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财政政策传导机制
一、供给管理财政政策的作用点
作用点是财政政策工具的着力点，财政政策工具通过作用点发挥作用，通过对作用点的调节和资源分配，实现作用的加强或减弱，从而实现预期的财政政策目标。(9)供给管理财政政策的目标是促进经济的长期发展，核心在于解决有效供给不足，因此作用点当然集中于供给侧，也就是生产端。在西方经济学中，生产函数是指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数量关系，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宏观生产函数表示为：
式（2-1）中的Y表示社会总产出，N表示社会总的就业量，K表示社会总的资本存量。(10)技术对生产的拉动作用是巨大的，但是不容易衡量，所以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经济社会的供给主要取决于劳动、资本和技术水平三个要素，而解决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也就是要聚焦于解决劳动、资本和技术的问题，通过三要素的质量提升来保障供给水平的提升，以此促进经济的发展。
（一）生产要素之一：资本
资本是指用于生产、扩大生产能力及提高生产效率的物质及其载体。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是物质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及技术等各种要素投入和组合的过程。众多的要素中，资本，尤其是物质资本常常是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早期的经济学家认为，物质资本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约束条件，资本形成的规模、速度和结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约束条件。亚当·斯密认为，财富增长的动力就在于资本的积累，经济增长的水平与资本积累的水平呈正向关系。
就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而言，资本是供给的重要因素，在企业生产过程中，资本是企业进行生产的首要条件，也是产生剩余价值的首要条件。在社会化大生产中，资本家首先就需要使用手中的货币资本购买生产原料和工具，这是生产能够进行的前提。因此，资本总量的提升显得尤为重要，资本总量的提升是促进生产发展、提升供给数量的重要基础。
与资本的数量相对应的是资本的质量，资本的质量就是资本的利用率，可以用单位资本的产出率来衡量。资本数量的增加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首要环节，资本利用率的提升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资本作为一种资源，总是稀缺的，利用更少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和服务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客观要求。当前的经济环境中，一边是虚拟市场资本充斥，资金无处可投，一边是重要基础性行业和中小型企业融资难；一边是部分行业资本利用率低下，尤其是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资本占用量大、利用率低，造成资本的浪费，一边是高科技行业由于风险大，资本欠缺。可见资本的有效供给是不足的。这种不足首先体现在资本量上，其次体现在资本的结构和利用率上，而后者的问题更为严重。而且随着资本结构的优化和资本利用率的上升，对资本量的需求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减少，因此资本的结构和利用率是提升资本要素有效供给的重要切入点。
就资本的形成而言，其过程就是储蓄通过投资变成物质资本的过程。(11)所以提高社会资本的有效供给，首先要考虑资本的来源，也就是储蓄，通过资本积累提高投资规模，在资本规模扩大的基础上，改善资本结构、提升资本利用率。所以储蓄是资本形成的重要环节，只有提升了储蓄水平、才会有资本量的提升、投资的扩大。供给管理财政政策是影响资本形成的重要政策，供给管理财政政策可以通过税收来影响政府储蓄，通过收入分配来影响微观主体储蓄，而财政支出则可以直接转化为资本，并且通过诱导效应引导资本的流向，调整资本的结构。
（二）生产要素之二：劳动
劳动是生产中的又一重要因素。首先，劳动者是生产工具的制造者和使用者；其次，劳动者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不断提升，可以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而劳动作为供给端的重要因素，其数量和质量更是会影响经济的长期发展。
