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光辉的和平岁月

1922—1931年

鲍德温先生上台——劳合·乔治下野——重新启用保护关税政策——英国社会党人第一次成为执政党——鲍德温先生赢了——我出任财政大臣——战争债务和赔偿——国内各个阶层越来越好——兴登堡被选为德国总统——洛迦诺会议——奥斯汀·张伯伦的功德——最为和平的时期——和平的欧洲——德国再现繁荣——1929年大选——我和鲍德温先生意见相左——印度——经济危机——美好的期待落空了——失业——麦克唐纳的第二任政府垮了——我被迫下野——英国金融导致的混乱——1931年大选

英国在1922年选出了一位新的领导人，他就是鲍德温。在国际舞台上，他原本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没有人注意过他；在英国的事务中，他也是个很一般的人物。战时，他担任财政部的财政大臣，现在担任贸易大臣一职。从1922年10月，他代替了劳合·乔治，直到1937年5月卸任。这期间他工作繁重，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极大荣誉。卸任后他庄严而沉默地退休了，回到故乡伍斯特郡。他在任期间是英国政治力量的权威。下面我要讲的事件包含我与他的关系，我们之间有时候分歧很严重，但是那么长的时间中，即使是此后，我们见面或者接触也没有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从个人角度来说，我们总能真诚地交谈，并了解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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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法案给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带来了压力，随着不可避免的大选临近，来自党内的压力越来越大。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大选之前，我们是该解散联合政府还是保持它。联合政府内的各个党派和各个内阁大臣之间已经合作了多年，很多责任都是互相分担的，要是想符合公众的利益或保持英国政治的风度，就应该在全国人民面前继续团结下去。我和首相为了能让实力非常雄厚的保守党更容易接受，在年初递交了书面辞呈，并且用私人的身份表示支持保守党的奥斯汀·张伯伦，期望他组织新政府。保守党的领袖们，非常认真地考虑了我们的辞呈，之后态度坚定地回复了我们，说不能接受我们的牺牲行为，希望我们能共同奋斗。党内的其他党员并没有支持他们豪迈的精神，保守党此时觉得自己完全能独揽国家大权，可以说是非常强大了。

保守党以占有绝对优势的票数做出了决定，他们将同劳合·乔治分道扬镳，解散联合政府。首相在当天下午就辞职了。早晨，我们跟他们还是朋友和同事，到了晚上，我们就跟他们成了政治上敌对的双方。他们一心把我们赶出政府。绝大多数同我们一起工作的保守党人和内阁大臣都离开了，这些杰出的保守党人同劳合·乔治一起走了。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寇松勋爵留下了。离开的人中有四个最能干的人物，他们是：奥斯汀·张伯伦、阿瑟·鲍尔福、罗伯特·霍恩、伯肯黑德勋爵。我在这个要紧的时刻得了阑尾炎，只能做手术，等我第二天早晨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听说劳合·乔治政府已经辞职。我的阑尾离开了我，我的自治领和殖民地事务大臣的职位也离开了我。我自认为在担任该职位期间颇有成就，无论是在议会还是在行政方面都是如此。博纳·劳先生于一年前因为健康问题暂时离开了我们，现在勉强答应担任首相的职务。他组建了内阁，叫作“第二届十一人内阁”。财政大臣一职由优秀人物鲍德温先生担任。首相向国王提出请求，希望解散议会，人民也希望他们能做出调整。博纳·劳先生得到了鲍德温先生的帮助，而且他的顾问和主要支持者是比弗布鲁克勋爵，因此他赢得了七十三票的多数，非常有希望能任职五年。他于1923年辞职，之后病发去世。首相的职位由鲍德温先生接任，寇松勋爵在新政府只能担任外交大臣了。

