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家与地方的关系不同

中国是一个建立在内陆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庞大的集权社会，历来奉行重农抑商的治理方针。为了开发地广人稀的古代雷州半岛、加强边界管理和缓和其他地方人口压力，多次募集移民进入雷州半岛进行垦荒。

雷州半岛乡村聚落多以血缘性聚合形态为主，且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与其先祖迁徙时间早晚相关。如雷州半岛移入较早的两大宗姓陈氏、黄氏宗族多聚居在雷州城附近附城镇、白沙镇、沈塘镇等农田开发较为充分且有便利灌溉体系的地方，而其他姓氏宗族聚落则处于相对比较偏远的地区。从聚落及其空间布局所承载的历史信息来看，进入雷州半岛的闽南移民是深受传统农业思维影响制约的闽南支系，他们习惯依赖土地，以争取拥有更多土地为人生追求，所以同样面临地狭人稠的困境。换言之，这些可能不习惯海上谋生或是不具有海上贸易优势与能力的移民没有像闽南海商宗族那样选择走向海洋，而是选择走向拥有很多土地资源的雷州半岛。由此可见，从其思维方式及其利益需求而言，这些定居雷州半岛的闽南移民后裔本身就表现出一定的“习尚保守”“民性保守”“株守旧窝”“惰向外志向，乏进取毅力”的人格精神。而其与历代中央朝廷农本经济的治理思维高度协同，使其得到中央朝廷与地方官员的鼓励奖掖，更是推动了雷州半岛民众以精耕细作的农业经济为本的传统思维的固化。

相较之下，以海上贸易为主业的闽南地方利益集团则与封建中央朝廷的关系错综复杂，既有相互的利益捆绑又有利益冲突。偏安江南的南宋政府因为特殊的政治形势所迫，不得不特别重视福建一带港口的海上国际贸易，其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措施极大地推动了闽南经济的海洋化，使一些闽南民众的财富直接与海洋相关并海商化。但到了明清之时，明清中央统治者对海洋的看法，始终难以跳出以大陆农业文明为中心的认知框架。在统治者的观念意识中，海外贸易作为一种商业活动，仅属于可有可无的治国之“末”，而农桑经济才是立国之本。其严苛的海禁制度和税收制度严重干扰了福建海洋经济的发展。深谙福建经济命脉所在的福建官绅及崛起的闽南海商为了维护海洋经济社会秩序，共同形成了能与封建中央朝廷展开利益博弈的社会力量。万历年间的“高寀事件”因横征暴敛引发官绅与地方民众的反弹，可谓闽南官绅与海商初展博弈姿态的标志性事件，而封建中央朝廷的“海禁”政策驱使海商走上亦商亦寇的道路的历史事实及闽南官绅与武装海商集团的“通洋裕国”论与“大开海道，兴贩各港”观念的提出，集中反映了明清闽南地区整个民间海洋观念的变化趋势。这种由中央与地方不同视野中的海洋观念所引发的矛盾冲突及博弈，无疑培育了闽南人敢于抗争、积极进取的海洋精神。

总之，理性审视各种历史影响因素的客观存在，有助于对古代雷州半岛三面环海却形成“以海为田”格局的深刻理解。但笔者认为审视的价值不在于为古代雷州半岛民众人格精神被贬抑翻案，而在于期望雷州半岛在当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出的大背景下，如何审时度势，突破既有的传统思维限制，勇于抓住机遇，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海洋优势，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以及民众精神风貌的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