就劳动在生产中的作用来说，劳动是剩余价值的来源，正是劳动运用生产工具产生了剩余价值。因此，劳动要素的数量在提升供给方面尤为重要。在宏观经济中，个人和家庭是劳动的供给方，而企业是劳动的需求方，个人和家庭会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状况、价格及自身素质等来决定自己的效用曲线，从而提供劳动力，而对应的劳动需求方，也就是企业也会从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出发，选择适合自己的劳动者。
劳动力市场中，影响劳动供给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劳动力价格。在时间资源总量给定的条件下，劳动供给的增加是闲暇需求的减少，劳动力的价格也就是闲暇的机会成本。而根据宏观经济学的分析，劳动供给需求具有“向后弯曲”的特点，即在低水平的工资条件下，工资的上升与劳动供给量呈正向关系，而当劳动供给量达到一定水平后，由于劳动工资和闲暇之间的收入替代效应，工资的上升不仅不能增加劳动供给，反而会减少劳动供给。供给管理财政政策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的干预，改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效用曲线，从而达到调节劳动者的劳动供给的目的。在劳动力市场中，当个人所得税较低时，个人的闲暇成本就会提高，工人更愿意多工作；而如果财政支出对工人的补贴较高或者个人所得税较高，工人就会更少地参与工作，从而减少劳动供给量。
劳动供给除了劳动的供给数量，还有劳动的供给质量。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不仅来自国家的教育投入，家庭、教育机构和企业都在劳动素质的提升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教育投入是重要的家庭支出，也是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会受到家庭的效用曲线影响。学校是影响劳动质量的另一个重要场所，不仅是公立学校，教育培训机构也在国民素质和劳动力质量的提升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企业作为劳动力的需求端，也是劳动力素质技能提高的参与者，高质量的劳动力不仅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效益，还会提升整个社会的劳动供给。高素质人才是提升供给的有效人才，是提高供给水平的动力，也是创新的人才来源。
（三）生产要素之三：技术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生产函数中，一般认为技术在一定时期内是不变的，但无疑，技术对生产能力的提升是倍数性的，任何工业革命的发生都是以科技的进步为基础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劳动要素投入的增加是经济增长所必需的，但是单纯依靠资本、劳动要素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维持经济的长期发展。(12)
技术的首要作用就体现在对劳动和资本要素的节约上。通过技术研发和进步，可以节约劳动和资本要素的投入，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率。增长动力转换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核心内涵，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来看，过去中国具有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引进的技术和资本可以直接转换为生产力，促进供给水平的提升，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降低，技术在提升供给端中的作用更加重要。
技术的作用还体现在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上。当前的产业结构包括以农业为代表的第一产业、对初级产品进行加工的第二产业以及提供劳务并收取报酬的第三产业。从经济发展进程来看，产业结构会存在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第一和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的趋势，而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就来自技术的革新和进步。
可见，技术创新无论是在生产要素利用率的提高还是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上，对供给水平的提升和经济的长期发展都尤为重要。因此，技术就成为当前我国解决有效供给不足问题的重要方法，中国经济要想长期发展，必须要让创新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引擎。
