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匡亚明团队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工作

（一）匡亚明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卓越见解与推动思想史研究的历史性贡献

早在大陆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学者开始将本学科向学术史深入的前夕，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20)，身为南京大学名誉校长的匡亚明，便开始筹划一项宏大的事业：根据毛泽东主席“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的指示精神，组织全国两百余位学者，分撰了《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该丛书遴选了从孔子到孙中山前后两千四百余年间在政治、军事、教育以及文、史、哲、经、理、工、医、农各学科领域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二百七十余名杰出人物作传主，以点连线，以线成面，对中国五千年的思想发展作了初步的总结。这项二百卷、六千余万言的原创性的思想文化工程，历时二十年方得以完成。

匡亚明为什么在年越八秩的耄耋之年组织如此宏大的科研和出版项目呢？其实，组织一批学者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总结，是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就立下的宏愿。在后来数十年的革命征途和领导高等学校工作的过程中，他一直等待着这一机会。1963年他调到南京大学任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之后，针对当时泛滥成灾的极左思潮，他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又红又专的教育路线，在学校大力表彰“业务尖子”。同时，他又感到将人文学科机械地分成文、史、哲、经、政、教等，割裂了“人文学”的内在精神，所以从1965年新招收的大学生起，进行了不再分科的“大文科”教改实验，而这一实验被突然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冲散。文革中，他与众多的干部、教师，甚至一般群众一起，受尽了非人的折磨。他曾说过：我一生做过法租界、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的牢，身心虽受摧残，但都未像“造反派”的牢这样残忍。而这些在一时间失去起码人性的人，恰恰是自己学校的学生或青年老师。文革不只是他个人和南京大学的灾难，更是全国人民的灾难。这让他对自己执行的教育路线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然而，这种人无论觉悟多“高”，他首先应该知道“什么是一个人”，“什么是一个中国人”，“什么是一个有现代意识的中国人”，没有这些前提，休谈“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所以何者为人，何者为中国人，何者为现代中国人成了这位重新履职的教育家关注的中心。而作为第一步，他于1982年开始了重新评价孔子的研究工作；之后，他在几位中青年学者的帮助下撰著了《孔子评传》；1986年他在南京大学建立了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组撰《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与此同时，他还独自修订《孔子评传》，并且发表了《孔子人学思想中积极因素的现代价值》《二十一世纪新的人的形象》《论孔子的经济思想》《中国思想家评传·序》《孔子思想的主要特征和应注意的三个区别》《“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词》和《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个人修养和人际关系思想的现代价值》等一系列文章。分析《孔子评传》及这数篇论文，匡亚明开创性的、有历史贡献的思想有三点须特别提出来讨论。

其一，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是“人学”。

在《孔子评传》中，他明确提出：“仁的哲学思想是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21)著名思想史家蔡尚思提出孔学的核心应当是礼，希望与他讨论，匡亚明说：我不辩论，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吧。在匡亚明看来，孔子虽然说过“民之所由生礼为大”，提出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以及“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礼在孔学中的确占据重要地位，但是，“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没有仁，没有仁爱之心作基础，以及不能为充满仁爱的社会而献身，哪有礼，哪有乐！所以，全面地说，孔子的思想结构是“仁为核心礼为形式”。从历史根源上来考察，“仁”的概念，是冲破神秘的、至上的上天的意志而有了“人”的自觉之后所产生的。这是仁的本体论。从现实生活来看，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有仁爱之心，泛爱众，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仁的伦理学。对于王公大人或要入仕的人们来说，就是要有更高的目标，就是要通过庶民、富民、教育的小康阶段，进而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这是仁的政治学。这样，他便把孔子的“仁”，置换为“人学”。(22)而在其后的数篇文章中，他念念不忘引述“人之所以为人”者。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中，他将孔子的人学加以推广：“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研究人的学问，或称仁学，或称人学，我赞成后者。”(23)

其二，人学思想存在于文史哲经理工医农政教兵的各种学科中，必须走知识主义的路线，对不同领域、不同学科中杰出人物的思想和实践进行全面的研究；同时要认识中国学术的特殊思想结构，从特殊进入一般，努力揭示其“人学”思想的底蕴，从而使自身得到教育和陶冶。

在《对孔子进行再研究和再评价》一文中，匡亚明就设定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段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以及许多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我们应该给予总结。”(24)中国传统的人学思想，不只是由所谓的思想家（一般认为思想家等同于哲学家，即philosopher）创造和阐发出来的，而是由各领域、各学科的杰出人物共同创造和阐发出来的。春秋时鲁大夫公孙豹曰：“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25)因而，三不朽的思想，一直是追贤希圣的有志者终生信奉的箴言。三不朽的排列很有讲究：首论做人，次论做事，把自己（或他人）做人、做事的道理总结出来则是学问。这就是钱穆所说的：“中国传统，每认为学属于人，而非人属于学。”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凡在各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人，都是以做人为本，其技、其艺从属于人。于是，就形成了一个“一本而万殊”的百科知识结构。一本，就是“人之所以为人者”的“人学思想”；“百科”就是由各科杰出人物所创造的各科知识。基于长期以来“空头政治”的贻害，匡亚明坚持必须全面认识和掌握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他多次引述列宁的话：“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26)如果套用中国古人所说的治学传统，即“道问学”。道问学并不意味着支离、分解各学科，而是要从中国思想文化的总体观上来认识和总结具体门类的学问。所以，筹划一套包括文史哲经理工医农政教宗兵各学科杰出人物的评传，他贯上“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名。他是这样考虑的：

