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的对象与问题

一、研究对象

关于本书的研究对象，即青少年的界定，笔者查阅了中英文文献，其中关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青少年界定有其文化特性。根据发展心理学家的观点，个体在一生中的发展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化，这些变化是有顺序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等方面。这些阶段的特点既有连续性，又有阶段性。张文新（2002）根据个体生物、认知和社会性发展的水平和状况，把人的一生划分为童年期、青少年期和成年期。

按照传统的分类方式，研究者通常以生理年龄来划分不同阶段。中国青少年阶段通常以学龄和学制为标准。少年期从11~15岁，青年初期从14~18岁。埃里克森的划分标准是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特征进行界定。学龄期被划分为第四阶段（6~12岁），发展任务是获得勤奋感，克服自卑感，体验能力的实现，积极的成果是创造力发展和掌握技能。第五阶段为青年期（12~18岁），发展任务是建立同一感，防止同一性混乱，体验忠诚的实现，积极的成果是自我同一感能力的发展。

尽管传统划分标准很清晰，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西方已普遍感到，在个人生命轨迹中，年龄将成为越来越不重要的标志，因为相似年龄的个体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戚昕（2004）基于中国文化背景，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个体达到在规范、心理、生理／婚姻、家庭、经济5个维度上的成年标准事件的差异是显著的。个体首先在规范方面达到成年，年龄为20.71岁，其后依次是心理、生理／婚姻、家庭，最后是经济方面达到成年，年龄为24.76岁，从最早到最晚之间跨了4~5年时间。究其原因，与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在中国，个体从小接受规范的要求和训练，社会更加强调服从规范，因此，规范方面相对很早就会达到要求，而进入成年的其他标准存在差异性。用单一的数值确定青少年期和成年期的界线有很大的不足。

本书采用戚昕（2004）的依据年龄范围和多元化标准的界定方法，这样能够使我们对青少年这一群体的演化过程中呈现的规律探讨得更清晰。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个体在成长过程中表现出了“同质性”特点，受到了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影响，电子科技在其生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000年后出生的个体表现出新时代的群体特征，例如他们都很自我、追求自由和平等、积极上进、勇于创新。这以后出生的群体，大部分是独生子女，生活环境较优越且受过良好的教育。青少年时期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完成从一个依赖他人的孩子转变成为一个独立的成人。从一种多维度视角评价达到成年标准的时间上的不一致性直接决定了从青少年期向成年期的转换不可能是完全相继的。这两个阶段中间必然会形成一个过渡时期。

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一代人与一代人的差异不能单单从时间上进行判断。目前在美国，人们对成年的界定标准支持率最高的是“为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和“不受父母及他人的影响，根据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独立地做出决定”（戚昕，2004）。笔者考虑到时代背景和中国文化语境，拟关注两个焦点新生代群体：① “青少年期”（adolecence），从11~18岁，或者按照学龄从小学高年级阶段到高中阶段。② “始成年期”（emerging aduthood），青少年向成年的过渡是一个时间范围，介于18~25岁的一个独立的过渡时期。按照学制的发展，这个年龄阶段一般是大学本科阶段，按照年龄标准再向后延伸到研究生阶段。本书的研究对象年龄跨度为从未成年的少年时期到成年过渡期。这既能从学龄上和年龄上涵盖这一群体，也更能从连续性和敏感过渡性上明确多维度的界定标准。

二、研究问题

在典型的传统文化心理背景下，孝道主要表现为个体服从家长制的权威，而在典型现代文化心理背景下，主要表现为个体的独立自主，从而会在孝道上形成权威和互惠两种人格特征（马庆钰，1998）。杨国枢将孝道信念的具体内容分为三个维度，分别是抑己顺亲、尊亲恳亲、奉养祭念。而后，经过反复斟酌和社会心理学研究，又提出了“护亲荣亲”这一概念，进一步分为四个维度（杨国枢，2009）。叶光辉从杨国枢上述四个维度中提取出互惠型孝道和权威型孝道两个主维度，形成双重孝道模型。其中，互惠型孝道（reciprocal filial piety）反映了孝顺是由内心出发，是在有爱的基础上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而权威型孝道（authoritative filial piety）是子女由于存在和父母之间的亲子关系而进行尽孝（叶光辉，2004）。因此，本书仍旧采用双元孝道模型的经典概念框架探讨孝道信念对个体的多重心理影响机制。具体研究问题包括三个方面。