就技术本身来说，技术具有极大的外部性。一方面，技术研发和创新活动带来的收益不能被个人独享，其带来的社会收益往往大于个体收益，所以技术本身具有公共产品的部分性质，这也使提供技术的主体缺乏动力，人人都有“搭便车”的倾向。另一方面，创新的重要主体——企业在科技创新前期需要科研设备等硬件设备，需要巨大的人力资本和资金的支持，而科技创新的风险又是巨大的，一项科研创新一旦失败，其前期的投入可能就血本无归。所以一般企业基于自身利润最大化、风险最小化的考虑，在实际的经营过程中创新动力不强。
但是，技术本身的专业性决定了技术单靠自身的积累无法产生重大进步，这就需要政府通过财政政策来支持和引导。在税收上，尤其是所得税上，给予创新型企业以税收优惠和支持，在创新企业的设备折旧上给予税收优惠。(13)在财政支出上，政府要加大研发投入，加大对创新型企业的财政补贴，并通过建立风险机制，给予创新型企业信贷优惠，切实鼓励企业大胆创新。
二、财政政策工具作用于资本的传导机制
传导机制就是财政政策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各政策要素通过某种媒介相互作用形成的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财政政策作用的发挥，在于政策工具经由媒介来影响作用点，通过作用点的变化带来政策目标的变化。就供给管理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来说，主要是通过税收、财政支出等政策工具，通过价格、利率和货币等媒介，作用于劳动、资本和技术三个作用点，最终实现劳动供给水平和质量的提升、资本供给水平的扩大、技术的升级，实现供给水平的提升，解决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实现经济长期发展的目标。
（一）提升资本总量的传导机制
资本是解决有效供给不足的重要因素，而关于资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资本积累问题，是资本量的问题。储蓄是资本的来源，在宏观经济中，整个社会的资本量主要来源于国民储蓄，因此提升国民储蓄是提升资本总量的重要途径。国民储蓄包括政府储蓄和私人储蓄，政府储蓄由预算储蓄和国有部门的储蓄构成，私人储蓄主要就是家庭储蓄。因此，通过提升政府储蓄和私人储蓄，就可以提升资本总量。
1．政府储蓄
政府储蓄主要包括预算储蓄和国有部门的储蓄。借鉴郭庆旺（1999）等的观点，政府储蓄即政府部门的经常性收入减去经常性支出的余额。政府经常性收入等于税收收入、财产收入（包括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以及家庭和国外的转让之和，而政府支出在国民统计上一般分为经常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分类的依据是看其能否创造生产性的物质财富。(14)经常性支出主要是消费性支出，包括商品和劳务的购买、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对居民的转移支付以及公债的利息支出等。资本性支出包括能使国家物质生产能力扩大的政府支出，或者是进行直接投资，或者是间接向私人部门提供投资拨款即政府购买中的投资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国有企业储蓄的提高与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关系比较密切，在企业存在软约束以及企业风险与激励机制不对称的情况下，财政政策一般难以对国有企业的储蓄产生作用。(15)
所以，决定政府储蓄率的因素一般被分为政府收入因素和政府支出因素。政府储蓄来源于政府收入，政府收入水平的提高可以提升政府储蓄率，而政府支出则与政府储蓄率呈反向变化。
政府投资在发展中国家的生产中对资本供给起着重要作用。税收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政府储蓄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就是，政府税收收入占GDP比重逐渐下降，而各项政府支出不断攀升。因此，提高税收收入似乎是可行之策。但是实践表明，税收是对居民财富的一种分割，增税只有在政府新增税收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私人部门支付新增税收的边际收入消费倾向的时候才是合理的。而且考虑到我国的税收结构，提高税收收入并非易事。就流转税来说，首先是关税，尤其是进口税。但进口税的提高是不现实的。一方面，进口税容易使走私和偷逃税变本加厉。另一方面，受进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对税率最高的高档商品提高税率，难以产生预期效果；对税率次高的中间商品如零配件征收高税率，会遏制国内产业，影响工业化；对税率最低的基本必需品征收高税率，则会增加人们的生活负担。再加上我国加入的一系列国际组织的协议和条款，限制了我国的关税水平。其次是增值税。增值税作为一种间接税，具有简便易征收的特点，但是最终会通过物价影响人们的收入，遏制总需求。因此大规模提升增值税不可行，但是考虑到增值税的结构调整作用，可以充分利用结构性减税，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最后是消费税。消费税作为价内税，由消费特定产品的人群承担。对需求弹性小的产品（如烟酒）实行高税率并不会减少消费量，而且经济效率损失最小，因此提高消费税是增加税收收入不错的选择。