从1923年起，之后的十四年中，我们可以叫它“鲍德温-麦克唐纳执政时期”。最初，这两个政治家轮流执政，后来他们就像是兄弟一般，结成了良好的友谊，一起统治英国。从表面看，他们分别代表不同的政党，而且是对立关系，他们所代表的利益和理论都不相同，可他们实际上却看法一致，喜好相同，方法也一样，在英国宪法中有首相这个职位以来，还没有哪两个首相跟他们一样。这两个人如此投缘真是让人费解。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很多观点跟老托利党一样，斯坦利·鲍德温拥护关税，也只有这一点跟工业家固有的想法一致。鲍德温在性格上跟工党中的很多人比起来，非常温和，更像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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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温先生突然得到了显赫的政治地位，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忘乎所以，在听到人们的道贺时他会说：“请为我祷告。”没过多长时间，他就开始感到慌张，担心劳合·乔治会联合其他政治人物向党的领导宣战，如果他打着保护关税的旗号，完全可以联合很多在战时内阁一同离职的保守党，只要持有不同政见，就可以反对政府。1923年秋天，他认为先下手为强，于是提出了保护关税的问题。他于10月25日在普利茅斯发表演讲，结果导致刚选出的议会没有到期就垮掉了。他极力想说明这不是自己的本意，但是他的话并不能让人信服，因为他对英国政党政治有着非同一般的深刻见解。他建议10月解散议会，于是议会服从了。于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后，开始了第二次大选。

在自由贸易的号召下，自由党联合起来，我也加入了。在选举中，我们起到平衡的作用，这也算是我们的政治地位了，虽然只是少数党，也可以组阁，条件是只要阿斯奎斯先生愿意。拉姆齐·麦克唐纳先生领导工党，他们在下议院占有的席位不多，仅仅比五分之二多一些。阿斯奎斯不想组建内阁，于是麦克唐纳先生成了大不列颠的第一个社会党首相，得益于两个政党颇有历史的争吵和默许才任职一年。占少数的工党统治了英国，局势动荡，对保守党和自由党来说政治氛围非常合适，于是他们选一个时机，抓住一个主要问题，将工党政府打败。接着，又是一次大选，时间还不到两年，已经是第三次大选。保守党获得了绝对优势，所得席位比各党之和还多二百二十二席。鲍德温先生在这次选举的一开始，显得比较弱，他对选举并没有做出什么功绩，可他毕竟一直是保守党的领导人物，因此他才在选举的结果公布之后又成为了首相。

此时的我在保守党中也颇受欢迎。大选之后的六个月，在威斯敏斯特进行了候补选举，证明保守党的力量的确在我的掌握之中了。我参加竞选的身份是独立宪政主义者，不过也有很多保守党的人投了我的票，并愿意为我效力。我的三十四个办公室委员会里主持事务的都是一名保守党成员，他们这样是违背他们政党机构本意的，当然也违背了他们的领袖鲍德温先生。这种情况是从未发生过的。我在选举中失败是因为总票数落后四十三票。我以宪政主义者参加的大选，赢得了一万票，以多数当选，成为埃平选区的代表。我那时候并不使用“保守党”的名义。我和鲍德温先生在两次选举过程中有过几次接触，气氛都很融洽，可是我认为他在首相的位置上待不久了。现在他赢了，我不知道他怎么看我。他邀请我担任财政大臣，我的父亲也曾担任这个职位，我和保守党都为此感到非常意外和突然。一年后，我重新进入已经阔别二十年之久的保守党，因为我的选民赞同，而且我个人没有受到什么阻碍。我也再次加入了卡尔顿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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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进入财政部以后，遇到的第一个国际性的问题是英国对美国的债务问题。战争结束后，欧洲的协约国欠了美国的钱，仅英国就欠了四十亿美元，整个欧洲共欠一百亿美元。同时，协约国中俄国欠英国七十亿美元。1920年，英国建议把战争债务一笔勾销。这样一算，单从纸面上看，英国的损失为七亿五千万英镑。可从那时起，币值就下跌，现在已经仅剩一半，所以损失又翻了一倍，而且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办法解决。1922年8月1日，当时还是劳合·乔治政府时期，鲍尔福照会宣称，只要英国没有被美国催债，那么英国也不会向自己的债务国索债，不但不向盟国索债，也不会向敌国索债。这个宣言非常有价值。1922年12月，博纳·劳政府派财政大臣鲍德温率领代表团去访问华盛顿，美国提出：无论英国从自己的债务国收回多少债款，都要支付全部的对美国的负债，利息从百分之五下调至百分之三点五。英国同意了这个提议。