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价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绩，作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27)

哲学界把知识分为三个层次：个别、特殊和一般。个别是某人在某一领域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而科学研究的第一步，是必须研究一个个个别的成果，认识它所包含的特殊规律和特殊时代的思想意义，即从个别进入特殊。这就是匡亚明这段话的第一层含义。功业、学识以及它们所蕴含的特殊规律、特殊思想意义，只是创造者主体的“对象物”，所以“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还需要再进一步，就是通过这些对象物反观其人，即将杰出人物事功、学业与他们的德性、智慧浑然一体，体察其中包含的中国学术的本末的关系，进入学术思想之“一般”，这样就可发现：

在数千年文明演化进程中逐步形成的，用以指导中国人民实际，维系中华民族繁衍、生存、自强不息的那些共同的、有生命力的行为准则和文化模式，即以“人学”思想为中心，贯穿于政治、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军事诸领域而形成的博大精深且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体系。(28)

匡亚明以耄耋之年筹划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就是通过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两千四百余年间分布在各领域杰出人物的研究，首先掌握他们所创造出来的光辉灿烂和丰富多彩的学术成果，滋养自己的智慧，进而追本求源，认识立功、立言之本，把握中国学术思想的人文主义的本质。如此过程，对每部书的作者来说，既是一个治学的过程，也是一个沃养己身、陶冶个人情性的过程。他所获得的不仅是知识，学到的不仅是智慧，更为重要的是进入一个新的人生境界。君不见从古到今中国的大思想家、学问家、艺术家乃至科学家，尽管其人生历经苦难，在将己身奉献给他所爱恋的事业、所忠实的人民和国家的同时，“出王游衍”而颐享天年吗？

其三，将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具有人类普遍价值的思想作为研究中国学术思想的指导原则，为研究者开辟了广阔、自由发挥才能的空间。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29)既然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必然包含着全人类的普遍通行的原则，并以此为基础予以提高。匡亚明不仅在自己的著作中引述了列宁的这段话，同时，他还针对被极左思潮破坏了的学术法则，特别提出了三项研究中国学术思想的指导原则：实事求是、批判与继承和双百方针。

实事求是是孔子明确坚持的原则。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30)他还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这就是实事求是。这一原则被后来的史学家所继承。斑固赞司马迁为良史，就是因为他“实录”，应该贬抑的则贬抑，应该肯定的则给予肯定。如项羽，司马迁将之列入本纪，赞之曰：“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31)视野广阔，臧否恰当，后世著史者无不贵尊。刘知几将“实录”定为史学的根本法则：“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乱君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32)“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固然是实事求是；有功则予以表彰同样也是实事求是。至清代朴学家，将实事求是奉为圭臬。梁启超说：乾嘉考据学，“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又说：“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33)这都是实事求是。而批判与继承，孔子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34)损即批判，益就是继承与创造。从先秦儒家，到汉代学术、唐代学术再到宋明理学以及清代汉学，其一代代学术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损益、不断批判与继承的过程。再说百家争鸣，《周易·系辞下》：“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结果，在春秋战国时期，竟自然地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

因而，我们说，匡亚明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原则，是全人类共同遵循的普遍法则。但是，这并不是说匡亚明就没有个人的坚持。凡是经历过那一特殊年代的人都会感受到这三条指导原则的“解放意义”。不仅如此，他还进而说：除这三原则外，“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35)《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于1982年正式筹划，1986年启动，至2006年整体出版，20余年间，中国的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运动，匡亚明所主编的这套丛书，恰好体现了这场运动的重要成果，所以，后人在研究这段历史时，一定不会忘记匡亚明的贡献。

（二）从组撰《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到探索中国思想史的学科建设

匡亚明在组建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开始组撰《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时明确提出过：在丛书工作进展到一定阶段后，中心就要转入对中国思想文化的专题性和综合性的研究。所以，一开始，他拟定20人的科研编制，逐步聘请文理各科的科研人员，在发挥各自学科优势的基础上，形成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整体性和综合性认识。不幸的是，他在世时并未能实现自己的设想。正式的转轨工作是在冯致光教授来中心任主任之后，在王霞林名誉主任的支持下，特别是在中心科研人员积极坚持下逐步展开的。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由文史哲经理工医农政教宗兵不同学科构成一套丛书，有无统一的学科基础，在听取许多作者的意见之后，很快形成了中国思想史当是丛书学科基础的共识。在丛书出版100种之后，召开了由全国不同学科著名学者参加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学术会议，其成果，由徐雁副主任任执行主编，于2000年出版了《杰出人物与中国思想史》；后又由丛书副主编巩本栋任主编，于2003年出版了《中国学术与中国思想史》；2006年丛书整体出版后，中心召开了许多著名学者参加的总结会，其成果由蒋广学任主编，于2010年出版了《古代百科学术与中国思想的发展》。在此过程中，中心设立了由许苏民、周群、颜世安、夏维中为导师的博士点，卞孝萱、周群主编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丛书》于2009年出版；许苏民、颜世安主持《南京大学学报（文科版）》中国思想史专栏的工作。蒋广学花费20年所撰就的《中国学术思想史散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读稿札记》于2012年亦得以出版。现在，由许苏民、蒋广学主持的《中国学术思想史》（20卷）正在进行之中。20余年间，中心科研人员的具体成果此处不予讨论。现仅就由匡亚明所倡导、由《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作者所坚持的中国思想史观代表性的观点作进一步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