所得税是财政收入的另一大来源，主要是不可转嫁的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对应的是社会储蓄。而且在我国，直接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并不大，所以增加直接税并不可行。
除了提高税率外，还可以开辟新的税收收入来源。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投资结构的变化，尤其是房地产业的发展，给相关产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但是宏观调控并没有对其进行调节，导致行业之间利润分配不均，严重影响了经济结构的均衡发展。所以开征财产税，无论是出于增加税收收入的目的，还是出于调节经济结构的目的，都是重要的。
对应政府收入的就是政府支出。在政府支出中，政府购买中的经常性支出并不涉及供给端的要素供给，因此缩减经常性支出是缩减财政支出、提升政府储蓄、提高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财政补贴能够直接提升社会资本量，从而提升供给水平。政府直接进行的生产性投资和间接向私人部门提供的财政补贴，对资本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结构和利用率上，尤其是财政补贴具有引导和激励社会资本流入的作用，因此需要完善财政支出的结构。
2．私人储蓄
除了政府储蓄，最重要的就是个人和家庭储蓄。家庭储蓄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其中，S表示储蓄总量；a代表自发性消费（a<0）；s代表边际储蓄倾向（0<s<1）；YD就是当前的收入。从储蓄模型中可以看出，影响家庭储蓄的首先是当前的必要消费支出，受当前市场价格水平的影响。其次是当前的收入水平，也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随着对储蓄研究的深入，未来收入预期也成为影响储蓄的重要因素。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16)提出，收入分为永久收入和暂时收入，个人储蓄倾向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有关，暂时收入的不平等对储蓄率影响较大，而未来收入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利率的影响。因此总体来说，影响家庭储蓄重要的因素可以概括为当前收入水平、受价格水平影响的当前消费支出，以及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也就是未来收入。
因此供给管理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价格水平、收入和利率来影响家庭储蓄。就价格水平来说，税种中的流转税是对价格影响较大。流转税作为间接税，最终需要由消费者承担，因此流转税的下降，主要是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的下降，首先会影响商品的价格，商品价格的降低会使人们当前的消费支出减少。增值税作为一个对结构影响较大的税种，考虑到财政收入的增加问题，可以更加向农业倾斜，以降低农产品的价格，保证食物等基本生活用品的价格稳定。与税收相对应的是财政补贴。财政补贴可以直接作用于消费品的生产企业，通过价格补贴直接影响市场上的商品价格。考虑到财政支出的挤出效应，财政补贴应该着重选择与人民基本生活消费支出密切相关的产品进行补贴，如粮食补贴，以此稳定物价，降低人们的消费支出。
就收入来说，对个人当期收入影响最大的就是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作为直接影响个人劳动成果的重要税种，直接影响到劳动者的当前收入，因此降低个人所得税是提升个人当前收入的重要方式。
就利率来说，财政支出对提升当前收入的机制主要是利率水平。当前财产性收入已经成为个人的重要收入，财政支出的货币注入可以引导利率的变动，利率的稳定可以提升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而利率的上升则会使人们增加储蓄。
可以看到，供给管理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具体的税收和财政支出工具来影响价格、收入及利率等媒介，对居民的当前收入和未来收入预期以及生活品的价格水平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家庭储蓄，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储蓄量和整个社会的资本形成。
3．企业的资本积累