熟悉情况的各方人士立刻对此开始关注，特别是首相本人。英国在那次战争中和这次一样，始终坚持战斗，已经劳民伤财，这一协议无疑让英国每年又增加了支出，此后的六十二年中，每年要多支出三千五百万英镑。不仅英国认为这不明智，即使是跟这件事没什么关系的美国财政权威也认为：该协定对债权国和债务国来说，都太过死板了，缺乏预见性，并无可依据的充分条件。柯立芝总统简洁地说：“他们欠我们的钱，对吧？”虽然他说的是事实，可是却不全面。如果各个国家之间的偿还采用交换货物或者劳务的方式，对双方都会有好处，如果采用互惠的交易，也很公道。可是如果支付的方式整齐划一地被人为规定下来，而战争中所形成的欠款数额如此巨大，现在要支付给债权国当然会影响全世界的经济进程。这种赔付方式，无论是遭受了巨大损失的胜利的盟国，还是一个战败的敌国，向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索要欠款，都会导致经济问题。鲍德温-柯立芝债务协议执行后不久，整个世界就陷入了经济崩溃的状态，世界的复兴受阻，而复仇的心理激增，不得不说这个协议是个非常明显的因素。

最近，美国提高了关税，还把开采出来的黄金都存进了地下金库。如此一来，偿还美国的债务和利息就更加艰难了。其他协约国也同样被美国追债，不过比英国略轻些。在这种做法之下，协约国的第一个反应是加紧向德国催债。对1922年鲍尔福照会的政策，我是非常赞成的，我还为此进行了辩护。在我担任财政大臣期间，我对此做了重申，并且为此付出了行动。我想，如果英国为此不仅仅成为美国的债务国，而且还充当了替美国收债的角色，那么华盛顿方面应该能够看出其中的不妥之处。可是实际上美国并没有产生新的认识，反而对这种言论非常不满意。美国坚持认为，英国应该每年偿还欠款，只是他们稍稍降低了利率。

因此，我们消减了德国的赔偿，但还是令其偿付。我们也同其他的协约国之间探讨了解决办法。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偿付美国的欠款，必须每年拿到三千五百万英镑的款项。于是，德国受到了极大的压力，一个国际监督机构开始干涉德国内政，德国虽然感到厌烦，但也不得不接受。英国向美国如数支付了三次欠款，而这些钱都是从德国索要来的，英国根据经过修订的道威斯计划，根据比例取得了德国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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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和鲍德温先生是邻居。我住在唐宁街11号。我们做邻居的时间长达五年。我每天早上去财政部上班的路上，经过鲍德温先生的住所，几乎每天都去看他，在内阁会议室里我们会谈几分钟。在他的同僚中，我算主要人物之一，我对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担负着一份责任。英国在这五年的复兴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一届政府沉稳而实干，在这几年中，每年都有明显的起色和进步。在政绩方面，虽然不能吹牛，但确实是没有什么让人惊叹和争论的大事情，可是从经济的角度和财政的标准看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大有改观。比起我们刚刚接任的时候，英国和世界的情况在我们任期结束之际，都要富裕得多了。这样的评论虽然并不华丽，但是却非常诚实。

英国政府在整个欧洲获得了很好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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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的德国，兴登堡上台执政了。1925年2月底，德意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艾伯特去世，在战前他曾担任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德国不得不再选一个新总统。过去，德国一向是实行家长式的专制统治，德国人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如今德国就像是一只战败的鸟，拖着羽毛零落的翅膀，在言论自由和议会反对派深远的习惯影响下，德国人从此拥有了极大的自由权利和极致的民主体制。但德国经历了那么多事情，现在已经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境地，他们不知所措，只是盲目徘徊。各个党派之间相互争权夺利。在互相的争斗中，兴登堡得到了一股力量的支持。虽然此时兴登堡已经退休，可人们仍然爱戴这个在家赋闲的前任领袖。德国皇帝现在流亡国外，兴登堡仍然对其忠心耿耿。他赞成帝制，期望“以英国为榜样”。这样的举动虽然合理，却不合适宜。在魏玛宪法下，他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这让他感到非常不舒服，他再三推辞说：“让我过平静的日子吧！”

