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义”与“万国公法”
——略说晚清科举体制下所引导的阅读
章清(1)
以分科为特质的学科知识的建立，涉及全方位文化迁移的现象，在“援西入中”大潮下，中国社会有关现实世界及社会理念合法性论证的思想资源，渐次脱离传统中国的知识样式，转而采纳西方现代型的知识样式，同样构成近代中国学术变迁的重要一环。以今之眼光来看，“万国公法”知识构成晚清中国被卷入“现代世界”浪潮的先声，亦是“现代性”论述的肇端。换言之，不论称之为“公法”，抑或“国际法”，乃至“法律”，都可视作晚清中国接纳以“分科”知识为标识的现代型“知识样式”的具体体现。当然，在晚清翻译出版的西学书籍中，《万国公法》以及与“公法”知识有关的其他文本，未必是影响最大的，甚至在晚清所出版的“公法”类书籍中，《万国公法》的影响也未必超过其他文本；更不用说20世纪初年经由日本管道传播的以“国际法”命名的相关知识，很快导致《万国公法》等书籍影响力日渐式微。然而，因《万国公法》具有的象征意义，成为研究者最为重视的文本分析对象。(2)这些研究对相关文本的成书及出版情况已有清晰梳理，可以作为解析晚清投身科举考试的士人阅读状况的基本资源。
审视晚清所呈现的“阅读世界”，有必要从“全面的历史”予以推进，尤其需要把握其中所展现的“节奏”及“载体”。所谓“节奏”，乃是因为“西学”知识的传播呈现出不同的“步调”：先是为直接相关的官员或士人所接触，然后再逐步被纳入到“制度化”的建制中。而所谓“载体”，则映射出晚清“阅读世界”的呈现有其独特的“媒介”。在“发表”还未成为读书人惯用的形式之前，亦即报章媒介还不那么普遍的情形下，读书人的所谓“阅读”，主要是在日记中完成的，故有必要基于读书人的“日记”，检讨晚清所出版的西书被阅读的情况。这样的阅读，或许只是零星的片段的个案资料，但舍此却难以重建关于书籍的阅读史。
大致说来，“万国公法”知识在晚清的被“阅读”，除了直接介入外交事务的官员进行的阅读之外，还包括另外两种形态的阅读，一是通过“日记”的方式对西学书籍进行的评说，这是古代世界特有的阅读方式，其所具有的“私人性”是最为明显的特质。一是参与科举考试时被“引导”的阅读，亦可归于“公开”的阅读。晚清科举改制引人瞩目的一幕是“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围绕各国政治艺学所出的“问策”，不少是围绕西学知识进行，考生则需根据所掌握的西学知识完成“应策”。这样的阅读与在日记中进行的“私人”阅读，也适成对照。透过多种形态的“阅读”，或许能更好介入晚清的“阅读世界”。(3)在前文的基础上，本文拟重点检讨科举体制下所引导的阅读。科举考试从设置伊始，其所具有的“引导”性质，即是题中应有之义。作为帝制时代“晋升之阶梯”，科举考试乃官方意识形态的体现，应试士子在答卷中对相关知识的解读也往往恪守于此。晚清科举改制下围绕《万国公法》及相关“公法”知识所出问策，同样具有引导性质，但如何“引导”，在乡试中却颇有差异，既反映在考官所出问策中，也反映在应试士子针对问题的答案中。对这样的差异性略加分析，于把握晚清对《万国公法》及公法知识的接纳，或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