企业一方面是资本的需求方，另一方面是资本积累的重要主体。企业作为投资主体，首先追求资本的增值，以提高自身的资本积累，而影响企业资本积累的最重要因素就是企业的税后收入。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其经营的目的在于追求超额利润，只有有了高额的回报，才可以进行资本积累，因此税后收入直接影响企业的资本积累。企业所得税是与企业税后收入直接相关的税种，为了提升企业的资本积累，首先要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其次，企业所得税作为调节供给的重要手段，税收安排可以影响企业的投资结构，因此企业所得税率的降低，还应该配合以相应的税收扣除和减免政策，引导企业合理进行生产和投资。
财政支出是影响企业资本积累的另一重要政策手段。一是政府购买。政府购买可以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对相关产业产品进行采购，以此来促进相关产业资本量的提升，类似于财政补贴。二是转移支付中的利息补贴，可以明显降低企业资本成本，提升企业资本积累。
通过储蓄和企业的资本积累来提升资本量，在里根政府时期的美国以及同期的英国经济发展中都是重要的举措。1980年，美国经济陷入了“滞胀”，里根任命供给学派代表人费尔德斯坦，而费尔德斯坦明确主张，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长期的经济发展而非短期的经济稳定，所以要更多地强调储蓄增长、资本积累、降低资本所得税等政策，以促进潜在产出增长。里根按照供给学派的建议，向国会提交了“经济复兴计划”，实行大规模减税、削减政府开支、减少政府赤字，以求通过降低政府赤字提升政府储蓄水平，通过减税拉动民间储蓄水平，并通过降低资本所得税提升社会资本量。由此，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由保证充分就业的经济增长转变为实现低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政策重点由需求转为供给，更加强调财政政策在决定经济增长和总供给方面的重要作用，由此美国经济开始恢复和发展。
同期的英国同样面临“滞胀”窘境。1973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英国经济在1974—1979年年均增长1.4%，而通货膨胀率在1975年一度高达24.1%，这种情况被视为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不良后果。1979年撒切尔出任英国首相后，提出要“走不同的道路”，转而奉行新自由主义。在财政政策方面，一是严格控制政府开支、削减财政赤字，二是大幅降低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税率。撒切尔上台之前，英国公司所得税率为52%，到1986财政年度已经下降到35%。
可以看到，资本量作为供给端的重要因素，是重启生产、促进经济长期发展、走出“滞胀”的重要手段，而削减政府开支、降低企业资本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则是推动资本量提升的重要财政政策。
（二）提升资本质量的传导机制
就资本而言，相较于劳动要素，其数量是可以改变的，所以前面阐述的是财政政策在资本存量中的相关供给管理财政政策导向。但是就经济的长期发展而言，资源是有限的，因此资本要素不仅要有量的提升，更应该有结构的调整和质的改善。
1．资本结构
对于资本结构来说，首先，资本具有逐利性，资本总是流向能够使其不断增值的领域和方向。其次，资本具有盲目性，表现在资本会集中流向某个具有高额回报的产业，而随着利润率的降低，资本会迅速撤离，其间很容易造成资本的浪费。过于波动的资本也会导致经济危机，因此有必要通过财政政策对资本结构进行调节、合理引导。供给管理财政政策对资本结构的调整，就在于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干预收入、利率等要素，进而影响相关产业的资本收益率，以此来优化资本结构，提高供给水平和质量。
税收是对资本结构影响较大的因素，增值税则是对资本结构影响较大的税种。随着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的降税，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些部门的税后收入。就整个上下游产业链来说，制造业税率下降，而其他行业税率并不降低，就会在原有的基础上提升其收入水平，因此就资本而言，会有更多的资本进入制造业，巩固我国的实体经济。而企业所得税则是通过收入机制来影响资本收益。随着企业所得税税率的降低或者税收优惠的增加，同样的资本可以在相应的经济周期内获得更多的收入，从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该行业。可以看到，对应着资本结构的税收政策也应该是结构性的，例如，增值税和所得税的降税就应该是结构性的，而非“大水漫灌”式的盲目减税，这样财政政策就可以发挥出税收对供给端的重要作用，降低无效供给。
财政支出中的政府购买通过价格的优惠，可以定向购买相关企业的产品，相当于是对企业的变相补贴。而财政补贴可以通过增加相关生产性行业的利息补贴，可以降低生产性企业的融资成本，引导社会资本进入，通过支出结构的优化来增加中高端产品供给企业的资本量，提升有效供给。
2．资本质量