可是，请他出山的压力并没有消失，最后提尔皮茨海军元帅也被动员前来说服他，这样他才下定决心，放弃个人想法，为国家效力。兴登堡向来在为国效力的问题上富有勇气。天主教中央党的马克斯和共产党的台尔曼也是候选人，他们是兴登堡的竞争对手。4月26日，星期天，德国进行大选。投票的结果竟然没有拉开太大的差距，真是让人惊奇。兴登堡获得了14，655，766票；马克斯获得了13，751，615票；台尔曼获得了1，931，150票。兴登堡以不到一百万的优势夺得多数选票，虽然在全部选票中不算是绝对多数，但也占了上风，因为他本身就非常有名望，而且是多次受邀才参加，在各方利益中，与任何一方都无瓜葛，这是他的优势。早上七点钟，他的儿子奥斯卡尔叫醒他，并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他竟然骂起儿子来：“你干吗要提前一个小时把我叫醒？就算是等到八点钟，事情不也是这样吗？”他说完又接着睡了，一直睡到平时起床的时间。

人们从一开始就把兴登堡的当选看作是德国一个新的挑战。英国对此事的反应并不激烈。在我看来，没有比德国恢复本来的自尊心和荣誉更好的了。如果战争带来的仇恨能够消失当然更好，所以我对这个消息并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我和劳合·乔治见面的时候，他说：“他是一个说话做事非常讲道理的老人。”当然，只要他还没有老糊涂，他就是那样的人。就算是反对他的人，也会说：“一个什么事也做不成的人怎么也比一个残暴的人好。”不过他已经是七十七岁的高龄了，而任期有七年之久，没有人会猜想他还能担任下一任总统。他在任职期间，在国内能把各个政党之间的利益平衡好，在国际上让邻国感到沉稳和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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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2月，德国政府向法国提出了一个建议，法国当时总理是赫里欧。德国政府在备忘录中宣称，与莱茵河有关系的各国，主要是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德国，如果能在美国政府的担保下签订一个公约，保证各方均在很长的一定时期内不发动战争，那么德国非常愿意接受并宣布此事。德国还期望签订另一个协议，让莱茵河区域的边界线能维持现状。这件事非同小可。法国政府前往自己的盟国，并开始协商。英国的奥斯汀·张伯伦在下议院于3月5日把该消息公布。德国和法国适逢国会危机，因此谈判被延后。后来经过伦敦和巴黎之间的商议，法国驻德大使于1925年6月16日在柏林提出会谈的要求，德国外交部长施特雷泽曼与之会谈。会谈的结果如下：德国必须先加入国际联盟，没有这个条件在先，无法达成任何协议。德国不能为了修改条约而提出任何要求和建议。比利时也要参与签订和约。为了给莱茵公约做出必要补充，德国和法国最后应再订立一个仲裁条约。

英国该采取什么态度？6月24日，针对该问题在下议院进行了辩论。张伯伦先生说英国根据公约的协议，仅对西欧负有责任。也许法国有必要明确自己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复杂关系，不过对于英国来说，除了国际联盟的盟约之外，英国不承担任何义务。没有哪个自治领对西欧公约感兴趣。史末资将军不赞成区域性协议，加拿大也缺乏热情，只有新西兰做好了准备，并打算无条件接受英国政府的意见。但我们仍然坚持。德法两国之间的矛盾已经持续了上千年，可我认为最高目标就是解决它。高卢和条顿两大民族，如果能在经济、社会生活、道德方面实现亲密的团结关系，那么就可以避免产生新矛盾，这样过去的对立关系会渐渐消失，并开始互相依存，实现共同繁荣。这样，整个欧洲的繁荣才有望实现。对英国人民来说，如果法国和德国之间的纠纷能够调和，那就是最大的利益，其他任何利益都不及这个重要，并且它与任何利益都不抵触。这是我的看法，时至今日，我仍然这样认为。