1．探讨孝道研究的基本问题

包括进一步修订新孝道行为概念。叶光辉等从认知心理学角度出发，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基础上透析了个体信念与亲子互动关系的运作机制，发现代际存在两种层面上的亲子关系——亲子间的等级秩序关系与独立个体的平等关系。

正是基于“父母—子女”关系的双元性，叶光辉（2003）建立了双元孝道模型，即互惠型孝道与权威型孝道。互惠型孝道指子女发自内心地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情，重视亲子间自然而亲密的情感；权威型孝道指子女抑制自己的想法或欲望，甚至牺牲自我利益以达到父母的要求，强调子女奉养父母的义务及亲子间的阶序关系。可以说，双元孝道为以应运而生的新孝道行为为基础的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路径与模型。尽管如此，时代的演变推进了传统观念的演化和改变。本研究拟在借鉴已有孝道信念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文献分析、半结构化访谈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和时代背景，探讨“青少年新孝道行为”的结构，编制适用于中国青少年群体的测量工具。

此外，对中华传统孝道文化以及东西方孝文化的形成和孝道信念以及孝道行为的践行存在的差异，本书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从理论深度对孝道的全新认知做进一步延伸。

2．家庭因素和父母因素如何影响子女的孝道是本书拟探讨的核心问题

从国外的家庭系统理论中发现，父母的自我分化会在日常生活中渗透给自己的子女，并且影响子女的自我分化，并让他们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逐步接受、适应这种状态（Anderson＆ Bartle，1989）；父母经常会模拟自己当子女时对父母的方式去对待子女，也因此父母所接受适应的自我分化程度会进一步传递给子女（Bowen，1988）。由此可以发现，孝道信念的影响范围从家庭开始逐渐转向个体发展，从亲社会倾向到个人人格发展，最后慢慢影响个体心理发展，也因此可推测，家庭因素和父母因素对个体的孝道信念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此外，笔者拟对父亲的角色做深入挖掘和探讨。时代的变革与家庭结构的变化下，新生代的父母和子女的孝道行为和对孝道信念的理解都已经日新月异，父亲在位和父亲缺位都会对子女的孝道信念和孝道行为产生影响，本书拟通过案例和实证研究发现其中的规律。

3．“自我分化”究竟在青少年心理成长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这个关键心理因素是青少年心理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原因。本书的实证研究拟揭示和验证其心理路径的实现机制。此外，提炼青少年孝道信念影响多重心理效应的链式路径也是本书验证的重要问题。

比如，受到家庭环境和父母影响的自我分化对心理成长（psychological adaptation）具有重要作用。心理社会适应是个体自我发展的重要标志。在医学视域下，心理适应与社会适应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心理适应是指遭受挫折后，借助心理防御机制来使人减轻压力、恢复平衡的自我调节过程；社会适应是指人与社会的互动中，个体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期望或改变环境达到人与环境之间平衡的过程（程然，2008）。

孝道信念如何产生多重心理效应？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孝道信念有利于青少年心理社会适应方面的发展，其内容涉及亲子关系、个体自主权、社交能力、学习成就、尊老品质等（姚金娟＆韦雪艳，2016）。吴煜辉（2007）在进行自我分化的实证研究中也发现了自我分化与压力知觉、心理健康的关系。他发现自我分化对于压力知觉和心理健康具有较大的影响，而且自我分化的水平一旦形成便十分稳定、难以改变，从而对大学生的压力知觉和心理健康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必须着力于提高大学生的自我分化水平以维持其心理健康。自我分化在家庭功能和自我和谐的中介作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自我分化的四个维度都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安芹，2011）。姚玉红（2011）研究发现，不同性别的低年级大学生的自尊水平不同，自我分化程度不同，并且显著影响了心理健康程度。本书拟从生活满意度、心理社会适应、亲社会行为以及婚恋观等多个结果变量设计研究框架，探索和验证孝道信念在其中的影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