企业经营的目标通常是利润最大化。对企业生产水平的提升来说，资本利用率的提升至关重要。资本利用率强调单位资本的产出量水平，按照陶布曼、威尔金森和卡尔沃的定义，资本利用率是指现有资本投入生产的密度，如每天或每周的工作时间等。(17)资本利用率首先影响资本量，资本量又会影响经济增长率；其次影响折旧，资本利用率与折旧成正比，而资本的边际成本由折旧率决定，并最终影响投资水平。因此，资本利用率一方面对资本积累的数量有重大影响，另一方面也会影响资本的质量。在资本数量和质量的影响下，企业要衡量资本利用率，进行投资决策。而财政政策则可以通过影响企业的收益函数来干预资本的利用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增长。
根据龚敏（2016）的研究，从长期来看，经济稳态时资本利用率水平取决于企业所得税率与政府允许企业加快折旧的速度之差。两者差距越大，稳态时经济的资本利用率就越高。因而，从长期提高资本利用率的角度来看，加快企业资本折旧的政策，还应加上企业所得税率的调整。(18)
加速折旧的政策，在短期内可以增加企业的抵扣，从而提高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但是对资本利用率的影响则是负面的。加速折旧既会降低经济的资本产出比，也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因此，从较长时间来看，企业资本折旧要辅以企业所得税率改变，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资本利用率和产出率的提升。
就“里根经济学”而言，减税是其主干，配套措施也是相当重要的。《1981年经济复苏和税收法案》中就提出要进一步减免企业所得税，同时加速固定资产的折旧，从而在减税的过程中促进企业资本利用率的提升。而同期英国提升资本利用率的政策则是国企私有化。在私有化浪潮中，英国石油、钢铁、煤炭等行业的国企先后出让股权或整体售出，后来进一步延伸到供电、供水等自然垄断部门。私有化全面推进，既可通过出售国有企业增加财政收入，又减轻了亏损企业给财政带来的巨额负担，提升了资本的利用率。通过私有化的改革，管理方式也得以改进，企业效率大幅提升，英国经济得以实现长足发展。
三、财政政策工具作用于劳动的传导机制
（一）提升劳动总量的传导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工业的转移支持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根据学界预测，当前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已然出现，以数量为特征的劳动力对经济的贡献度开始下降。与此同时，老龄化问题开始出现。作为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因素，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成为新时代的一大重点和难点。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的就是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问题，而供给管理财政政策正是通过一系列传导机制来促进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提升。
提到劳动数量，我们就要考虑劳动力市场，劳动数量的问题也就是劳动供给的问题。在劳动力市场上，家庭和个人是劳动的供给方，个人和家庭根据工资与偏好来决定劳动供给量。劳动的成本就是闲暇，而劳动收益就是工资，工人实现效用最大的标准就是多工作增加的效用恰好等于放弃闲暇而减少的效用。
影响劳动供给量的首要因素就是劳动工资。财政政策中对工资影响最直接的就是所得税，而所得税对劳动供给的调节就在于通过影响劳动所得，影响劳动工资，进而影响劳动供给。对工资所得课税会产生两种主要的后果：一种是收入效应。税收直接降低了劳动者的实际收入，降低了个人的支付能力，在收入效用的影响下，个人会进行相应的调整，主要表现就是为了维持原来的收入水平和支付能力，选择增加工作时间。另一种是替代效应。在税收的替代效应下，人们选择减少劳动时间、增加闲暇。真实经济环境中的劳动供给量就取决于两种效应的对比，当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时，人们会更愿意增加劳动供给。
就对工资征收比例税而言，(19)如图2-1所示，OA表示税前个人劳动所得，它表示提供的劳动数量与收入成正比。在征收比例所得税之后，OA向右移动到了OB的位置。如果E1表示税前效用最大的点，那么E3就是税后效用最大化的点。征收比例税之后，劳动供给量减少，减少量为MK。此时，如果将征收所得税的收入和替代效应分开进行考察，作一条平行于税前收入线OA且与税后无差异曲线相切的直线O'A'，切点为E2，E1到E2就表示所得税的收入效应，表明人们愿意增加劳动KH以求更多的收入，而E2到E3为替代效应，表明人们宁愿减少HM的劳动而选择闲暇。在图2-1中，由于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总效应表现为劳动供给减少。
图2-1 劳动供给与劳动收入