各个党派都很尊重奥斯汀·张伯伦先生提出的意见，这位外交大臣得到了内阁的一致支持。7月，德国回复了法国提出的照会要求，他们接受让德国加入国际联盟的要求，并愿意把此事同西欧公约联系起来。但是德国也说明了自己的立场，有关全面裁军的事情，必须先达成协议。白里安先生带着西欧公约的问题访问了英国，并针对这些问题和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该讨论花费了很长时间。8月，英国完全同意了法国，并正式答复了德国。德国必须首先加入国际联盟，而不能附带其他条件，这是首要的，也是必须的一步。德国对此表示同意。这意味着在没有各方同意的情况下，和约将不得修改并有效。协约国并没有向德国做出裁减军备的具体保证。另外，德国人提出了一些要求，如：对和约中关于战争罪责的条款方面提出了取消要求，阿尔萨斯-洛林的问题暂且搁置，协约国军队必须马上从科隆撤退等。这完全是民族主义的激情和压力之下的要求。协约国也没有答应，德国政府并没有坚持，即使坚持，也未必有所改变。

10月4日，洛伽诺会议在此基础上召开了。英、德、法、比、意等国家的代表在平静宽阔的湖畔聚齐。会议取得了一些成果：五个国家相互做出保证，并签订了条约；德国同法国、比利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分别签署了仲裁条款；法国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分别签订了特殊军事援助协议，即假如西欧公约被撕毁，发生了毫无道理的军事行动，法国必须向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援助。如此一来，西欧各民主国家取得了一致，即无论何种情况下，都要保证彼此的和平，绝不可以有任何破坏和约的协议，更不能向兄弟国家动武，如有违反，必遭反对。法国和德国也得到了英国的严肃承诺：无论他们中的哪个国家被无缘无故地侵略，英国都要施以援手。会议对所达成的军事协议表示承认，其带来的深远影响也得到举国上下的欢迎。这相当于完成了一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事。

不过，会议并没有涉及到一个问题，也就是英国和法国是否要裁军，如果需要，那么要削减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都被我这个刚刚上任不久的财政大臣遇到了。对这两方面的事情，我有自己的看法：假如德国方面解除军事力量，而法国保持军事装备，那么德国当然不会侵犯法国。再者，如果法国侵略德国，那么英国就顺其自然地成了德国的盟友，法国考虑到这一点，当然也不会侵略德国。不过这种做法对英国来说有一定的危险性，假设法国和德国之间开战了，那么英国就必须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不过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非常小。相对而言，这倒是个避免战争的好法子。所以我反对法国裁军，也反对德国扩大军备，而且一贯反对这两件事，因为这意味着给英国带来巨大的危险。从国际联盟方面看，德国已经加入，因此英国和国际联盟都会为德国提供保护。这样，各方势力就达到了均衡状态，在这种势均力敌的状态下，英国成了断绝德国和法国之间争斗的主要维持者。英国的身份相当于仲裁员或公证员。我们当然希望这种势均的状态能保持二十年。因为这样一来，长期的和平就得到了保证，信任会逐步加强，在财政压力的影响下，协约国一方的军备也会逐渐减少。不难看出德国的实力一旦赶上法国，只要二者的力量旗鼓相当，就可能发生危险。德国无需比法国更强大，那些严肃的条约就会因为情况的改变而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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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迦诺公约是仅针对西欧的和平条约，这样，在东欧，人们当然也希望有个“东欧洛迦诺公约”。我们那些防止德法之间战争的手段和精神，如果能应用在德国和俄国之间，并起到抑制危险的作用，当然就更令我们感到满意了。不过德国可不想放弃其在东部的利益要求，即使是在施特雷泽曼的领导下，也不能接受领土条约，因为条约中波兰、但泽、走廊地区和上西里西亚的领土问题，是德国所不能接受的。苏俄周围各国都是反布尔什维克的势力，相当于有了一道隔绝的“防线”，因此，苏俄只能在孤立的状态中打自己的算盘。我们虽然在东欧方面的问题上也付出了持续的努力，但是并没有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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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底的洛迦诺会议上签订的条约，受到了普遍的欢迎。鲍德温先生是第一个在外交部签字的领袖。因为外交大臣没有官邸，只有借用我的餐厅。我们在唐宁街11号同施特雷泽曼共进午餐，我们的聚会非常友好，并且每个人都认为，欧洲那些最大的国家若是能联合起来，不但能保证自身的安全，而且能为整个欧洲的前程带来一片光明。在会议上这个值得纪念的文件获得真诚的同意后，奥斯汀·张伯伦先生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奖项，并获得了嘉德勋章。他成功了，这意味着欧洲的复兴高潮到来，此后是和平复兴的三年。旧的潜在的敌对情绪暂时休眠了，虽然依然隐约可以听见新兵的号角，不过我们希望，也有理由相信，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我们将打通一条道路，一路向前。

