特别会议,商议北伐军事计划:决定在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挥戈北上,先克武昌,次定南京,击破长江沿线之北洋势力,再图直捣北京。护法北伐兴起,各地曾纷纷响应。四川张熙等人宣告独立,加入西南护法军;陕西、安徽、浙江、山东、福建、河南靖国军、护法军相继起事。短短数月内,护法运动遍及十数省份。然而,孙中山这次北伐,是建立在很不现实的基础上的。孙中山所倚仗的主要是滇、桂军阀,但滇系唐继尧只想屯兵云、贵、川,根本不想进兵中原;桂系陆荣廷只图进取湖南,进而收兵自保,根本不支持北伐。因此,这次北伐虽一度攻克重庆、长沙,但最终由于滇、桂军阀的私欲而化为泡影。1918年5月,孙中山愤而离职,以护法相号召的第一次北伐,遂告失败。
第二次北伐,即第二次护法战争。第一次北伐失败后,孙中山移居上海,在著书立说、阐述革命建国方略的同时,仍密切注视时局发展和变化,以寻求再图北伐之机。1920年11月,在陈炯明的粤军克复广东后,孙中山再返广州,重组军政府。1921年5月,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职。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决定翌年春举兵北伐。1922年2月27日,孙中山在桂林举行北伐誓师典礼。随后,北伐军兵分两路:第一路进取江西南部和湖北东部;第二路由湖南直取武汉。这次北伐军共约4万余人,颇具声势。5月,孙中山曾亲赴韶关督师。6月,北伐军相继攻克全南、定南、赣州等地。正当北伐军在江西战场取得节节胜利之时,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炮轰总统府,企图置孙中山于死地。陈炯明的叛变迫使已进入江西的北伐军不得不分途从湘、赣边界撤退。第二次北伐又归于失败。
第三次北伐是从1924年开始的。1923年3月,孙中山再次回到广州,第三次重建广东革命政权。是年,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一面加紧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一面组织军事力量,准备再次北伐。1924年9月,北洋军阀间争权夺利的江浙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认为再次北伐的时机已经到来。9月5日,孙中山发布《讨伐曹锟吴佩孚令》,宣布“剋日移师北指,与天下共讨曹、吴诸贼”(12)。9月18日,中国国民党发表《北伐宣言》,强调“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13)。此次北伐,孙中山先后集中4万余兵力,并将北伐各军统编为建国军。为督师北伐,孙中山再次亲临韶关部署战事。正当北伐军向湘、赣推进过程中,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11月2日,曹锟被迫退位,段祺瑞重新出山。随后,冯玉祥与段祺瑞等电邀孙中山北上。为结束全国乱局,谋国家统一,孙中山接受邀请。11月4日,孙中山将北伐事宜交谭延闿全权处理。11月9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此后,虽然北伐先遣队在江西取得一定胜利,但坚持到1925年1月,北伐军不得不回师粤边,结束了北伐战事。
孙中山亲自领导的三次北伐,虽然有其明确的革命目标,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即缺乏革命的基础,没有坚决地依靠工农,总是奢望依靠军阀的力量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最终导致了失败。孙中山的三次北伐虽然失败了,但其间的经验教训无疑为后来的北伐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为国民革命旗帜下的北伐战争(1926至1927年)。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经过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继承孙中山的未竟事业,继续北伐。1926年6月4日,国民党中央通过了“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案”。7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北伐动员令。7月6日,国民党中央发表《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在国民革命旗帜下的北伐战争由此开始。
这次北伐战争与孙中山生前开展的北伐,有其明显的区别。
其一,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这次北伐不再是国民党孤军作战,而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吸纳了广大工农群众参加的革命战争。从北伐的筹备到战争的开展,共产党人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其二,国民党在这次北伐中不再依靠地方军阀力量,而是创建了自己的军队——国民革命军,并以此为核心争取了广大的地方军事力量参与到北伐中。
由于依靠自己的武装,又由于国共合作发动了广大工农群众参加,国民革命旗帜下的北伐战争一经发动,即取得了节节胜利。1926年7月12日,北伐军攻克长沙。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随后,北伐主力转向江西战场。11月5日,攻克九江。11月8日,攻克南昌。北伐军进而进取福建,12月18日,攻克福州。1927年初,北伐军兵分三路向长江下游推进。2月18日,攻克杭州。3月22日,攻克上海。3月24日,攻克南京。国民革命军自1926年7月9日在广州誓师北伐,仅半年多时间,就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把国民革命由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
遗憾的是,随着北伐的胜利,国民党的分化在加剧,终于导致1927年4月至7月间一系列“清党”“分共”事件的发生,国民革命旗帜下的北伐也随着国共分裂而停顿。
第三阶段为国民党的“二次北伐”(1928年2月至6月)。
