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混乱的币制与农民起义

（一）清廷混乱的币制

鸦片贸易导致中国白银外流、通货膨胀。道光年间白银价格上涨，银贵钱贱的情况愈加明显，道光十六年（1836）给事中许球上奏折：“乾隆年间国库充盈，农舍亦甚丰足。当时纹银一两合制钱一千文，而今则合一千四百至一千五百文矣。上等纹银数量日益减少，物价日见上涨，由于纹银短缺，官民均受困窘……鸦片贸易实为白银外流之主因。”“夷商卖物则必索官银制钱，买物则概用番银夷钱……至鸦片烟一物，流毒滋甚，该处伪标他物名色，夹带入粤，每岁易银至数百万两之多，此岂寻常透漏可比。”由鸦片贸易导致的白银外流、通货膨胀，使道光、咸丰时期的清政府处于内忧外患的状态。

外来的货币对清廷本身的货币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鸦片战争使中国国门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清政府在对外贸易以及货币的使用上没有一点准备，只能被动地跟着局势走，导致白银价格不断上涨，银贵钱贱的情况愈加明显。外来的钱币开始在贸易中占主导地位，当时发生的变化可以从清廷官员的奏折中窥探一二。道光十六年（1836），两广总督邓廷桢上奏折：“创自外夷，沿海商民因利乘便，积年既久，行使遂多……夷船停泊之所，即洋钱散布之区。”道光十八年（1838），两广总督邓廷桢上谕：“洋钱来自外洋，虽系用银铸造，成色甚属低潮……内地商民多以洋钱便于使用，更可多换钱文，甚至元宝银两亦须换作洋钱，再换制钱，方为得利……数年以后，到处具以洋钱交易，关系尤非浅鲜等语。”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成色不足的外国银圆流通量及范围不断扩大，加剧了当时中国的通货膨胀，使原本混乱的市场经济雪上加霜。

这些外来的钱币也催化了当时清廷混乱币制的进程，私铸、私运、官局减重、省局停铸等现象更加明显。道光八年（1828），御史张曾奏：“广东行省使钱文，内有光中通宝、景盛通宝两种最多，间有景兴通宝、景兴巨宝、景兴大宝、嘉隆通宝，谓之夷钱，掺杂行使。”道光十五年（1835）正月，广西巡抚惠吉奏：“南宁府宣化县拿获私铸铅钱的人。”道光十六年（1836）御史黄仲容奏：“海船自南澳大汕头、奄埠等处偷运景兴、光中钱文，亦有奸民私铸。”私铸、私运、私销以及外国轻钱的输入，加重了清廷的财政负担，进一步加大了国内的通货膨胀。特别是用其他金属掺杂其中的私铸行为，更是影响了百姓的生活。

为了扭转这种尴尬的局面，应对银贵钱贱问题，清政府企图制定银钱比价（即通过减少制钱供应数量来降低银对钱的相对价格），达到以钱代银的目的。但清政府如此做还是出于以下两项理由：“第一，铸钱费用通常用白银支付，此时白银价格越来越高；第二，铸造制钱花费的白银还多于所铸铜钱在市场上可换取的白银。”道光二十六年（1846），铸造制钱的成本是收益的三倍到四倍。所以尽管制钱的供应量减少，白银相对铜钱的价格却依然不断攀升，清政府采取的举措并没有成功，银贵钱贱问题并没有改善。道光二十四年（1844），江西巡抚向清廷奏请用钱以平银价，紧接着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向清廷请示“用钱以平银价”在江西试行。但是朝廷对此并没有积极的反应，“道光二十六年，广西仍循其旧毋庸另立章程，即每银一两换制钱一千六百文。”不仅广西，其他很多省份也仍依照旧的章程来办理，并未改用制钱而一直用银。为了维持清政府的正常运作，从道光十八年（1838）开始，广西巡抚梁章钜建议清廷铸造大钱，即铸造当十至当千大钱。道光二十二年（1842），御史雷以诚也建议铸造大钱，他认为“现在市价每银一两易制钱至一千四五百文不等，银少则贵，钱多则贱”，因此建议铸造一两重当百钱。道光二十六年（1846），安徽巡抚王植也上书建议清廷铸造大钱。咸丰二年（1852），先是四川学政何绍基、御史蔡绍洛，次年又有大理寺卿恒春等奏请变通钱法，铸造大钱。咸丰帝要户部议奏，户部复称：可“试行当十大钱，每文以六钱为率”，并称“当五十一种或可与当十大钱一并试行”。咸丰大钱的开铸，埋下了清廷货币制度崩坏的伏笔，自此清廷钱币私铸现象一发不可收拾。

清廷币制原本是银、钱并用的双本位制度，社会上以钱为主，但要求百姓在与朝廷交接之时以银为主，如地丁钱粮的输纳、工资的支付都是以钱折算成银来交易的。不变的征收兑换方式加上混乱的币制，加剧了清政府和广大百姓的矛盾。不断贬值的货币让百姓的日子越发难过，对清政府越发失望。清政府当权者把铸造大钱视为增加财政收入的工具，为了保持收入而加大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力度，人民生活水平日益下降，社会动荡不安。道光二十六年（1846）广西地区出现大面积的自然灾害，人民生活雪上加霜，终于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