欧洲在鲍德温第二届政府期满之时，仍保持着平静，向前追溯二十年，或此后的二十年都没有过这种情形。我们从签订了洛迦诺条约后，对德国的情感也显得友善了。在凡尔赛和约规定的日期内，法国军队和协约国部队早早地撤出了莱茵兰地区。国际联盟虽然不完整，但是新德国也已经加入了。德国得到了美国和英国的细致而体贴的帮助——也就是贷款——因此它很快就复兴了。它新建了远洋轮船，并被称赞为能“最快横渡大西洋的客船”。它的贸易繁荣起来，国内情况日新月异。整个欧洲、法国、法国的同盟体制也都非常平稳。在军事方面，凡尔赛和约中签订了废除军备的条款，现在也没有被公开破坏。德国已经没有海军部队了。德国的空军也被禁止了，而且没有再次组建。在德国，很多实力强大的人物，强烈反对再次打仗，这最基本的考虑，也是出于慎重的原因；最高领导机关也确定下来了，协约国是不会同意他们重新用军事武装自己的。还有一点，经济风暴的端倪已经显露出来，不过仅有极少数人有所察觉，这些是经济领域的人物，他们感觉到前景将相当残酷，不禁吓得直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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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5月，进行大选，从中可以看出，选民所受影响来自于两个非常有力量的因素，即政党势力的此消彼长和一般的求变心理。工党在新成立的下议院中，所占的席位跟保守党比起来非常之少。自由党占有六十个席位，地位很重要。不难看出劳合·乔治的领导意图，他必然会带领自由党把保守党当作敌对党，一开始的确如此。我和鲍德温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们组织政府不应该靠弱势党派，也不能依靠自由党，因为支持自由党的势力是靠不住的。鲍德温不顾内阁和党内对该问题的分歧，毅然向国王递交了辞职报告。我们正式辞职了，所有的人都坐上了专车，到了温莎，交出印绶。6月7日，拉姆齐·麦克唐纳担任首相，这是他第二次担任此职。少数党政府在自由党的支持下，由他领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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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唐纳首相是一位社会党人，他希望他所领导的工党新政府能做些事情，好让工党政府美名传天下。首先是对埃及的问题，英国要对它做出巨大的让步；其次是印度的问题，英国要对印度的制度做出有深远影响的变革；最后是裁军，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努力促成裁军，至少是英国裁军。在他看来，自由党必然会支持他的这些目标，因此在议会中，他会赢得多数人的支持。我和鲍德温先生的分歧也从此开始。我认为保守党作为反对党，应该在帝国和国内的任何重大问题上，都要维护英国的尊严，对工党政府提出强烈的反对。为此，我们应该像迪斯雷利勋爵和索尔兹伯里勋爵学习，他们领导英国时，会毫不迟疑地进行争论，完全不在乎全国是否能立刻做出反应。我认为鲍德温的感受是这样的：不列颠帝国的伟大时刻已经过去了，坚决维护它荣耀的时刻也过去了。我想，他认为保守党应该采用迂回的策略，先适应自由党和工党的力量，只有相时而动，把舆论中激烈的情绪和大部分选民抢到自己这方面来。他在这方面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保守党，他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党务管理者，是保守党的领袖，在参加的五次大选中，他赢了三次。只有历史才能对这种一般的问题作出评判。