“分共”后的国民党经过一系列权力角逐后,于1928年初打出了继续北伐的旗帜。因国民党称这次北伐是1926年北伐的继续,故有“二次北伐”之称。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继续北伐的决议。随后,国民革命军进行整编,北伐各军编为四个集团军,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第一、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全军兵力共40个军,约70万人,总司令蒋介石。按照部署,第一集团军沿津浦线北进,第二集团军由鲁西、直南向北推进,第三集团军由京绥、正太两线向东推进,第四集团军沿京汉线北上,然后四路会攻京津。4月7日,蒋介石下总攻击令。北伐各军频传胜讯,至5月下旬,先后攻克济南、石家庄、绥远、大同、保定等地。在兵临京津之际,执掌北洋政权的奉系首领张作霖于6月3日退出北京。6月8日,北伐军进入北京,12日接收天津。6月15日,国民党政府宣告“二次北伐”完成。
上述三个阶段的北伐战争,都是在孙中山及其国民党所组织下进行的旨在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战争。以往大陆学术界有关北伐战争的论著,大多仅论及1926年在国民革命旗帜下的北伐战争。对于第一阶段孙中山所亲自领导的北伐,大多语焉不详;而对于1928年的“二次北伐”,则认为是国民党新军阀与北洋旧军阀间的争斗。我们认为,孙中山及其国民党所进行的北伐,尽管在发展过程中的各个阶段都呈现了不同的特点及结局,但有其共同的目标和内在的联系。第一阶段的北伐是在“护法”的旗号下进行的。这一阶段的北伐,虽然失败了,但要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决心及其经验教训,为1926年北伐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第二阶段的北伐体现了国民革命的精神,它不仅有鲜明的革命旗帜,而且有制胜的法宝,即联合共产党、发动工农群众、创建革命武装等。这次北伐虽然由于国共合作分裂而停顿,但它沉重地打击了北洋军阀统治。如果没有1926年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很难想象1928年的北伐能有如此结果。第三阶段的北伐是“分共”后的国民党在继承1926年北伐胜利成果基础上所进行的。从严格意义上说,此时的国民党虽仍倡言“国民革命”,但已非原本意义上的国民革命。不过,“二次北伐”最终实现了国民革命要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目标,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仍不能低估。
本书有专章论述北伐战争,论及北伐战争与国民革命之关系,旨在还原历史,客观地评判这段历史。
在写作过程中,海峡两岸学者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对所述问题,重在史实的叙述,以便人们通过我们的叙述,对一些仍有异识的问题做出自己的判断。我们的研究如有不当之处,期待学界朋友批评指正。
(1) 如张玉法的《中华民国史稿》(台湾联经1998年版),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朱汉国、杨群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2011年版)等。这些著作都有一定篇幅论及国民革命与北伐战争。
(2) 该书为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的第七卷。
(3) 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1906年秋冬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版,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96页。
(4) 孙中山:《在湖北军政界代表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4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版,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34页。
(5) 独秀:《造国论》(1922年9月20日),《向导》,第2期,《向导》周刊社,1926年印行,第9—10页。
(6) 独秀:《本报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1925年9月7日),《向导》,第128期,《向导》周刊社,1927年印行,第1173—1176页。
(7) 蔡和森:《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1923年5月2日),《向导》,第23期,《向导》周刊社,1926年印行,第167—170页。
(8)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3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128页。
(9)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3版,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18—122页。
(10)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3版,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21页。
(11) 孙中山:《致陈炳焜等电》(1917年6月8日),《孙中山全集》,第四卷,第3版,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02页。
(12) 孙中山:《讨伐曹锟吴佩孚令》,《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3版,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5页。
(13)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3版,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