影响劳动供给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财政支出。如果说税收影响的是劳动者的收入，那么支出影响的就是劳动者的成本，也就是闲暇的价格。财政支出会增加市场上的货币数量，扩大市场的需求。在供给一定的情况下，市场供不应求会推高商品的价格，使劳动力的生活成本提高。而对劳动者直接性的补贴和社会保障等福利政策，则会提高闲暇的价格。所以税收和财政支出政策正是通过价格因素影响劳动者的效用函数，进而影响劳动供给量。
（二）提升劳动质量的传导机制
劳动供给质量问题，其实也是人力资本的重要问题。劳动质量其实就是个人或家庭是否接受教育，以及接受教育的程度。这个问题也可以理解为个人投资行为，与企业进行项目投资一样，投资主体要在成本和收益之间作出比较，最后作出选择。影响企业和家庭投资的最重要因素都是投资收益率。(20)
人力资本投资成本主要包括显性成本，即人力资本投资的各项费用开支DC，以及隐性成本，即机会成本OC，那么第t年总的人力资本投资成本C就是：
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就是投资后的收入AR和基本劳动力收入OR的差额，那么t年后的投资收益就是：
而净现值就可表示为：
所以，劳动质量问题就变成了家庭进行投资的一种收入与成本之间的测算，而财政政策对劳动力质量的影响就变成了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函数的影响因子的干预，进而影响家庭进行决策。
财政政策对人力资本投资函数的影响，首先就体现在利率上。就财政支出来说，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意味着货币投放的增加。就财政支出规模对产出和利率的影响来说，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会使IS曲线移动，如图2-2，LM为货币市场均衡曲线，当财政支出规模扩大，IS曲线从IS0移动到IS2，同时利率上升到i2，而当财政支出规模缩小时，IS曲线从IS0下移动到IS1，同时利率移动到i1的水平。而利率水平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人力资本的投资贴现率，所以财政支出规模的变动通过利率变动来影响人力资本的投资。
图2-2 IS-LM曲线
财政支出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还表现在，对教育的直接投资可以看成家庭教育成本的直接降低，而教育成本的降低无疑会使人们更愿意接受教育，从而提升劳动力的质量。
支出的另一方面是转移支付，尤其是财政补贴，通过财政对高等教育的补贴，可以减少家庭投入，提升教育投资的收益，提升劳动供给的质量。
税收对劳动者供给质量的影响也是较大的。首先，个人所得税作为对个人收入征收的一种税，过重的税负会直接影响人们的可支配收入，进而影响对教育的投资，所以允许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税前扣除是提升劳动力供给质量的重要举措。其次，累进税制对高收入者有影响。高收入者一般前期人力资本投资较高，如果边际税率过高，就会降低人们的未来收入预期，也会降低人们当期的教育投资。
就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和质量而言，财政主要是通过收入来影响个人和家庭的收益函数，以此来影响社会劳动数量的供给和质量的提升。供给学派认为，减税是刺激生产、提升供给最有效的手段，减税尤其是边际税率的降低会显著提升人们的税后收入，因此降低边际税率是提升劳动供给数量和质量的重要手段。同时，供给学派反对财政支出的扩大，主要是考虑到福利支出对劳动积极性和储蓄的抑制，以及挤出效应对生产的不利影响。
奉行供给学派思想的里根政府主张大规模减税，两次减税都侧重于削减个人所得税、降低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和简化税率档次。而同期的英国政府首先选择削减福利开支，特别是1985年开始改革社会福利制度，压缩占政府开支1/4的社会保障费用；其次降低个人所得税，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和基本税率从1979年的83%和33%，分别下降到1988年的45%和25%。可见，降低个人所得税是提高劳动要素供给数量和质量的重要财政政策，降低个人所得税会提高闲暇价格，人们会更多地选择劳动，并且会在收益函数的作用下，提高教育的投入，提升劳动质量。过高的社会福利会压制劳动积极性，所以提高劳动数量的途径在于降低所得税，减少福利支出，而提高劳动质量的途径则在于增加教育补贴，降低所得税。
四、财政政策工具作用于技术的传导机制
（一）技术创新的特点
熊彼特理论体系的特色表现在对供给端的关注，核心就是创新理论，以创新为依据来解释经济的增长。熊彼特认为，经济增长通过经济周期的变动实现，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不可分割，而它们的根源在于创新。企业家以谋取超额利润为从事创新的主要目标，创新刺激投资，从而引起信贷扩张，推动经济产出增加。(21)创新是企业家追求超额利润的重要方式，一批企业成功后，依靠垄断优势分享行业超额利润，其他企业由于技术落后就需要模仿技术先进的企业来维持经营，因此企业的创新以及模仿者的技术跟进带来了行业技术的革命、经济的发展。