印度问题引发了我们之间的突然反目。保守党驻印度总督欧文勋爵和仅居其次的哈利法克斯勋爵对首相进行了鼓动，并大力支持他，之后，他提出了印度自治办法。于是在伦敦举行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中心人物是甘地先生，他是刚刚从宽敞舒适的关押所里被释放出来的，这让本次会议显得非常滑稽。在这本书里，实在没有必要对1929年和1930年的大会做详细报导，当时发生的争论也不必再提。我和鲍德温的关系最后决裂，正是因为政府决定将甘地释放，并让他担任印度民族主义使者，并参加伦敦会议。他看着事情的发展，感到很满意，首相和总督同他的看法是一致的。保守党作为反对派，被毅然决然地带上了这条路。我坚决认为，我们坚持这条道路，会让我们失去印度，并且也会让印度人民陷入苦难，其受害程度将是难以预测的。此后不久，我因此而提出辞职，离开了“预备内阁”。1931年，我给鲍德温先生写了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在印度政策上有分歧，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此前，承蒙您的邀请，我加入了你的事务委员会，我认为我现在必须离开。不必多说，我会在下议院竭诚助你反对工党政府，另外，在大选中，我也会尽我的力量挫败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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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的第三季度末，在世界各地，特别是美国，越来越显出繁荣的希望和景象。极端的乐观主义，让投机事业变得愈加疯狂。企业组织和科学据理论说已经克服了此阶段的经济危机，为了证明这一点，还有人专门写了书。9月，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负责人声称他们已经了解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并成功地掌控了它。可是到了10月，华尔街被一阵狂风猛烈地吹过。虽然动用了力量最强大的机构干预了疯狂的抛售行为，但是却无法遏制它。部分举足轻重的银行筹措资金，想用十亿美元稳定和维持市场，可这根本就是白费力气。

在之前的岁月中快速积累起来的财富，其纸币货币价值迅速贬值，瞬间就变得一文不值。美国用信贷膨胀搭起来的巨大建筑，让多达几百万户的家庭在此基础上显得非常富裕，可在那一瞬，仿佛证明了之前的美好不过是一场梦。曾经最知名的银行也曾用低利息鼓励人们，让他们投资股票，另外还建立了一些商业系统，让人们用贷款的方式买房子、汽车、各种家庭用品等，或者以延期付款的方式消费。现在这些全都结束了。规模巨大的工厂停止了生产，制度完全混乱。就在前一天成千上万的工人和技师还开着小汽车去上班，弄得停车位相当紧张，全社会都在积极制造各种各样的好产品，所有的生产活动都非常繁荣，可以供上亿人使用。可是到了今天，整个社会都变得极其悲惨，工资大幅度下降，失业率骤增。美国银行跟英国比起来，系统不够集中，而且基础也没有那么坚牢，两万家银行已经停止付款。人们之间的商品、劳务交换也彻底无法继续。华尔街崩塌了，无论是富裕的家庭还是贫困的家庭，都受到了影响。

美国人曾经有着美好的愿望，期待能拥有更多的财富，让更多的人能过上舒心的日子，他们曾为了这个梦想而痴迷。这并不是说他们痴心妄想，得了狂想症。因为从没有哪个社会能制造种类和数量如此巨大的商品，更没有哪个社会共享或交换过这样多的商品。人类能发挥最高的技巧和辛勤，当然是好事，因为这对彼此的利益都有难于计算的好处。可是实际上所取得的成果，远远不及所带来的虚荣、幻觉和贪婪，直到那种带着光环的外表被破坏得体无完肤。1929年到1932年，先是股票市场崩溃了，接着物价狂跌，最后生产缩紧，然后有大批大批的人失业了。

经济生活完全混乱不堪，导致的结果波及全世界。生产下降，人民失业，贸易也缩紧。各个国家为了保护国内市场，接二连三地推出关税限制政策。所有这些危机又导致了金融危机，其严重程度使国内的信贷业务完全终止。整个世界范围内都发生了破产和失业。麦克唐纳政府曾经许下种种诺言，但在1930年到1931年中，失业人口从一百万上升到三百万，面对这种情况，他的政府完全束手无策。有消息说，美国有一千万人失业。在这个庞大的共和国中，所有的银行都陷入了混乱不堪的状态，瞬间就会坍塌。由它造成的灾祸影响到了整个德国和欧洲各国。幸运的是在英语国家里，还没有人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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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是一个岛国，经济方面仰仗高度的人为自制，这会给人以非常重要的信任和信心，而以攻击资本为基础的政府或者国家要做到这一点就太困难了。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所面临的问题，是他们完全无法应付的。他们连预算平衡都做不到，即使通过党的纪律和必要的手段也无法做到。本来这个政府就处于少数地位，现在又在财政方面让人失望，根本不可能继续执政了。