（二）农民起义爆发

1846年至1850年，两广地区灾难不断，特别是广西地区，原本脆弱不堪的经济一度崩溃，很多人在饥饿和死亡的困境里挣扎。太平天国运动的群众基础主要是贫苦的农民，还有与农民相关的佣工、手艺人、水手、陆路运输人员、矿工以及居无定所的人等。洪秀全在广西桂平、武宣、贵县（今贵港）、博白等几个州县发出起义的号召，几乎都能得到当地广大农民的响应。不难发现，这些地区本身阶层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当地人民都在等待一个可以改变的契机。早在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土地兼并激烈，以金田村为例，全村水田约七百五十亩，本村韦、谢两姓地主各占约一百亩，外村地主又占去四百四十多亩，地主共占土地六百四十多亩，为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地租一般是佃农收获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有的高达百分之八十。地主阶级还在政治上压逼佃农。不仅如此，道光十三年（1833）全国田亩因天灾冲塌、抛荒减为742000000亩……而人口又增到398942036口，每人平均亩数只得1.86亩。1846年至1850年，只计算由疆吏奏报受灾的州县数，其匿灾不报的不计在内，五年内平均有605个州县受灾。1846年至1851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省连续遭到严重的水旱灾害。广西地区也是水、旱、蝗灾不断。人祸、天灾，使人民陷于失业破产、饥饿死亡的困局。频繁的天灾以及人口与田亩的比例失调，也使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社会经济出现问题，首当其冲的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为了争取更好的生活，道光三十年（1850）广大劳动人民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宣布起义。金田起义之后太平军势如破竹，咸丰元年（1851）进入武宣，洪秀全在武宣的东乡即天王位，正号太平天国，立幼王、建军师、设百官、蓄发易服，等等。

（三）定都天京与开炉铸币

太平天国这场农民战争几乎与咸丰时期的内乱重叠在一起，这场农民战争使清朝原本弊端重重的货币制度缺陷日益暴露。太平天国早期实行《圣库制度》，即太平军都要上交自己的财产，此后的衣食住行皆有计划地分配，因此太平天国早期是没有铸币的需要的。直到咸丰三年（1853）六月，太平天国才开始在天京铸造钱币。但铸造钱币的材料混杂和工匠技术生疏，导致铸不法且铸造出的钱币铜铅不均而被迫停铸。直到太平天国甲寅四年（1854）五月二十三日，东王杨秀清在答复英国人的诰谕时还在做铸造试验，同年秋天才铸造成功。这个时候太平天国需要有自己的铸币，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为了满足统治区人民的物质需求，稳定其统治。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克南京后，改南京为天京，正式建都，并颁布了一部纲领性的文件《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规定余粮、余钱缴国库的办法”等。随着太平军统治区域的相对稳定，为了稳定统治，对圣库制度也做了一些改革，设立系统的圣库管理机构与制度。但太平天国这种理想化的制度根本无法融入社会经济中，这种公有的政治纲领使天京地区贸易受到限制，咸丰四年（1854）一个来华的外国人在其见闻录中这样描述道：“凡所有东西都是共有财产，当然没有商业，全城无一商店可见，也无商品可售。”在天京内废除私人商业的经营，逐渐导致天京城内经济的停顿，进一步阻碍经济贸易发展。但社会的发展、生活资料的获取以及人民幸福指数的维持是需要靠贸易来完成的，因此其统治区的人要到其统治区以外的地方去进行相关的贸易，但那些贸易地区大多是以清廷发行的清钱为主流，《金陵癸甲新乐府》中提到：“出城与人交易，依旧咸丰通宝。”对于太平军来说这些贸易与铜钱的使用与他们的主旨和初衷相违背了。为了改善这种局面，让其统治区保持自身经济贸易能够满足人民日常需要的情况下，太平天国对铸币有了一定的需要，开始尝试铸造自己的货币。

第二，太平军的组成主要以农民为主，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他们日常接触到能体现自身价值和表示自身权位的东西就是铜钱。这种较为狭隘的人生观间接导致以农民为主体的太平天国统治者，认为拥有与自身起义名号相关的铜钱就意味着自己是被上天承认的、正义的，是“正统”的，这也是促使其铸造货币的一个原因。汪坤在其著述中提到：“江宁被破时，有贼拣取太平钱一枚献于洪逆，立赏伪职，遂令居民有献太平钱者，各给伪单贴门首，贼众即不打害。各处搜寻共得数百枚，众贼取红绳挂一枚于胸前，视若珍宝，供其夸耀。”拥有象征自身是“天命所归”的太平钱，对他们来说是对其所作所为最大的认可和鼓励，因此他们对于历史机缘巧合下生产的与“太平天国”相关的钱币，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认可。

第三，为了其基本纲领的实行以及和清廷抗战带来的军需消耗，太平军收罗来放在圣库的钱财只出不进，需要有自己的货币来扭转这一情况。“圣库实存银两百六十三万两，钱三百三十五万五千串，每月发礼拜钱约二十万串”，如此下去，开炉铸钱、让拥有“政权标志”的钱币充实不断减少的圣库是太平天国定都后急需解决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