罗默在对前人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知识溢出模型。罗默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原因，知识是追逐利润的厂商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产物，其区别于普通商品之处就在于其具有溢出效应，任何厂商生产的知识均能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在知识溢出效应下，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不会因固定生产要素的存在而无限降低，同时私人边际产品小于知识的社会边际产品，因此知识生产者只能选择一个低于社会最优水平的知识产量。(22)
可以看到，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首要作用是对劳动和资本要素的节约。通过技术的研发和进步，可以节约其他供给要素的投入，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率。其次，技术对产业结构具有调整作用。在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中，企业之间的互相模仿和竞争淘汰了落后的产业，最终提升了行业整体供给水平和质量。最后，创新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可以使社会收益大于个人收益。
（二）提升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
技术创新一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一个国家来说，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能够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对企业来说，技术则是一家企业获取超额利润的重要方式，也是企业长远发展的重要支撑。
创新的主体首先是政府。由于技术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可以通过财政政策的安排促进技术创新。政府可以依托强大的资金优势，直接投资于重大的科研项目。其次是学校和各种科研单位。财政支出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给予专项技术创新补贴，通过设立专项科研奖励计划，鼓励学校和科研单位积极参与科研创新，提升全社会科研创新能力。
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按照熊彼特的理论，技术创新是企业获取超额利润的重要方式，因此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影响企业利润来引导和鼓励企业参与技术创新。一项技术从研究到成功再到应用，需要经历一系列的环节。技术创新具有很大的风险性，因为一项技术能否成功是无法预知的，需要投入的资本和人力都是巨大的，巨额的成本面临着未知的回报，所以企业需要有较高的资本积累、人才储备和抗风险能力才能进行技术创新。同时，企业创新还面临着被低成本复制和模仿的风险，所以企业创新的积极性较差。
考虑到技术创新的正外部性，罗默提倡加强政府干预，由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对技术要素进行支持，具体来说就是防止对知识课税，加强对知识的补贴，通过提高知识的私人边际产品来鼓励私人投入创新之中。
税收对企业创新的引导主要体现在税率的降低和税收优惠政策具体地作用于创新型企业的收益函数。科技创新首先面临着高额的前期投入，包括科技设备的购买和人员的研发费用，且前期盈利不大。因此在税收上，首先就是要提高创新型企业针对研发费用的纳税扣除，即允许企业的研发费用支出在税前按照定额或超额的形式予以扣除，减轻企业的纳税负担。纳税扣除降低的是企业的投资成本和投资风险。将企业的研发费用支出在税前利润中直接扣除，本质上是政府对这部分费用与风险的分担，可以鼓励企业的创新研发。其次是特定准备金制度。政府允许企业所得中准备用于研发的费用或投资作为特殊准备金单独列支，并在最后的纳税计算中予以扣除。这是政府对企业研发行为的一种事前激励，体现的是政府对企业创新风险的分担。就企业所得税而言，科技创新型企业在取得研发成果之前基本处于净亏损，因此可以延长其亏损的抵扣年限，以降低其投资的成本和风险。
财政支出则是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政策。首先就是政府购买性支出中的投资，科技型产业融资难，前期对资本的需求极大，政府除了直接投资，还可以通过入股的形式给予企业资金的支持。其次就是通过政府购买对科技产品实行变相补贴，提高创新企业的收益。在转移性支出上，面对融资难问题，可以通过贷款贴息的方式，给予科技企业贷款上的利息补贴，降低其成本；通过专项投资基金的设置来引导社会资本进入科技领域，通过风险补偿、后补助等手段解除企业创新的后顾之忧，以此来降低企业的风险。