眼下的条件正在催生一个新的联合政府出台，因为工党应付这次风暴已经宣告失败，英国的财政信用也已经坍塌，自由党和那些有害的平衡力消失。要应付这次危机，看来只有各个政党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新政府。麦克唐纳先生和他的财政大臣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之情，他们尽力引导工党，希望工党的群众们能够支持联合政府。鲍德温一贯的观点都是保持自己的权利，官职可以让他人担任，所以现在他愿意在麦克唐纳的政府供职。虽然他的态度非常值得称道，但实际情况并不理想。劳合·乔治年事已高，而且做了手术，尚在恢复，考虑到他的年纪，情形很严重。赫伯特·塞缪尔爵士也参加了各党组合的联合政府，他所带领的是自由党人。

联合政府并没有向我发出邀请。我和鲍德温就印度问题已经决裂了，对于麦克唐纳的工党，我也持反对态度。我和其他人的看法一样，认为成立联合政府是必要的。不过我被这个政府拒之门外，这对我来说是意料之中的事，因此也没有什么不愉快。我在政府改组期间去戛纳绘画了，这是千真万确的。要是那时候，我接到了邀请，我会怎么做呢？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完全没必要讨论它，因为这件事情并不存在，只能说是个让人不确定的诱惑罢了。我在那一年的夏天，跟麦克唐纳就联合政府的事情进行谈话，他表示有兴趣。那时候的我，在政治方面正处于艰难的境地。我在内阁担任官职长达十五年有余，现在我正忙着写我的书——《马尔巴罗传》。当时的政治非常富有戏剧性，对于那些已经深深投入喧嚣政治局面中的人来说，真是惊心动魄。我可以毫不惭愧地说，国家正处于紧要关头，我被抛弃在外，对此我并不难过，更没有什么不满，只是觉得不太方便。1905年以后，我在下议院都是坐在前排，让我感到很方便，因为随时可以站起来发言，讲稿可以直接放在讲桌上，看上去非常像是即兴发言。现在我只能在政府席位那边的过道后面艰难地找个座位，如果发言，稿子也只能拿在手里，同其他内阁大臣们争论的时候，我只能靠运气。不过，我很幸运，因为我常常能找到发言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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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成立后，并没能遏制住金融危机。在必将举行的大选到来之前，我从国外返回，发现任何问题都没有解决。选民做出的决定非常符合英国民族的气魄。创立了工党的拉姆齐·麦克唐纳先生，领导着各党建立了联合政府。他们列出一个纲领，要求人民必须践行，那就是要求人们节俭和付出牺牲。这时候没有战争的危险，也没有什么致命的威胁，但是这个纲领虽不是在刺激或者要求下实行，也算是最初的“热血、辛勤、泪水和汗水”了。必须实行最严格的经济政策了。所有人的收入、薪俸和工资都必须压缩。所有的百姓被迫支持这个政府，按照它的要求过理性和节俭的生活。人民跟任何以往应当表现英勇的时刻一样，表现出了非凡的气概，响应了政府的号召。自信心和信用终于恢复了，虽然政府背信弃义，抛弃了之前施行的金本位，而且鲍德温先生也被迫停止了偿还美国的欠款，那笔战争耗资再也不会偿还了（鲍德温为了偿还这笔债务，迫使1923年的博纳·劳内阁偿付给美国）。新政府获得了拥护，而且是多数的拥护。麦克唐纳先生开始出面组织内阁，不过只有七八个他自己政党的人支持他，当选的议员中，仅有五十个是他党内的反对派或者他的追随者。在健康和精力方面，他的情况越来越差，在这四年，正是决定命运的时期，他在英国的最高位置执政，他越来越衰老，而就在这四年中，希特勒很快就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